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传媒怪象、成因及其根治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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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首先较全面地分析了香港传媒目前存在的五种怪象：造假、煽情、偏重暴力色情、嗜揭隐私、政治主观，然后剖析了产生香港传媒怪象的四点原因：金钱至上、缺乏规管、受众素质不高、新闻官司难打，最后探讨了根治传媒怪象的四种措施：创办公营报社与电视台、加强传媒界的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对公众的传媒教育、健全新闻法规。
关键词：传媒 怪象 成因 对策
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拥有52份日报、数份电子报章和754份期刊、两家本地免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5家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12家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持牌机构、一个政府电台以及两个商营电台。在众多的传媒中，除香港电台是公营外，其余都是私营。在市场导向下的香港传媒，媒体成了老板的私器、赚钱的工具，新闻成了纯粹的商品，不少传媒在市场竞争中迷失了诚信、迷失了良心、迷失了自我，以致传媒界产生诸多怪象。
一、香港传媒怪象
香港传媒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产生的怪象主要有五种：造假、煽情、偏重暴力色情、嗜揭隐私、政治主观，下面分别述之。
1、造假。近年来，海外传媒对香港新闻的转载率明显下降，反映外界传媒对香港新闻真实性的存疑。传媒之间的恶性竞争，使一些传媒铤而走险，违背新闻职业道德；只求刺激销量，罔顾专业操守；为了赚钱，大肆造假，制造轰动效应。例如，1996年6月，香港“壹传媒”属下出版的第48期《忽然1周》制造《潘迪生凭信仰对抗癌病》的新闻，使迪生集团的股份一夜间暴跌，股份由9.7港元跌到9港元，市值损失当以亿港元来计。1998年10月，《苹果日报》接连三天用头版全版报导陈健康事件；后来据有关方面揭露，《苹果日报》涉嫌付钱给当事人，连当事人回香港祭拜妻儿的香烛都是该报的人提供的，旁观的忿怒者出来殴打当事人，更是该报导演的一出戏。拍摄的嫖妓照片与该报付出5000港元有关。2002年，李嘉诚曾对一群记者提到一篇报道，说他怀疑沙发里有电话偷听器，叫人用刀刮开沙发……“这些是如何做出来的？一丝一毫也没有。但是感觉可笑，我们香港人竟会花钱、花时间来看这些报道。”收集香港报纸上关于新闻诉讼的案例，完全假的、张冠李戴的“新闻”，屡见不鲜。
据香港中文大学对香港市民及记者的调查显示，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市民或是新闻工作者，对传媒的评价都显著下降。在1997年前后达到最低点，其后因舆论的压力，一些报馆有所收敛，令情况有所改善，但仍不理想。如下表所示：
2001年香港市民与新闻工作者对传媒可信度的评估 [1]
传媒机构 市民对传媒可信度的评估 新闻工作者对传媒可信度的评估
电 子 传 媒 香港电台 7.52（1） 7.55（1）
无线电视 7.04（2） 7.30（2）
有线电视 7.01（3） 7.23（3）
商业电台 7.01（3） 7.11（4）
亚洲电视 6.87（5） 6.85（5）
新城电台 6.57（6） 6.42（6）
报 纸 传 媒 明报 7.54（1） 7.27（3）
信报 7.34（2） 7.63（1）
南华早报 7.24（3） 7.47（2）
星岛日报 7.13（4） 6.78（5）
经济日报 6.96（5） 6.95（4）
英文虎报 6.77（6） 6.44（6）
成报 6.48（7） 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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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 5.93（8） 5.52（8）
新报 5.92（9） 5.06（13）
香港商报 5.87（10） 5.42（10）
东方日报 5.76（11） 5.14（11）
大公报 5.64（12） 5.44（9）
苹果日报 5.15（13） 5.08（12）
太阳报 5.13（14） 4.45（14）
期 刊 壹周刊 5.00 4.55
论文香港传媒怪象、成因及其根治对策来自
东周刊 4.88 3.97
整体香港新闻界 6.46 6.19
