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闻史研究中的“滤色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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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中有一种效应——“滤色效应”，色光过滤器（滤色镜）便是这种效应据以产生的介质。它的功用是，只允许与自身颜色相同的或相近的色光通过，其余色光不予通行（被吸收掉）。譬如，红色滤镜吸纳的只有红色光线，蓝、绿光线一概被排斥。用红色滤镜摄影，呈现在画面上的红色色调格外鲜亮。而其他景物的色调则暗然无光。
由此而联想到，新闻史研究中亦不乏类似的物理现象：研究者循着传统的认识习惯，将单一色调的“滤镜”对准色彩斑斓的历史长河，撷取和吸纳的只是与自身色调相同或相近的部分，而将大量的“杂色”、“杂质”排斥在外，把一个完整的、联系着的、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机械地划分为红色和黑色、主流与逆流、我方与敌方……并以此为标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
新闻史研究中的“滤色效应”具有三个特征：主观性、割裂性和排他性。
它的主观性把人们的视野框定在局部范围内，无视人们多角度、多层面思考问题的需要；它的割裂性否定历史过程的有机联系，为截取一时、取其一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形而上学的评价方式埋下了伏笔；它的排他性使人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恩格斯语），从而导致立论上的片面性，评价上的主观武断和结论的简单化。
据笔者分析，新闻史研究中“滤色效应”产生的根源主要在于：
首先，一些同志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将阶级分析的方法简单化、绝对化，以为中国历史（近代史）便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便是两大营垒的较量（新闻业亦然），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其他的历史现象都是应和着这一“斗争”铺筑排达的，两大营垒的划分可以解决全部的问题。
其次，一些同志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命题简单化、绝对化，以为只有倾全力描述人民群众在历史舞台上的活动才算是写历史，才算是写“正史”，其他与此主线相背离、相游离的历史现象当统统打入“另册”。与此相关联，历史人物也被贴上了“正派”与“反派”的标签，“正派”人物以颂扬功德为主，“反派”人物以揭露反动本性为主，而对他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其他作用，则尽量采取回避的态度。
再次，一些同志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作了片面的理解，他们从现实社会的需要出发，从当代人的观念出发，对历史现象进行图解，进行诠释、演绎，割断了历史人物事件与他（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联系，把历史为现实服务夸大到了谬误的地步。
新闻史学研究中的“滤色效应”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材料运用上的以偏盖全
“滤色效应”追求是一种单色调的美，或曰“单纯的美”。为了达到这一“理想的”境界，人们往往采取两个做法：其一，对“主流”报刊尽可能多地选用正面材料，对“逆流”报刊的材料不嫌其多，无助于突出“主流”报刊的材料不嫌其少。这就不可能避免地造成一个后果：材料选择与运用上的偏颇和畸轻畸重。
例如，在传统的和现有的新闻史论著及教材（中、外均包括在内）中，凡涉及无产阶级部分的，其史料必定集中在对无产阶级先进的阶级性、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出色的宣传活动的赞誉和称颂上，而对它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弱点和尚待改进之处却绝少提及。相反，资产阶级报刊选用的资料，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在对其反党、反人民本性的揭露方面，至于它在宣传手法、经营管理、技术手段的运用等方面有何特点，有何值得借鉴之处，论者就简化处理了。
这样说，不是要否定研究者的阶级立场。问题在于，历史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并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公式所能诠释得了的。如果我们对某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缺乏全面的考察与分析，对历史人物的人格结构和行为动机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得出结论就很可能是偏颇的、虚假的、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而一旦历史的真相呈露出来，我们便将无法直面。
又如，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新闻史的近代部分就被限定在党和人民政权报刊的产生与发展这个局部上了，其他“杂色”、“杂质”均被“滤”掉，就连国民党新闻业这个庞大的支系也从“中国新闻史的版图上消失了。
我们知道，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党，1927年它曾在全国取得统治地位，并维持了22年之久，抗战时期，作为战略防御阶段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出现了一大批爱国将士。国民党统治时期，它主办和统辖的新闻媒介不下百余种（抗战胜利后超过1000家）。而对于这些，我们的新闻史论著大都付之阙如。
这种为了追求“单纯的美”而摒弃“杂质”、“杂色”，对史料随意进行剪裁拼接的做法，不但无助于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和了解，反而使我们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远。
此外，由于研究者把许多精力集中在两大新闻营垒的对峙上，以阶级立场作为衡量新闻事件、人物的标尺。必然忽略对新闻媒介自身规律的探讨，比如，新闻控制、管理机制是如何形成、演进的，新闻手段是如何变化、发展、一步步完善的，新的传播手段是如何运用的，它对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构成了怎样的影响等等。缺乏这些，“新闻史”就失去了很的一部分有机内容，从而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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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评价上的简单化
材料选择和运用上畸轻畸重，是“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思维定势的反映。它同样表现在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和评价上。
例如，当我们提到外国传教士的报刊、国民党报刊和伪满统治时期的汉奸报刊时，上述思维定势便会提醒我们，它们是作为“主流”的报刊、“红色”报刊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非主流、反主流报刊，对它们口诛笔伐、大加鞭笞毫不为过。于是，传统论著及材料中便满眼是“以……为幌子，进行文化侵略”、“大肆宣传法西斯主义，为希特勒捧场，宣传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充当走狗报刊”等标签式的评语。至于它们为什么要“进行文化侵略”，为什么“宣传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为什么“充当走狗”，除了“侵略”、“当走狗”之外还做了些什么等等，就一概不去深究了。这种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概念化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的，是不科学的、不足取的。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复杂的、多元的，不能截然二分。传教士报刊固然是各国侵华活动的舆论工具，但客观上它起到了向封闭落后的中国传输先进的文化思想、去塞求通的作用；国民党报刊固然是蒋介石宣传其内外政策的御用工具，然而对国民党不同派系的报刊以及各报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都不能一概而论。譬如，桂系就曾利用自己创办的两份报纸——《广西日报》和《力报》宣传抗日主张，大量刊登以坚持抗日、反对投降为主题的政治文章及文学作品，对推动抗战起到积极的作用；就连国民党军委直属的反共报纸《扫荡报》在国难当头之时，在爱国进步文化人士的影响下，也发表过一些比较公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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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进，许多事件、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复杂的，也许在此一历史时期主要发挥的是积极作用，在彼一时期主要发挥的是消极的作用，在另一时期可能是两种作用同时在发挥效力。忽视这一点，就可能陷入片面性、绝对化的泥淖。
