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的新闻出版思想与实践
邓 涛
【提要】作为名记者、报刊活动和政论家与出版家的韬奋业绩述略，以及邹先生对新闻伦理具创见的认识，“韬奋精神”之内涵，其新闻出版思想对当代传媒人的启示。
【关键词】报刊活动 新闻伦理 韬奋精神 启示
邹韬奋（1895-1944）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报刊活动家、政论家和出版家，被誉为“人民的喉舌”。名恩润，原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长乐。192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6年在上海主编《生活》周刊，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2年创办生活书店。1935年在上海、香港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和《生活星期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汉口、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皖南事变后，被迫流亡香港，复刊《大众生活》。
1944年7月24日，韬奋先生因患癌症在上海病逝，享年49岁。逝世后，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受他在遗嘱中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年11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出版《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毛泽东在特刊上发表题词称：“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1]邹先生的主要著作编有《韬奋文集》和《韬奋全集》。
作为名记者的他
1933年初，邹韬奋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黑名单”。7月，他被迫出国考察。两年的国外考察，不仅是邹韬奋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对他的新闻活动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邹韬奋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刊物的编辑工作，但这两年却过上了新闻记者的采访与写作生活，写了50多万字的考察
报告，后来汇集成《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两部书，并取得了极有价值的新闻采访和通讯写作经验。[2]韬奋把在国外的所见所感随时写成稿件寄至《生活》，与广大读者共同思考两大问题的答案：第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生活》第8卷第28期新辟《萍踪寄语》栏，专载韬奋的海外通讯。他这次流亡之旅，到1935年8月底回国止，历时整两年，足迹遍及世界，重点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苏联和美国。在《生活》周刊、《新生》周刊和《世界知识》上连续刊发记录海外行踪的通讯，又先后出版《萍踪寄语》3集和《萍踪忆语》1集，累计168篇，57万余字。韬奋经历对欧美两种不同社会
制度的实地考察，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著作，接受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终于找到了出国时所带的两大问题的答案。
韬奋的海外通讯内容充实，材料真确，爱憎分明；文笔隽永，明快有力；尤以热情洋溢和轻松幽默而感人肺腑。他认为一个新闻记者最应该有的是活动能力，“不怕麻烦的研究，不怕艰苦的搜索，有时也包括不怕艰险的奔波”。[3]
报刊与出版活动
“五"四”运动期间，邹韬奋参加过《上海学生联合丛刊》的编辑工作。1922年，经黄炎培介绍，韬奋参加中华
职业教育社工作，担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和编辑“职业教育丛书”。
1925年，参加中华职业教育机关刊物《生活》周刊的创办并任该刊的撰稿人。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王志莘转入银行界任事，31岁的韬奋以职教社编辑股主任身份，接任《生活》周刊主编职位，使该刊从单纯讲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变为讨论社会政治问题，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此后一直到1933年7月流亡出国考察，这七年间他一直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活》周刊的言论及其发行、编务工作。“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积极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为此而发起了援助东北抗日将士的捐款运动。淞沪战争期间，增印了《上海血战抗日画报》，还办了“生活周刊伤兵医院”，积极支持淞沪抗战前线。《生活》成了全国著名的抗日救国刊物，销量增至15.5万多份，创当时杂志发行量最高纪录。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先生在《怀念韬奋和愈之》一文中写道：“韬奋所主编的《生活周刊》，到了民国十五年，就有一日千里之势的进步。到了民国二十年，它已成了全国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广最普遍的刊物。而且成了世界知名的刊物。”
1932年7月，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昌言“好书皆备，备书皆好”，在全国50多个城市开设分店。1933年7月，因国民党迫害，《生活》停刊，邹被迫流亡国外。1935年韬奋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以力求民族解放，铲除封建残余和克服个人主义为三大目标，销量达20万份。可惜出版至16期即被国民党查封。1936年6月17日邹韬奋又在香港创办了《生活日报》，后迁往上海出版，改名《生活星期刊》。