说明：评分幅度由1－10分，以上所列的是平均值，括号内是排名。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香港电子传媒比报纸、期刊传媒的可信度要高，但整个香港新闻界的可信度仍不高，只有六点多分。占据发行量前三名《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太阳报》的可信度更是大打折扣，其分值在五分左右，排在榜尾。无论是香港市民还是新闻工作者对传媒可信度的评估都不高，这说明香港传媒在市场导向下，对“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的认识存在着偏差。这种情况到2003年仍未改变，如下表所示：
2003年香港市民对香港新闻传媒整体公信力调查结果统计表[2]
调查日期 2月14-18 日 5月15-20日 8月11-12日
样本基数 1045 1067 1010
整体回应比率 68.3% 65.1% 68.7%
百分比误差(95%置信水平)* +/-3% +/-3% +/-3%
评分误差(95%置信水平)* +/-0.12 +/-0.10 +/-0.10
香港市民对香港新闻传媒整体公信力评分 5.68 6.10 6.10
说明：*95%置信水平是指倘若以不同随机样本重复进行有关调查100次，则95次的结果会在正负误差之内。
2、煽情。香港有些资深传媒人说，如果对新闻报道的选择过程排列一个顺序，10年前的做法是：事实在先，立场在后；新闻为主，观点其次。现在流行的做法是：煽情在先，立场其次，新闻事实再次。例如，在报道游行人数时，一些传媒记者不是去采访警方权威人士，而是采访组织者，组织者当然把数字说得越大越有成就感，这正迎合了某些传媒追求大数字的嗜好。2003年元旦，香港有人上街游行。当日警方第一次新闻公告，并没有公布参加游行的人数 ，只说出动700名警员维持现场秩序，且秩序良好。当游行队伍到达政府总部后，主办机构一位蔡氏先生对传媒称：估计当日有10万人参加游行。负责维持现场秩序及人数统计的香港警方，若此时讲不出参加游行的人数，是很丢面子的事。接着很快发出第二次新闻公告，宣布当日游行的人数为3.75万。警方数字来源，是他们通过空中拍摄，再用一种专门的仪器推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应该是比较科学可靠的。但是，报纸在第二天报道游行的新闻中，纷纷使用10万的数字，几乎没有人引用警方的数字。为什么？因为这些传媒认为，数字越大越过瘾，刺激性也越强。传媒在这里不是求真，而是求煽情、求刺激、求过瘾。再如2004年5月30日《苹果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今日去游行。目的就是要煽动香港市民上街游行。对于在香港举行的事关香港经济发展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该报却把这样的重大新闻置于6月2日A3版的下半版，完全加以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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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某些传媒以“煽情的报道、偏激的角度和哗众取宠的标题”扩大发行量的做法受到香港社会的批评。香港各界人士纷纷指出，煽情、偏激的报道已在香港社会形成“新闻污染”，香港传媒不能为了提高销量而降低水准，不顾社会公义。
3、偏重暴力色情。市场导向下的香港传媒，有关暴力、色情的报道随处可见。血淋淋的图片、美女性感的照片以及展示暴力过程的电脑作图大量充斥着报刊版面，刺激着受众感官。对诲淫诲盗的某些传媒，受众边骂边买。在香港，愈是偏重暴力色情的报刊，其发行量愈大。下面以香港发行量排名第一的《东方日报》与第三的《太阳报》2004年4月11日至17日一周的头版头条为例，加以说明。
2004年4月11日至17日《东方日报》、《太阳报》头版头条统计表
时间 东方日报 太阳报
4月11日 水炮驱群众 高桥压顶 维港破相
4月12日 孖女偕母乱刀死 子女与母惨遭斩死
4月13日 三尸案恶夫：死就一个走唔甩 淫汉逼姨仔做性奴
4月14日 倾谈两分钟手机爆炸青年险盲 汇丰柜机神偷被捕
4月15日 恶婿恐吓杀外母全家 惊闻三尸母哭断肠
4月16日 乡绅涉受贿出卖东涌河 三岁琳琳遭狠父母弃街头
4月17日 扎根香港LV搞超豪派对 架空电话线引雷劈屋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报在一周的头条中，50%是暴力新闻。其实，翻开报内其它版面，暴力新闻也是随处可见。对于色情的报道，香港大多传媒甚是厚爱，不但有大量的性感图片，而且有详细的过程记录，例如，2004年4月1日《东方日报》的A2版——跨境雏妓案专版，该版的通栏标题是“台买春团东莞专嫖雏妓”，该版的其它标题是：1、过程录影 制黄碟网上出售，2、工厂妹揾钱快做三陪，3、肉金低廉 2小时收200，4、广东川岛成寻芳新热点，5、深“雏妓村”靓妹通街拉客。并且该版配有8幅图片。除了在新闻版重视色情报道外，香港发行量前三名的报纸还开辟了日常专版来报道色情，图文并茂，例如《太阳报》的“夜游神”版、“蒲过界”、“情趣集”版、“私房话”版，《苹果日报》的“夜生活”版、《东方日报》的 “男极圈”版、“开心坊”版、“女豪情”版等等，这些版面刊登的文字内容大多是谈性爱的感受，图片均是靓女的三点式照片，并且版面的下部分刊登了联系电话及地址，实际上就是“嫖妓指南”。
