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影响评析（第一章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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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对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
电视作为一种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特定范围传送音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属于一个实践的范畴。电视决不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简单观照和临摹，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个划时代标志，电视的本性必然是充满了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将电视看作是一个被动的存在，这不仅是对电视的一种肤浅认识，而且也是对当代社会发展史的一种误读。事实上，电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互动的、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纵观中外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对电视的社会政治性质的认定，一般是由执政党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否认这一点，用电视是“社会之公器”的说法掩饰电视传播的政治性质没有意义。这是因为，电视鲜明的工具理性的一面，并不能掩盖其人文理性的根本特征。也就是说，电视的社会政治性质是一个常量，是不变的。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是电视的职能和作用。很明显，电视发展到今天，其新闻传播、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信息服务等职能，已决非电视问世时所能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变革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视的职能和作用的变化还将持续发展，而且在二十一世纪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中会有更广泛、更深刻的表现。
电视问世以来，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以电子信息化为先导的世界科技革命全方位、加速度的大发展，亚非拉一百多个新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和世界愈益多极化的趋势，使得自70年代末以来时代主题已经明显地由战争与革命变为和平与发展。与这一时代主题相适应，在大众传媒中出现最晚的电视却发展最快，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社会力量。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伴随中华民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电视异军突起，对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节电视对现代政治影响的一般表现
在现代信息社会，政治的运作和发展离开电视是不可想象的。占社会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的政党和组织，都不会放弃利用电视提出鲜明的政治观点，阐明既定的政治主张，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电视传播多方位表现社会政治的最终目的，在于激起公众产生同传播主体立场一致的反响，激发他们关注和参与的政治热情，形成较为普遍的政治倾向和社会舆论。一句话，电视以其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优势，对现代社会政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从政治文化传播的角度看，电视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不断变换并完善自己在政治领域中地位和作用的探索过程。在现代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中，电视在给政治力量、政治人物、政治活动提供表演的宽阔舞台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校正和巩固自身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特定的角色。“随着当代政治的发展，电视在政治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多样更为巧妙，电视成为旋转变化的政治舞台，它不仅是政变夺权的工具，也成为政治角逐、政治斗争的武器，更是政治文化的晴雨表。”（严峰韩玉芬《TV风景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作为二十世纪科技进步对人类的最大赐予之一，电视与其它科技成果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电视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态，而且直接影响着社会政治的实际内容和表现形式。换句话说，人文主义视野中的电视，一定不会对电视的政治功能视而不见。
电视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广泛参与和影响，使得电视的政治性质和政治功能日见凸现。电视是一种政治社会化的有力工具，这已是一个广泛的共识。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鲍威尔认为：“政治体系不仅包括政府机构，如立法机关、法院和行政部门，而且包括所有结构中与政治有关的方面，还有诸如……大众传播工具之类的非政府组织等。”（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美国的著名记者和历史学家西奥多·怀特说的更为直接：“美国的政治与电视现在已经纠结得难解难分，谈政治离不开电视，谈电视也离不开政治。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在为适应这一舞台而变化着。”（西奥多·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总统的诞生》，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91页）由此可见，同为大众传媒，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学者当初还极力掩饰报纸的政治性质的话，那么对电视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政治却承认的特别坦率，这也从一个侧面，给人们提供了全面认识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新闻理论的新视角。
谈到电视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我们必须特别明确中国电视的根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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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电视也同其他国家的电视一样，在向观众的传播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诸如它除了体现出新闻媒介的功能之外，还具有娱乐功能、服务功能、社教功能、广告功能，等等。目前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业余时间的主要休闲内容就是看电视，类似像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成为亿万个中国家庭除夕之夜的“保留节目”，这不仅为其它新闻媒介所无法相比，而且在世界电视之林中，也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大景观。于是，中国电视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的性质，与报纸和通讯社相比似乎不那么明显，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中把媒介视为是“社会之公器”的说法，也好象在电视这一媒体上更能找到注脚。
但是，共产党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对中国电视事业性质的基本认定是：它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性质是指一种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根本属性。确定一个事物的性质，最根本的方法是分析这一事物的基本特征。中国电视事业都有那些基本特征呢？
首先，中国电视事业是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电视台都是党和政府的新闻宣传机关。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理所当然地必须将电视这一新闻舆论工具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党性是中国电视事业的根本属性之一，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电视事业的最显著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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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电视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观众，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人民是电视的主人，中国的电视事业是人民的电视事业，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的又一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电视与资本主义电视的又一本质区别。
