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传播不能弱化人文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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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电视界最热门的话题就是电视的产业发展，或曰产业化。无论是电视进入资本市场的种种举措，还是电视广告的年底招标，抑或仅仅是某个电视产品的不俗价格，都成为传媒一惊一咋炒作的热点之一。这一热点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对此，包括笔者在内的各方人士已有不少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然而，一种倾向往往会掩盖另一种倾向，在电视产业发展的呼声方兴未艾时，我们分明感到了电视传播中人文精神的弱化。把这种弱化的罪名强加在电视产业发展上，显然是片面的，但警惕“跑步进入产业发展”的大跃进心态，使中国电视的产业发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则更是必要和必需的。
一、电视的产业发展是否必须要付出人文精神被弱化的社会代价？
电视发展是否要付出社会代价，这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电视伦理问题。电视节目的丰富，是否必须以消解意义、躲避崇高、无序竞争、拼命媚俗为前提，甚至以牺牲社会公正和公众利益为代价？这既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电视伦理问题，更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学、政治学问题。对此进行严肃的伦理追问，是本文的主旨。
弱化电视的人文精神，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我们也充分注意到了电视传播中的庸俗化、商业化、游戏化的某种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实，像《天龙八部》在十八家电视台同时播出这样的“电视奇迹”的背后，没有对巨额广告收入的追求能出现吗？像对各种“快乐”、“欢乐”类的电视游戏节目的克隆，离开了向钱看能有彻底的解释吗？一位电视人在论述电视游戏节目的作用时，甚至说这类节目可以使作为奖品的某些滞销商品找到市场，这不令人啼笑皆非吗？话说白了，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没有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没有众多电视台的逐鹿中原的刀光剑影，就不会有如今大家比着俗的龟兔赛跑。
电视的发展，归根结底并不是它的融资和挣钱能力，电视台永远不具有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性质，电视事业的综合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它的信息传播和文化娱乐功能。用丰富多采、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电视节目，去不断满足观众的文化娱乐需求，这才是电视事业发展的根本所在。
依照国际公认的标准，社会发展是指铲除阻碍经济发展的的社会障碍，而经济发展是指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手段。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的观点，代表了在国际上成为主流的发展观念。
80年代以后，各国学者对发展观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综合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到了90年代，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提出了“以满足人的需要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将发展的内涵界定为“发展=社会+人”。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阐发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
1、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2、社会发展与其所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
3、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应当列入当前和跨入第21世纪的最优先事项。
事实上，只要我们从电视的热热闹闹中静下心来，看一看中外的一些书面文本，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当代西方，不少思想家身处发达社会，享受着经济发展的物质成果，却对物欲化所造成的人性异化和社会的畸形发展，表示了共同的忧虑。例如，弗洛姆就说过：“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尽可能地生产和尽可能地消费这种原则之上的。这就是生活目的。人们只知道追求经济和技术的进步而无视人的存在。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不是于人类有益的东西，而是有害于人类的东西。”（《当代西方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3页）
另一位美国学者哈曼博士也指出：“人们认为社会进步就是总产值的不断提高，这种观点导致追求以商业结构为基础的享乐主义。……我们把经济上是否合理作为一切社会决策的标准，这种观点忽略了目前的政策可能给将来所造成的影响，忽略了非经济的观念。”这位学者警告人们，如果不是想自取灭亡的话，就要建立“超经济价值观”。（《未来启示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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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两位学者提出了“超越发展”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发展”只包含经济发展，那就要超越发展，要有一种非物质意义上的发展。“我们要从发展的概念中剔除经济主义的糟粕，而不应把发展再简单地归结为增长。”“发展的目标涉及到伦理方面的迫切需要。经济因素应受到控制，并把人类的和伦理的标准作为目标。”（《地球祖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0、115页）由此可见，超越发展是一个真正的人文精神话题。
