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政治理论

实践正愈益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价值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如何认定，实际上关联着其在现实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客观认识问题。文章从这三个方面的客观分析入手，简洁而形象地表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现实社会主义出现挫折的原因分析、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应用及对“理论”进行的“原理部分”和“应用部分”的区分等，对帮助人们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更好地推动理论的学习、应用和发展等，都将提供较有价值的参考。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其理论不断地得到发展，单在我国就相继实现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三次重大的理论发展，这标志着我党三次将马克思主义推上了新的高度，也相应三次给我国革命和建设带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历史也不断证明，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理论上的一个要求问题，还是事关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课题。纵观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发展史，解好这个“题”，关键是要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践应用，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现实价值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一、现实社会主义出现的挫折，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有错，而是其应用有误

马克思恩格斯曾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在英、美、法、德等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列宁在研究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新论断。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世界上相继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从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1]（P284）}、“两个决不会”^[2]（P33），到列宁对革命形势“三个特征”^{[3]（P460）}的描述可以看出：现实社会主义的产生，代表着人们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厌倦和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但基本上不具备或不全具备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产生的实践条件。

但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而优秀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不管当时各国的状态如何，应该讲，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佳方案应该是直接选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再去走资本主义已经走过的弯路，这是符合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原理的，也是人类的理性选择。试想：我们明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的严重困扰、有深重剥削而不断恶化的阶级矛盾、有利益驱动下欺小凌弱的好战劣根性等，我们从宏观制度上做出调整总比“赴汤蹈火”而理性得多。也仅从这一点来讲，这些国家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夺取政权并使用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建设，是没错的。

进入二十世纪末，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走到了接近崩溃的边沿。国际社会主义这些问题的出现，按说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问题，又不是不发达国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有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史，原因有三：

（一）没有定准自己的“位置”

经济基础、“阶级成份”^[4]、执政经验等的不成熟，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现实社会主义在建设中通常忽视了这个不成熟的客观现实，而将自己视为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对待，按照成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运行。如：把市场需求，看成一成不变的客观量，而进行计划生产，忽略了市场对社会需求的创造作用；再如：只看到了物资的消费和产品机械的淘汰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没有看到必要的消费和淘汰是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是人类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必然途径等。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理论，作为解决自己国家问题的特殊性理论来应用，这就现实地带来了“食而未化”的问题。

（二）对人类其它文明成果的排斥

原始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在于它由资本家经营的完全自主性。这种自主性，造成资本家可以自由剥削工人，加深了工人阶级的苦难，而使阶级矛盾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自主性，还造成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致使其无法走出经济危机的怪圈。也就是说，原始资本主义的资本经营本身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文明成果，对工人无度的剥削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则是国家政权机构宏观调控能力弱，或根本就不进行调控所造成的，而这些也正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改变的主要内容。即：不是改变资本运营的本身，而是强化宏观调控能力，这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会诊”的基础上，开列出的一剂治疗资本主义顽疾的“良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本体”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赖以生存的“平台”，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体”外之“魂”。从这一点不难看到，在不发达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就必须十分重视培育资本主义的经济，而不是扼制资本主义经济甚至消灭它，只是让其在社会主义的宏观控制之中发展而已。换句话讲，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即将出现的资本主义或处在幼稚时期的资本主义，要一边“培育”、一边“改造”，逐步施行“产前教育”、“早期教育”和一系列的“正规教育”，实现社会制度的“优生优育”。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实际上就斩断了社会主义的“根”。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集当时最先进资本主义理论成果之大成，但是在其形成之日起，其理论追随者基本上就一直、也都清一色地视资本主义的一切为敌，将人类人为地划分为两大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集团，放弃了对人类社会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的再学习与再继承（因为当时资本主义是先进文明的代表），甚至于凡是资本主义用的，我们就不用，一切都另搞一套等，使现实社会主义完全游离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之外。这种行为上的极左，不仅没有产生高屋建瓴的效果，甚至还造成了许多方面的严重倒退。