第三，中国的电视事业为国家所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的各级电视台分别由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所管辖，其宣传政策、方针和事业建设统一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进行管理。中国不允许私人办电视。中国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禁止设立外资经营、中外合资经营和中外合作经营的电视台。电视台只能由代表国家和政府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开办和管理。尽管我国目前存在某些集体所有制企业办的有线电视台，而且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在某些地区允许存在私营电视机构，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会动摇。
以上三个方面，是中国电视事业的三个最基本特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电视事业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人民电视事业，是我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确了电视的政治性质，我们便会很容易地理解电视对社会政治影响的下述一般表现。
首先，电视不仅传播政府的政策法规，而且制约甚至改变着政府的政策法规。政策法规的制定、实施、监督等环节，无不充满着电视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国家的政策法规的校正、修改和完善，可以从电视中得到及时的、或直接或间接的信息反馈。
马克思有句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研究电视的政治影响的也是这样，不同国家的电视对本国政治的影响程度，最根本的是由该国的政治制度和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因此，电视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其表现方式和影响程度会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无论如何，电视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毕竟是巨大的、深刻的、广泛的。
胡晓坤在《电视与美国政治》一文中，向人们展示了电视对美国政府制定政策产生的重大影响：
“电视与其他新闻媒介一样，是通过揭露政府、批评政府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的。它的主要手段有两种，一是把政府尚处于制定过程中的政策提前公之于众。一般来说，总统、国会议员、行政机构和院外利益集团，在通过一项法律或采取一项政策之前，往往要讨价还价，寻求同盟者，互相妥协，最后才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为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保密。但电视总是千方百计要把政府的活动公之于众，及早地向公众披露这些尚处于制定过程中还不成熟的政策。二是制造强大的公众舆论来影响政府的政策。由于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介拥有自由报道权，报道什么、如何报道，完全取决于媒介自身的需要。因此，他们常常通过人为地把宣传重点集中在某个问题或某个事件上，以引起强大的公众舆论来迫使政府修改或者重新制定政策。”（胡晓坤：《电视与美国政治》，《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3期，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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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例子颇能说明电视影响美国政府政策的强大威力：1982年8月，著名电视主持人丹·拉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晚间新闻》节目中，猛烈抨击里根政府增加税收的政策。正在白宫收看这个节目的里根总统按捺不住了，接通了电视新闻编辑室的电话，向拉瑟解释这一政策的意义，要求拉瑟改变态度，不要再抨击政府的政策。几分钟以后，拉瑟在电视上向观众报道这次谈话说：“总统刚刚打来电话，表示决不改变既定政策……。”结果，公众舆论大哗，里根政府不得不降低税收。
上述这个事例颇有些“和平演变”的味道，政府的控制与电视的抗争具有“温良恭俭让”的成分，而电视对政府制定政策法规的影响并不乏源于血淋淋的电视画面。《世界电视史话》告诉人们：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美国民权运动中，约翰·刘易斯是马丁·路德·金的有力助手。他认为电视对民权运动的大力报道，促成了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选举法的通过，“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没有必要把它讲出来，因为电视记录下了一切。当看到游行的群众在催泪瓦斯中挣扎，被马蹄践踏的鲜血直流，被毒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时，电视机前的观众能不感到震惊吗？这些电视画面对观众造成了一种紧迫感——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肯尼迪总统的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也持相同的观点，“电视屏幕上有许多最令我难忘的场面。其中之一便是当马丁·路德·金带领群众在亚拉巴马南部游行时，三K党人对他们的攻击。三K党人用警棍、水龙头驱赶游行队伍。那是令人心碎的场面。我认为这件事导致了1965年选举法的顺利通过。”其实，马丁·路德·金也非常了解电视的政治功用，他总要求游行队伍坚持到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开播为止。（胡讴：《世界电视史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77页）
类似这种对政府的重大政策产生巨大影响的电视传播事例还可以举出一些。美国电视的这种在政治上风头出尽的表面现象，固然能够印证电视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然而从更深的政治层面上分析，人们不难发现，电视凡是能够成功地介入国家政策的制定、修改乃至改变的举措，实际上也恰恰是适应了社会政治的良性运作，顺应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表现出了电视是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的传播者的本质属性。同样道理，如果把发达国家电视传媒所标榜的开放、公正、自由、独立一概视为“虚伪”的、“反动”的“欺人之谈”，这恰恰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的一种错误认识。
电视对政府的政策的影响程度，最根本的是取决于电视的政治地位和与政府的关系。在美国，电视与其它新闻媒介一样，被认为是政府的“第四部门”，是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利”。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电视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电视既是执政者和政府的关系密切的朋友，又是执政者和政府的最可怕的敌人。这种对电视既爱又怕的态度，构成了西方现代政治生活中一道十分奇特的风景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社会政治制度和新闻制度的决定因素以外，电视记者的敬业精神和献身精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西方电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本差异，首先并不在于审美意识和技术手段的不同，而是集中地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电视性质的本质差异。
中国电视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我们知道，如今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资不抵债时，这家企业破产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然而在80年代中期，企业破产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无论是从企业破产来说，还是对其进行报道的本身而言，都涉及到国家的政策法规，都是世人瞩目的新闻热点。因此，1986年人大常委会关于“企业破产法”讨论的电视现场采访录象的剪辑播出，无疑是考察中国电视影响社会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范例。当年的9月26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播出了长达一小时的特别节目——“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采访纪实，”首次全面地展示了《破产法》审议会上代表们的核心发言，并说服彭真委员长接受了记者的临时采访，为这个未获通过推迟表决的立法采访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节目播出后，各界的反响十分强烈，许多观众来信反映：“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开了新闻改革之先河，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最有影响的一次会议报道。”“以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真实的声音、生动的画面、纪实采访的形式，消除了人们对立法过程的神秘感与不信任感。”“缩短了人大代表与老百姓的距离，使人们真正参与了国家政治民主生活，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电视为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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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土政策”，被人们戏称为“中国特色”。中国电视无法回避这种社会现实。所谓电视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电视对“土政策”的披露和剖析。正是在这里，中国电视表现出独具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翻版。打着发展一方经济的幌子而无视国家的政策法规，违背市场经济的正常规则，牺牲全局利益以谋求小范围的利益，这是“土政策”的共同特征。人们看到，诸如有的地区为保护本地生产的质量不高的农药和化肥而强行禁止外地的优质产品进入本地区，有的地区为发展地方小矿而置国家大矿于不顾的肆意乱采乱挖，对这些无序甚至是混乱现象的电视曝光，如果仅仅是出于义愤，这并不是电视影响的关键。电视通过令人信服的、甚至是触目惊心的事例，敦促有关决策层和操作层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去约束“土政策”，最终取消“土政策”，进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电视切入社会政治的独特的经济视角和法律视角。