1936年11月邹韬奋和沈钧儒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1937年8月6日，韬奋即被聘担任谢六逸主编的《国民周刊》编委。8月19日邹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同时出版6天一期的《抗战画报》。1938年7月韬奋赴汉口，担任《全民抗战》主编。该刊以宣传全面抗战和争取民主政治为主要内容，发行量达30万份。1941年2月皖南事变后邹再次出走香港，同年5月在港复刊《大众生活》，并参与筹办《华商报》，[4]为《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用英文写政治
论文。主编复刊《大众生活》是韬奋一生中最后一次报刊活动，该刊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九龙，不得不于12月8日停刊。
千篇评论见思想
20余年中邹韬奋致力主编过6刊1报，在每一种报刊上，言论都是韬奋的重要“武器”——他撰写千余篇报刊评论，尤以“小言论”和“答读者”最受读者欢迎，一贯注重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是当之无愧的现代著名政论家。
他认为办刊物的经验是抓“一头一尾”。“头”系言论，“尾”指答复读者来信。从《生活》周刊的“小言论”到《大众生活》的“星期评坛”、“漫笔”，以及《抗战》三日刊的“时评”、《全民抗战》的“每周评坛”等，韬奋发表了大量“明显畅快”的平民式言
论文字。因能“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反动派不敢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他的言论在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教授胡文龙评价说：韬奋开创以“小言论”为代表的大众化言论风格特色鲜明、深入人心，有着精粹的、合于读者需要的思想内容，加之明显畅快的文风，灵活新颖的笔法，多种多样的表述形式，对我国新闻评论的发展有重要的创造性贡献，是中国新闻评论史上的光彩一章。他注重报刊言论形式的创新，积极倡导小型化言论、首创对话式评论“答读者问”、促进了述评式专栏言论的兴起。复旦大学的李良荣在自己的硕士
论文中指出：邹韬奋小言论的大众化主要表现在抓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说群众想说的话，与读者共诉悲欢离合之情，同尝甜酸苦辣之味；以平等态度对待读者，以谈心方式写作言论；从群众的接受程度出发，用群众熟悉的材料来启发群众。韬奋的小言论大众化，在于他能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系“永远立于人民立场的”表现。
邹韬奋把读者来信称为“本刊真正的维他命”，“写作思想的源泉”。他说：编者每日一到夜里，独存斗室之中，就案旁拥着一大堆的来信，手拆目送，百感猬集，投函者以知己待编者，编者也以极诚恳的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为歌泣，随他们的喜怒为喜怒，恍然若置身于另一天地中，与无数至诚的挚友言欢，或共诉衷曲似的，辄感负托之重，期望之殷，竭我智能，尽忠代谋。邹韬奋非常重视读者来信，在报刊上开辟《信箱》专栏，每年都收到数万封读者来信。读者在信中要求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总是用“全副精神答复”。有一次，一对新婚夫妇发生口角，给他写来一封信。没想到，邹韬奋一下就回复了几千字，循循善诱，亲切自然，使小两口重归于好，为此他们决定终生订阅《生活》周刊。[5]通过与读者的通信联系，韬奋广泛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并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得以写下千余篇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各种报刊评论，“竖旗文坛，横扫千军”。
对新闻伦理的认识
如前所论，邹韬奋是著名的记者、报刊活动家和政论家。尽管他无专门论及新闻
伦理道德的专著，但作为“一面万人仰望的光辉旗帜”的韬奋先生，对新闻伦理道德的认识始终贯穿在其新闻实践和其新闻思想中，从一些重要文章中可见一斑。
内中的主要观点有：第一，为大众利益服务。相关文章如：《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原载《生活日报》第55号，1936年7月31日），《新闻记者活动的正确动机》（载《新闻记者》1938年月刊）等。第二，主张言论工作者要有无私品格并身体力行，绝对“秉着自己的良知说话”，不畏强暴，坚持“报格”。1930年8月3日《生活》第5卷34期发表了韬奋《征求一位同志》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韬奋对报刊言论撰述员提出四个条件，即大公无私，思想深入，文笔畅达，至少精通一种外国文。所谓“大公无私”，这里包括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和公正无私等多种内容。[6]有关文章还有：《生活五周年纪念特刊预告》（载《生活》周刊第5卷第52期，1930年12月7日），《与读者诸君告别》（载《生活》周刊第8卷第50期，1933年12月16日）等。第三，给记者“听到正确事实和公平判断的机会”。相关文章如：《期望》（载《大众生活》第1卷第2期），《舆论的力量》（载《韬奋全集》第10卷，1995年）等。第四，为大众负责，确保广告内容的真实可信，健康有益；严格限制广告内容，拒绝登载不忠实或有伤风化的广告以及骗人害人的广告。“报纸上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纸的营业收入，而应该同时顾到多数读者的利益。有些广告是含有欺骗性质的，有些广告提倡迷信，或伤风败俗，报纸为了广告费的收入，加以登载，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要负重大责任。本报是代表民众利益的报纸，所以对于广告的刊登，要有它的严格限制。凡是骗人害人的广告，一概拒绝不登。换句话说，本报对于所登载的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的。”这是韬奋主编《生活日报》时讲的一段话。[7]有关文章如：《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载《生活》第7卷第9期，1932年3月5日），《生活日报的创办经过和发展计划》（载《生活日报》1936年7月31日）等。[8]第五，韬奋从实践中总结得出事业性和商业性应兼顾，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旦有所偏废或对立就将产生流弊，影响事业发展。相关文章如：《赚钱干什么》（载《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生活书店初版，1940年），《事业性与商业性》（同前）等。
