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话语权下的建构：《中国式离婚》中的女性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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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女权主义电影理论认为，大多数美国电影是由男人和男人拍摄的，而女人则变成了一种景观；其二，从叙事的角度讲，美国影片多将男性表现为主动者，而把女性打发到配角位置上。[1]《中国式离婚》这部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是出自一位女作家之手，她用女性的视野，女性的心理，通过女性主角对待婚姻的态度，把中国女性自身对社会的思考和社会对女性的地位展现在作品中。女主角的形象能否代表中国普通家庭妻子的角色？剧情能否阐述中国式离婚的含义？能否在女性视觉下表达一种公正、客观、健康的女性形象？能否真正避免“男性凝视”下的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
关键词：女性形象 中国式婚姻 媒介的建构与误读
表达：刻板的女性形象
剧中主要刻画的四位女性（林小枫、肖莉、娟子、林母）代表了三代人的思想观念，建构了两种大相径庭的境域，用整合后的符号规范了同一的中国女性评判标准。剧中在棒喝女主角林小枫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女性的同情和怜悯，唯独缺少男性自省的声音。
·典型化的女性符号
剧中的四位女性无疑都可以用“美丽”来形容。年轻的娟子清纯、靓丽，是所有男人的梦中情人和永远的回忆；中年人的林小枫也是曾经的校园一支花；人过中年却韵味十足的肖莉仍是男人嘴里议论的话题；最老的一辈人林母的仪态风度依旧。虽说这几位女性不能算上是“绝世佳人”，但是绝对远离“丑陋”、“有碍观瞻”。“女性外表”成为电视获得高度注意力的杀手锏，“成为被消费的媒介文化和被领略的风景”。[2]
美貌的女性形象不但可以获得高度的注意力，而且是构成家庭矛盾的因素之一。因为她们美丽，她们会受到其他男士的青睐；因为她们美丽，她们会受到其他女人的嫉妒；因为她们美丽，她们更敏感自己的容颜变化。此刻，容貌成为判断女性操守的试金石，成为婚姻矛盾的导火索。所有的闲言碎语通通指向外貌娇好的女性，因为她们越轨行为的发生可能性最大，而那些相貌平平的女性根本没有机会获得“同台竞技”的机会。男性刻意对女性外貌的要求无形中成为社会集体意识对女性的同一判断。
女人对镜子的依恋和惧怕表明她对自己容颜不自信的开始。电视剧中的林小枫，不止一次的照着镜子问家人关于自己是否变老的问题。同样，社会认知告诉女性，只有打扮迷人才能赢得男性的亲赖。以第三者身份出现的肖莉，仪态风雅，窈窕大方，成为了包括刘东北这样青年男人瞩目对象，也不可避免地在别人婚姻中成为受人猜忌的对象。以怨妇形象出现的林小枫，半长不短的头发，中性的衣服，为了“夺回”丈夫的心，在娟子的建议下去美容、去装扮自己。波浪卷发、性感内衣、多变的服饰、窈窕的身材、得体的化妆，成为中年男人心中理想女性的代名词。媒体信息仿佛在规范这种声音：不加修饰的中年女性要时刻提防丈夫的嫌弃和“白眼”，而牢牢抓住丈夫“芳心”的往往是那些精心修饰的女性。如今琳琅满目的化妆品世界中，女性忍受着被脂粉的包裹，是为了迎合男人们的注意力。从这种意义上说，化妆品市场更像一个买卖注意力的经济市场。
由于媒体中建构了虚幻的“女性美”的标准，社会中的女性失去了对美的自我认知和评价。化妆、美容、整容不但打造了媒体所量身订做的“标准美女形象”，也灌输了男性对“美”和“美女”的单一化、标准化的认知模式。“在女性失去金钱的同时，也失去了自信和判断力，或者说，不仅消费了金钱，也消费了个性特征，消费掉了自我。”[3]
·社会主流观念的角色归属
女权主义者认为，“女人从没有形成过一个等级，平等地与男性等级进行交换、订立契约。男人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社会生产者。女人则在疲于生殖和家务的奔波中无法保障她获得同等的尊严。”[4]