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尽管电视已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电视对当代社会政治的影响几乎无孔不入，但电视永远不会成为政府、法院、教会之下的“第四等级”，更不可能结成与政党和政府的伙伴关系。一句话，电视不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电视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但与政治永远有一种依附关系。英国的戴维·巴勒特对此有一个精妙的比喻：大众传媒在政府眼里，“正像一个受到信赖的囚犯，良好的表现可以赢得某种特权，但被关押仍然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戴维·巴勒特：《媒介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其次，“二十世纪的人类是一个‘政治化的人类’。”（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尊重人民“知”的权力。政治的透明度，人民的知情权，都要通过电视的传播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关乎到能否实现政通人和。
我国台湾学者祝基滢在《政治传播学》中谈到：“印刷文化之影响所及，形成了高度个人的民主政治，着重私有财产、个人的意见、全民参政。”“说话的媒体造成密切的社会关系，印刷媒体促进高度自由化的个人行动，电视的产生则形成集体民主。”他接着引用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观点：“电视是‘凉’媒介（coolmedium）,而非‘热’媒介（hotmedium），人不仅仅是‘看’电视，且‘参与’（engagein）电视，……从电视上发现由电视观众所分享的公有意义（communalmeaning）。电视促成了具有立即传播和分享经验两大特性的地球村（globalvillage）。”（祝基滢：《政治传播学》，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版，第50页）
这两位学者的见解未必尽善尽美，但他们触及到了一个考察电视影响时的重大问题，即把电视对人类的影响放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宏观大背景中作更深的历史追问。
我们知道，电视发展的早期，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电视的发展曾经历过一个低潮时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电视的迅速兴起，正是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同步的。“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和大调整时期，到8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产业结构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一是信息产业将成为主导性产业。二是高科技产业群正在或已经形成。……三是原有产业的一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部分用高、精、尖技术进行改造，追求质的和综合效益的提高。一些西方国家正步入信息社会。”（李琮季正矩：《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对话》，转引自《新华文摘》1997年第9期，第14页）随之而来的就业结构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是蓝领工人人数急剧下降。二是掌握着高新科技的知识性工人就业人数迅速增加。三是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就业层次多元化，还出现了“金领工人”和“粉红领工人”。从事纯粹体力劳动的所谓蓝领工人在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在逐渐缩小，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25%——30%。在劳动管理方面，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工人看作是干活的机器或机器的附属物，而让他们更多地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80年代已从依靠强力的手段，依靠规章、制度、纪律条文等有形力量为主，向同时强调依靠激励手段，依靠情感、思想、作风、精神等无形因素来实行管理的企业文化转化。当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权力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政治民主的发展更有利于大众的参与。
“这里人们有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大众传播发展的社会，政治体系都相对稳定，而政治体系动荡不安的，大众传播均不那么发达。这个现象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的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在发达国家，政府控制媒介被视为是控制社会的一个有效手段，政府千方百计地力图通过操纵新闻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新闻媒介以公众代表的面目出现，常常与政府针锋相对，甚至扮演着监督政府、批评政府的角色。这其中，电视的“战斗性”表现的十分生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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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日本发生“里库路特”事件。所谓“里库路特”，是以提就职、房地产信息为业务的公司。在几年的时间里，该公司将大量未公开发售的股票以优惠价格出售或变相赠送给政界、财界等要人近百人，数目达几十亿日元。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自民党的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被卷了进去。1988年6月，《朝日新闻》披露了川琦市副市长小松秀熙通过购买“里库路特”股票牟利的独家新闻。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各种传媒对此穷追不舍，挖出了一条又一条超绝“泥鳅”。“于是，舆论大哗。几乎所有媒介都举起枪口，朝政府开火。连平时一贯亲政府的媒介，也不得不摆出‘兴师问罪’的姿态。与此同时，各在野党在国会里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这种国会里的斗争，又通过传媒传播给大众，特别是电视的画面，因其原原本本地播映了竹下登等人在议员们的追问下欲盖弥彰、进退维谷的狼狈处境，给人以深刻印象。”（张国良：《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电视在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由于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电视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事实上，电视节目被‘腰斩’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仅1965年就有好几起，除《越南海兵大队战记》外，还有TBS的《话题》、NET的《佐纪子的庭院》、‘东京12频道’的《战争与和平通宵讨论会》、‘日本电视’的有关轰炸北越医院的记录片等，均成为政府干涉的对象。”有些“优秀的节目，却为保守势力所不容，被横暴地从屏幕上抹去。”（引文同上，第139页）
在二战废墟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的日本，不仅成为经济大国，而且也是名副其实的新闻大国、电视大国，这里的秘诀何在呢？张国良认为：“对言论自由的充分保障，是大众传播事业正常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说，从政治角度看，言论自由为大众传播事业的生存、发展准备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摇篮’；那么，从经济角度看，整个国民经济的跃进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传播技术的发达，则为大众传播事业的繁荣提供了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大众传播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引文同上，第189页）
其实，电视对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电视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在秘鲁，从1980年以来，“由于新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措施，小小电视屏幕顿时成了修正政治家们公众形象和政治素质的‘法庭’（电视可以随时对政治家们的行为、举止、表态进行采访曝光），这就使得政治家们不得不对自己平时的行为有所注意与检点。”（城堡：《秘鲁电视》，《大众电视》1997年第期，第46页）
