“我们误读了世界，却还说它欺骗了我们。”泰戈尔当年的提醒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误读，一个不曾被人留心的举动却能够制造出异乎寻常的影响力。
已经很长时间了，《最被中国人误读的39个消费符号》仍然以各种形式在人群中流传着。记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越是众所周知的消费符号，越容易被误读。”在剥去光鲜，甚至高尚的外衣后，许多人震惊于隐藏其中的“真相”。事实上，让人震惊的不止于此。
如果说，消费符号代表着物质，那么，被误读的一定还有文化。
一位实力不济的歌手自掏腰包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了一场不售票演唱会。回国后，这位歌手在报纸上大做文章，说自己的演出“空前成功”、“引起轰动”。
一家名头不响的中国企业在法国卢浮宫参加了一场由中方组织的商业走秀。回国后，这家企业在电视上大做广告，说自己的男装品牌被“卢浮宫馆藏”。
对于以上种种，你又该如何评价？也许你会不无气愤地说，那位歌手、那家企业是在“误导”公众。确也如此！除此之外呢？你是否会发现他们利用的正是那个叫做“误读”的东西。
关于“误读”的定义，最常见的说法是，人们在与另一种文化接触时很难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因而往往按照个人所熟悉的一切来理解其他人与事。按照这样的逻辑，当大多数人将“金色大厅”看做“顶级艺术家”的标签，将“卢浮宫”当成“世界瑰宝”的代名词时，误读产生了——悄无声息地发生，却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周遭。
事实证明，这改变大多是消极的、负面的。上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曾经到欧洲游学。他在亲自体察了欧洲文化现状后写了一本《欧游心影录》，说西方濒临严重精神危机，几乎是朝不保夕。因此，他大声疾呼要以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拯救西方的“物资疲惫”。结果，非但没能拯救他人于水火，相反地，热心复古的浪朝在国内盛行起来。有人不无夸张地说，一次对欧洲文坛的误读延缓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当然，能够引发如此严重后果的终究只是特例。更多的时候，“误读”左右了人们的判断力，进而成为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越是被误读的人或事，越容易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原因很简单，它被发掘、被关注、被神话、被不断地用来制造话题，甚至利润。
通常意义上，文化与商业是两回事，文化的气质要求精神上的脱俗与出世，而商业行为则是为了利润最大化——只要有钱可赚，一切都可以成为手段。然而，误读，尤其是对一些文化符号的误读，让这两者有了“混为一谈”的可能。于是，总有些商家会利用人们对一些概念的模糊不清来吸引眼球，久而久之，这样的举动难免又会强化那些符号化，甚至完全错误的文化概念。
有一个词叫“荒诞”，网络化的荒诞被称为“恶搞”。事实上，误读也是恶搞的一种，不过有些文化味儿罢了。
被误读的N个文化符号
有人说，世界越扁平化，误读越立体化。事实上，误读的确无处不在。
有人说，越是众所周知的消费符号，越容易被误读。事实上，被误读的不仅仅是物质，还有文化。
诺贝尔文学奖
由于中国文学的长期缺席，中国作家获得“零的突破”的人选就成了巨大的悬念，甚至有人未雨绸缪，考量谁最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学。作家徐晓斌曾经在《从诺贝尔文学奖谈开去》一文中讲了一个笑话，某青年作家业已拟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词,头一句便语惊四座：“今天我站在领奖台上，得到这个举世瞩目的大奖，早在我预料之中。”不难看出，这么多年来，诺贝尔奖情结始终在折磨着国人的神经。更有意思的是，众多媒体和以代言人自居的文坛人士在每年的十月，总要回顾一下那些和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作家，譬如鲁迅、林语堂、老舍、沈从文，为之扼腕长叹，颇有项羽《垓下歌》中“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的苍凉，然后为自信心受挫的中国作家打上一针兴奋剂，或者落井下石，泼上一盆冷水。
谁都知道，以上种种的潜台词是，如果一旦有中国作家获奖，就意味着中国文学获奖。然而，这正是一种误读。
