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前沿讲座之八：国家利益和新闻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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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尹韵公（中国新闻研究所的所长）
整理：石岩
李彬：今天我们请来了尹韵公先生给我们做第八次学术报告。那么尹老师，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他是中国新闻研究所的所长，那么中国新闻研究所堪称中国新闻研究的国子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的主任；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方面最高的学术期刊《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编》；而且还在中南海干过九年，是李鹏总理那时候的大秘书官的大笔杆子。 等等这样一些辉煌的业绩对大家来说可能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给大家将两件你们可资借鉴的事：一个是本科时候的一个是研究生时候的，本科的时候尹老师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探讨赤壁之战，大义是说赤壁之战不是一场大战而是小站，这在史学界引起很大的关注，是郭老、郭沫若都很关注的事情；研究生时候呢，尹老师就学着当年范长江的路线，就走这些我觉得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作为借鉴和学习的。下面，我们就请尹老师给大家做报告：
尹韵公：今天我给大家将的题目就叫——原来也没想好，究竟讲什么：讲新闻史吧，我的导师也是你们李彬老师的导师方汉奇先生已经讲过了；讲个什么好呢，后来想来半天，就讲个《国家利益和新闻价值》。讲的时候，我想采取这么一个方式，理论方面的东西让你们老师去讲，讲理论他们可能比我讲的还好，我想就讲根据我所知道和了解的情况。我希望用一种漫谈的方式，恐怕更好一点；另外，我比较注重事实，因为我想事实说话可能比理论更有力。理论的东西，有些理论的东西，说的不好听一点，我看恐怕真是一钱不值。就像我主编的那个刊物最近接到一篇文章一样，还是一个教授写的，说国民党时候的新闻怎么怎么样，它的理论是怎么怎么样，它的规定是怎么怎么样，要求都是很高哇，什么新闻必需真实啊，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呀。这个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当时国民党的新闻是造假造得最厉害的，连他们自己的官员都不愿意听他们的广播，听延安的广播；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看自己的报纸，看共产党的报纸。所以你们看：他们书本上讲的和他们实际上完全是两码事。所以我看了这篇文章，我就感慨这个教授完全是从书本上来，完全是不可信的东西。当然我不是全盘否认学术，理论有它的价值，不过还要从实践中提炼出来，归纳出来，我想它的能量恐怕也是很大的。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虽然它本身的哲学价值并不是很高，但它改变了实际的情况，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个作用还是很大的。
我决定讲这个题目以后呢，我一直在想，我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我要给大家讲一下。我是有一次无意当中看一本美国人写的书，那个美国人写的书提到了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家叫肯尼迪，肯尼迪有一次跟美国部分新闻界的人座谈，座谈以后呢，就给他们设了个要求，什么要求的呢？就是说，你们新闻记者，经常在谈你们的新闻价值标准，但我希望你们更多的关注美国的国家利益。我看了这话，我是非常感慨，我觉得一个美国的总统，不能说他没有很多的政治素养，不能说他不讲政治，但是像这样直接把美国国家利益和新闻价值联系起来，我看，在以前和以后还没有这样一个人。但是在我们中国很多人，包括我接触的一些领导人都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很多人都认为是不是新闻价值和国家利益是两个标准？在我看来，实际上，要说新闻价值有什么最高标准和最后标准的话，就是国家利益。所以我给大家讲这个题目，我就是希望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包括我们学新闻的人在内，把这一点看作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在我的实际工作中，和我与一些媒体的记者、编辑接触的接触中，我也很注意和他们交换和交流这方面的意见。那么在正式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要讲几个问题：什么叫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我想，从最低的标准来讲，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它的最高标准就是它的发展。比如就中国来说，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它的国家利益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在1949年以前，中国的国家利益就表现在它必须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要追求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在1949年以后，应该说它就是追求自己的发展了。但是无论它追求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还是1949年以后追求经济发展，这里面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现代化，当然认识到这个现代化的道路对中华民族来说也是不断从模糊状态到清晰状态，最后到完整的意识形态。