报纸媒体如此偏重暴力色情，电子媒体又如何呢？有线电视于1998年7月，在按次收费成人频道播映的其中三部电影，内含一些不准在收费电视频道播出的露骨性爱镜头，其露骨程度甚至超越了香港《电影检查条例》界定的三级电影的尺度。事实上，“卖肉”、“斗波”已是香港电视界的一股歪风。电视台惯以衣着性感的女士作为噱头来宣传节目，以期提高收视率。1999年4月23日，广播事务管理局对亚洲电视播出的《今日睇真D》之《名校教师泰国荒淫实录》在合家欢时间播放成人节目，以及互动电视的《电讯互动影院》播映的《捷克猛男对对碰》露骨的性爱镜头，发出“强烈劝喻”和“严重警告”。[3]
4、嗜揭隐私。“狗仔队”，原名为意大利语Paparazzi，首次出现于1958年，正式翻译名应为“追踪摄影队”。至于中文翻译“狗仔队”，则是香港人所创。善用镜头捕捉名人隐私的记者，统称为“狗仔队”。
为了与其它传媒展开竞争，迅速抢占报刊市场，黎智英在1995年6月创办《苹果日报》时就开始组织“狗仔队”。之后，《东方日报》、《东周刊》等，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狗仔队伍，令“狗仔”成为一种现象。 “狗仔队”的出现，虽然促进了香港娱乐新闻业的竞争，但是与此同时， “狗仔队”不择手段的采访手法及报道，破坏了传媒的良好形象，降低了传媒的公信力，并且产生“公众兴趣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揭秘窥私等于公众知情权”的奇怪现象，一度引起社会的批评。香港演艺界就曾经发起“闭嘴行动”，三天内不接受传媒采访，以示抗议。然而，“闭嘴行动”并不能阻止狗仔行动。 “陈健康事件”、“成龙章子怡传绯闻”、“王菲窦唯婚变”“洪宝之恋”等，都是当中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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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队的杀手锏是艺人的私秘及感情生活，而不是艺人演艺事业、内心性格。狗仔队的名训是：“其它放两边，绯闻摆中间。”由此可见，在狗仔队的眼里，只有低级庸俗的趣味，没有公众的利益。他们不辞劳累，就是为了满足部分受众的好奇心。令人忧虑的是，狗仔队的“拿手好戏”，不幸扩大，连政治新闻甚至经济新闻都被传染。
5、政治主观。香港传媒实行的是总编辑责任制的编辑主导模式，所有的传媒都隶属于某一财团（香港电台除外）。虽然每个传媒都有自己的主张，但一般大老板都不会直接抓采编（《苹果日报》除外），只将大政方针告诉总编辑，由总编辑自主具体操作，而各版面编辑则根据总编辑的部署实施编辑自主权。记者所写稿件交编辑之后，无权过问如何处理，编辑完全按照自己的立场决定稿件取舍。就是公营的香港电台，在“编辑自主”的主导下也常常走火入魔。2001年10月13日，在该台电视部播出的《头条新闻》中，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来影射特首和特区政府，挑动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报道可以看出香港传媒不同的政治取向，如香港14份日报对23条立法（即国家安全条例）的报道处理就体现了不同的政治立场，《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等立场鲜明、坚决支持立法，《星岛日报》力求平衡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但在社论中谈出不立法的负面影响，隐含支持政府的立场。《太阳报》有正面和反面的意见，其报道语气平淡，但从整体和细节来看是较倾向于赞成立法。《新报》的立场十分模糊，其报道尽量把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包容在同一新闻内。《东方日报》的立场是反对政府的做法，但并没有利用社论明显地说出来，而是藉选材的方式表达。《信报》在新闻类别的报道中虽取中立、持平态度，然而在标题中透露该报对廿三条持怀疑态度，并在社论中强烈反对立法。《明报》对廿三条立法的态度是中性偏负面，在政府推出咨询文件后转为反对立法的立场。《苹果日报》则是由头到尾持毫无保留的鲜明反对立场。各报对基本法廿三条立法的态度，基本上反映了香港各报的政治倾向，在其它政治事件上大致都按此格调行事。[4]
二、香港传媒怪象之成因
