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回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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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概述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起于近代报业出现以后。1834年3月《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上发表的《新闻纸略论》一文，是中国的第一篇新闻研究的文章。此后，1873年，《申报》刊登《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1874年，王韬发表文章《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以这些文章为起点，中国人开始了研究新闻学的历史。1895年康有为提出“设报达聪”的主张，认为创办报刊能使“为官咸通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第二年，梁启超提出“去塞求通”论，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通塞，报刊能通上下左右，所以“报馆有益于国事”。这些是早期主要的新闻主张。1918年蔡元培先生创立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机构。1919年，徐宝璜出版了中国人写的第一本完整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不久，邵飘萍出版了《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和《新闻学总论》（1924）。2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研究新闻学的团体，如中国新闻学会、上海报学社等，创办了一些新闻学刊物，如《新闻学刊》（北京）、《纽斯》（天津）、《报学杂志》（上海）等。
从20年代起，列宁的报刊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到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它的比较有系的新闻学研究。
50年代，中国新闻学校较多地受到苏联新闻研究模式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新闻学研究几乎停顿。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闻学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闻研究队伍迅速壮大。过去新闻学研究仅赖于大学的新闻学教授、讲师和少量热心新闻学的新闻从业人员。自70年代末，出现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新闻学研究网络。1978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是国家第一个专门的新闻学研究机构，此后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 建立了新闻研究所（室）。几乎所有省、部的新闻机构都出版了新闻研究刊物。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及各省、各行业新闻学会纷纷建立，开展了各种新闻学术活动。新闻方面的书籍出版很兴旺，根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至1989年，全国共出版各种新闻书籍1080种。这是1949年至1978年30年间的10倍。1990年以来，差不多每年出版100本左右。在这些新闻书籍中，有一部分是各种形式的新闻作品选，真正可称为新闻学著作的并不占多数。
近十几年来，中国新闻学研究可分为几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2）是清理“文化大革命”对新闻学的破坏和干扰。“文革”中，新闻学的许多基本原理范畴，都被斥为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那时新闻学的“理论体系”被描述为“两论五性”（“阶级斗争工具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论”和阶级性、思想性、指导性、群众性、战斗性）。人们不得不从“什么是新闻学”开始，对新闻学的基本原理进行拨乱反正式的讨论，澄清一些常识性问题，如新闻定义、新闻六要素、新闻价值等等。第二阶段（1983-1986）是引进的传播学开始释放能量。出现了一大批运用传播学的原理与知识分析新闻传播现象和问题的文章，新闻研究进入较高层次，许多新的方法被运用到新闻学研究中，第三阶段（1987-1988年是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丰收季节。这阶段出版了许多具有开拓和创新意义的新闻理论、传播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和其它相关学科方面的著作。
第四阶段（1989-1991）是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低谷期和反思期。这一阶段虽然也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论文和著作，但大都缺乏理论锋芒和学术勇气，少有引人瞩目的新颖观点。
第五阶段（1992-1996）是新闻与传播研究本土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探寻符合中国国情，联系中国实际，为中国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新闻与传播理论，是许多学者主要目标和任务。于是一系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的研究项目，陆续提上日程；各种新闻学术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召开；一些有特色的新闻与传播学书籍的出版速度加快。
主要研究领域的进展情况
近十几年来，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取得明显进展的，有以下几个主要领域：
一、新闻理论研究。这主要是指运用思辨、逻辑推理等方法对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以及新闻价值、真实性等理论问题进行论证。这种论证往往受当时的政治气候与社会思潮的的影响。1982年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甘惜分著）一书虽然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但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书中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某些极左的观点。1983年出版的《新闻学基本知识讲座》（戴邦、钱辛波、卢惠民主编），反映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期在新闻理论上的变化状况。这本书曾几次再版。