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传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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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的苏联，曾有这样一个笑话：乌克兰的农业歉收。《真理报》撰文暗示：这是美帝国主义放了一种甲壳虫，吃掉了乌克兰的粮食，后来苏联进入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切尔诺贝尔核电站事故成为苏联媒体公共曝光的目标。那时，以此事为代表，当时的苏联进入到“公开性”时代。
观照中国的新闻界，也许也有类似的历程。几年前的千岛湖事件，当时内地拼命地堵新闻，而台湾记者却伪装成死难者亲属拼命地挖新闻，最终将一个刑事案件炒成了一个损害两岸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也许就是从这件事开始，内地对海外记者的采访表现出某些宽容。
到了今天，中国内地的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及时报道已经突破，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以第一时间报道袁斌劫持飞机去台湾，过去这种事情常常是飞机还未落地，台湾中央社就会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午间半小时》对不具政治色彩的突发事件报道也非常及时。一些地方新闻媒体几乎把社会新闻作为向市场化迈进的手段，比如：成都市的一些报纸，每天奉献给读者的是热闹的社会新闻：什么毒血旺，什么女主持与骗子私奔……
内地政府过去对突发事件用“统一口径”来对付，当然那实际上是高压的产物，这种单向的口径因为线性结论而备受质疑，恐难以适应多元的社会、信息的社会。其实，美国之音在内地的高收听率也正是“口径”之类舆论一律的产物，美国之音“先入为主”的报道粉碎了口径的作用。
市场环境下的传媒
如果说传媒对社会新闻、突发新闻的高度关注是中国新闻界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传媒与资本的关系或说市场环境下的传媒，更为值得探讨。
八十年代，作为纯政治工具的报纸，电视、广播，开始由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经营，应该说那叫“强政治弱资本”，媒介仍被政治力量作为一种斗争的工具加以控制。进入九十年代，传媒更渗透了不少资本的因素，商业利益日益成为传媒追求的目标。大公报会开商人办报之先河，今天大陆生意人更多地介入传媒，把传媒更变成一个赚钱的工具。商管哲学开始操纵新闻界。
先看电视，全国已有几十家地方电视台上卫星，对中央电视台构成很大的威胁，如果你的节目不好看，节目过硬，观众一按钮就可以把你的努力消减。正是在这种群雄竞争的背景下，中央电视台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新闻联播》一个“联”字就可以霸住收视率之冠，当然这是文件带来的垄断性经营，但你看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那却又是很市场化的，它关注的全是国人关心的热点。中央电视台倘若没有这批收视率高的节目，成千上亿的广告也不会流入中央电视台，相信有一天，那些地方卫视也可能跳出区域、级别的桎梏，追求更大的新闻资源，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那么国家电视台有没有广告崩溃的一天呢？
报业竞争更是猛烈，在广州，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除相继大量扩版，彩印外，还把产品营销的理念引入发行，向读者承诺每天收到报纸的最晚时间。如《广州日报》向读者保证每天早晨六点半之前拿到报纸。再则，三家报业集团还以子报来打天下：《南方日报》的《南方周末》、《广州日报》的《足球》报、《羊城晚报》的《新快报》都成为中国报业新锐。广州报业有别于上海、北京报业的最大不同点是：更加市场化。这些报业竞争有从企业化经营向产业化发展的趋势。
记者非常欣赏广州的《南方周末》，这家报纸的报道和评论视角独特，使习惯了被灌输的读者有“还可以这样思考”的感觉，《南方周末》的政论颇具影响力。
以财经为题材的报纸也异军突起，北京的《中国经营报》对经营之道的研究也具水准，这家报社所办服务性都市报《精品购物指南》也红遍京城。
处于西南之隅的成都也打起报业大战，《华西都市报》、《《商报》、《蜀报》，这几家报纸，大量的具八卦色彩的社会新闻，采访手法形如本港侦察记者，说不定哪天会演化为“狗仔队”；大量下载网上信息，把新闻做得多姿多彩……争夺读者的办法也五花八门。看这些报，知道当地发生了什么，而当地党报信息却有残缺，当然这种竞争也可能变成恶性竞争，使某些报纸倒台。
香港传媒现今出现“图像化、漫画化、搞笑化、荒唐化”，成都传媒克隆能力之强大，会不会也滑向这“四化”而导致公信力下降呢？！
现在财团背景的报纸，股份制报纸越来越多，它将使宣传职能受到极大的弱化。
有一份西南的省委机关报刊刊登了党报发行的地区一览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订党报越少，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订党报越多。甚至有的地方为了完成上边的任务，本该订全年的，只订了一个月或三天，以欺骗上级。这也是市场化的报纸冲击的结果。
互联网挑战传统媒体
记者在小学三年级时接触到美国之音，那时段听是犯罪的，前些年对“敌台”都采取干扰，但最终效果甚微。现在，我们正进入信息社会，可邪可正的英特网每天又供应着真相与谎言，英特网的神经触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些科技新媒体又对传统媒体构成巨大的威胁。
事实上，中国传统媒体与西方的传统媒体的差距也只是近年才开始减小。中国媒体是否能适应新的媒体冲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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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内地的一些报纸，为追求信息量，虽然他们大量翻译网上信息，很热闹，但往往这些报纸不能进行分析、评论、整理。两年前，大公报高层曾经在分析互联网冲击传统媒体时，提出记者既要写独家新闻，更要写独特新闻。任何独家，一上网，便不是独家了，但独特的分析，独特的视觉却极大地维持一家报纸的生命力，
这一点，一家大学的教授认为，很值得内地同行研究。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更认为新媒体科技将改变亚洲的治国方式。李氏认为：不论采取什么制度的政府领袖，却将学习利用媒体科技为他们服务，不过，他们须应用科技，而不是压制它。资讯科技正在急速消弱任何政府原来可能对媒体采取的垄断性控制。
我们必须适应与采纳新的媒体科技，而不是压制它。资讯科技正在急速削弱任何政府原来可能对媒体采取的垄断性控制。
我们必须适应与采纳新的媒体科技，与此同时保留我们自己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不能无视汹涌的信息潮而掩耳盗铃，更不能以“小米加步枪”来对付现代化的“飞机大炮”！
立法的喉舌
朱总理在视察中央3电视台《焦点访谈》时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朱总理题写的“群众喉舌”的功能倍受注目。正统的新闻学定义说“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新闻界历来就有“人民性是第一位的还是党性是第一位的”争论，大概“群众喉舌”的也可能重新挑起这一争论，更重要的还在于提出“群众喉舌”已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环境，这也是研究中国新闻界角色必须注意的问题。
《南风窗》有一篇文章，文中有一段颇有意思，从讲“党的喉舌”到改口“群众喉舌”，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从讲“群众喉舌”，再到真正做“群众喉舌”，这个过程更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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