香港传媒产生的种种怪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金钱至上。特德.施瓦茨(Ted Schwarz) 曾说：“金钱是其中一种严重威胁传媒报道操守的东西。”由于香港传媒实行的是私营化运作(香港电台除外)，完全由市场导向，因此，对多数传媒来说，新闻变成一种纯粹的商品，而“八卦”新闻则成为一种畅销商品。做新闻的目的是替投资者赚得最高回报。新闻机构的管理者清楚了解公司的性质：首先是老板的私器，赚钱的工具。在和这个原则并无抵触的情况下，新闻机构才会扮演社会公器的角色。如果社会责任与商业利益发生冲突，社会责任往往屈从于商业利益。
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印刷媒介一九九六年的产值为85．26亿(香港)元，一九九七年为99．18亿元，一九九九年为97．91亿元。一九九三年，东方报业集团的边际利润为42．9％，星岛集团的边际利润为23．2％，明报企业的边际利润为26％。一九九四年由于受到国际市场新闻纸价格暴涨的影响，东方报业的边际利润仍然达到31．8％。由此可见，报业确实是一个有钱可赚的领域。壹传媒集团老板黎智英办媒体，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他的办报实践定位为市场新闻学。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处理新闻如同面包师做面包一样，面包师必须满足消费者的口味才能赢利；而新闻工作者亦一样，必须根据读者的需求“制作产品”，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才能成功。根据德意志银行2000年11月在香港发表的报告指出，《壹周刊》和《苹果日报》每年为黎老板盈利约3亿港元。
2、缺乏规管。香港一直没有明文的新闻法，新闻方面所沿用的是其它的成文法。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没有在此领域增加新的法例。目前，香港特区沿用的法律中，与大众传播有关的共有31项法例，其中，作为管治传媒的主要法例为7项，即：《本地报刊注册条例》、《书籍注册条例》、《电讯条例》、《电视条例》、《电影检查条例》、《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广播事务管理局条例》。这七项，有的只对一种传媒作法律上的监管，而有的则可对多种传媒作执法依据。31项中的其余24项，是监管传媒的次要法例。其中只有《本地报刊注册条例》和《管制淫亵及不雅物品条例》是直接与报刊有关的。但类似于“陈健康事件”就不在上述法例管辖之列。虽然在香港与传媒有关的法规较多，但是，执行起来却是相当宽松。
香港传媒在法律和行政上很少受到限制。政府基本上只管制受众广泛、影响力大的电视和电台。通过发放牌照严格控制电台与电视台的数量，至今只颁发了两个经营免费电视的牌照及三个电台。通过广播事务管理局来处理受众对内容的投诉。如果投诉成立，轻则警告，重则罚款及在更换牌照时把投诉的因素考虑进去。
对于报纸和刊物，政府基本上视为商业行为，只要求经营者向公司注册处登记备案即可。只要经营活动符合公司法例，内容不受干预。印刷品唯一明令受到《淫亵及不雅物品条例》的管制，对于报刊色情和暴力内容，由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分级，限制未成年人接触。除了色情与暴力外，政府不审查其余内容，不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只有当有人投诉出版物内容“不雅”时，当局才会援引《淫亵及不雅物品条例》，由政府委任知名人士成立的机构作出裁决。通常是谴责、罚款，查封出版物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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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众素质不高。据香港每5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统计，香港有75%的人未受过大学教育。在香港，低质化的传媒“培植”了低质化的受众或受众低质化的情趣；而低质化的受众和受众的低质化情趣又反过来助长了传媒的低质化。于是，一个低质化的恶性循环得以形成，且难以摆脱。现在香港的中文报纸日销量150万份左右，《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和《太阳报》三家日报共占有100万份，剩下50万份，由明报、信报、经济日报、新报、成报及文汇报、大公报、商报等分割，这些报纸讲财经、国事、教育，较少声色犬马(除新报有风月版外)，难与三大报抗衡。在某大报做过老总的老“行尊”说，之前他那份报纸想走优雅路线，但“风月版”（即色情版）一取消，一日内竟有800读者将投诉电话打到报馆。见此景，他接任后索性在“风月版”加入指南式报道 ，竟大受欢迎，他戏称自己是“香港第一个将色情报道资讯化的人”。报纸定位和读者对报纸销量的影响由此可见。