中国决不会照搬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中国的电视台不是西方的商业电视台，也不是通过征收收看费作为资金来源的公共电视台。中国的电视台只能由代表国家和政府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开办和管理，并对电视台设立的资格和条件、审批权限和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确立了电视的宣传工作、事业建设和行业管理“三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体制。中国电视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不可能也不允许以揭露“政府丑闻”去追求轰动效应，中国电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努力方向，与资本主义电视有本质的不同。中国不能乱，中国电视在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尽管近些年这一提法已不多见，但中国电视的改革与发展仍然遵循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应当看到，政治的透明度，人民的知情权，这些都有一个社会承受能力问题。那么，这种社会承受能力的关键何在呢？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的这样一段话使人极受启发：“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抵御政治风波造成的严重的负面影响，最根本是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这种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承受力才能得到增强，人民“知”的权力才能得到根本的保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包括电视传播在内的新闻改革也是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电视社会政治的影响将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事实上，中国电视近年来在关注社会热点、实施舆论监督、拓宽报道领域等方面，所进行的实践是卓有成效的。
另外，电视将政坛人物变成了“电视明星”，政治家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电视的独特作用，并把屏幕形象视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形象。“得人心者得天下”，在电视时代得天下的首要条件之一，是必须首先在电视上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这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的一个普遍现象。因此，有人甚至认为电视改变了政治。
电视介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始于50年代。随着电视迅速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第一渠道，如何推行“形象政治”，进而操纵和控制电视最终取得大选中的成功，一举登上总统或首相的宝座，这既是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政治话题，也是研究电视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已经浓缩在小小的电视屏幕上。
《世界电视史话》一书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料：“在1964年英国的竞选活动中，工党和保守党领袖经常在电视屏幕上亮相，观众会很自然地比较他们在屏幕上的表演。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在摄象机前的表演技巧相当娴熟，他也懂得如何利用麦克风进行演说。对于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来说，这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在一次电视转播的群众集会上，当威尔逊遭到群众的诘问时，他镇定自若，巧妙对答，因为他清楚诘问者手里没有麦克风，而他自己手中的麦克风只能把自己的幽默和机智传达给电视观众，却不会把对方的声音传播出去。当道格拉斯—霍姆在伯明翰的集会上演讲时，他一直大声叫喊，丝毫未考虑到坐在家里观看电视的观众。对于电视观众来说，他一直在‘张牙舞爪’地喉叫。道格拉斯—霍姆承认：‘这是我竞选失败的主要原因。我真后悔自己未掌握一些电视演说的技巧。’”
“哈罗德·威尔逊最后的竞选演说也得力于电视机构的合作。到投票结束的前一天，局势尚不明朗，只有等到投票结束那一天，工党和保守党才能决出胜负。可是英国广播公司预定在晚上七点半播出十分受人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意在与独立电视台争夺黄金时间的观众，而投票的结束时间为晚上九点钟。哈罗德·威尔逊在一个星期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害怕一旦此剧播出，会造成街空巷静，无人光顾投票站的局面。他把自己的这种忧虑告诉了休·格林，这位总裁决定把电视连续剧的播出时间推迟到九点钟。当他把这一决定通知威尔逊时，威尔逊兴奋异常，连忙表示感谢。‘也许那段宝贵的时间还能为我赢得几个关键的席位。’事实正如威尔逊所料——工党仅仅以多出四个席位的微弱优势击败了保守党。每当工党的头头们谈起此事时，都是一身冷汗，并且深深感到电视的厉害。”（张讴：《世界电视史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45—46页）对中国电视观众来说，知道威尔逊的人并不多，但1979年当选为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撒切尔夫人相当重视自己的电视形象。在大选开始之前，她按照电视导演的要求，对自己来了一个‘脱胎换骨’的修整。她不仅简化了头型、改换了衣装式样，而且还通过发音练习压低了自己的声音。”（引文同上，第62页）
但是，电视对谁能入住总统府或首相府的影响毕竟是一个过程，“1962年出版的《大辩论》和1969年英国的研究报告《电视在政治中之运用与影响》却都指出，选民很少以电视为意见的指导者，多靠电视收集信息。英国的研究显示，52%的选民利用电视了解时局和选情，并不靠电视作为投票的指导。选民对政党态度之转变，发生于选举于选举之间的长期观察，竞选期间选民对政党态度之改变仅及平时之五分之二。”（祝基滢：《政治传播学》，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版，第58—59页）
如果说，以上这一实例还是发生在电视的普及率还不高、对政治的影响还不太明显的话，那么，在美国自50年代以来的历次总统选举中，电视中反映出的两党候选人的激烈争夺，就更让人看的眼花缭乱。
早在1948年，美国政界已经注意到了电视对政局可能产生的影响，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把会议安排在刚刚建立了电视网、而且可以让美国东海岸14个城市都能够收看的费城举行。起初，像艾森豪威尔这样在大选中最终获胜的总统，在竞选开始时也十分不习惯电视传媒提出的挑战，尽管他是最后的胜利者。一部美国现代史和电视史都表明，电视对1952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进程和最终结果起了前所未有的作用。
美国大选时两党候选人的电视辩论始与1960年。从1976年开始，曾被一度冷落的电视辩论又重新热闹起来。现在，总统竞选时的电视辩论已经作为美国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被延续下来，并对美国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美国历史上，肯尼迪曾以得票率领先0·2%的微弱优势当选为第34位总统。在竞选成功之后，肯尼迪指着电视说：“没有这玩意儿就没有我们的今天。”的确，当电视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第一位的渠道时，电视不仅会决定政治人物的命运，而且对美国政治产生了多方面的巨大影响。“牢牢抓住电视”——尼克松1969年就任总统时，他的前任约翰逊留给他的这句经验之谈，道出了电视的在现代美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有关电视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旅美中国学者孟蔚彦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材料：
从1960年起，电视成为大选最有影响力的手段。肯尼迪当时私下就承认：“电视改变了潮流；”尼克松在其第五卷回忆录中依然语重心长地说：“要学会使用电视。”……尽管对1960年的电视辩论有种种尖刻的批评，但是美国理论界还是把这一场电视辩论的重要性同“美国独立宣言、人权法案、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相提并论；60年代极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李曼普说：“经过这场辩论，以后的总统候选人再也不可能忽视辩论了。”（孟蔚彦：《在天堂和地狱间徜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页）
1992年1月，美国第52届总统竞选活动正处在紧张激烈的时刻，一家叫做《明星》的低品位杂志发表了一则轰动性的封面文章《我和比尔·克林顿的12年恋情》。文章的名义作者是漂亮的杰尼弗·弗洛尔丝小姐，她从前长期任阿肯色州政府的雇员，同克林顿的关系显然相当密切。据她宣称，自1977年至1989年的12年间，她同克林顿一直保持着恋爱关系。同这篇文章一起发表的还有克林顿与弗洛尔丝在电话中交谈的录音选载，截止时间是1992年的1月中旬。虽然《明星》杂志并没有指明克林顿同弗洛尔丝的肉体关系，但那种暗含的意思却是十分明显的。
此前，美国大选几次爆出桃色新闻，上届总统竞选者戈尔就因之落马。这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克林顿的支持率立刻大为下降，他的竞选班子情绪低落，班子负责人卡维里竟然一个人哭泣了半个小时，而且引得全体人员跟着哭天抹泪。这时候，一次电视采访挽救了克林顿。比尔和妻子希拉莉在共同接受CBS记者的采访时打起精神，表现出坚如磐石的团结一致。比尔矢口否认在他与弗洛尔丝之间有过任何超过友谊的东西，同时也宣布他与希拉莉的婚姻是绝对美满的；希拉莉则完全同意比尔的看法。当他们并肩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深情地回忆起他们爱情生活的甜蜜往事的时候，人们很难不相信他们的说法。于是，靠着电视的支持，克林顿先生度过了一大难关，最后终于登上了总统的宝座。（苗棣范钟离：《电视文化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页）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在电视时代的美国，竞选凭电视，送我进白宫，这并非一句戏言，难怪有人把电视视为“比政府本身具影响与权力”。可以说，如果有人要写一部有关美国电视与美国总统方面的纪实作品的话，可供选用的材料是十分丰富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总统或首相候选人辩论的结果和大选的结果，两者之间存在复杂的函数关系，但一般来说，白宫或白金汉宫之类地方的入住者也就是电视形象的胜利者。纵观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的政治史，“形象政治”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总统都是电视表演的高手，都是风格不同的“电视总统”。“新兴的电子信息技术也使领导更加困难。要统治，领袖就要有一定程度的神话、神秘和权威，但是要想当选，他就必须像一个普通讨人喜爱的人走进选民客厅的电视机里”。