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重新定义电视新闻灾害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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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京城遭遇23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降雨强度最大的暴雨袭击，城市交通瘫痪。7月12日，狂风暴雨又席卷申城上海，造成多人死伤。在暴雨洗涤之后，媒体“议题设定”集中指向了公共交通、排水系统、城市建设、政府应急措施等话题，唯独忘却了自身作为政府与市民、社会各部门之间信息媒介的职责，可谓“五十步笑百步”。
与北京交通电台及时发布暴雨信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等电视媒体，在灾害来临时，现场直播报道的严重缺乏与无意识。7月12日晚10时，当狂风暴雨肆虐的上海出现多处险情时，上海东方卫视正在直播的《东方夜新闻》的两位节目主持人方宏进和劳春燕，却在大谈特谈暴雨对北京城市建设发出的警示。
在经历了暴雨洗涤之后，传媒尤其是电视新闻节目，能否多一些扪心自问，一改既往的‘灾后报道’为真正的灾害报道呢？
一、‘灾后报道’≠灾害报道
近期，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相继遭到暴雨袭击，河南、湖南等地出现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近150亿元。笔者随意收录了央视、北京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有关暴雨、洪涝等灾害的报道。现状表明，在日常的新闻节目中，“灾害报道”仍表现为“结果告知型”，诸如领导视察灾情、走访受灾市民住宅、表明本届政府决心、解放军战士日夜奋战保大堤、相关部门领导碰头开会抓防汛、各相关部门困难面前表决心、列举投放的救灾物资数据、采访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日天气形势等等，这种 “受灾、救灾”新闻简报式的“灾后报道”是我国电视新闻灾害报道的一贯形式。
对于发生在边远地区的自然灾害，报道的重心往往是由领导视察路线决定的。相对而言，有关城市灾害的新闻事实虽然较多，但仍以事实结果报告型为主。由于技术条件、报道理念的局限，即使对于正在经历着的灾害，电视新闻人也会熟视无睹；在7月10日暴雨突袭京城时，央视也没能做到实时直播。7月10日晚21时，央视新闻频道整点新闻节目《今天》，10分钟的节目播出的全部是北京遭遇暴雨的消息，然而，却没有一幅来自京城受灾现场的直播画面，只有来自位于后海、长安街的两位记者的电话连线报道。由此，人们完全可以质疑在中国电视媒体的作用，更可以对宣示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新闻频道刮目相看。
北京电视台7月10日当晚《晚间新闻报道》的相关报道，更是差强人意。记者坐在电视台的办公室里，完成了对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主任张平平、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指挥中心主任孟宪龙、北京市前门街道工委书记杜文新等人的电话采访，短短5分钟草草了事。从播音员慢条斯理的语态，人们无法感受到北京已经是汪洋一片。当时，京城部分地区仍处于混乱状态，多处出现险情，许多民众迫切希望通过电视新闻报道了解情况，可是，记者却以如此报道方式完成了作业。
难道这就是中国电视新闻灾害报道？在暴雨过后，电视新闻节目必须反思“灾害报道”的确切定义。
二、电视灾害报道是社会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
在传媒业发达的美国、日本，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早已成为社会危机管理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信息传输方式；电视肩负的媒体责任就是将相关信息实时传达与市民，使灾害报道“为民所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当时，各个电视台立刻停止播出原定的节目，迅速地进入到特别节目报道的制作和播出阶段。面对这样突发的灾害性事件，近90％的被访者是通过电视最先知道的。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亚尼不断地出现在电视画面中发表交通管制、通往曼哈顿岛道路封闭以及根据美国政府指示全美的飞机场全部关闭等相关信息，CBS、CNN、NBC还在电视画面的下方采用“滚动字幕”的形式播出最新消息。电视实时直播名符其实地成为社会沟通、维持社会机体运转的“生命线（lifeline）”，电视新闻的灾害报道有力地证明了电视社会功能的不可替代性。