而在社会认可的观念中，“贤内助”是评判女性在家中任职好与怀的标准。我们总是能看到剧中几位女性在厨房中忙碌的情景，围绕在孩子身边的也都是妈妈。孩子和家务这两大家庭因素把女性圈定在了他们中间，无法剥离开来。而当有人必须为家庭做出牺牲的时候，“贤内助”的妻子忍痛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母亲肖莉必须要肩负抚养孩子的责任；当丈夫做出“出轨”的举动的时候，妻子应当忍受、宽容。女性的贤内助特性不仅表现在家庭角色中，还体现在对丈夫行为的态度上。女性在家庭职位上的突出地位，实则突出了女性作为男性的助手和偕同者身份的确认。妻子“贤内助”的表现是为了帮助丈夫家庭外的工作需要，妻子的“崇高”和“军功章”只有在家庭舞台上才得以展现。
当女性走入职场的时候，预示着在男女平等问题上的一场革命。事实上，离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差距有多大，我们无法把握。收入不是太高但很稳定，环境不算十分安逸但求舒适，挑战并非无处不在但也绝不是危机四伏。电视剧中关于婚姻生活的女性职业理想大多被设置成这样，以求女人家庭和事业都可兼顾。电视剧核心人物林小枫以教师形象出场；年轻一代的代表娟子是医院的护士；片中给予掌声最多的肖莉医生虽然有一个光明的职场，但却是一个在技术上不如男医生宋建平，在品质上攻于心计、有损职业操守的女医生形象，而且让观众更感兴趣的是她的“第三者”身份。剧中仿佛在暗示观众，第三者的角色多半由女性充当，女性是违背社会道德的最大“嫌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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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这些“辅助性”角色相比，刘东北是个有车、有房、工作收入颇丰的“白领”；而男主人公宋建平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外资医院的副院长，是家庭经济生活的“顶梁柱”。剧中所构建的女性虽都属于“知识分子”，但是在职业构想中却是始终围绕在男性身边的“类职业”形象。社会主流观念把女性更适合的工作定位于厨房，因此我们看到女性的“类职业”形象所表现出来的服务性以及感情特征是她们家庭角色在社会中的延伸。正如广告中出现的工作着的女性形象，她们不是专心工作而是为了琐事担心。
·传统道德的标准底线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孩子虽然想结婚，却又往往害怕结婚。结婚给她带来的好处比给男人多得多，所以她比男人更急于结婚。”丈夫在妻子眼中是真正介入事业或职场中的一份子，是超越自己的化身，妻子往往以“剥夺”丈夫成功后带来的名利为快乐，这种快乐感正是支撑妻子坚持“夫贵妻荣”中国式定理的原因之一。因此，“男人永远可以占用一个身为低劣者的女人，但如果女人委身于一个社会地位在她之下的男性，则是可耻的”。[5]
在寻求“夫贵妻荣”的道路上，妻子不惜实行专制为求丈夫成功而疯狂地进行斗争，以求用丈夫的荣耀来弥补自身的贫乏和不公。林小枫为了丈夫调动工作的事情不惜请客送礼，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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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平荣升之后，向她提出离婚的时候，林小枫建筑在“夫贵妻荣”上的梦想被无情的击碎。女性对自身地位失衡的心理让女性陷于了自己亲手搭建的陷阱之中。
勿庸置疑，林小枫心中所惧怕的丈夫的“夫嫌妻丑”是对自己不自信的表现。在想当然的世界中，林小枫妄图用容貌拴住丈夫，妄图拴住她辛辛苦苦搭建的“夫贵妻荣”的荣耀和财富。“丑”有两层含义，一是外表的容颜，二是性格上的“平庸化、恶俗化”。理智成熟的丈夫往往看重的是后者，而这点正是妻子所忽视的东西。“夫嫌妻丑”往往是感情破裂的表征和借口，心理上的厌倦才是真正的缘由。
“女子娼妓业远比男性卖身业昌盛繁荣的原因在于男性的需求远远大于女性”，剧中用这句对白试图为男性的越轨行为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正当理由。从生物学角度上分析，男性的生殖功能往往是与性冲动快感相联系的，女性的性生活则以伦理为主导的。难怪有人说：“妓院的兴隆足以证明男人可以从他所得到的任何一个女人身上获得某种满足”。