（三）对现实社会主义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

列宁说过：“我们还没有创造出什么完备的东西，我们还没有一个可以分条列款的定型的社会主义。”^{[5]（P467）}。邓小平后来也讲过：“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6]（P139）}。这也就是说，作为反对党，对执政党问题的观察与批判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只需要挑挑执政党的毛病，那怕是局部的也可以批得理直气壮，正所谓旁观者清也。但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本身的经济基础还没有达到十分丰富的程度，无产阶级的觉悟本身也没有高到所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也缺乏实践经验，作为执政党又必须对现实的各种问题做出全面的回答等等，这些情况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出现的“执政前无比正确，执政后有不少问题”的根本原因。这样产生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勇敢地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但此时却处于极度的“空虚”状态，因为面对的都是史无前例的事物，而且本身也与最初理论的描述基本不一样。如：经济基础的发展不足问题、农民问题、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与其它阶级的关系问题、传统落后文化思想的影响问题、无产阶级自身的觉悟还不能完全代表时代领导阶级的发展要求问题等。这就造成现实的社会主义发展史，实际上变成了自己内部“精英”的争论史和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史。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现实的社会主义，有革命成功时政治条件成熟的方面，但也有经济和“阶级”条件不成熟的方面；有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方法和对社会发展预测的科学性，但同时也有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合理性缺乏足够认识的局限性；有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批评的正确性，但也有对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各国现实社会主义）实现时诸多问题缺乏明确对策的历史局限性（事实上也不可能事先做到）等。这就表明，现实社会主义出现挫折，并不是理论本身的事，而是理论应用中的毛病。正如肖枫同志在《两个主义一百年》中概括的一样，社会主义实践中所犯的错误，实际上是“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7]（P53）。我国5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也都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有其自然发展的因素，但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后的结果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但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并没有“垂死”和“腐朽”，反而出现了一个政治上更加成熟、制度更加完善、经济更加发展的资本主义新时期。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是就可以说明它就比社会主义好了呢？是不是就说明我们的领袖所作的预言错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块基石”和对人类社会发展预测的“两个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不仅不能说明理论的错误，而且实践不断地在证明“理论”的正确性。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型发展，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客观地讲，资本主义的新型发展有其自身自然发展的因素，但应该肯定地说，它在很多方面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领袖们给它作出了全面、准确“会诊”后，研制出一系列“灵丹妙药”医治之后的结果，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在自觉不自觉中，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自身的劣根性进行不断改造的结果，是集人类文明成果之“大成”，是一个变型了的资本主义。

正确地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正确地看待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本身就有的进步作用；二是要正确地解读资本主义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自身进行改造后的成果。前一层含义人们论述很多，在此就不赘言，单就第二层含义，主要表现在四大方面：

（一）福利社会——剩余价值的再分配

马克思在经济上的最大发现之一，就是剩余价值学说，他发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得出了“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的结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重大的理论武器。加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这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构成了双重压力：一是本国的无产阶级为争取更好的生活待遇，而同资本家进行的不懈斗争；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使资本主义更加感到恐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不得不考虑如何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问题，用以保障无产阶级利益的法律和福利也就产生了，如：劳工法、选举法、最低生活保障法等，而这些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社会行为的规范和对社会利益（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以国家宏观形式所进行的再分配（实际上包含国家税收的社会调节和民间形式的慈善行为等）。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大大缓解了阶级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取得新型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信息论——商品生产的计划性

从理论的关联上不难看出，“信息论”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其思想萌芽应归于马克思的计划经济理论。即：要改变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最大限度地化解经济危机的威胁，就必须加强生产的计划性；要加强生产的计划性，就必须有灵敏的市场信息感知能力。这是马克思计划经济理论与信息论的逻辑联系。美国从1929年罗斯福总统采纳由国家干预、政府进行计划调控的建议开始，就相继实施了以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在坚持市场经济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国家干预和调控的“新政”，从而使资本主义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又增加了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这才使资本主义经济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市场“自我调节”，保留了经济的良好活力；“信息”支撑下的“宏观干预”，加强了资本主义行业生产的计划性，提高了跨行业、跨地区的经济宏观调控能力（如：欧配克组织等），较好地解决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大大地化解了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的问题，又进一步地缓和了阶级矛盾。

（三）股份制——阶级成份的模糊化

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竞争的不断加剧，兼并与联合成为了资本管理的主流形式，股份制和由此而出现的股票市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种资本运营方式，产生了五大作用：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较好地实现了资本从“自我”管理向“能人”管理的过渡，提高了企业管理的水平，增强了企业的稳定性；二是社会闲散资金的有效筹集使用，进一步提高了资本运营的规模和效益；三是股票的购置，使许多的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四是公司顶层没有了具体的行为法人，传统法人概念被“董事会”所取代，因而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作用；五是行业垄断已经被国家从制度上进行了控制（即：一个公司的市场占有达到一定的量后，国家按法律规定将其拆分成两个相互竞争的公司），既保持了资本经济的活力，又使经济运行在无有效竞争后可能产生的潜在问题得到了一定的预防等。“股份制”所带来的这些变化，使经济的稳定性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成份不断地模糊，从而也就进一步地弱化了阶级矛盾。

“股份制”的产生，虽然不是马克思及其继承者所提出的，但它是资本主义在为了解决自身资本运营需要的同时，为了解决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在“为自己挖掘坟墓”现象，而找到的有效化解之策而已。

（四）大选制——社会矛盾的转移

过去，工人对社会制度的不满直接针对的是资本家，后来才感到主要是间接的国家机器存在着问题。当资本家和国家均受到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在采取其它措施时，确定主政国家核心人物的“大选制”就相继出台了，并逐步得到了完善。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何以会覆也，因船已坏矣。怎么修之，唯有上“坞”也。资本主义“大选制”产生了竞争上岗式的执政模式，它让执政党之“船”出现性能下降时，就用更好的“船”强行将其替换下来上“坞”检修，所以，在“航”之“船”大都具备良好的“性能”，这是其优越性之所在。同时，这种竞争上岗式的“大选制”，还让广大群众有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使当权者有了危机感，而更重要的，是让群众把对现实的不满，只发泻到当权者一个小的集团身上，而不是发泻到整个社会制度上，这就极大地分散了国家制度大厦直接承受的社会冲击力。