就是说当帝国主义最早轰开中国的大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中国是落后的，在以前，中国总是老子天下第一，比如说郑和派了当时是最大的舰队，五十多艘军舰和二万五千多士兵，对世界各国去周游一圈，也不搞殖民地——中国人就是这么傻，英国人就很聪明，飘扬过海，到世界各地去搞殖民地，而我们的郑和呢，带着五十多艘军舰和二万五千多士兵，甚至到了非洲和阿拉伯，就招摇撞骗、就回来了，什么也没做。殖民地，如果当时中国人有这个思想，是不是会好一点呢？我说也可能是中国人天生就没有侵略别国的属性，所以我说，中华民族它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很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是，大家看当时的史料，郑和到了很多地方，但他认为哪里也没有中国好，包括《三言二拍》里很多文章也是，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恐怕也是一种不太有利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民族心理：天朝万物，什么都有，别的地方都不如中国。直到乾隆以后，马尔加尼来到中国以后，开始乾隆也照样看不起他，也仍然认为中国最好。但到西方列强轰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天朝的美梦才被惊醒。但是中华民族也开始觉醒，开始发愤，开始意识到自己缺乏一种对外交流，现在才知道，原来外国人送到宫廷里来的东西，在外国已经变得很常用，才认识到火车、才认识到电报。到了后来，到了孙中山，民国推翻了清朝，但是推翻了清朝又怎么样呢？中国人还是没有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啊。但是，在中国的民国时期，我认为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当然，从1840年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追求最大的国家利益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中华民族还没有达到自己过去的辉煌。什么时候，中华民族达到过去的辉煌，我认为它才可以松一口气。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的时候，中华民族面临着自己的一个历史选择。什么选择呢，就是中国究竟走什么样的路。据我所知道，很多人都有这种疑问：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资本主义呀，中国走了资本主义，我们的发展是不是会更快呀？但是我告诉大家，中国走不通资本主义——推翻了清朝以后，袁世凯也搞过嘛，那时候中国政党有多少个？中国政党有300多个，最初有一万多个。中国不是没走过资本主义，其实，当时全世界所有的主义都在中国登陆过，所有的主义都企图在中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中国人民最后的选择是选择了马列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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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当时印度怎么看中国，印度是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中国。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人说：你看你们中国搞什么社会主义呀，结果你们中国是一片内乱，大搞军阀混战。你看我们印度，虽然我们是殖民地，但是我们国家很平稳呐。可是到了以后呢，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呢，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印度。所以，我认为到了49年以后，中国人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和自己的最终目标才有了一个具体化的认识。但是，中国那时候的建设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状态。比如说印度，大英帝国留给印度的铁路和其它基础设施远远超过了中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大英帝国留给印度的铁路是五万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是多少铁路？一万多公里，而且大多集中在东三省。但是到这一步我们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才完成了它的第二步，第一步是追求民族独立；第二步是全心全意地搞经济建设。
当然应该承认，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有过错误和失误，但是这些错误和失误应该怎么来看？这个我呆会儿再讲，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在这五十年的发展中，在追求国家利益和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个人人为，我们这个民族应该说是赶得不差的。这点连外国人都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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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为什么要把国家利益和新闻价值联系起来呢？因为，我个人觉得新闻利益它实际上是以国家利益为最后标准的。有的人说：美国不是这样。那么美国是不是只讲新闻自由，根本不顾国家利益呢？把新闻价值和国家利益统一起来，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封建、专制、共产主义极权的表现呢？我跟大家讲：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谈到国家利益，谈到新闻价值，我就给大家举大家经常碰到的，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现在发生了很多冲突，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根本冲突的：因为中国必然要强大，而美国是肯定不愿意中国强大的。