日本是地震、台风频发的岛国，为避免自然灾害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自1985年9月1日起，NHK率先建立了“紧急警报放送系统”；此后，各家电视台为了应对《放送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和《大规模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的要求，也积极地建立起紧急特别报道机制。这样，强化电视新闻报道局的组织建设、制定周详的日常新闻制作流程以及遭遇突发事件时迅速地由日常新闻报道机制转换为紧急特别报道机制，成为日本新闻报道机制建设的主要课题。
目前，日本各家电视台已经建立的“紧急特别报道机制”源于NHK始发的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报道机制。NHK作为日本政府指定的唯一公共放送机关，在其《日本放送协会防灾业务计划》中，就灾害报道的诸多事项制定了极其周密的实施细则。例如，当发生6级以上台风时，NHK所属的电视台、电台等7个频道和频率会立刻中断正在播出的节目，在发出警报声的同时转入速报播出机制。一些震级较小的地震灾害情况，会在发生2、3分钟后，在发出警报声的同时，以字幕形式出现在电视画面的上方（见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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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NHK利用高科技不断完善紧急特别报道机制，使灾害报道从“结果型”转变为“预报重视型”，减少了灾害造成的损失。为了让看不到电视的市民及时了解台风走向，NHK设立了专门网站，市民只要通过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掌握天气情况，为民众尽早避难提供了便捷、畅通、双向互动的信息渠道。今年6月21日，登陆日本的台风“电母”来势凶猛，TBS电视台在当天午间新闻节目中，以来自神户、高歧等四处台风途径地的记者实时现场报道作为开头，从画面中，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四个地方由于台风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恶劣天气影响。由此可见，对于自然灾害的预警、实时现场报道，已经成为日本各家电视台的自觉行为。
由日常新闻报道机制与灾害报道为核心内容的紧急特别报道机制结合而成的日本新闻报道机制，有力地保证了电视台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能够及时、准确地向受众传达信息。紧急特别报道机制的建立，不仅将事件、新闻报道、社会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凭借受众关心度获得高收视率，而且将电视媒体自身融入政府社会危机管理系统，使媒体的社会效能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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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型电视灾害报道机制的建立
勿庸置疑，在7•10暴雨过后，电视传媒应当自主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紧急特别报道机制，使电视灾害报道真正成为政府的‘喉舌’，发挥出联系政府、社会、民众的作用。具体而言，除应针对灾害发生的不同阶段，学习、掌握电视灾害报道的方法外，还应建立以灾害报道为核心的紧急报道机制。
1．预警报道——快速、及时、准确
7•10暴雨发生前20分钟，北京市气象台已经捕捉到了暴雨信息，但是，由于缺少传媒的参与，该信息未能及时告知市民和政府有关部门。上海文广集团下属的电视频道在经历7•12暴雨狂风灾害后，增加了气象预警，在气象台发布信息之后的15分钟内，在电视画面的右上方将显示特别标志。对此，笔者建议还应增加预警声音提示，同时以口播或字幕的形式将信息传达给市民；另一方面，电视台还应在5分钟内完成信息的准确接收、发布以及反复播出等工作。
2．灾害中报道——沟通、告知、帮助