有“风月版 ”的报纸为何大受欢迎？我们考察香港的人口构成，或许能找到香港媒体的市场基础。根据香港2001年的人口普查情况，香港有人口670多万，其中华人占95％，而华人中的大部分是来自广东、上海、福建等地的移民，这些移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占多数。根据香港1991年、1996年和2001年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香港15岁及以上人口中未受教育或只受过幼稚园教育的三年分别是557297人、480852人、469939人；受过小学、初中、高中、预科教育的三年分别是3322167人、3817146人、4210533人，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分别是75.9％、75.3％、75．1％；受到大专以上教育的15岁及以上人口三年分别是490891人、768510人、918500人，分别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11.3％、15.2％、16.4％，由此可以看出，香港每5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中显示的数据说明，受到过从小学到预科阶段教育的人口一直处于75％以上，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报刊读者主要是由这部分人构成的。从香港的报纸发行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5]
由于75%以上的受众未上过大学，因此，受众对传媒容易产生过度依赖，乃至成为一种习惯，以至于对传媒低品质内容见怪不怪。另外，一些受众的猎奇心理和庸俗趣味也需要得到传媒的迎合，从而得到某种满足。这些人恐怕不在少数，这也是为什么香港传媒中淫亵内容虽屡遭口诛笔伐，仍然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
4、新闻官司难打。在香港，失实报道如果影响到被报道人的诚信，受害者可以依法向法院提出诽谤诉讼。前不久，《太阳报》就历数壹传媒旗下报刊制造新闻的“斑斑劣迹”：《苹果日报》炮制“陈健康事件”，制造所谓独家新闻；《忽然一周》捏造潘迪生患癌、虚构港姐选举黑幕；《壹本便利》记者假扮解放军在尖沙咀向途人乞钱；《壹周刊》诽谤内地“希望工程”的善款流向。《东方日报》也在专栏点名痛斥《壹周刊》杜撰造谣《胡锦涛怒骂董建华》等等。这些说明香港有些传媒根据其市场需要和政治需要，失实和造假已经到了非常恶劣的程度。
但是为什么很少人能将不良传媒最后告到法庭呢？因为在香港打官司不但费时，而且费钱。莫说普通市民，就是机构或有钱人也很难耗得起。因此告的人少，即使真的告了，往往到最后也是庭外和解。
一场官司从入禀法院到最后结束，短则一两年，长的达五六年。例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控告《壹周刊》诽谤案——“希望工程善款失踪”就耗时6年。在香港要上法庭打一场官司，虽然给法院的存档费只有1045港元，但没有一二百万元是不敢真打的。因为，万一输了，不仅要付堂费，还要负责对方的律师费；而传媒机构打起官司来，那一定是请需付较多律师费的名律师。1999年2月，《东方日报》刊登一项报道，指其所属的东方报业集团自1995年以来，有51宗诉讼涉及出版界、广播界、传媒组织和传媒工作者，部分诉讼仍未完结，而集团已为此付出2400万港元的律师费。现在，一些较大的传媒机构，设有专门的基金用来应付官司。在香港，要与传媒打官司，真难。
三、根治香港传媒怪象之对策：
在探讨香港传媒存在的怪象及其原因之后，当局是否有办法来杜绝呢？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四个方面的措施来防止传媒怪象的产生。
1、强化香港电台职责，创办公营报社与电视台。特区政府每年投入6亿港元的香港电台在“新闻自由”、“编辑自主”的旗号下，经常公开与特区政府的方针政策唱反调；对特首和特区政府，进行冷嘲热讽更是家常便饭。香港电台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按理说，香港电台的功能不仅仅是监督政府，还应该积极配合政府正确施政。它应该积极宣传政府的方针政策，成为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可惜，很多人对其职责认识不清，把香港电台这官方机构和一般传媒等同看待，以为批评香港电台就是压制舆论，纠正节目偏差就是取消言论自由。他们根本不明白，香港电台除了拥有自己的空气电波外，它的身份与特区政府新闻处并无二样；他们的一切行为应该向政府负责。 因此，特区政府有必要强化香港电台的职责。与此同时，特区政府通过创办报纸与电视台，来正确引导舆论，打破私营传媒的垄断地位，尤其是某些传媒集团文化霸权的地位。公营私营并存的传媒体制成功运作之时，就是香港受众意识偏差得以纠正之际。