剧中女主角的歇斯底里让观众颇感意味深长。这时候的妻子都是好吃醋的，她们把丈夫看成是一个供她归属的私人物品，她对他吝啬的程度“犹如对待她藏在食橱中的蜜饯”[2]。林小枫可以为调查一个她假想中的“第三者”而打遍宋建平同事的手机，可以跟踪拍摄丈夫的行踪，可以寻求网恋报复丈夫。“她集中身体里所有破坏因子不能自己地向着婚姻这个目标实施进犯，完全而逐渐地变成了自己情绪的奴隶”。[6]
误读：偏颇的女性形象
格林布拉特曾提出“自我形塑”的概念，即文学形象和文学意义是对人物与其文化环境的关系反复地进行阐释的结果。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反映并放大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并陈规了父权制社会中的男女关系角色。
·男性凝视下的女性符码化
荧屏中所建构的理想女性是美貌娇小的智慧型女朋友，或是贤德端庄的知识型妻子，或者是慈爱宽容的操劳型母亲，女性必须扮演的妻子、母亲、主妇、或者花瓶美人的角色是父权制社会中的角色暗示。难怪卜卫在《探讨女性形象的媒体再现、社会现实及干预》文章中分析到：“电视广告中的女性最突出的特征是：年轻、漂亮、优雅、贤惠等等，这些标准是用一种男性猎奇的眼光来评价和批评女性。”
西方政治哲学中认为：公共领域通常指政治、文化或市民社会的领域，而私人范畴则指家庭和家庭生活。通过工作场所、法律、经济、政治、知识以及文化等具有权利和权威性的生活层面被视为男性当然的领域，而家庭、炉灶边和孩子等私人领域被认为是最适于妇女的领域。媒介似乎更为认同这种观念。塔奇曼“反映假设”理论认为，媒介为了吸引更多受众，就必须反映占主流的社会标准。这种掩盖社会真实的同时，导致了“象征性的歼灭”。在这种过程中，媒介所表现的性别陈规再次强化了主流意识上的男女不平等的关系。女性的被动、柔弱、非理性与男性的权威性、有力量、有理性的特点形成天然对比。戴尔评论说：“对广告的分析表明，妇女被表现得非常女人气，是‘性对象’，是家庭主妇、母亲、操持家务者；男人则处于在权威和支配妇女的地位上。”[7]
在男性预先设定的社会主流思想里，男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分类，是为了便于在家中操控女人。女人在外貌上能够取悦于男性，在性格上要让男性感到易于控制以及在生活价值上要向男性无私奉献。在对女性的容貌、性格、思想、职业、归属等主观预设下，男权文化通过传媒参与并完成对女性形象的刻板化塑造，剧中女性形象只剩下一个个单调的、同一的象征符号。
剧作者虽然是女性，但是她依旧无法抛离社会主导思想的影响，并且这种追随可能是更多的潜意识行为。由于传媒的介入，物化的女性形象由分散的、个别男性的体验扩大到了全社会讨论、玩味的话题和评价标准。这种以男性感受为出发点的观点，是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和粗暴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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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话语权下的失衡与误读
我们可以看出，剧中的情节发展和矛盾线索也在男性道德规范中得以延伸和发展，以男性中心文化来建构女性的理想形象让女性整体失去表达自己权利的机会。男性首先在自己划定的视野圈中设置了符号化的女性形象，并且不失时机地扩大了这种符号的表达。
剧中我们颇有印象的是经常出离愤怒的妻子形象。歇斯底里的林小枫，大吵大闹的肖莉，固执任性的娟子。从言语到行为，在镜头中妻子的吵闹、打骂、甚至无礼之举，配合着周围场景的对比或是映衬得到了无限放大。而作为与之争吵的对象——丈夫，则是以几句无奈之语或者根本不露“脸”的“缺席”消失在观众视线中。观众只能感受到在妻子的怒骂下无可奈何夺门而去的丈夫。为妻子“母老虎”的行为倒抽口凉气的同时，也为丈夫无奈离去深表同情和理解，这种处理也无疑使观众产生了一边倒的想法——生活的不和谐多是由女性造成的，家庭生活是女性主要的角色扮演，然而连这个角色都无法成功驾驭的女人是个十足失败的可怜虫。一方是女人的猜疑嫉恨，一方是男人的闪烁其辞、谎话连篇，同样是需要指责的，却通过媒介塑造放大了前者。如果宋建平一切实话实说，那么林小枫的猜疑也不会发生。如果没有刘东北的“颠倒是非”，事情也不会越描越黑。一网友在网上留言写到：“林小枫是一个好女人，只是宋建平做丈夫实在疏忽的可以……如果说，宋建平展示出中国男性心灵上的可鄙之处，那么刘东北展示出的就是中国男性外在可鄙之处，粗俗的可以了。”既然，宋建平、刘东北连“诚实”二字都无法遵守，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把婚姻的罪过全都推卸给林小枫这样的女性呢？