（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肯尼迪之所以能够赢得1960年大选的胜利，与他在电视上表现出的年轻健康、英俊潇洒、精力充沛、充满自信有直接的关系。他的对手尼克松则因腿伤刚刚出院而显得苍白疲惫、憔悴不堪，加之他不愿意承认疾病使他衰老而拒绝化妆，其电视形象自然黯然失色，从而在被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称之为“典型的二人决斗”中败下阵来。美国电视史上第一位新闻节目主持人克朗凯特认为，1980年入住白宫的里根无疑是一位绝对出色的传播者，他的手法比肯尼迪还来得高明。好莱坞演员出生的里根充分发挥了他的电影表演特长，言辞机智幽默，举止潇洒优雅，尤其是他那富有魅力的男中音，与他的竞争对手卡特的拘谨、紧张和木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些无疑都为他在大选中获胜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在通往白宫的角逐中，起决定作用的终究不是电视。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背后，都有终极的经济根源，正像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那样：“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2卷第82页）以1992年克林顿击败布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1位总统为例来说，克林顿获胜的主要原因是他准确把握了冷战结束后，美国选民特别是以其为代表的二战后出生的新生代对政治变革的强烈心态和对国内经济状况停滞不前的不满，克林顿抓住了布什当政的四点败绩：1、五十年来最糟的经济；2、美国历史上工业生产第一次下降；3、1988年以来穷人增加了200万；4、平均家庭收入减少了1600美元。克林顿“针对经济社会现状和选民求变的心态，从竞选一开始就把‘变革’的旗帜高举起来，极力强调美国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政策和新的任务。”（杨家祺等：《通往白宫的角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814页）由此可见，克林顿之所以能够一举击败了当时由于海湾战争的胜利而在国际上声望颇高的布什，终于如意登上了总统的宝座，并于1996年竞选连任成功，最关键的因素仍然存在于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克林顿的胜利是美国民众在冷战结束后把更多注意力转到关心自己的经济状况，而克林顿则牢牢抓住这一点，并提出了许多令选民振奋的策略的结果。”（引文同上，第827页）
还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总统的竞选活动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仍以克林顿1992、1996年两次竞选总统成功为例，如果没有金钱的巨大支持，克林顿两度成为白宫得主是根本不可能的。据美国非盈利的大选观察组织“公民”统计，美国1992年总统选举费用5·5亿美元，而1996年更高达11·45亿美元。1996年，克林顿为了不让他的竞争对手多尔在最后一刻翻身，每天花120万至150万美元做竞选电视广告，这样，克林顿在每个州的电视上都是以2比1的优势领先于多尔。而克林顿这些经费的来源，绝大部分来自于想控制或影响未来政府的少数大财团或团体。
所以，尽管电视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在相当程度上操纵选举这一资本主义的最大的政治方面，把电视对资本主义政治的影响表现的淋漓尽致，但电视对政治的影响不能被夸大到不恰当的程度，更不能得出电视决定论的错误结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一方面，资产阶级政治家所极力标榜的选举制，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政权的本质，也不可能把国家变为大多数人的权力工具；另一方面，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从不对电视节目进行干预，电视台不受政府控制等等论点，也同样是一种资本主义政治的需要。正如美国民主党政治家威廉·富布莱特指出的那样：“我们的选举制度格调低下，琐碎无聊。电视，政治行动委员会，政党体制的改变，尤其是肮脏的政治广告业，都在将民主事业变成一种闹剧。我不认为大多数人重视政治，政治在当前已贬值了，难于引起人们的注意。选举政治已变成一种演出；我们的选举成了一种娱乐的形式，尽管不是很好的娱乐。候选人在一场大型电视肥皂剧中给人家免费扮演角色。而我们政治体制中的祸害之一就是似乎总有某种选举在进行着。”（威廉·富布莱特：《帝国的代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73—74页）
按照国外一些学者的说法，电视是用一种“非语文”的方式传播资讯的，“在电视时代，政治判断力已经从评估个人的政治主张，变成对政治人物形象直觉、情绪化的评估，人们不再表示他们同意不同意、喜欢不喜欢某位政治人物。电视重新将所谓的‘健全的政治判断’，定义为一种形象是否优美的问题而不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波兹曼：《童年的消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09页）曾有人认为，美国的政治在电视普及前的以印刷文字为主要传播手段的社会里，就是印刷业下的政治，而到了电视时代，电视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意识状态。美国纽约大学媒介生态学教授波兹曼问到：“多少美国的选举人曾经读过雷根（RonaldReagan）所写的政见？或者读过多少有关别人所推销给他的意识形态的论著？多少人能进一步了解总统选举辩论中的议题？多少人相信雷根在卡特(JimmyCarter)或安德生(JohnAnderson)无法招架后继续阐述的论点？”（引文同上，第110页）他提出的这一问题，是要来证明这样一个论点：电视时代人们根本无须复杂的识字能力，或者甚至无须识字，一样可以进行政治判断。这不仅说明了电视在现代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且也让人思考电视对人类书面文本的消解和诋毁。这是电视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对此，我们在本书后面的有关章节还将作深入的论述。
树立良好的屏幕形象，拓展政治活动的空间，显示中国的大国风范，从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也是当代中国领导人利用电视安邦治国的举措之一。1987年11月1日，中共十三大新当选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向国内外各阶层人士正面阐述、说明、解释党的政策，澄清了国内外的各种混乱思想，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条新闻报道获得了该年度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和全国电视新闻评选专题报道特等奖。1997年9月19日，中共十五大新当选的七名政治局常委集体会见中外记者，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介现场直播了这次会见实况，显示了中共第三代集体领导良好的屏幕形象和政治形象。
1997年10月26日起，江泽民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了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之后，香港《亚洲周刊》以《江泽民塑造全新形象》为题发表署名文章，盛赞江泽民访美给美国人民留下崭新印象。“从到夏威夷的第一天就突然决定下海游泳，到最后一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几乎是跑着登上飞机舷梯；从夏威夷州长晚宴上的即兴吉他演奏，到洛杉矶华人社区宴会上的京剧清唱；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似乎是要向美国人民展示一位精力充沛兼具现代意识的中国领袖形象。”“事实上，对于江泽民这次在美国的表现，连那些对北京当局持批判态度的美国主流媒体，也不得不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他在美国人面前，成功的呈现出一位具现代观念的政治家形象。而江泽民此次美国之行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在形象塑造上的成功。江在到达华盛顿之后以及此后的各站中，都是与太太王冶坪拉手站在机舱门口挥手，这种‘入乡随俗’的动作，给美国老百姓留下了一个具人情味、温馨的印象。此外，在与媒体的关系上，江泽民也得分不少。尤其是在最后一站洛杉矶，江泽民的表现不但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媒体的广泛好评，连对北京颇为挑剔的《洛杉矶时报》也借用一位学者的话，称江泽民的美国之行，‘建立了重量级外交家的形象’。该报并称，这不但是江泽民美国之行的重要成果之一，他也将这一形象带回中国。”（转引自《参考消息》1997年11月14日第8版）中国永远不会实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议会民主，中国的电视上也永远不会出现像美国那样的总统竞选辩论，然而，中国的领导人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富魅力的形象走向世界，这是有目共睹的。
第四，电视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和推动，决不仅仅表现为“物”—传播技术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人——电视工作者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电视问世以来，许多正直的电视工作者，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揭露黑暗，针砭时弊，努力去匡正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兴的政治力量。
恩格斯指出：“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恩格斯这里说的“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实际上也是那些对社会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电视工作者的一种生动写照，他们充分利用了电视这一影响巨大的传播媒介，伸张社会正义，抨击邪恶势力，以其正直的人格魅力和严谨客观的职业素质赢得了人们的普遍爱戴，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崇高声誉。