精研伟大的“韬奋精神”
什么是韬奋精神？毛泽东同志1944年给邹韬奋的题词作了最好的概括。1995年，在纪念韬奋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的题词也强调要“继承和弘扬韬奋真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其中包括“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韬奋先生对新闻出版文化事业的贡献，以及对事业的真诚、执著、无私和奉献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传媒人。
笔者认为，韬奋精神之核心在于“以读者利益为中心”，坚持“大众喉舌”新闻观的大众新闻思想。他一生的经历隐含最深的是面向“大众生活”的情结，这一情结在其新闻出版活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9]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以人民大众的进步和民族解放事业为目的，是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的指导思想。他无论是办“抗战”系列报刊还是“生活”系列报刊，其办报刊的目的始终只有一个：为大多数民众谋利益，而非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10]开始办报刊时，他强调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造为鹄的”，要“替民众里最苦的一部分”呼吁。他的世界观发生变化以后，办报思想从同情人民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把为民众服务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强调报刊要反映“爱国爱民族的同胞的民意”，要为造就民族解放的英勇斗士而努力。邹韬奋在香港办《生活日报》时说：“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要把报纸办成真正的“人民的报纸”。二、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准则，保持着崇高的报格。韬奋一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始终不向黑暗势力屈服。他创办和主编的报刊不随风倒，不媚世俗，更不投靠国民党政府，而“永远立于人民大众立场”。三、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对读者极端负责任。韬奋办报刊历来主张“不以赢利为目的”，尽量减低销售价，使读者买得起。四、真诚地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为读者“竭我智能、尽忠代谋”。韬奋一贯提倡报刊为读者的“服务精神”，并身体力行。如《生活》周刊就开展了为读者代购书报、代购物品、找律师、请医生等服务工作。
韬奋新闻出版思想的当代启示
韬奋是中国传媒人的旗帜与楷模。在新世纪新阶段，如何继承与发扬韬奋精神，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新闻出版工作，如何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我们每一个传媒人的责任和使命。
当今时代，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见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10月15日的十七大报告）——首先，要像韬奋同志那样始终坚持正确的导向，做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坚持“四以”方针，即“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其次，要像韬奋同志那样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真诚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目的”。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同志指出：忠诚为民，时刻为民，一切为民，这是韬奋精神的精华所在。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同时，提倡“从我做起”治理“虚假报道”与“有偿新闻”、“低俗之风”和“不良广告”，发行乱摊派、买卖书刊号等新闻出版界的诸种公害，全力营造良好有序、发展繁荣的文化大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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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童兵 林涵.20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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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93.
（作者是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专业讲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