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幽灵”╠╠电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创作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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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开篇语。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缔造的这个“幽灵”激荡了欧洲大陆，叩响了亚洲门扉，令整个世界为之改变，让千百万人为之震撼。
1997年5月5日上午，中共中央编译局二楼会议室里，一个创作座谈会正在热烈的讨论中，话题核心是要拍一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的电视片。
“歌中之歌”：为何拍
在千年交替之际，英国广播公司（BBC）通过网上调查，评出了十大千年思想家，马克思的得票率远远超过位居第二的爱因斯坦，被评为上个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1998年5月13日，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名人士云集巴黎举行国际会议，隆重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
这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如果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都不难理解，但他们却大都出现在最发达的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段忠桥教授告诉我：马克思这位生活在19世纪的无产阶级思想家，之所以在今天的世界上仍有这样高的历史地位，是因为他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至今仍对西方的学术研究和社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更是推动了20世纪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当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弗尔更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充实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了。”
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普及程度却不容乐观。中央编译局的韦建桦局长就曾提到这样一件事，中央某部长到一个地区去调研“三讲”教育的开展情况时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题目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是谁。 结果当地60%的县委书记答曰：“不知道”。 由此推想，老百姓对这本书又能了解多少？
所有历史从来就是当代史。纪念《共产党宣言》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本身，还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它和其后的《资本论》等著作，不仅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灯塔，实际上也担当了资产阶级检讨国家政策，整合社会矛盾的苦口良药，美、英等国的福利制度，丹麦、瑞典的社会模式就是明证。我国正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利益冲突、社会矛盾在某些地区和领域已经日见明显，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都不可避免的阵痛。既然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都能成为其社会的一剂疗伤妙药，那么在一个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大国却受到冷落，就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又十分遗憾的事了。
《共产党宣言》 因其精深博大，被斯大林誉为是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歌中之歌”。有关统计显示，人类有史以来发行量最大的两本书就是《圣经》和《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电视人，如果因我和同仁们的劳作，能唤起人们去关注《共产党宣言》及其所倡导的“主义”，并由此能对我们的社会有些反馈效应，才算不虚度年华。因此，接手这部片子，我丝毫没有受命之作式的被动和怠惰，而是带着对马克思这位伟人的由衷钦佩，带着一腔对人生和社会的复杂感情和激情投入了长达近一年的创作之中。
小马·大车：拍什么
明确了“为何拍”，接着就是“拍什么”？创作组中有人主张；本片要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出发，针对目前国内外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邓小平理论和否定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潮，通过回顾《宣言》发表后的150年的历史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特别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两次理论飞跃和获得成功的历史经验来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落后的中国获得成功，其生命力来自何处，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这个“构思”让我阵阵发晕。要知道我党对这些问题从1921年探索至今，也仍然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无论在国内外，都遇到巨大的挑战，存在着大大小小的争论和疑难。如此沉重复杂的“理论大车”，要让电视片这样一匹“小马”去拉动，不啻是天方夜谭！
通过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和电视表现的可能，我最终说服合作者放弃了那个“宏伟”的构思。但是就《共产党宣言》这个题材本身来看，似乎仍属于政论片的范畴，加上撰稿人都是编译局的专家，很容易往“论”上靠。但是我作为电视人却不能不首先为观众着想，作为总编导也不能不考虑将来片子的传播效果。需知，我们的传播对象是普通观众，而不是专家学者；我们是在做电视片，而不是在著书立说。最重要的，我们将面对的是世纪之交的观众，现实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使他们早已厌恶了居高临下的“权威话语”，而乐于接受言之有物、有趣、有理的平等交流。90年代以来电视纪实节目的盛行，不断验证着“事实胜于雄辩”这句老话的不朽魅力。