全面而科学的发展观，用我们十分熟悉的邓小平同志的提法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其实，经济发展和社会代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在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已多次严厉批评“以牺牲精神文明去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这种短视行为，一再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不仅如此，这个决议中指出的针对中国新闻出版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更加符合综合发展观的基本思路：“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认真整顿违反规定屡出问题和不具备基本条件的新闻出版单位，达不到要求的必须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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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属于主流文化的这种对影视创作中某些问题的诘问，实际上就包含了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是使人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还是产生疑虑和不满？是有利于陶冶情操、激励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创造美好的新生活，还是污染心灵、对人生感到迷惘？是为正义压倒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浩然正气所感染，还是对社会失去责任感，‘过把瘾就死’？是得到美的享受、带来欢乐，还是在胡编乱造、荒诞无聊的情节中耗费时光？”（见《光明日报》1998年5月26日第2版）丁关根同志这里提出的问题，不应当仅仅理解为是决策管理层的“体制内”的要求，而应当看到这样一个既深刻又有趣的现象：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度一致和融和，在人文主义立场上的默契和合作。
电视事业发展中的资源浪费、缺乏自律、调控不力、管理滞后是社会代价，电视传播中的节目贫乏、粗制滥造、乱播滥放、偷录盗版、格调不高也是社会代价。对这种社会代价的伦理追问，也许还很不到位，但这至少表明了这样一种努力，即为电视传播引入人类关怀。这种追问尽管不能改变当下中国电视传播的现状，但这种必要和必需的道德评价和理论征伐，却可以实实在在地表达对电视传播现状的人文主义精神，提高观众的分析力和辨别力，使上至决策者，下到普通观众的价值观得到一定程度的廓清和纠正，因而这种追问的现实意义和长久影响是我们特别看重的。
在此，笔者再次重申这样的论点：中国电视不仅需要强大的科学理性精神，而且必须有充满人文精神的价值判断。中国电视的现代化必须重视经济尺度，围绕事业办实业，办好实业促事业，不断增强电视事业的综合实力。同时，又决不能离开人文尺度，必须把实现电视传播的全面进步，作为发展的真正内涵和终极目标。因此，中国电视要在传播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等方面体现出自身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底蕴。工业化的电视节目生产决不能以牺牲电视的美学属性为代价，任何商业化的包装也不应该使电视传播失去应有的人文关怀和诗性品格。这一点，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中国电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坚守的原则之一。
二、强调电视的人文精神，将作为对电视传播的的监督和校正长期存在下去。
电视的出现和发展，包含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一直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甚至技术越发展，对技术的批判与责难也就越强烈。有关研究表明：“在这种对技术的大规模批判中的确存在着很多激情的、义愤的、甚至是非理性的成分，但对技术的真正的、学理的批判一直作为主流而存在。——这种真正的、学理的批判关心的是技术与人的关系、人类前途与命运；”“而在这种作为主流的学理批判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军就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事实上，当电视受到中外有识之士的尖锐批评和批判时，无论他们选择了什么角度，归根到底都体现了对人的关爱，都表明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患，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这样，托夫勒的未来学是这样，布热津斯基的社会政治理论也是这样。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来审视电视，从人文主义的视野观照和反思电视，抨击电视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揭露电视在人的发展中种种异化作用，力主用人文精神来提升电视的文化品味，这不仅代表了中外对电视持批判态度的人文学者的主旨，而且成为世纪之交时电视理论发展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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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列举几位有代表性的论者的观点：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充分注意到电视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同时，对电视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他认为：“西方的电视逐步地越来越成为感官的、性的和轰动性的。”