以后随着西方传播学基本概念的引进和一系列新闻传播有关问题的讨论，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从研究内容到理论体系，都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也更具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有：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新闻学概论》（1986）、郑旷主编的《当代新闻学》（1987）、张达芝的《新闻理论基本问题《（1990）、孙旭培主编的《新闻学新论》（199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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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最先不是以著作，而是以论文的形式，对新闻界的改革与实践产生影响。1979年以来，从什么是新闻，到许多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和问题，都出现过程度不同的讨论。其中讨论持久而影响较大的有：“本质真实”论、报纸的“组织作用”论、新闻与宣传“异同论”、媒介“排气阀”论、读者需要论、新闻的商品性、舆论监督、新闻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等。有关这些讨论的大量论文，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新旧两种新闻观念的矛盾和冲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实施，在新闻学理论中的大量旧观念正被适合当今情况的新观念所代替。
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历来是大陆新闻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对他们新闻思想的研究，长期停留在引证符合现实需要的语录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产生于19世纪确立新闻自由的环境中，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为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而确立的党报理论相比，有共通之处，又有很多的不同。过去的研究很少触及甚至回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闻自由、报刊自主性的思想。80年代以来，大陆的新闻学者对这些思想作了系统发掘，令人耳目一新。在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论文集和著作，如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编的《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社科院新闻所和湖南省新闻学会合编的《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1989）、赵永福、傅显明的《列宁与新闻事业》（1986）、夏鼎铭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报刊理论与实践》（1991）等。社科院新闻所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是一部全面论述马恩新闻思想的巨著（45万字），于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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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史研究。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说：“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上，开其端绪的，还是新闻史的研究。”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1917年），比最早的徐宝璜的新闻学理论专著《新闻学》还早两年。在1949年以前的30多年中，功夫最深、影响最大的新闻史专著，当推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业史》。这本中国第一部新闻业通史著作，1985年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再版，其中200多处错误得到校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中，主要的新闻史专著有校内使用的《中国现代报刊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材，1959年），以及在该书的基础上，根据教学需要，分别由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1960年）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1962年）。这几部新闻史续补了对旧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缺陷和不足也很明显。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新闻出版史料书籍，如张静庐编辑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3本）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5本），徐忍寒辑录的《申报七十七年史料》，都很有价值。
1978年以后到现在，是新闻史研究空前繁荣的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有通史、断代史、专史，也有新闻界人物的传记，多达40余种，主要的有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探源》、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方汉奇等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1985）、《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2）、梁家禄等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业史稿》、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14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新闻史》、张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韩辛茹的《新华日报史》、张友鸾等的《世界日报兴衰史》、方蒙的《范长江传》、王必胜的《邓拓评传》、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等。由方汉奇教授主编、40多人参加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大工程，3卷本，25章，180万字。上限起于公元前二三世纪，下限止于1990年，内容宏富。第一卷止于民国初期，已经出版。由徐培汀、裘正义编写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也已出版。