从某种程度上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文化”的“转让”。它凭着对评奖的“垄断”，影响着其他民族文学的发展。鲁迅、沈从文和老舍的被提名，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对这个远东文化大国有条件的敬意，最后的“落选”却表明他们对弱势文化和语言书写的心不在焉。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被证明是一个典型的西方标准，那么，瑞典皇家学院可以有一千个理由拒绝20世纪的“中国”。
直到今天，国人还清楚地记得那些“不屑”诺贝尔文学奖的议论，甚至还会发表诸如此类的言论。事实上，它隐藏了一个民族被伤害的自尊心。
不过，作为一项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积累的奖项，尽管还有瑕疵，但诺贝尔文学奖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在纷繁复杂的外部因素的干扰之下，它在评奖程序上依然严格遵守既定的评选规则。或许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正是由于国内的文学奖项普遍缺乏公信力，国人才会对诺贝尔文学奖如此狂热，面对它的心态才会如此复杂。
金色大厅
在北京，你听过湖南某中学少年交响乐团的演奏吗？想必没有。首都的演出场地租金不菲，倘若演出者没有名气，就算白送票，也未必有多少人愿意腾出时间去听。既然如此，谁还会费力不讨好地在京城组织这样的演奏会？不过，如果演出地点换成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美国卡内基音乐厅和林肯艺术中心演出的。可如今，随着众多音乐厅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只要你付得起场租费，演奏（演唱）水平还说得过去，就可以站在上述任意一家音乐厅的舞台上。“既然花钱，那就花得大方点。”无法统计有多少人是抱着这种心态的，人们只看到越来越多所谓的“艺术家”借着“金色大厅”的金字招牌露了头、成了名。
别去责怪金色大厅的“利欲熏心”，即便有着“世界顶级”、“全球第一”的招牌，它也同样要面临着生存的问题。作为一个演出场所，金色大厅没有责任和义务对拿着大把银子来演出的个人与团体进行审核，看其是否符合这个艺术殿堂的要求。于是，在支付了相当可观的演出费用后，再打着“文化交流”、“慰问华人”的旗子派送门票，一场场由中国人主演的“空前成功”、“掌声雷动”的演唱会、演奏会出现了。
“一天晚上，我聆听了一场湖南某中学少年交响乐团的演奏。据我所知，虽然标着票价，但没有一张门票是卖出去的，几乎都是通过各种渠道无偿赠送给当地华人。这样的演出成了华人不花钱的‘赶集’活动——平时在其他场所认识的人，居然在这里都能碰到。其实，大多数人的心态是借这个机会到金色大厅里看看，当然，也包括从来没有进去过的我，因为平时这里的演出票价可真不菲。”说起那次在金色大厅的经历，陈箫婵至今都觉得啼笑皆非，“一进大厅，我看到那所中学的领导站在使馆官员的座椅边，后面跟着一个照相人员。那个时候，那种场合，一个人握着你的手，你能不站起来吗？你好意思拒绝他照相的要求吗？可照片没准就会被挂在学校的显要位置，意思就是演出多么受到官方的支持和尊重。实际上，来这里演出的很少有中国官方的支持。说到场内秩序，到处都是奔跑着的小孩，一切可想而知。至于演出效果，你怎么能要求一个学了几年音乐的中学生达到在金色大厅演奏的水平？我大约数了一下，这所中学来的人可真多。金色大厅的演出费用昂贵，再加上庞大的机票开销，学校图什么呢？”事实上，陈箫婵的疑问不难解答，这么做无非是为了回国后的大肆炒作：“此次XXX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获得当地人士一致好评，谢幕时掌声长达多少多少分钟……”至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国内媒体无人亲见，又何谈质疑。
这些年，金色大厅没少赚中国人的钱——这个貌似很牛的地方越看越像中国企业的广告平台和一些有门路艺人的炒作舞台。当然，金色大厅也“知恩图报”地捧红了某些企业和个人。从这个角度上看，有人为名，有人为利，倒也算各取所需。
电影节
全世界到底有多少个“国际电影节”？这几乎是说不清的。据粗略统计，在全球范围内，由各个国家和地区单独举办或轮流举办的各种名目的国际电影节已经超过300个。这之中，作为国际电影节发源地的欧洲就先后举办过144个电影节。
事实上，关于电影节的名堂不少。按照官方的说法，能够被称为“世界A级国际电影节”的一共有11个：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俄罗斯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捷克卡罗维法利国际电影节、埃及开罗国际电影节、中国上海国际电影节、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阿根廷马塔布拉塔国际电影节。只是，它们是否名副其实，能否达到“A级水准”，似乎还值得考量。