“电视在破坏代代继承的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起了特别大的作用。电视的娱乐节目──甚至新闻节目──都拚命渲染现实，使之产生脱离道德支柱的有新奇感的刺激，同时把物质或性欲的自我满足描绘成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赞扬的行为。”“电视对美国价值观念形成所起的特别消极的作用，”“迎合最低级的尽人皆知的本能。”“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在这方面，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布氏将好莱坞影片和电视制作厂家视为是“文化的颠覆者”，“一直不断地传播自我毁灭的社会伦理。”“结果是出现了一种被牟取暴利者所驱动的大众文化，他们正是利用了大众对庸俗、色情以至野蛮行为的渴求心理。伤风败俗和享乐主义在文化中占了这么大的优势，就必然对社会价值观念起涣散的作用，并损伤和破坏曾经被人们笃信的信念。”（《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0─82页、124页）布热津斯基这种对电视的激愤之情，并没有影响到他曾作为美国政府的高级谋士的“预警”职责，在他看来，“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是西方国家面临的历史性危险，在西方社会里，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因而，对这个问题表示认真的和正当的关注是不无道理的。
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瑟罗认为：“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价值观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电子媒介所左右。人类社会几乎彻底地让商业市场来决定他们的价值观和模仿的榜样，这是前所未有的。”“电子媒介正在改变我们的价值关观，这种价值观反过来将会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5页）仍然是这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缺陷进行了猛烈抨击的瑟罗指出：“如今，最经常被邀请来你家的邻居并不是你真正的邻居。电视上的家庭比真实的一般美国家庭大约要富裕4倍，这就误导了许多真实的美国家庭，给他们留下一个夸大了的概念，好象一般美国家庭真有多富裕。把自己的家庭和这种虚构的家庭相比，结果大家都有一种丧气的感觉。”（引文同上，第84页）“4倍”这一数字足以使人获得一种简单的清醒，4倍放在中国会是几倍呢？相信一切智力正常的人都会作出自己的正确判断。
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院士阿尔贝尔认为：“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它们同股市的运行保持着密切联系。”“反过来，当新闻媒体不得不向短期利润规则折腰称臣的时候（莱茵体系国家无疑将是最后保留国有电视不登广告的国家，例如BBC电视台），它们就不得不像大腕儿们主持电视娱乐节目时那样信口开河，胡乱解释经济生活和金融生活，由于他们对这些论点抱有偏执狂，把随心所欲凌驾于法律顾问之上，不惜违背法律、背离时代。阿兰·科达又补充写道：‘电视娱乐节目要办的好，就应该拒绝浪费时间，聚焦在瞬间上，人的制约，首先是死亡的制约也应该撇开这个瞬间。电视系列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对线性时间发展的刺激，好像一切都在不停地运转，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就是说，现在是永恒的，要为现在争取利润。”（《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9页）
以上我们列举的这些论点，都不是出自电视专家或传播学家，如果要历数他们的观点，那就更多。至于许多人都比较熟悉的托夫勒、贝尔、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对于电视的看法，我们都可以省略。我们只是想要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电视的批判是许多有识之士的一致行动，这本身就是当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大人文景观，并且，这种批判将作为对电视传播的监督和校正长期存在下去。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电视的产业化趋势有着广阔的国际背景。此话不假。从国际环境看，全球广播电视垄断集团的形成以及对全球的文化渗透，构成了对我国广播电视的严峻挑战。进入90年代，人类获取信息的三个电子途径——电视、通信、多媒体迅速走向融合。美国的各大广播电视公司纷纷被其他大公司兼并和收购，摇身一变成为集通信、电影、电视为一体的大公司。这些跨广播电视、跨国界的公司，实力雄厚，竞争力极强。
但是，如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种神话一样，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至于有人极力鼓吹的要有多少企业进入世界500大，有电视台进入世界50强、30强，愿望是好的，但是那毕竟是愿望。就像有人嘲讽的那样，真要想“大”，想“强”，你把全中国组建为一个公司，谁也没你大，没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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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电视的产业发展，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而我们现在缺的也正是这个。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操作上，还必须有调整和监控的机制，这就包括来自人文领域的声音和力量。
