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的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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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妇产医院今年三月接生了一例“五胞胎”，众多新闻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尤其是“近水楼台”的一些北京都市类报纸，争相将此事作为重要新闻处理。于是，从产妇住进医院到孩子平安降生，从院方精心预备手术到“五胞胎”获得社会各方的帮助……读者不但读到了连续多日的追踪报道，还不时看到整版推出的“图片新闻”。
媒介的力量是巨大的，“五胞胎”的报道一开始就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和热情。在孩子出生的当天，就有热心人送去了红糖和500元钱。后来还不断有人送奶瓶、奶粉、纸尿裤、母鸡及鲜鸡蛋。一群正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女代表委员们专程赶到医院看望“五胞胎”。内蒙古伊利集团更是赶在孩子未出生前，就和他们的父母签下协议：伊利集团将赞助“五胞胎”父母5万元医疗费，并提供孩子0到7岁所需的全部奶粉，而赞助的条件是企业可以用“五胞胎”的形象作广告……所有这些因新闻传播引发的“社会反响”立即成为新闻传播的新的资源，接下来，对这些再生资源的加工与传播又进一步引导舆论、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媒介在发出与控制这一“信息流”的过程中，不仅向社会公众报告了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事实的发展构造了一种新的环境——媒介所期望的环境。
不过，媒介在以自身的力量进行“环境再构成”的同时，它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导致的结果同时也在经受着环境的检测和舆论的监督。有读者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发表评论，质问“五胞胎是不是要闻？应不应该成为重大新闻，成为进行式报道、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的选题？”文章还进一步批评道，此新闻导致了五胞胎成为商机，新闻媒介成了商家的义务广告员。
更引人注意的是，在北京一些报纸大量报道人们爱心行为的同时，身处南方的《羊城晚报》站在截然不同的角度推出了一篇“新闻焦点”报道《揭开五胞胎生育之谜》，透露了一个让北京这些媒介颇为尴尬的信息：“五胞胎”是王翠英夫妇“盼儿心切”之下吃药所导致的结果。这篇文章中还谈到，多胞胎产妇面临着心肺功能障碍、血液浓缩、肝功能损害等危险；多胎妊娠将引发高流产率、高血压、产后大出血；多胞胎孩子长大后往往会出现智障、病残。所以，多胞胎虽然令不少夫妇向往，但它却不符合人类繁衍的自然规律，对产妇及孩子本身都将造成无法弥补的缺憾，而吃药所引起的副作用将会更大，等等。
南北媒介的报道差异立即在新闻圈中引起议论。千龙新闻网的记者打来电话采访笔者，询问对此问题的看法。同时接受采访的还有北京报界的一些同仁。这时，我们才知道，在《羊城晚报》披露“五胞胎”生育之谜前，北京这些媒体的记者在采访主刀医生翟桂荣时已经了解到“五胞胎”的内幕。好心的翟大夫担忧这一消息一旦被披露，将会对目前仍处于极端困难和危险之中的王翠英一家造成负面影响。而这些记者也是为了这五个孩子考虑，才忍痛放弃了对这一极有价值的“新闻内幕”的揭露。
但从事情后来的发展看，北京这些媒介努力为自己的报道对象所营造的环境可能并不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好。千龙新闻网的报道说，“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消息，‘五胞胎’目前仍处于隔离监护状态，似乎情形不太乐观，而爸爸妈妈却不见踪影。院方给出的唯一解释是‘妈妈恢复得很好，已经出院了’，目前，院方已拒绝所有媒体再前往采访。”
重新翻阅有关“五胞胎”的报道，细细琢磨这些报道背后新闻人的心态，不能不感慨：无论我们把新闻传播学理论阐述到多么深刻的境界，相对于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新闻实践，它依然是简单而苍白的，新闻传播实际运作的复杂因素和矛盾冲突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和想象。
站在新闻传播规律与新闻职业准则这一基点上，我们不能赞同北京某些报纸对于“五胞胎”新闻这种超大规模的报道。因为报道规模作为报道形式范畴的东西，应该与报道内容的重要性相适宜，否则便有“新闻炒作”之嫌。我们更不能赞同对于已经获知的真实情况有意隐瞒或者“淡化处理”（有些报道对“五胞胎”的内幕曾有一句话的暗示——“产妇王翠英这次是自然受孕，但她过去曾在外地看过不孕门诊”）。因为新闻传播媒介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向社会公众提供真实的、全面的信息，其他的功能都是依附于此才能成立。鉴于此，我们要为《羊城晚报》的报道叫声好，它实际上起到了对北京某些媒体的报道“纠偏”的效果。同时，我们也为北京这些记者们的选择感到遗憾。
然而，在遗憾的背后，又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我们不能否定更不该指责北京这些媒介良好的报道初衷，相反，我们要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大张旗鼓的报道、对新闻内幕的隐瞒，缘自对一个陷入困境的家庭的同情，正如一位局内人士所言，“一般说来，跑同一个‘口’的记者往往形成一个圈子，有事情大家会互相通知。然而这件事情只有几个记者知道，并且不约而同地压下来了，他们就是担心报道出去后造成影响，让这一家人得不到帮助。毕竟我们首先要保护的是生命。其实，这些个记者都说了，他们准备在五个孩子得到足够的援助之后再报道。”