以戛纳电影节为例，对其比较公认且公正的定位是“国际二流”。从近几年的情形来看，这显然没有低估或者委屈它。走红地毯是电影节开幕式上最引人关注的环节，在戛纳，踏上红地毯的明星络绎不绝，甚至还会出现“交通堵塞”的情况。然而，人数并不代表人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明星很艰难地排长队，可观众的反应却平平。事实上，走红地毯的都是二三流的欧洲明星，过气明星的出现都能引起不小的骚动，星光之黯淡可想而知。
不过，即使是“国际二流”，戛纳离国人仍很遥远，这是一种心灵上的距离。这年头，人们再弱智也不会相信单凭张艺谋、陈凯歌的几次获奖就可以改变中国电影的落后现状；而傲慢的法国人也绝不会因为中国的大牌导演、演员不出席而终止每年一度的“武林大会”——就算中国电影人都不去，也还会有亚洲其他地区的电影人哭着喊着跑去参加。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对于戛纳电影节，中国人是有一种情结的，毕竟那是一个“够得着”的地方。那些戛纳电影节的“客户们”清楚地知道：电影拍得好不好不打紧，有没有艺术不打紧，只要稍稍加点 “料”——些许不像宗教的宗教和一小勺另类的政治。行啦，这大奖非咱莫属啦！国际二流怕个啥？多少也冲出亚洲了呀，比你们在家门口瞎折腾百花、金马、金像之类的强得多！
归纳一下，电影在戛纳的遭遇告诉人们：其一，意识形态之争往往比艺术更重要；其二，当一流太难，在二流里混个一流也不错。
行为艺术
男子铐上“房奴”枷锁大闹房交会，画家赤裸身体泼墨作画，抑或女学生当街剪碎旗袍，男青年轻吻垃圾桶……如此怪诞，甚至离经叛道的举动却偏偏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行为艺术。
到底什么才是“行为艺术”？书本上说，行为艺术，也称行动艺术、身体艺术、表演艺术等，国外目前通用的用法是Performance Art，它是在以艺术家自己的身体为基本材料的行为表演过程中，通过艺术家的自身身体的体验来达到一种人与物、与环境的交流，同时经由这种交流传达出一些非视觉审美性的内涵。
在当下这个多元文化的时代，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行为艺术理所当然地进入了社会生活。然而，当它们越来越频繁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其表现形式却远远超越了普罗大众对常态生活的理解。面对一个个荒诞离奇的举动，人们疑惑了，如果说这是一群无业游民在无意识地胡闹，还好理解，可这偏偏是一群自称“行为艺术家”的人在表演所谓的“行为艺术”——不明白，甚至还有些不堪入目。这些杀鸡、钻牛肚的行为又怎么能给人带来艺术感悟和享受——除了令人作呕，就是让人毛骨悚然。或许这样说更准确些，行为艺术正在猛烈地撞击着人们感官和精神的承受极限。
有人说，时下某些人的“行为艺术”，只有行为，不见艺术。一些在视觉上比较“刺激”的行为艺术作品被冠上“病态”、“血腥”、“暴力”等称谓之后，不仅在圈内，同时也在社会上引起了诸多争议——行为艺术究竟是高档次的艺术，还是博人眼球的作秀，甚至只是遭人唾弃的垃圾？有些悲哀，原本词性中性的“行为艺术”变成了尽人皆知的贬义词。从西方繁衍而来的中国行为艺术，在经历了更新后，已经变得一塌胡涂、面目全非。谁之过？当然不应该是观众。
中产
有一段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经典描述：“住在郊区，有一幢(分期付款)两间至四间卧室的房子，两三个孩子，一只狗，两部汽车(一部日本的、一部美国的，分期付款)。门前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带孩子做家务，拿薪水后马上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付账(房子、车、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有线电视费、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和人寿保险，或许还有看心理分析医生的账单等等)。平时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看边喝可口可乐、吃爆米花，每年圣诞节扎圣诞树。妻子和丈夫都在发胖。”
在这里，人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中产阶级的显著标签——不是钱，而是消费。
不得不承认，相当数量的中国中产阶级是受到西方影响而产生的——作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他们的自我认同、消费理念、生活方式等都有着显而易见的西方色彩。可以说，他们对消费的渴望不亚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国民。然而，这些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真的能够将消费这件事情弄清楚吗？