1999年，中国电视在抢夺和瓜分“蛋糕”时的疯狂、贪婪、失去理智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8家电视台同时播《天龙八部》、15家电视台同时播《绍兴师爷》这一“电视奇迹”。以我有限的电视史知识，我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个国家、哪个时期、哪种类型的电视出现过这种“破事儿”。如果说这是中国电视的一次大面积堕落言之过重的话，那么，收视率、广告收入等等经济因素对电视的精品标准、艺术质量等等的冲击和排斥，总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所以，电视的产业化、集团化问题，生存与危机问题，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实质上都是如何估计蛋糕有多大和用什么方法得到蛋糕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看待这一问题时，更多是在意识形态和体制的范围内开药方，我们忽略的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游戏规则。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电视的产业发展理论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才刚刚论述了电视产业发展中的“爱财”的合理性和“取之”的必要性，而最重要的“道”，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从中国电视的百年大计来看，这种“道”不能是旁门左道、歪门邪道，而只能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耐久力的人间正道和光明大道。
三、“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中国电视人文精神的永恒亮色。
实际上，“人文精神”一词在今天已经变的相当通俗，相当流行，甚至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日常生活中的“人文景观”、“人文传统”、“人文地理”等等用语司空见惯。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有必要梳理一下人文精神在90年代中国的兴盛的大体线索，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
人文精神作为思想理论界和报刊上出现频繁的一个关键词，其火爆是在1993年。“众所周知，93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一段时间的停滞以后重新起步并在某些领域加速发展的一年，（其直接的标志和动力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是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文化转型加深的一年，其直接而重要的表征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商业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0页）这一年，上海的学者首先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直至90年代后期，这个话题仍然被继续关注与讨论着。在这一讨论中，电视也被推到了被告席上。有那么多的媒体关注几个港台艺人等等传媒现象，受到了人文学者的一致谴责，有人断言在中国的文化滑坡中，大众传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人文精神”的出场语境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然而据陶东风的研究，“像这样一个波及面宽、参与者众、持续时间长的大讨论，却是在概念模糊、语义不清、内涵滑动的知识论基础上进行的。”（引文同上，第138页）在这场讨论中，对电视的批评比较多，有些甚至还很尖锐，有些人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边缘化状况和失落感的一种宣泄。这种看法虽然失于片面，但主张弘扬人文精神的论者确有一些过激的观点。
电视是一种文化载体，是当代文化的晴雨表，文化的嬗变肯定要对电视的传播内容和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以游戏类节目为例，文学艺术上的游戏倾向早就为电视提供了参照。曾在新时期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刘心武，早在1992年就表露了他的“作家的意图”转向游戏的心路历程：在新时期初，总是有某种历史使命感，有跟上时代节拍、探究现实重大问题的热情和焦灼的驱动。现在，这种热情和焦灼没有了，写小说是随意性的，持一种游戏态度。（转引自《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据祁述裕的研究，“席勒把游戏视为人类艺术的起源。哈桑在比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不同时，把前者的‘游戏’、‘偶然’、‘不确性’与后者的‘意图’、‘设计’、‘确定性’相对照。对应于德里达强调游戏的‘无目的性’──无限性和开放性。游戏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真理，只是游戏本身。”（引文同上，第191页）
“游戏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真理，只是游戏本身。”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后”学家的这一结论，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本来，“‘在一个世界死亡，另一个世界诞生’的文化转型时期，游戏精神常常隐含着告别僵化的旧秩序和渴慕新生的、属于未来的新世界，并产生新时代的艺术。”（引文同上，第191页）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游戏是纯文本的，它毕竟还有一种艺术的追求和冲动在其中，这与电视游戏节目的搞笑、搞闹和广告收入等利润指标的牵引，有本质的区别。举出这个例子，是试图去说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对中国电视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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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首先是积极的。我们不应忘记，正是在深刻和理性的东西受到了嘲弄，庸俗和浅薄的东西博得了喝彩时候，199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新闻杂志《东方时空》正式开播，1994年又推出了《焦点访谈》。