资本主义的这种大选制，多党执政制，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这也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社会的一种粗糙而低级的翻版而已。等等。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应用，有的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启发而进行的自我改造，还有的是来自无产阶级不懈斗争的压力所迫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不足，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这些精神的价值认识不足、在实际社会中应用及相应的作用发挥不够的问题。显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这些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贡献，起码把这些看成是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特性的做法是绝对错误的。目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盛行的“第三条道路”改革理论，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三、马克思主义有“两个部分”，坚持“原理部分”是信仰的要求，发展“应用部分”是时代的需要

马克思及其继承者，创立了一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石”的哲学，以剩余价值为“基石”的政治经济学，和以两块“基石”为理论基础，研究人类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规律，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以来，由于各国在具体实践中所遇到的情况都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也就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坚持与发展”的现实问题。但由于坚持什么、发展什么，没有明确的界定，就产生了党内十分奇特的“极左”与“极右”无休止的思想斗争。

冷静地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可以发现实际上它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原理，即：“原理部分”；另一部分是运用基本原理，对事物的发展进行的推测和对当时具体事物提出的看法和解决办法，即：“应用部分”。由此看出：“原理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是我们信仰的“主体”；而“应用部分”，因空间和时间的不同，应该相应有所变化，“让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8]（P681）}

那么应该如何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部分”和“应用部分”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但也是理论界不能回避、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个人感到大致可作这样的区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史观”是“原理部分”，但对某一事物的具体看法就应该是“应用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原理部分”，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具体斗争办法就应该是“应用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研究人类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规律，得出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因而都应属于“应用部分”，包括对共产主义的预测和实现的具体办法。

这样区分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大家知道：“原理部分”是什么？“应用部分”是什么？坚持“原理部分”，不能动的地方，坚决不准动，这是信仰的要求；发展“应用部分”，可动之处，则可动员全党进行大胆的探索，不断地实现理论的“与时俱进”。同时也不难认识到，这样明确地区分之后，将不仅仅只对基本理论的学习有益，对理论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及工作的促进等，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坚持“原理部分”，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应用部分”，这里并不是说“应用部分”都过时了，或者说都需要发展，而只是给全党提供两个明确的理论提示：一是寻找一切事物的解决办法，最可靠的依据是“原理部分”，而不是“应用部分”；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部分”，是我们后来人“与时俱进”的创新领域。“原理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应用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时代活力。

“既反左，又反右，但主要是反左”，“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充分吸纳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等，是党的第二代领导以来，逐步提出的在当代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一个清晰的思路就是：任何“主义”都有良好的愿望，任何现行制度都有其相应的特长，人之聪明，就在于能把别人的长处变成自己的，而不是笑话别人的短处。这毫无疑问是我们当代领导集体的伟大之处。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部分”，到我党的“农村包围城市”、“三个有利于”直至“三个代表”，是“借尸还魂”也好，是“继承发展”也好，都不过是站在别人肩上的“高屋建瓴”，离开了他人作基础，任何想法只能是“痴人狂想”。因而对“前人”或“他人”的任何全盘否定，都不应是我们的理性之举，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也更应是如此。

回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10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全世界都搞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人类社会文明肯定会出现倒退；同样，如果世界没有社会主义，现行的资本主义也不会发展得像今天这样成熟。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部分”和许多的“应用部分”，现正在各种不同的制度中“闪闪发光”；资本主义的许多新的理论也已经做到了“唯物”和“辩证”。在当前竞争十分激烈的世界里，我们要善于“借船出海”，正确地处理好“独立自主”与“直接拿来”的关系，灵活地实施“整装调换、换件修理和加工修理”^[9]，这应该是我们跨越式发展所应具备的正确观念和心态。

[参考文献及注解]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阶级成份”的不成熟，就是指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成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到应有的程度，这两个阶级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体。

⑤《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⑦《两个主义一百年》肖枫著，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整装调换、换件修理和加工修理”是军队装备修理的几种方式。“整装调换”就是当装备主体受损，很难修复时，直接调换新装备；“换件修理”就是当那一个部件受损严重，难以迅速修复时，直接更换该部件或进行“总成”更换；“加工修理”就是当时间充裕，且受损件又容易修复时，用加工的方式进行修复。

背景：这是国防大学研究生学习期间，我在政治理论学习上的第一篇心得。当时成稿后，第一个看的是政治理论教研室的朱有为博士，他认为很不错，是政治理论研究中近年来少有的很有新意的文章。后经他推荐，发表于2004年《黄海论坛》第3缉。这个问题是我始终想与专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它确实很重要，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