爱德华·默罗（1908——1965）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负盛名的新闻节目主持人，被尊为电视新闻界的泰斗。1951年，默罗创办并主持的《现在收看》（一译《现在请看》）开始播出。这个电视栏目“勇敢地探索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复杂领域。1953——1955年间《现在请看》与当时炙手可热的迫害狂麦卡锡参议员一决雌雄，试比高下，更使这个节目蜚声全美，名垂青史；也使爱德华·默罗英勇无畏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得到了更完美的体现。”（施天全等：《当代世界广播电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50年代初期，正是美国政坛风云变幻的年代。威斯康星州的资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疯狂地攻击“共产分子，”动辄指责别人对国家不忠，怀疑人阴谋颠覆政府，全国上下笼罩着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气氛，电视在批评麦卡锡主义时也显得格外小心谨慎。默罗在准备充分的基础上，推出了抨击麦卡锡主义的第一个专栏节目《对米洛·勒杜洛维奇的判决》，向麦卡锡主义发起了猛烈进攻。26岁的米洛是一位美国海军上尉，由于有人诬陷他的父亲和姐姐曾经阅读“颠覆国家的报纸”而被指控为政治危险分子，被勒令停止服役。默罗制作的节目反映的主要是主持人与米洛和他的家人的对话。在节目的结尾，默罗阐明了自己的见解：“无论个人与国家所处的关系多么不正常，我们都不应该带有偏见地指责他，甚至大加挞伐……我们应该对此进行长期的讨论。”
这个节目一经播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米洛也因此恢复了职位。这以后，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默罗毫不退缩，他与同伴佛兰德利甚至几次自己掏钱在《纽约时报》上做节目广告，为反对麦卡锡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默罗这位刚直不阿的记者告诉我们——麦卡锡是一位危险的人物。我们有许多迫切要做的事，而围剿共产分子并不是一件大事。现在最令我们担忧的是胡乱猜疑，暗中监视。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1954年底，美国参议院以67票对22票通过了一项谴责麦卡锡的决议，他的名声从此一落千丈。
《美国新闻史》里写到：“《现在请看》节目不落俗套，使美国人许多次领略了货真价实的新闻。默罗认为，信息本身比它的传播手段更加重要；他对精心写作和仔细裁剪片子所倾注的热情是很感人的。现在是电视实况广播的时代，而他正善于把自己的正直感和准确感传到美国家庭的起居室里。他那为人熟悉的深沉而又富有说服力的声音，像他严肃的表情和庄重的举止一样，增强了节目的感染力。”（转引自埃德温·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546页）“信息本身比它的传播手段更加重要。”默罗的这句话是十分深刻的。现在，中国电视界有人提出了电视也是生产力的论点。如果这一论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电视工作者在电视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最重要的。电视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电视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归根到底是人的影响，而不是物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还应当特别提到号称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比总统还高的沃尔特·克朗凯特。杨澜在《主持无艺术》一文中写到：“电视圈的人大致都听说过他（指克朗凯特）的名字。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十九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担任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新闻主持人，主播晚间新闻和专题报道类节目，保持了近二十年的高收视率神话，可以说，同时代没有其他任何一位电视主持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的节目伴随美国人度过最为动荡的年代，从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到席卷全美的女权运动，从疯狂的摇滚音乐热潮到目无一切的嬉皮士的一代，从越南战争到古巴导弹危机，从肯尼迪总统被刺到阿波罗飞船登月，美国固有的社会秩序、道德观念在动摇、分化、瓦解，人们激动、烦躁、不安，对未来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而这时，克朗凯特，这位相貌平平，声音低沉的大鼻子新闻主持人，却以其正直的人格魅力和严谨客观的职业素质赢得了人们的普遍爱戴，成为那个怀疑一切的时代中公众可以信赖的人物。以至于当他从越南前线发回报道，称越战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后，约翰逊总统黯然地叹息到：‘失去了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整个美国。’”（杨澜：《主持无艺术》，《文汇报》1996年12月24日）
曾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拉斯克说：“电视媒介在1968年对越南战场直言不讳的报道，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克朗凯特有关越战的特别节目使越翰逊不得不进行反思。当人们都以为他要为美国政府对越政策进行辩解时，他却发表电视讲话称：“我不允许总统的决策结构在这个政治之年卷入党派纷争。同样，我既不寻求也不接受我党提名我为下届总统竞选人。”美国作家戴维·霍尔伯斯坦姆写到：“一场战争由一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宣布结束，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对此，中国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认为：“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是主持人，约翰逊总统就听他的，而是因为深受越南战争困扰的约翰逊，深感克朗凯特看到了事情的本质，预见了必然失败的结局。没有深邃的认识能力，没有充分的把握，要言人之不敢言，是很难办到的。如果说主持人要求很高的话，这是最难之点。”（杨伟光：《电视改革论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默罗、克朗凯特等闻名世界的电视界的佼佼者，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电视同行和电视观众的普遍推崇和敬重，除了他们高度的电视意识、良好的敬业精神和独立的价值判断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名字总是与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紧紧相连的。退一步说，没有他们主持的电视节目，人们了解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的历史就失去了一个形象的视角，就无法全面认识世界社会政治的风云变幻。
在我们由衷地赞叹西方电视发展中那些著名人物的人格魅力的时候，我们应当看到，默罗、克朗凯特等人敢于反抗强权政治，力争政治清明的壮举，实际上既反映了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变化，也表明了电视已成为公众获取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电视对现代社会政治影响的不断加大，是与电视传播的日益广泛密切相关的。
毋庸讳言，中国电视还没有诞生像默罗、克朗凯特等叱咤电视云云的人物。但是，中国电视工作者决不缺乏拥抱现实的热情、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开掘生活的冷静。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一批“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的《焦点访谈》式的节目的推出，电视关注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有了很大的增强，这种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成功实践，为中国电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
第二节中国电视必须讲政治的历史必然性
在分析了电视对社会政治影响的一般表现之后，我们探讨的重点应当放在中国电视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正确认识和把握电视传播中的中国特色，保证电视传播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提高节目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国电视任重道远。
世纪交替的中国，政治的含义是什么？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江泽民：《关于讲政治》，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1996年1月2日，江泽民同志在接见《解放军报》师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报社的同志，必须讲政治，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具有很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人们普遍认为，总书记提出的“报社的同志必须讲政治”，决不仅仅是针对《解放军报》一家报纸而言的，而是对整个新闻战线的普遍要求。讲政治是新闻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包括宣传导向、文化导向、生活导向等的保证。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至今已走过了二十年的历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强调新闻工作要讲政治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社会的进步首先是从对历史的倒行逆施的拨乱反正中开始的，中国新闻事业的新生是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标志的。中国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社会的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长足进步。或许是出于对那种“阶级斗争”式的政治的本能的反感，在新闻改革成为新闻界的一面旗帜后，特别是在一段时期内，我们确实听到了这种声音：中国新闻若停留在唯一的政治审视上，中国的新闻传播便没有希望。这种提法的出现有其历史条件的烙印，当然也不能否认其淡化政治的因素。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犯矫枉过正的毛病。把新闻工作讲政治排斥于电视传播规律之外，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这对全面理解中国电视的本质不仅存在着偏差，而且对讲政治本身也是不公正的。