世界新闻史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主要有张隆栋、傅显明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1988）、陈力丹的《世界新闻史纲》（1988）、宁新等的《七国新闻传播事业》（1988）、梁洪洗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1992）等。
与此同时，新闻史料刊物全国出版有很多种。其中由社科院新闻所编的《新闻研究资料》，从1979年创刊到1993年终刊，共出版61期，发表了1000多篇新闻史方面的文章和资料。
最近几年，中国各地都在抓地方志的编写，国家在组织编写《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的各地方、各部门分册也都有新闻、出版的篇章。因此大量新闻史料在汇集，使得各地编写地方新闻史、专业报刊史，以及个别报纸、刊物、通迅社和新闻界人物历史的活动，得到更加便利的条件。可以相信，几年内这方面的研究和著述活动，将获得丰收。
三、新闻实务研究。这是指对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对新闻的采、写、编的研究。中国地、市级以上的新闻媒介几乎都有自己的新闻期刊，仅省、部的新闻单位创办的新闻期刊就有60余种，这些期刊发表新闻实务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在出版的新闻学术书籍中，大多数属于新闻实务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仅1979年至1992年期间，编辑出版的新闻实务研究的专著、编著、译著以及论文、作品集约1200种，其中较有影响的新闻实务研究的著作有：新闻采访方面有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陆去帆、彭正普的《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方面张惠仁的《新闻写作学》、程天敏《新闻写作学》、彭朝丞的《新闻写作技法新探》（彭朝丞著）、《新闻写作方法论》（艾丰著）、（冯建伟的《信息的传播与应用》、苏若舟的《新闻采编与思维方法》（苏若舟著）；新闻编辑方面有郑兴东的《报纸编辑学》、彭朝丞的《现代新闻标题学》；新闻评论方面有秦佳、胡文龙的《新闻评论学》、丁法章的《新闻评论学》；新闻摄影方面有《新闻摄影概论》等。社科院新闻所的《现代应用学》，是比较全面、系统的应用新闻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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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提一下新闻事业经营方面的研究，中国新闻媒介过去不很重视管理、经营和报刊的发行，这是由公费办报、公费订报的体制决定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经济法则进入新闻领域，媒介之间开始了竞争，媒介的管理、经营和发行，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也就开始了，并出现了一些论文，但还没有出现很有份量的专著。
四、传播学研究。50年代，“Mass Communication”一词，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的《新闻学译丛》中被刘同舜和郑北渭译为“群众交通”和“群众思想交通”；在6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的《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中被张隆栋译为“公众通迅”。但是，真正开始传播学的研究是1978年以后的事。1978年7月，郑北渭编译发表了《公共传播学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文章，在新闻界引起反响。接着，张隆栋、范东生、徐耀魁等人也相继发表介绍传播学的文章。1982年由社科院新闻所倡仪，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讨论了西方传播学产生的历背景、社会条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议定了对待西方传播学的16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其后，第一本书介绍西方传播学的论文集《传播学（简介）1983年问世。1986年、1993年、1995年相继在安徽黄山、福建厦门、四川成都召开过全国的传播学研讨会，这些会标志着传播学在中国经历着译介研究自创的过程。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深度的成果，就是一批专著问世。其中主要有戴元光等人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范东生、张雅鱼的《传播学原理》（1989），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1990），张学洪的《舆论传播学》（1992），邵培仁主编的《经济传播学》（1990）、《政治传播学》（1991）、《教育传播学》（1992）、《艺术传播学》（1992）、《传播社会学》（1994）以 及邵培仁、叶亚东的《新闻传播学》（1995）、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等。
近几年，大陆学者逐渐重视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从中国文化中发掘思想和素材，来丰富和扩充现有的传播学。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的图像世界之谜》（1990），就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编写的。尹韵公的《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是传播史研究第一本断代史著作。1993年5月在厦门召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索研讨会，把这种研究推向新的阶段。由孙旭培主编、海峡两岸28位学者、学子共同撰写的《华夏传播论》即将出版。现有的研究已经显示，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传播活动，以及体现思辨艺术的说服传播活动都有许多中华民族自己的传播特色。只要将这方面研究深入进行下去，就有可能写出熔中西方文化精华于一炉的高水准的传播学著作。
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对大陆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不仅扩充了它的研究内容，还改进和优化了它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除了向科学化、本土化、分支化等方向发展之外，原有的“新闻理论研究”将与传播理论研究整合化一。