但在我们传统的电视传播观念中，编导和撰稿们不仅是控制信息的”看门人”，而且也是解释信息的“审判人”，他们决定着传播的方式和内容，并对传播内容进行惟一的判断，而观众则只是信息和信息阐释的被动接受者。电视所传播的信息也大都是教化式的一元信息，观众无法参与对信息的创造、分析或阐释。这类电视作品的典型之一就是政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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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观众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电视频道的日益增多，特别是社会的个性化和民主化程度的提高，他们更愿意参与对信息的创造、选择、阐释和对信息提出评价，电视开始从单向传播向传播者和受众的互动式传播变化，并开始有意识地在节目中反映出观众的愿望、要求和观念。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命题作文”中很难做到这一点，但至少我们不能再重蹈“政论片”的覆辙，尽管那种动机是好的，也有可能“论”得很精彩，但如果“遥控器”不买账，这种传播的意义又何在？
既然“政论”行不通，就只能让“事实”说话了。但《共产党宣言》毕竟只是一本薄册子，而且其中除了理论，实在是连半个字的故事也没有。和同类“纪念片”相比，本片的最大难点就是缺乏“载体”。此前的《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等片子可以围绕一个人物起伏的命运做载体，《胜利》等片子本身就包括大量战争与和平的故事。那么《共产党宣言》又该如何表现呢？我苦思良久，仍不得要领。
在了无头绪之中，我只好又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要拍？拍了要起什么作用？能收到什么效果？反复思考后我得出结论：一部电视片不必负载也负载不了多么深奥的理论思想；只要以平实的语言、朴素的情感，以常人的视角告诉观众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又怎样流传的，它大致对世界和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就足够了。这其中要紧紧抓住人的故事，因为几乎所有的历史表象背后都是人在发挥作用：而且也只有以人为本，才能达到以情动人、感染观众，取得最佳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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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了书的内容本身的束缚，我的视野豁然开朗，谋篇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很大。把书人格化，把和这个“人”的经历有重要关联的其他人有机地交叉联缀起来，以人带事、以事带理，把功夫下到“诗”外，这样就有可能使一个较为枯燥的理论题材变得鲜活而平易近人。
“讲述一本书的故事”的想法得到编译局领导的赞许和撰稿组同仁的配合。此后，我们首先派创作组全体成员分头奔赴全国8个省市，实地采访了《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的传播情况，接着又把《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50年分成若干时间段，每段都由专人把口，带着“找故事”的任务沉浸到了编译局、北大和北图等图书馆的有关资料中去仔细梳理。经过几个月的辛劳，我们收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如第一个把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中国来的竟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第一个读到《共产党宣言》的竟是孙中山；还有一张图片更有趣：一代伟人马克思竟然爬在地上给他的孩子当马骑；马克思刚29岁，就被崇拜他的工人们尊称为“老爹”；山东广饶一位农民在白色恐怖中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东藏西掖保留下了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一个个鲜活有趣、可歌可泣的故事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创作素材，拓宽了创作思路，最终也水到渠成地让我们选择了“电视文献纪录片”这种风格样式。
出于对观众时间的尊重和传播效果的考虑，我们量体裁衣，决定把原先设定的6集篇幅精减为两集，上集主要讲《宣言》的诞生及其在欧洲的影响；下集主要谈这本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命运的改变。
挑战“传统”：怎么拍
艺术贵在创新，而“传统”却因其巨大惯性和众人的推崇，往往成为束缚创作者手脚的羁绊。传统的精华我们当然要汲取，但如果食古不化，甚至把教条奉为金科玉律，却是莫大的悲哀。
研究《共产党宣言》在世界和中国的传播史，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前者缔造了民族的独立，后者赢得了国家的富强。如果拘泥于“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和“两个凡是”，恐怕我们现在还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实践证明，理论往往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长青。
科学思想和艺术创作尽管载体不同，但基本规律是相通的。自影视艺术诞生以来，虚构与非虚构、纪实与表现之争在纪录片界几乎就没有间断过。有不少论者甚至绞尽脑汁为故事片、专题片、纪录片去划疆定域，这些言之凿凿的条条框框，当然给理论研究者带来些方便，同时也为影视艺术作品确立了不同的风格范式。但是近些年来，这些过于壁垒分明的划分却妨碍了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借鉴融合，有些概念几近僵化。其中在纪录片的“艺术表现”问题上争论得尤为热闹，一时间“记录就是纪实”仿佛成了一个定理，这个“教条”对于记录正在进行时态的现实事件来说，当然无可厚非；但对于文献纪录片，未免有些强人所难、削足适履的味道。马克思去世12年后电影才发明，又过了近半个世纪电视才出现，显然要用电视去纯“纪实”《共产党宣言》 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想既然历史无法还原，莫不如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调动一切可用的艺术手段大胆创新。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只要其表现内容具有“本质的真实”，我们都不妨尝试，须知嫁接出的未必就不是优良品种。