2、加强传媒界的职业道德教育。香港传媒怪象的产生，离不开传媒从业者。加强传媒界职业道德教育，是从源头上堵截怪象的有效途径。现时香港四个主要的新闻专业团体——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均有责任加强对各自会员的职业道德教育。这四个协会在2000年2月27日发表的香港第一份跨团体的专业守则《新闻从业员专业操守守则》，值得时而习之。据香港青年协会2000年4月7日至12日的一项电话调查显示，94．2％的被访青少年表示容易接触到有关色情暴力资讯；66％的家长和43．8％的青少年认为对避免青少年接触色情暴力资讯负最大责任的是传媒，80．7％的家长认为应该加强对违例出版商的刑罚。因此，加强传媒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势在必行。
3、增加教育投入，加强对公众的传媒教育。不道德的传媒，早已培养了一群窥视别人私瘾成癖的受众。刊有明星裸照的《东周刊》，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在网上看没有打格的原版裸照还会少吗？这些人中，多少会真心谴责此种行为？多少会一边谴责一边看得津津有味？多少会看得兴高采烈？在香港图书馆，该期《东周刊》成了借阅者最多的刊物，甚至到了排队才能阅读的地步!不得已，该馆做出规定：每个借阅者只能看十分钟。一位资深的电视新闻主管就公开表示，市民每天用几块钱去支持某些报章散播毒药，所以应该负上最大的责任。[6] 香港青年协会在2002年11月4日至5日就“东周刊事件”进行了有关调查，共访问５４８名年龄介乎１５至３４岁的青年。结果发现，有８２.８％被访者同意读者对助长传媒歪风有一定责任；另有７８.３％被访者认为，香港社会存在着“边骂边买”的双重道德标准。鉴于香港受众的现状，特区政府应该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在教育课程的设置上，增设传媒教育课，普及传媒教育，从而提高公众对传媒的鉴别水平和欣赏能力。
4、健全新闻法规，严格执法。香港至今还没有一条法律界定什么是侵犯隐私，也就是说，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要告传媒侵犯隐私，法庭无法受理。这样一来，“狗仔队”更加肆无忌惮，真是“踢爆你没商量”。传媒操守水平的持续低下说明法律监管的不足，2000年4月，港府曾全面检讨《淫亵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后，公布《保护青少年免受淫亵及不雅物品毒害》的咨询文件，遇到反对后无疾而终。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传播媒介的侵犯私隐行为》咨询文件，提出成立官方评议会规范侵犯私隐的行为；发表《缠扰行为研究报告书》，建议立法将缠扰行为列为刑事罪行，这些建议报告经过一番社会争拗后，均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特区政府面对敏感的传媒问题，处处投鼠忌器，反而使自己陷于两难境地。
在香港，对传媒的监管都是事后监管。只有在传媒产品出来之后，看受众的接受度，市民的投诉次数才去决定是否对该传媒进行警告或处罚。如果没有人投诉，就假定公众接受，无论什么内容，政府都不会插手。由于罚款数目太小，以致某些报刊不断试探受众的底线，争搏出位。屡罚屡违规，对某些报刊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
近年来，负责裁定物品是否淫亵或不雅的淫亵物品审裁处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成员人数减少及老化。现在委员数目已减少至102名，较一九九六年少了25%；21至30岁年龄组别，目前只占1%。而委员出席审裁处的次数又参差，有15%委员完全没有出席，21%的委员做了60%的工作量，导致小组的代表性降低。影视处的巡查通常在下午进行，甚少在早上进行，黄昏或晚间巡查更是罕见，模式过于一成不变。
有鉴于此，香港传媒立法需进一步完善，要把罚款的数目提高到使传媒自律的程度。同时，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监督，使之严格执法。
以上四种措施综合运用，相信香港传媒怪象能得到有效控制。
注释：
[1] 李少南 编《香港传媒新世纪》第五章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 来源《港大民意网站》2003年8月19日 新闻公报
[3] 陈世光 著《香港大众传播产业概论》 天地图书在限公司出版 2001年版
[4] 耿德：《青少年问题与传播媒介(中)》原载于《地平线》 2003年5月号
[5] 周建明 《煽情：受到低教育者支撑》原载于香港《紫荆》杂志2003年第12期
[6] 莫方 《香港一怪：不信传媒，边骂边买》原载于《广角镜》杂志2002年12期
作者：周建青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通讯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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