那么，中国电视为什么要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讲政治呢？
中国电视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讲政治
中国电视是我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国电视还具有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但是，从中国电视的根本性质来说，中国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喉舌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精髓。在经典作家的新闻思想中，对报纸的喉舌作用的强调占有突出的地位。马克思在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所谓“出版自由”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时，提出了无产阶级报刊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275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旗帜鲜明地公开声明报纸的喉舌性质，一直是一条一以贯之的历史发展主线。1930年8月10日，《红旗日报》在发刊词中指出：“本报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同时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必然要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1941年2月6日，《新中华报》在纪念该报创刊两周年的社论中指出：“……新中华报便是传达中共中央政治意见的有力的喉舌。”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1942年4月1日的《致读者》的社论中指出：“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之党的机关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底共同的喉舌。”次年9月22日，该报在《党与党报》的社论中又指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
纵观无产阶级的新闻史，将报纸作为喉舌来认定，这可以说是一个基本常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报纸始终都在经受火与血的洗礼，其阶级性、党性、战斗性等特点表现出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的突出特点。那么，出现于和平建设时期，繁荣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电视事业，是否还要延续新闻媒介的喉舌性质呢？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这样的历史背景：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为了保证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决定重申，对报刊、新闻、广播、电视的工作，应该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使他们能够切实坚持党性原则，密切联系群众，发扬实事求是、旗帜鲜明、真实准确、生动活泼的优良作风。决定指出，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必须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要认真进行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对怀疑、诋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言论，不能放任、容忍，更不允许利用党的宣传工具加以散布，而必须进行有力的批驳。决定要求，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党的舆论机关，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无条件地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不允许发表与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的言论。必须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政治性的理论问题，对外必须统一于党中央的决定和口径，与党的步调一致，不得各行其是。
紧接着，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要求壁报、板报、学报和其他报刊，特别是各种全国性的报刊，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一律不准刊登煽动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不准转载非法刊物的文章。报刊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凡是干扰、破坏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的活动和言论，都决不允许自由泛滥。
经过80年代前后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新闻界对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后，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地位、作用等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1985年2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中，把“喉舌”提到新闻事业的性质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989年11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历来非常重视新闻工作。始终认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90年3月2日第一版）
通过以上对喉舌论的历史发展线索的大体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喉舌论作为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它同样是对中国电视作为新闻事业客观存在规律的质的认识，说明了中国电视在党和国家工作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坚持对中国电视事业的性质作出“喉舌”的肯定和强调，这集中反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任重道远，无论将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程度有多么大的提高，中国电视事业的根本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电视事业是中国共产党整个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新闻事业的性质终究不取决于经济水平发展的高低。
毋庸讳言，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党犯了极“左”的错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的严密控制下，新闻媒介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大批判，广播里声嘶力竭的“斗斗斗”，电视中令人心悸的喊杀声，这些都给喉舌论蒙上了巨大的历史阴影。为什么人们对“斗斗斗”式的喉舌深恶痛绝呢？最根本的原因是这种喉舌所带来的是人民生存条件的不断恶化，是国民经济的濒于崩溃边缘，是穷。也因此，这种历史的惰性给喉舌论造成了致命的伤害，至今还让不少人对喉舌论敬而远之，甚至望而生畏。
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执政党，这种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她把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坚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一项根本任务。一个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工作重点的党，一个将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的党，一个将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的党，一个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谋幸福的党，她的喉舌发出的声音必定反映了人民的意愿，表达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使中国电视获得了党、政府和人民喉舌的准确定位，消除了人们对喉舌论的各种偏见的根本原因，是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指导，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是根植于中国大地上的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是电视工作者殚精竭虑的不懈努力。“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动摇，一切从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中国最大的国情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抓住机遇而不要丧失机遇，积极开拓进取而不要因循守旧，中国电视喉舌的性质将得到正确的确定和正常的发挥，二十一世纪为中国电视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既然如此，把喉舌论视为媒介的“紧箍咒”，产生压迫感，进而在中国电视的根本性质的认识上模糊不清、摇摆不定，这势必会影响中国电视的正常运作和健康发展。事实上，深受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成果实惠的中国人民，伴随中国电视飞速发展迅速成长的电视工作者，他们对中国电视的喉舌性质已经有了越来越清醒和坚定的认识，这就是，坚持“喉舌”的基本定位，决无“紧缩”、“压迫”的意思，而是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再进一步讲，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只要人们不断地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不断地使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那么，中国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也就获得了最深厚、最广泛的社会认同的基础。