第三，表现形式上的雷同
历史下乡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表面的和内在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本质的和非本质的……，由此而决定，史学研究的内容、形式、方法与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而不是单一的。
“滤色效应”即限制了人们多样化思维的可能性，在它的作用下，一切都变的整齐划一了：史料是被限定的，评价是被限定的。与此相应，表达方式、体例、体裁等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这就造成了表现形式上的雷同，使史学研究陷入沉闷、单调的局面。
这些年来，我国新闻史方面的论著、教材洋洋洒洒不下百余种（应当承认它们对促进史学繁起过一定的作用），然而细观之下不难发现，其中有个性、有创建、有独到之处、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著述为数不多，大部分还是在前辈筑就的框架里爬梳归类，彼此模仿。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以往的史学研究及其方法，问题在于，世上并没有一种可以永恒不变、至善至美的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停滞、僵化、凝固、封闭是与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相抵牾的，只有在师承传统的基础上求变化、求发展，不断创新，才能使新闻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范围更加扩大，方法更加完备，形式更加多样化。历代史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孔子的《春秋》相比，司马迁的《史记》无论在历史观、方法论和文体上都大大超越一步；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对唐代以前的史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总结、提出了卓有见地的史学理论体系；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家们吸收西方近代史学研究方法，把中国历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刘知几在《史通》中谈到：“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其体”，（注1）其意是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亦当有所变化，不能永远拘泥于一种固定的框架和模式。如果历代史学家只限于陈陈相因，那么史学本身就会因缺少新鲜血液而最终失去生命力。刘知几所言对我们当有所启迪。
如何将“滤色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间说到最低限度？我以为可以从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针对“滤色效应”主观随意性的弊端，我们提倡全景俯瞰式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首先，拓宽研究视野。研究者不但要把目光投向“主流”报刊，分析它们在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而且要把视野扩展到“主流”以外的新闻媒介，额它们以应有的评价。其次，走出“小我”的局限，提高一个层面看问题，力争减少认识上的偏差。具体来说，由于将立论的基点由局部向全局由低视点转向高视点。以对抗战时期报刊的评价为例。以往我们在进行在方面的研究时，大多从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武装斗争的层面出发来论证敌我双方报刊的地位和作用，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单一层次的。如果提高一个层面，从抗日战争战略全局的角度观察问题，得出结论或许会更少片面性，更趋准确和坚实。
第二，针对“滤色效应”割裂性的弊端，我们强调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法则，坚持“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去说，就是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到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注意它们与其他事物之间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联系——横向联系，同时注意事物时间上的联系和历史联系——纵向联系，反对割断历史、肢解历史、孤立地就事论事的做法，反对抹杀具体历史现象的差别，用后人的标准非历史地评价历史的行为。在这方面，革命导师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失去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注2）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考察以往的全部新闻发展史，更好地把握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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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针对“滤色效应”排他性的弊端，我们重申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古今中外法”。
“古今中外法”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党史研究的方法。他说：“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反对国民党反共就没有根据。”他还说：“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注3）
“古今中外法”是一种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根据它的要求，我们首先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新闻史上的空白进行拾遗补缺，包括对新闻业自身规律的探讨、新闻管理和运作模式的描述，甚至包括对国民党报业的介绍和评析。我们知道，关于中国新闻史，海峡两岸都有研究，都不完整。随着两岸新闻界业务交流活动的日益增多，随着台湾学者对大陆新闻业关注程度的提高，填补学术上的空档已成为当务之急。
此外，应当认真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探索和争鸣中比较、分析、鉴别，发展真理，修正谬误。同时应当广泛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探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借鉴吸收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精华。当然，也应当提倡写作体例、文章风格乃至学术观点的多样化，以促进新闻史学的繁荣。
综上所述，新闻史研究中的“滤色效应”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它主观随意地释定历史现象，以一己之见作为立论放言的依据。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不但无助我们深刻认识新闻现象的本质，发掘其内在规律性，反而会导致史学研究的庸俗化倾向，为影射比附之大害埋下祸根。认识“滤色效应”的危害，对我们进一步开展新闻史研究当有裨益。
注释（1）转引自《历史科学研究的新历程》，第326页。
（2）《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
（3）转引自《民国档案与国民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91页。
（发表于《新闻春秋》1996年1、2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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