当灾害发生时，电视灾害报道除了及时发布天气信息外，还应当成为政府各职能部门向公众传达信息的媒介。当险情发生时，记者应以最快速度赶到灾害现场，并对灾情进行实时直播报道。同时，政府应急总指挥部也应将最新信息汇总后，通过电视台及时向市民发布，并解答来自市民的咨询，插播重灾区的实时画面。试想7•10暴雨发生时，如果在公交线上受困的市民能够事前接到家人的电话或通过其它方式获知暴雨信息，就可以选择其它路线和交通工具回家。因此，制作出让市民“使用”的灾害信息，应当是今后电视灾害报道的努力方向。
3．灾害后报道——监督、分析、解释
目前，我国的‘灾后报道’以领导视察灾情和宣传灾民抗灾自救为主，媒体的宣传意义远远大于媒体监督力度。在灾害发生后，媒体披露的政府有关部门的失职行为，不过星星点点；同时，对于灾害形成的原因、造成的危害程度等，也没有解释性、分析性的深度报道。7•10暴雨过后的7月11日，北京电视台的《今日话题》制作播出了题为《大雨暴露出了什么？》的报道，与其说是形式上的“深度报道”，不如说是一个有关“暴雨”的“多个新闻”的串编；主持人事不关己的态度，更是让人难受。7•10暴雨的重灾地当数西三环的莲花桥，为什么会出现数辆机动车没顶被淹的情形？积水形成的过程是怎样的？在众多市民被困的情况下，地下交通工具是如何疏导人流、发挥作用的？7•10暴雨中的西三环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今日话题》的报道，笔者看到只是从相关部门得到的受灾统计数字，这些代替了对新闻事件发生过程的阐述，而对路边市民的随机采访也代替了对问题实质的认真分析。
4．灾害报道与紧急报道机制的建立
目前，在日本， “紧急特别报道机制”不仅适用于灾害报道，也适用于选举报道和对突发事件的报道，例如，美国9·11恐怖事件。遇有各类突发事件时，紧急特别报道机制保证了可以迅速地动员电视台内全部力量，及时、准确地将信息传达给受众。事实上，紧急特别报道机制已成为政府社会危机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应当借鉴这种社会危机管理经验，在电视台建立由日常新闻报道机制与紧急特别报道机制结合的新闻报道机制。紧急报道机制的建立，应当侧重体制、人员、保障措施等基本要素的效率化结合，并使之制度化。
日本各家电视台为了在事发后，尽快赶到新闻现场都备有专属的直升机。例如，NHK就有11架安装有HD高清数字摄像设备的直升机分散在日本境内的9个基地；在东京和大阪的基地，机师、摄像师以及设备操作人员实行24小时待机制度。同时，NHK自主研制开发的“skip back recorder”录像装置可以将地震发生全过程记录下来，即使在断电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的图像就是由这一装置记录的。同时，NHK还在日本400多处场所安装了24小时自动监控摄像机，各个地方支局可以遥控。这样，无论何地发生重大灾害，NHK都可以获得第一手的图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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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应对重大灾害发生时的新闻报道，NHK报道局刻意安排近300人的记者、编辑居住在距离NHK放送中心方圆5公里范围内，并且，这些人员还要定期进行徒步到达NHK放送中心的“非常时刻训练”，以此保证上述人员能够迅速到达电视台，随时奔赴新闻现场。
试想在7•10暴雨当晚，北京电视台的《晚间新闻报道》完全可以完成来自新闻现场的报道，即便是电话连线也好。北京电视台位于西三环北路，莲花桥位于西三环南路，记者如果骑自行车赶往现场，在晚上22：45分播出的《晚间新闻报道》时作报道，在时间上绰绰有余。笔者在分析日本电视媒体报道美国9•11恐怖事件时发现，由于当日曼哈顿所有交通工具全部瘫痪，日本驻美国支局的记者就是靠租来的自行车完成了最初几天的报道任务。
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建立以灾害报道为核心内容的新闻紧急报道机制，既是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也是政府社会危机管理系统的重要环节。 今夏的暴雨、洪水不应只冲刷掉政府部门各自为政、唯命是从的官僚作风，也应荡涤电视新闻灾害报道的传统意识。如果电视媒体不能自主地建立起应对突发事件、灾害报道的机制，电视传媒也将难改‘灾后报道’游离于社会危机管理之外的现状。只有当电视新闻灾害报道真正纳入社会危机管理系统之中，电视传媒才能成为民众防灾、免灾的手段。或许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新闻节目，要待电视新闻灾害报道时代来临才能出现。
作者：宋晓阳 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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