二、中国电视的基本任务决定了它必须讲政治
电视的任务是由其性质决定的。中国电视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就是：坚定不移地宣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完成新时期电视工作的历史使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电视的任务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精神。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包含了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和总目标。1997年，中共十五大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中国电视事业的任务就是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通过丰富多采的节目传播，教育、动员、鼓舞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中国电视的任务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电视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中国电视的任务在一定时期的具体表述上会有不同的则重点，但其宣传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根本方向却是一以贯之的。从中国电视的任务上考察其对政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把握。
从中国电视任务的历史沿革中，看电视与政治的互动原则。
一方面，电视为政治提供了生动具体、形象直观的感性画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政治的发展，为政治民主化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政治的清明与否又是电视能否良性发展的先决条件，在一个政治上愚昧落后的社会环境里，电视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和进步的。
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验播出，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的正式诞生。开播的前两天，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并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电视台必须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尽可能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报道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应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中国中央电视台30年》，中国广播出版社1985年版，第701页）中国电视事业刚刚起步时，人们对它的性质、任务等还不可能有全面的正确认识，有人误以为电视只是播放电影、戏剧等文艺节目的载体，对此，电视台明确表示，电视同报刊、广播、通讯社等新闻单位一样，是党的新闻宣传机关。这种对中国电视事业性质和任务的基本定位，无疑对中国电视事业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在强调电视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的同时，明确地提出电视的文艺节目有重大的社会影响，一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81年11月，中央书记处在听取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时指出：“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这就是广播电视工作的根本性质和任务。”1983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批转广播电视部党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的通知》明确地提出了广播电视的任务：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也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1989年11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了当前新闻工作的任务。他指出：新闻事业“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组成部分，都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要“坚定地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路线，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决策，宣传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业绩和经验。”“各新闻单位要紧密围绕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推进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部署和开展新闻工作。”（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90年3月2日第1版）
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以后，我们党进一步澄清了自己在理论上的立场，进一步解放了思想。中共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十五大又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为我国电视事业今后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电视事业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这同样是中国电视事业面临的艰巨任务。
列宁曾说过：“在社会科问题学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列宁：《论国家》，《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中国电视幼年时期所经历的创业艰难和种种磨难，同样让人千万不能忘记并给人以巨大的警示意义。从1958年到1966年，这8年是中国电视的创业时期；1966至1976年是中国内乱的十年。“经过18年的彳亍逡巡，中国电视仍处于摇篮时期。”（郭镇之：《中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在“阶级斗争工具论”的巨大历史阴影笼罩下，批斗“走资派”的“电视斗争大会”，现代迷信式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操，林彪、“四人帮”的种种拙劣表演，等等，曾经出现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这一出出闹剧、丑剧和悲剧，都表明了中国电视的昨天是那样的艰难，那样的苦涩，那样的令人扼腕不已。
追寻中国电视任务的发展变化的轨迹，可以给人以这样一些启示：
首先，“喉舌”的功能和作用的正常有序，取决于整个肌体的健康和健全。如果整个肌体为致命的的病灶所困扰时，“喉舌”也必然充满了病态的躁声。电视传播有其内在的特有的规律，能否按电视规律办事，关键在于党的基本路线是否正确。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是完成中国电视任务的基本要求。
其次，国运昌，则电视兴。中国电视事业的生死歌哭、荣辱兴衰是与我们党的命运、与我们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这是完成中国电视任务的根本保证。
另外，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电视的任务，同样也是一个对电视事业自身发展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因此，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有不同传播方式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电视事业便没有生气。而所有这一切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只有一个：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今天，我们确立了中国电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事业的运作方式和管理体制，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和文化娱乐需要，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电视事业四十年的发展中，既不全是天堂，也不都是深渊，中国电视事业所得出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我们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事业的进程中获得的，都是我们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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