在中国，中产阶级被认为是“高学历”、“高收入”、 “高消费”、“高品位”的代名词，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被大量地复制在荧屏上，一个罗曼蒂克的中产阶级神话就此诞生，并得以广泛传播了：在灯火辉煌的大都市，穿着讲究的俊男靓女驾驶着豪华私家车，出没于灯红酒绿的场所，他们说着被软化的汉语，上演着一幕幕不瘟不火的情感戏。当然，仅仅有奢华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情调。唯有如此，才能将中产阶级塑造成富裕而浪漫的绅士、淑女。于是，背景处不断出现法国红酒、礼貌而有风度的侍者、大束的玫瑰花以及摇曳的烛光。
很遗憾，在这里，人们所能看到的中产阶级标签，只有钱，没有其他。钱似乎成为衡量“中产”与否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形成，不仅意味着一批收入稳定、社会地位体面的人群的兴起，更意味着由于这类人群的兴起而给整个社会带来稳定发展、积极向上的动力。
一般而言，这样的社会有几个重要的外部指标：城市化率达到七成以上；恩格尔系数降到0.3以下；基尼系数控制并保持在0.25至0.30之间。不过，坦率地说，就中国目前的状况，众多的中产阶级对时尚、现代的生活尚有心无力，更不要说做潮流的领导者了。他们在社会消费中扮演的总是“随大流儿”的角色，而不是弄潮儿。或许，对所谓中国新生的中产来说，“白领”才是最适合他们的名字。本版撰文 祖佳
切 格瓦拉
从一名悲愤的革命战士重生为一个尽人皆知的文化形象，这就是切 格瓦拉想要的吗？没有人知道答案。只听到，有人在说：“年轻英俊的革命家在追随理想的过程中丧命了。死去的瞬间，他已经成为象征抵抗和变化的‘品牌’。”只看到，贝雷帽下长发飘扬的切 格瓦拉头像成为20世纪生产最多、应用最广的形象。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切 格瓦拉早已完全超越了他本身——他被彻彻底底地神话了。人们很愿意说，“切 格瓦拉”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思想，尽管说他的人或许并不知道切 格瓦拉曾经做过什么。更多的时候，“切 格瓦拉”是一种时尚潮流，一个肖像符号。他的头像被改造成蒙娜丽莎版、少女版、猿人版，开起了KUSO的反时尚玩笑。做过《切 格瓦拉》画传的师永刚承认这个事实：“切 格瓦拉代表的是热情与浪漫，还有不低头的热忱。然而，在他的形象陷入资本的体系结构中之后，他不可避免地要以各种形式被反复转卖。” 师永刚不无遗憾地认为，切 格瓦拉即便没有被误读，也被消解了，他曾经是力量和旗帜，现在却被经营成一个品牌——不是之前说到的象征抵抗和变化的品牌，而是代表消费和利润的品牌。据说，切 格瓦拉被捕的“拉伊格拉”村位于玻利维亚丛林，村中以切 格瓦拉为主题的宾馆、饭店、纪念品商店可谓财源滚滚，被誉为“切 格瓦拉之路”的旅游路线也颇受欢迎……对终其一生都不遗余力和过度的金钱与过度的消费划清界限的切 格瓦拉来说，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当然，如果切 格瓦拉活着，还会有些事情让他备感意外。他的头像与毛泽东的头像并列地排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他那种吸引所有热血青年的“摇滚精神”。呵呵，这个玩笑有点大了。什么是摇滚？没准切 格瓦拉连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
卢浮宫
俊朗的男模腾空飞射，一只足球穿越球门，从法国巴黎的卢浮宫飞出，绕过贝聿铭设计的透明金字塔，最终在荧屏上定格为“XX男装”四个大字，画外音适时而起：“XX男装，入选卢浮宫的中国男装品牌。”
先别笑，以上并非杜撰！2006年世界杯期间，这样的广告画面频繁地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赛事转播过程中。毫不夸张地说，借助“卢浮宫”这个西方高雅艺术的权威符号，“XX男装”着实火了一把。
不过，接下来的事件发展让人颇感意外。有好事媒体详加调查，最终发现，所谓“入选卢浮宫”不过是一场闹剧，“XX男装”在卢浮宫的一次商业走秀压根与高贵、神秘的艺术不搭边。
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卢浮宫无异于“世界瑰宝”的代名词，那里的一切都是神圣、珍贵的。然而，这终究是一种“误读”——卢浮宫的勒诺特厅就是一个商业性质的会展中心。在那里，各种名目的沙龙、服装秀时常上演。当然，这样的活动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因而并不具有持久的意义。照此说来，即便诸如“XX男装”的品牌曾经在卢浮宫参加过时装表演，也不等于它被卢浮宫或者展会收藏、认可。更何况，这种时尚类走秀行为的组织筛选工作是由策划单位自行负责的，卢浮宫只提供场地，并不参与评审工作。