思想解放了，手脚就放开了。我们试着把纪录片的视听真实性和故事片的精美表现性结合到一起，虚实相生，力求打破文献纪录片只是大量堆砌历史资料的局限，非常自觉地追求一种文献的艺术化呈现和历史时空的真实再现相互融会贯通的表现方式。在一些重点环节上，我们引入了扮演或拟人化的表现方法。如陈望道是中国完整翻译《宣言》的第一人，我们就不惜跑到他的家乡，拍摄了一段陈在清贫的乡间农舍中，伴着晨雾暮霭、青灯白薯，孜孜不倦埋头译著的镜头。这个片段影调清新脱俗，镜头精炼工巧，其艺术感染力丝毫不亚于影视剧作品，它不仅弥补了由于缺乏资料给文献片的叙述造成的时空中断，而且也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了老一辈人对共产主义的执着信仰，以及《共产党宣言》本身艰难的传播过程。再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雷昂斯咖啡馆的首次会面，是《共产党宣言》及共产主义思想诞生的关键一笔，如果再请演员扮演这两位世纪伟人，显然有滑稽之感，怎么办？我们选择了拟人化的表现方式：在巴黎一个十分寻常、充满着怀旧情调的小咖啡馆中，通过运用镜头桌上的两只啤酒杯在同一画面中的虚实转换和角度变化，再伴以娓娓动听的情景解说。使人恍若看到了150多年前那两位英姿勃发的年轻人的倾心交谈，更仿佛感觉到了那两颗睿智心灵的诚挚碰撞。这个以虚代实的段落以极低的成本，却收到了尽在不言中的效果。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其实真正感人的艺术创作，并不一定需要大把金钱的交换、慷慨激昂的鼓动或声泪俱下的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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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类文献纪录片相比，《共产党宣言》与这类片子在传统形态上的另一明显区别，就是引入了主持人。传统文献片是以“我们”的视角，以一种权威的话语风格向观众宣讲某种创世纪的伟业或某位开天辟地者的丰功伟绩，“我们”常常对片中的主体流露出一种顶礼膜拜的感觉，并试图让观众也沉迷其中，对主体及其叙述文本产生一种不容置疑的认同。这种“范式”的确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收到了相应的传播效果。但是在世纪交汇的今天，日益觉醒的民主化意识，已经使受众对一切人云亦云、缺乏个性，以“我们”的视角构成的传播不屑一顾。受众渴望一种个人化的述说视角，相比较而言，即使这种“述说”并不具有完全意义上的个性，却也更容易使其所传播的信息在众多“杂波”中被受众所选择和认同。
应该说主持人的引入，不失为使文献片的叙述视角由“我们”向“我”过渡的一个良好载体，他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将电视节目风格化、具体化和个人化，使得信息始终通过一个特定的个人化的角度被描述，这样就使文献片传统上的共性化理念的宏观阐述，被置换为个性化事实的微观展望，使片子呈现出某种个体性的体验和感受，给观众一种平等感和亲和力。从而使观众更易于受到感染并增强了他们对片子本身关注与思考的参与热情。
从播出反馈来看，《宣言》中主持人的使用受到了普遍肯定，尽管受主持人本身条件所限，片中的“我”还仅是一种“准个性”的尝试，但是观众显然更乐于通过一个人和他所“采访”的其他“个人”的眼睛，去认识、感受《共产党宣言》。
由于上述思考，我们在本片中尽量避免某些从前常用的赤裸裸、火辣辣或酸溜溜的字眼，力图营造出一种冷静又不失热情，思考又不失愉悦的视听氛围。我个人认为，文献片的至高境界就是朴实而高雅；朴实是文献史料的客观确凿性使然，而不高雅则不足以表现博大精深的历史画卷。我们必须在
传播观念上和创作实践上勇于挑战自我、挑战传统，才有可能推陈出新，找寻到一条通向理想目标的渐近线。
《共产党宣言》一片播出后，收到来自政治理论界、影视文化界及普通观众的不少来信来电，大家对本片的欣赏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其中的大多数我都会认真汲取，并在往后的创作实践中加以高度重视。但对个别的几条我愿意在这里作进一步的商榷。如几位老同志提出片中没能专门介绍《共产党宣言》 这本书的内容，其实这个问题在初稿中是有的，但是我出了3个考虑最终把它拿掉了。一是书的主题显然已与时代不合拍了，它要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而目前的世界格局已日益由对抗趋向对话，“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题；同时我国也已正式立法保护、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反腐倡廉也已成为我党所面对的重大挑战。在这样的国内外大背景中，似不宜渲染“阶级斗争”为好。二是电视传播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传统的共享型传播正向分享型传播转变，现代传播已不可能指向全体受众。一档节目必须依传播内容指向特定的受众群体，才能在彰显节目个性的同时收到应有的传播效果。本片设定的受众层面是知识分子和老同志，而这些人大体都基本了解这本书的主旨。三是书的内容在片中讲少了说不透，在现实社会情境下，反而会让人觉得有些莫明其妙，甚至对书和片子本身会起反作用。而说多了片长又容纳不下，所以只好割舍。当然，如果能探讨到鱼和熊掌兼得的办法自然最好。
另一条意见就是觉得片尾关于《共产党宣言》大事年表的字幕走得太疾，未及看清就过去了。我个人认为这首先是个艺术节奏的把握问题，即：密不容针，疏可跑马。作为编导必须明确片子的传播重点与非重点：希望观众重视、参与、认识的环节，必须不惜笔墨去细细铺陈勾兑；而对那些不指望也没必要让观众思索、品味，只起情绪感染或主题烘托的段落，则只需泼墨写意即可。其次从传播心理学上讲，即使字幕走得很慢，观众也不可能记住这本书在世界各地出版的时间地点，除了知道《宣言》 在许多国家不同时间曾多次发行外，并无更多的信息获取，而这样的接受效果与字幕跑得快些并无二致，这其实是信息传播的效果与时间的“投入产出比”问题。综上考虑，我仍然觉得这样的段落还是快些为好，只要起到“造势”的作用即可。
再有就是关于片名的设定，创作组曾经有过《源头活水》、《划时代的文献》、《一本书的传奇故事》、《歌中之歌》等提议，但这些片名多少有些太过朦胧或俗常，最后还是直接选用了书名本身，这样尽管有些大而无当，内涵和外延也不太准确，但它简单明了，在“吓走”一部分观众的同时，也留住了它本该留住的感兴趣者，使片子真正收到了它能够收到的宣传效果。
注释：详见《北京日报》2000年3月13日第10版
（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 邮编：100859）
［责任编辑：姜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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