“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犹如石破天惊，给脂粉、阴柔、奢靡太盛的中国电视以永恒的亮色。直到前不久，笔者参加的一次有关精神文明的电视专题片的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其最佳切入点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正是通过关注普通人生活的纪实性报道，用充满人文教化的电视追求，构造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表明：“如果说，80年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基本得以确立，那么，90年代的中国电视，则体现出更为深刻的人文精神：人类生存的意义从更多的向度上得到表现，普通人的命运倍受关注。”（《电视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这些电视作品“在倍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同时，一度掀起全国范围内‘平民故事’热，各地方电视台及其它媒体亦纷纷效仿，照搬或改头换面讲述‘自己’的故事。全国很快形成一股纪实性报道的热潮，普通人的生活在各种媒体上冠冕堂皇地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电影世界》1997年第12期第9页）
“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以《东方时空》中“生活空间”为代表的一批纪实类电视作品，使普通人成为电视报道的对象，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成为观众的新视点。恩格斯有句名言：“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观众透过电视五颜六色甚至是灯红酒绿的表象，从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讲述中，得到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这类纪实性作品显然是编导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历史和人生作出的发人深省的展示和启示。普通人的欢乐与忧伤、希冀与失望、抗争与无奈……，无不构成了“人的启示”的真实画面，从而给人们以独特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观照。这样，中国电视新闻真正属于大众也就有了新的佐证，被文化精英阶层垄断的人文精神的话语系统因此也找到了最广泛的形象说明。
有关人文精神的表面上看挺热闹，但由于其缺乏大众关注和参与的基础，普通百姓并没有对其情有独钟。而且，把人文精神抬到大众敬而远之的地步，也恰恰失去了人文精神的魅力。不经意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却得以大兴其道，雅俗共赏之时，不仅让普通百姓击节叫好，也令文化精英们倍受启发。深刻的人文精神通过电视的独特表现得以广泛传播，表面上看是精英文化的一次普及，实际上却是精英文化的一次提升。正像有关专家指出的那样，“生活空间”的创举所带来的广泛影响，已经逾越了栏目本身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没有张扬，朴实无华，而实际上却是电视的自我批判和屏幕的自我净化，它匡正着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的位置，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它通过对“民生”的个别反映去表现“国计”的总体态势，包含了大智慧、大思路、大手笔。无论是《焦点访谈》中“对流浪儿童的追踪与调查”，还是《新闻调查》中“沈阳如何过冬”，直至《生活空间》中那个失去了右腿仍然学习舞蹈的美丽姑娘，那个极为普通的下岗女工，那个厚道朴实的父亲和与他相依为命的女儿……，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一种电视聚焦的平民视角，一种“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形象阐释。这种电视关怀、乃至电视呵护，常常使观众在凝视电视屏幕的泪眼朦胧中，将从中得到的审美意绪随之转化为一种审美净化，从审美的角度俯视我们这个时代。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是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
我以为，我们的电视应当有一种沉重感。
近年来，“轻松休闲论”大概是最常见、最时髦的一种新闻理论。“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的工作已经很紧张了，需要轻松、需要休息，媒体要尽可能地软，尽可能地让受众乐。”这就是许多媒体走向市场的理论依据和看家法宝。其实，我们有那么多半死不活的国营企业，有那么多苦苦挣扎的下岗职工，有那么多还未脱贫的地区和人口，我们真得很轻松？观众看了你的“软”、“轻”后，真得把一切烦恼和无奈全都解脱了、消失了？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灾难、战乱、疾病等天灾人祸，只要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还存在诸多不便和臻于完善之处，只要人类伟大的同情心还没有泯灭，电视传播所要满足社会需求的首先不是灯红酒绿的奢华和哼哼叽叽的爱情，不是时髦的“数字化生存”和“网络化生存”，而是日常化生存。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瑟罗指出：“电视不再是反映现实，它就是现实。如果饥饿的索马里儿童上了电视，全世界都想为此做些什么。如果没上电视，他们就不存在，人们什么也不会去做。当世界上媒体迫使人们干预索马里的事态时，地球上还有很多地方有着更大的混乱和更多的饥饿儿童。”（《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也只有一个屏幕。只要这个屏幕上充满了粉饰、做作、莺歌燕舞和纸醉金迷，只要这个屏幕上只剩下了技术的展示和炫耀，只要这个屏幕上“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被淡化和冷落，那么，这个屏幕的任何繁荣都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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