人们被“XX男装”狠狠地涮了！尽管不愿意承认，但这却是事实——原来，卢浮宫只是被那些人拿来当作羊头挂挂，他们卖的还是狗肉，而且还是不大新鲜的狗肉。难道不是吗？这样的招数早就被人用过了，譬如某“聪明”的商家在“登喜路”前面加上“联邦”二字，名曰“联邦登喜路”，但仔细看看，那服装上的LOGO却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抄了“登喜路”的过去。哎，难怪有人调侃，怎么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畅销书
“畅销书”等于“好书”？
人们经常能够在一些书籍的封面上看到“荣登《纽约时报》排行榜”、“蝉联《商业周刊》排行榜 周”的字样。看那架势，好像戴了一个国外畅销书榜的帽子，书的销量就会大增。果然如此吗？事实上，在一本书的销售上，除了出版商的广告宣传和作者的名气外，畅销书榜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从众心理在发挥着作用，人们往往认为大家都去买的一定是好书。
曾经有媒体报道，美国的畅销书榜主要分为精装小说、精装非小说、平装小说、平装非小说等。一些报纸杂志都有自己的畅销书榜，比如《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报》、《商业周刊》、《出版商周刊》等。这之中，又以《纽约时报》和《出版商周刊》的畅销书榜名声最好，影响最大。一些主要的图书批发商也会公布自己的畅销书榜。
据媒体报道，这些畅销书榜的产生各有不同。《纽约时报》主要采用抽样统计的方法。他们每周派自己的人员与售书单位联系，包括连锁书店、独立书店、报摊、超市和图书俱乐部，秘密统计和衡量书籍的销售情况。《纽约时报》本身并不销售书籍，没有利害关系，所以比较客观。《出版商周刊》则是定期联系连锁书店、独立书店和图书批发经销商，确定市面上书籍销售的排行榜。
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会产生质疑：畅销书榜上的书都是货真价实的好书吗？有记者在探究后发现，有不少书商在畅销书榜上下工夫，他们想尽办法，让书一跃登龙门，进入畅销书榜。办法之一是集中印刷，将书的一次印数加大，使其在全国所有的书店同一天上市，拉高短期的销售量。一般来说，书籍的畅销标准是速度，需要的都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卖得最好的书。当然，这一举措需要相当大的投入，需要作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一旦登上畅销书榜，对书籍以后的销售就非常有利了；办法之二是利用好莱坞。如果能被好莱坞拍成电影，书籍不仅销量剧增，甚至能让以前销售不好的书起死回生；办法之三是利用作者畅销的一本书，提升他以前卖得并不好的其他书籍。
也有的作者利欲熏心，甚至做假，自己出钱大量买自己的书，使之进入畅销书榜，这就超出了商业合法运作的范畴。另外，有一些专业书籍，很多年一直在卖，销售总量很大，但每年一两万的销量使它们登不上畅销书榜。可见，畅销书榜上的书不一定是最好的，也不一定是最畅销的。
音乐大赛
本是一个“鸡毛小奖”，却享受到了“国际大奖”般的待遇，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对于这种现象，有人曾专门撰文予以“揭露”。按照此人的说法，与那些含金量十足的奖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到国外参加艺术节表演或者各类小型音乐比赛，获得名次或奖励，在中国也摇身一变，成了“国际金奖”、“国际二等奖”等等。殊不知，在欧洲以及美国各地，各种形式的音乐节司空见惯，它们往往是由地方政府或者音乐团体组织的小型庆祝活动，为了增添色彩，当然欢迎世界各国音乐家的参与。很多音乐家参加这类活动是重在交流，并不在意奖项。为了活跃音乐生活，一些协会团体也经常举行一些小型比赛。这类音乐节和比赛的参加人数有多少，竞争有多大，奖牌含金量有多少，参加者自然心中有数。可笑的是，偏偏有些人回国拿着那张印着洋文、盖有洋印章的一纸证书大肆吹嘘，反正国人也不知道这种活动的规模和规格。
依此类推，还有人夸大提高国外进修的证书和学历档次。用那位“揭黑幕者”的话说，一些人拿国外单位为短期进修学生开具的结业证书或进修证明当正式学历，出国前没有硕士学位的吹成了硕士学位，出国前已经有硕士学位的吹嘘成博士学位。事实上，国外对于学位的管理和授予是非常严格的，音乐专业的文凭尤其有学术和艺术之分。例如德国，只有音乐学和音乐教育学专业的理论研究设有博士学位，称之为哲学博士，以有独到见解的学术专著作为博士论文且必须正式出版为条件。音乐表演专业和作曲专业没有博士学位，其最高学位统称为“艺术家文凭”，以演唱、演奏会或作品音乐会作为毕业考试，通过可获得“演奏、演唱家文凭”或“作曲家文凭”， 无需提交出版论文。至于美国，据介绍，它的音乐教育体制稍有不同，除了与德国相同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博士，还有表演专业的博士，称之为音乐艺术博士，以音乐会和与之相关的简要论文为毕业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