五、广播电视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除了报刊理论，几乎没有单独的广播电视理论。广播过去被看成是报纸的有声版，因此没有单独进行系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实行“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的方针，工作实践中的创造很多，研究工作也逐渐活跃。各地开办经济广播电台，节目大众化，节目主持人跟听众直接交流，吸引受众达到从末有过的程度。因此这方面的实务研究比较充分。1986年在南昌举行的中国广播电视学讨论会，决定把广播电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电视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媒介，因此对于电视的研究也进展迅速。但是由于广播电视研究毕竟起步较晚，理论方面目前仍是比较薄弱，有不少成果还是经验总结型的。广播电视史方面涌现了一批成果，各大广播电台、电视台也出版了一些历史回顾式的纪念文集。目前已经面世的广播电视方面的研究专著，主要有：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解放区广播史》（1987）、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1991）、阎玉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学》（1990）、13所院校合编的《应用广播学》（1988）、黄匡宇的《电视新闻学》（1990）、王泽华的《电视新闻学》（1990）、李岩的《广播新闻学》（1993）、叶家铮的《电视传播艺术》（1988）、田本相的《电视文化学》（1990）等。
六、新闻法研究。1980年新闻界首先提出研究新闻法的问题。1984年，新闻立法准备工作正式开始。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设立新闻法研究室，出版了20多期内部的《新闻法通迅》，发表了《新闻法知识讲座》和数十篇研究文章。先后出版了两本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1988年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成立。短短几年内，新闻法研究者发表了不少论文，涉及新闻自由、知晓权、舆论监督、新闻保密，以及诽谤、侵犯名誉权、隐私权等等。1987年以后，随着《民法通则》的实施，新闻诉讼猛增，对于新闻侵权的研究在新闻学界和司法界都开展起来。1991年在南通，1993年在宜兴，两次召开了新闻纠纷与法律责任研讨会。新闻法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一批论文。截至目前出版的专著有孙旭培主编的《新闻侵权与诉讼》、魏永征的《被告席上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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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关学科的研究。与新闻传播相关的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近10多年来进展较快。其中主要有：
（1）新闻心理学。自1986年以来已有专著10本左右。较早的一本是张骏德、刘海贵的新闻心理学（1986），接着有虞达文的《新闻读者心理学导论》（1988），汪新源的《新闻心理学》，徐培汀、谭启泰的《新闻心理学漫谈》（1988）。运用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原理，来解释新闻传播领域中采与接受的心理问题，是这类著作的共同特点。但其中有些著作有生搬硬套的毛病，一些解释缺乏科学性，而且也较少使用新闻传播方面的实践材料进行论证。
（2）新闻文化学。1985年以来，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中出现一些从文化角度分析新闻现象的论文，这是伴随着前些年学术界的文化研究热出现的。最早一本著作是刘智的《新闻文化论》。1991年成立了中国新闻文化研究会，促进了这项研究。一套新闻文化丛书现正在出版。这顶研究，只凭现有材料进行演绎是不够的，要对历史文化作全面了解和深刻分析，还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现实的各种媒介文化进行充分研究。
（3）舆论学。中国古代自春秋时期至清代，有着不少研究舆论的记截和名篇。近、现代对舆论学的研究落后于西方。但80年代，对舆论学的研究蓬勃兴起。1986年刘建明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舆论学专著《基础舆论学》。自那以后，已经出版了10多本舆论学著作，主要有：刘建明的《当代舆论学》（1988）、孟小平的《舆论学》（1988），马乾乐主编的《舆论学概论》（1990），刘建明的《现代舆论学》（1991年）等。
（4）宣传学。中国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曾有人发表过宣传研究方面的文章，三、四十年代曾先后出版了《实用宣传学》、《综合宣传学》、《宣传心理研究》著作。但是后来宣传学研究停顿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之后，王中的《论宣传》（1982）一文 开了宣传研究的帷幕，接着“新闻与宣传的关系”讨论将宣传推向高潮。自1985年以来，已出版了许多著作，大致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介绍政党宣传的理论和总结宣传经验的形式出现，如李炎臣、陈开国的《宣传学概论》（1986），黎元江的《中国宣传学》（1988）、沈一之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学概论》（1988），周振林主编的《实用宣传学》（1988），王兴华的《宣传学引论》（1994）等；另一种是从宣传学的角度阐述宣传现象的，如李良荣主编的《宣传学导论》（1989）、戴元光主编的《现代宣传学概论》（1992）、前一种可看作是政党宣传学，后一种可看作是社会宣传学。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社会宣传学将取代政党宣传学，而一般传播学又将进一步取代社会宣传学。
（5）公共关系学。80年代以前，大陆很少人知道公共关系是何意。1984年，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确定由明安香主持课题组，研究公共关系，以适应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1986年，这个课题组编写的《公共关系概论》出版，这是大陆第一部公共关系学专著。随后，中山大学王乐夫、谬为建等人的《公共关系学》（1986）、陈豹等人的》实用公共关系手删《（1987）、复旦大学居延安的《公共关系导论》（1988）、熊源伟主编的《公共关系学》（1990）、胡锐主编的《现代公共关系原理》（1994）相继问世，初步奠定了中国公共关系研究的基础。近10年来，由于各部门、各单位都在不同程度地重视公关，所以公关著作出得很多，已达200多种，但其中平庸之作、陈陈相因之作也不少见。现在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已进入研究专业公关、行业公关等，这是公关实践提出的要求。
（6）广告学。本世纪30年代初，中国就有两本广告学的专著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30年里，广告只存在短短几年，所以对于广告很少有人研究。1981年以来，随着广告业的恢复和发展，先后有40多种广告学著作问世，但多数属于普及性读物。较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唐忠朴、贾斌主编的《实用广告学》（1981）、傅汉章、邝铁军的《广告学》（1985）、杨荣刚的《现代广告学》（1987）这本书，既有学术性，又有操作性，到1993年5月已出版3版。另外还有潘大钧、杨荣刚主编的10本《现代广告丛书》（1989）。唐忠朴主编的《现代广告名著丛书》（1991），是将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出版的广告专著择选出8本出版。陈培爱主编的《21世纪广告丛书》，共10本，现正在编写和出版中。