男性带着异样的眼光设计和审视女性的同时，实则是用种逃避的心态为推卸自身社会责任寻找理由。中国的“三从四德”本身就将男女放逐在不平衡的社会里，就连剧中也不失时机的灌输这种思想。剧中最带有肯定色彩的女性形象林母，只有她的婚姻以“貌似”完美的结局收场。
对林母宽容与无私赞誉地同时，实则是忽略了女性的个性、个人发展，忽略了社会对男性行为的质疑，忽略了男性对自身行为的审视。对林母的歌颂和对林小枫的贬损下，妻子成为没有差异的个体，同样肩负社会责任的丈夫也推卸了应承担地一切。媒介似乎在引导观众理解、欣赏并接受电视剧中的林母——她用“贤惠”坚守了自己的婚姻。荧幕上婚姻的常规状态是，丈夫会经常犯错误，妻子要有承受容忍的气量。如果违背这种“常理”，婚姻就走向破灭，而大多数的因素是把错误归罪于妻子的“不宽容”。丈夫过失的“缺席”再次验证了男性解救和支配女性的神话，再次规范了父权制规范下的社会伦理道德。
期望：公正的女性表达
我们看到，剧作者用女性敏感而细致的情感归属表达了她心中的中国式离婚。然而当以“中国式”的字眼出现的时候，我们发现作者把中国女性的婚姻简单划分为了两种结局——成功或是失败。婚姻的失败归于女性的错误，婚姻的成功是女性的主要任务。男性过失的“省略”
和“缺失”把婚姻看成了女人应该承担的“独角戏”。婚姻失败的女人通常是一个不会深入思考，只会无理取闹的简单女人。在世人眼光中，离过婚的女人成为了受人怜悯和鄙视的弱势群体。
男性感官中的女性形象，女性过失的无限夸大，男女地位的失衡，这些不仅仅是作者思维上的缺憾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对女性认知的偏见造成的。
剧作者也表示她用社会的主流心态在刻画林小枫这个角色，她只是想用林小枫的形象给社会上的妇女一个提醒。从这一层面上来说，作者还原了社会上的偏见，也希望有一天能够修正这种偏见。作者寄希望于女性自己——审视和反思自身以免过多的伤害，女性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在社会整体没有改变偏见之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们仍然要期望，一种相对平等的男女形象，有差异性并且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
注释：
[1] 尼克·布朗 《电影理论史评》第149页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4年版
[2] 章东轶《美女文化与电视中的女性形象建构》 http://www.qianlong.com/ 2003-12-18 15:02:13
[3] 李菱《女性自审－棒喝声中的另类关怀》 影视艺术 05年第二期
[4]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第404页 中国书籍出版社
[5]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第517页 中国书籍出版社
[6] 李菱《女性自审－棒喝声中的另类关怀》 影视艺术 05年第二期
[7] 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 第205页 商务印书馆
（作者系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 2003级研究生）
联系方式：云南大学校本部7栋422号 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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