但是这种善良的愿望，事实上导致了传媒权力的不恰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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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媒介能够通过对新闻选题的决策和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在社会公众中设置议程，正像西方传播学者发现的，媒介不能决定社会公众怎样想，但可以决定他们想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媒介这种议程设置的功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和运用却恰恰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掌握着媒介话语权的人，可以通过对报道内容的选择、报道规模的把握和报道方式的灵活运用，将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些正在发生的事件上，甚至很巧妙地去激发他们的情感，诱导他们的行为。由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媒介对舆论的引导实在是一种主观意志附着于客观事实的产物。
问题是，当媒介面对那些复杂的现象和问题的时候，应该以怎样的立场和原则来决策和规划我们的报道？在情感和理智相矛盾的时候，媒介站在哪里？在面对需要关怀的报道对象和同样需要关怀的社会公众的时候，媒介倾向于谁？
这是一个在新闻实践中不好把握的难题，是一个新闻人时常会遇到的困惑。
我想，媒介的倾向和情感应该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尊重事实——所有的事实和事实的所有细节。这不仅是社会公众对媒介的基本要求，也是媒介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我们不能低估社会公众的判断能力，尤其是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信息流通渠道剧增的时代，人们越来越耳聪目明、消息灵通，也越来越善于分辨和思考，他们对媒介的批评意识在不断提高，新闻信息的不全面或不准确可以迅速导致他们对媒介的不信任，而媒介公信度的下降则意味着受众的背离、市场的丢失，以及媒介所有功能伴随这种背离和丢失的削减，包括我们所期望的“舆论引导”作用，也将因此成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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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在今天的媒介竞争中尚难看到上述因果关系的直观表现，相反，一些媒介以自己所理解的“新闻策划”为据，不时地干预、诱导甚至操纵事实的发展变化，反倒引起了社会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媒介的经济效益也直线上升。但这种现象实际上掩盖着更大的危险，如同叫唤“狼来了”的孩子一次两次可以得逞并洋洋自得，但最终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里，笔者决无否定“策划”之义，多年的观察和研究令我深信策划组织新闻传播活动（不主张用“新闻策划”一词）对于媒介提高报道水平和加强舆论引导之重要与必要。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曲解和滥用“策划”。任何新闻传播活动的策划都应建立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策划者对于规模、形式、结构、手段等的决策和谋划，都应该以全面准确地表现事物原貌为主旨，这也正是新闻传播的策划与“新闻造假”、“新闻炒作”的根本区别之所在。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活动策划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也经得起任何人考问的。
媒介的人文关怀也应该有一条底线，那就是维护社会大众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是相对于个体利益和眼前利益更加重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在那些勇敢直面邪恶和黑暗的记者身上，在那些敢说真话主持正义的新闻作品中，更能体会到新闻媒介对苍生的博爱、对社会的担当？因为这时候记者和作品都已经达到了更高的境界，他们给予社会的是苦口良药、醒世良言。
当然，更多的时候，新闻人面对的不是非黑即白的报道对象，也不是是非昭然的客观现实，于是不得不在取与舍、情与理之间犹豫徘徊，就像前面所说的有关“五胞胎”的报道，是同情不幸的报道对象，想方设法给他们提供帮助，还是冷静地保持与报道客体的距离，只尽一个记者的“本份”去揭开真相？似乎难以选择。
记得去年5月间，《羊城晚报》就针对深圳一些人利用人类辅助生育技术非法生育多胞胎进行了连续报道。记者不仅揭开内幕，还就此采访人口学专家、律师、医学界人士，借专家之口指出此举对社会、对个人的危害，警告世人不能人为制造多胞胎。今年3月对该报对北京出身的“五胞胎”的报道，从态度和角度看可视为上述报道的延续。当然，两次报道的客体并非同一性质，“五胞胎”一家比之那些有意制造多胞胎者，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北京新闻界人士评议说，“当北京媒体关于‘五胞胎’的报道引来人们无数的好奇、羡慕或者同情的时候，一家来自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地带的南方的媒体却‘冷冷’地宣布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虽然表情‘严肃’而‘冷漠’，却让人看到了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对妇女和儿童的‘关爱’，一种对科学以及对人本身的尊重。”我感觉，《羊城晚报》的选择或许还和它是一家远离事件地点的报纸有关，更和它身处竞争非常激烈的办报环境有关。因为，距离能够添加冷静，而竞争能够使报纸更加追求新闻的品质，更重视对新闻资源的深入而独到的开发。媒介之间的相互比照甚至冲撞，也是一种成长的养料。
于是我在想，就这一报道来说，北方媒介的情义和南方报纸的理性是不是一定水火不容？我们能不能追求一种既客观冷静、又不乏人情味（包括对报道对象的关怀）的新闻传播境界？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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