传播研究的几个走向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闻与传播研究获得的成果，远比历史上的其它任何时期都多。除了归功于政治与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以外，就学科本身而言，是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有关。近10年来新闻传播研究呈现出若干新的走向，而且可以肯定，未来的研究将继续沿着这些走向发展。这些新的走向主要是：
一、从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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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是分析化学的两个名词，在中国，社会科学也广泛使用这两个名词。中国新闻学研究长期运用定性分析。新闻理论研究曾长期局限在新闻的性质、作用和阶级性、思想性、指导性、群众性等问题。作定性分析，总是以已有的对事物的认识为标准，去分析现实中复杂的、变化着的事物。它具有简便、实用的特点，但由于没有精确数据来证明其论点，而是凭列举若干事例说明问题。而“事实的总和”有时会导致相反的结论。1982年开始的受众调查，打破了新闻研究中定性分析统天下的局面。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学会调查组，在北京地区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新闻受众调查，采用科学抽样和计算机分析数据。此后，浙江、江苏、上海、新疆等地区以及首都一些大的新闻媒介也都进行各种形式的受众调查。这些调查资料及研究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收集在陈崇山、弭秀玲主编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9）一书中。其它的专著调查有：赵永福主编的《中国社会心理轨迹：亚运会宣传效果调查报告集》（1991），张帆、柯惠新的《广播电视“海湾战争”报道效果调查》（1991），等等。近两年新闻学术界又在为受众调查制定统一的指标体系作了努力。
最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新闻信息量不断提出地要求，大陆新闻学术界一些学者提出对新闻信息要开展量化研究。
当然，重视定量分析，也不能削弱定性分析，要继续发挥定性分析的优势，实现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
二、从经验表述型走向理论思辨型。
一个学科必须具有完整的概念系统、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对于中国的新闻学来说，并没有完全做到，尽管新闻与传播研究很重视定性分析，但对于许多基本问题的阐述，只停留在经验总结和表层描述上，即使对诸如“报纸的性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只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任务作出回答，没有升华为理论，这当然也由于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不便于在政府领导人或宣传部门提出的口号和语汇以外，寻找新的表述方式，因此连客观、公正、新闻价值这样的语汇，都因怕涉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嫌，而不敢使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况况被纠正了，不但像上述一些举世公认的新闻学范畴得到肯定，更重要的是新闻学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统计学以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科和理论中获得新的知识、新的角度、新的方法，进入更深入的研究，增强了理论思辨性，使新闻学与其它社会科学的差别开始有所缩小。现在，一些新出版的新闻与传播研究著作以及一些新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撰写的有关新闻与传播理论的论文，其思辨性、学术性显著增强。
三、从传者为中心的研究走向受众为中心的研究。
中国传统的新闻学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短程研究、断层研究和宣传研究，因为它只关注采、写、编、评等具体业务，重视报道内容的研究。所谓“五性”，也是说要报道内容体现“五性”。但是传播效果如何，受传者态度如何，有何反馈，如何根据反馈改进报道，则研究得很少。这种状况体现了以传者为中心，而不是以受众为中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在重视新闻传播的全程研究、整体研究的同时，特别重视受众研究和影响研究。十多年来反复进行受众调查和影响研究（如电视对儿童的影响、大众媒介对妇女的反映与影响）的成果，给媒介改进报道提供了依据，也不断增强着媒介的受众第一的意识。现在，有的学者正在着手有关受众学的著作编写。
四、从单个媒介研究走向重视综合性研究。
传统的新闻学，实际上就是报学或“新闻纸学”，专门研究报业的运作规律，而对广播、电视、电脑等传播媒介近乎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这种状况延续很长时间。近几年当电视在诸媒介中占据首要地位以后，对电视的研究火热起来。但对所有媒介进行综合研究，则归功于传播学的引进。有了大众传播这个词汇，可以涵盖以上所有媒介，不同媒介的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得以开展起来。大众传播与国家、社会发展有什么关系？报刊、广播、电视三大媒介相互的关系如何？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在中国政治传播中各起什么样的作用？应该作什么样的改进？这些综合性题目，现在都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关心和研究的课题，并在中国学者的一系列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五、从封闭性研究走向开放性研究。
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之所以很兴旺，得益于国家实行开放的政策。过去被斥为资产阶级新闻学的许多有益的观点见解，有用的研究方法（如读者需要论、报纸的商品性）得到了重新认定，西方的一些新兴学科被纷纷引进，其它学科中有用的知识被积极地接受。此外，外国学者不断来华进行学术交流，中国的学者和留学生也频频到国外访问和学习，这些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近些年又与香港、台湾进行传播学术的交流。台湾出版的大量的传播学著作给大陆的传播研究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事实证明，新闻传播有许多共同的规律需要遵循。这些规律的发现，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值得我们珍惜和积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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