那么在新闻方面，国家利益又怎么和新闻价值表现出冲突呢？这就是美国的报纸经常用人权来做文章，疆藏独立、台独来给我们的国家制造麻烦，它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给你中国政府制造麻烦，让你不能安心地搞经济建设。所以美国的报纸经常在这方面做文章，而我们的报纸又经常的批驳他们。但是我个人感觉，我们中国人在谈这一点上，有时候还不如美国人谈的坦率。比如美国一个著名的学者叫亨庭顿，他写过一本书叫《文明的冲突》，这个人在接受中国学者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中美两国的冲突实际上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所谓台湾问题、西藏独立问题，都是第二位的问题。美国是用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衡量中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国家利益很明显就是为了维护它超级大国的利益。而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要追求强大和发展，而这个国家利益肯定是要美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所以美国要想阻止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它就只好打钢材说的那些牌，什么藏独、疆独、法轮功啊……我原来就说过，台湾海峡和中国大陆之间这种不战不和不统的局面是最大的满足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这种局面是最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就像朝鲜半岛这种不战不和不统的局面最大的满足中国的国家利益，而最不符合朝鲜的国家利益一样。我坦率地跟大家讲，朝鲜半岛的统一我看不出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任何的好处。我去过韩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无论是南朝鲜还是为朝鲜，他们的历史教科书通通写的都是中国的东北、长白山都是他们的领土。甚至有些朝鲜人和韩国人跑到长白山的天池痛哭流涕，而且发誓一定要从中国手里夺回去。因为它现在是分制的，它没有精力实现它的统一，一旦它实现了它的统一，我敢说中国的东北边境恐怕是永无宁日。就像越南一样，原来基辛格有一次跑到中国来，见到中国的领导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对不起，我让越南统一了。我一直说越南的统一对中国有得有失，“得”就是在中国人的帮助下打败了美国人，因为美国在朝鲜战场失败以后它一直不甘心，它非得要在第二个战场上和中国人进行第二次较量；越南统一对中国“失”在哪里，就失在南沙群岛。如果越南不统一，我敢说南沙群岛的局面不会变得像今天那么复杂。
美国人在国家利益方面把握得要比中国好。有人说我们中国人交朋友，怎么净交一些阿尔巴尼亚、越南呀的，交了之后不是别人又跟你翻脸嘛，都是一些不好的国家。但是我跟大家说，美国人可不这么看：沙特阿拉伯，世界上最反动的一个国家，但因为沙特阿拉伯对美国有用，就是美国的友好国家。美国人讲实用。它的意识形态里，不要觉得它好象很尊重人权、很尊重民主，我看，都是假的。沙特阿拉伯那么反动，它不也照样支持它吗？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中东需要沙特阿拉伯这样一个坚定的盟友。
大家知道，中国的人权这也是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报纸经常吵的。原来，美国人老给我们社科院一个名单，说你们社科院又抓了什么什么人，希望你们放出这个人来，社科院拿到那个名单一看，哪有这个人，根本没这个人。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魏京生，美国给他搞了个人权斗士奖。美国之音经常报道魏京生的消息，什么魏京生被打了，魏京生身体不好，中国监狱不给他看病啦。一个王丹一个魏京生是持不同政见的著名人士啦，所以美国人总要报道一下他们的状况啦。但是因为我原来在国务院工作，有时候也很方便，有一次开会，正好那个司法部的副部长坐在我旁边，我就问他：魏京生的情况现在到底怎么样？他就跟我说，他说魏京生在监狱的待遇是最好的，比监狱长都好。因为押在青海嘛，比较冷，有两个战士专门给他烧炕，还给他电视机还有健身房。他的家属都去看过，都知道这些，但他们从来不敢跟“美国之音”说。魏京生和王丹送出去以后，美国人煞有介事，救护车停在悬机旁，拉到医院去看看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器质性损伤。大家知道去美国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谁都会有器质性损伤，休息一下就完了嘛。有一次，1998年魏京生到了台湾，台湾有一个老太太，是一个著名的尼姑，这个老太太倒是很爱国。她对魏京生说，现在印尼排华很严重，你能不能利用你人权斗士的名气去给我们讲一讲，呼吁一下呀？魏京生一口拒绝，为什么拒绝？因为他后面的老板没有叫他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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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人权，印尼我去过两次，印尼1965年9.30事件以来，印尼苏哈托屠杀的中国华侨是多少，少者是五十万，多者是一百五十万，可是这么一个政权，你们去查一查，美国人什么时候批评过它的人权状况？因为苏哈托是非常亲美的，是美国人一手扶植起来的。他们怎么可能去把自己骂掉呢？所以我说美国人完全是两重标准。清华大学很多同学都要出国。我最近还看到一个东西，一个去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查加拿大华人的历史。他发现加拿大的华人做了那么多贡献，但加拿大政权对华人的人权做了那么多惨无人道的剥夺。所以，我想我们的同学如果有机会经常出国，好好查查他们的历史，我想对我们的祖国会有更好的认识。再比如说藏独，藏独是美国人手中的一张牌呀，在五十年代就在西藏、青海投下那么多特务。不就是搞暗杀、搞爆炸活动吗？因为我在政府工作了很多年，我发现，说实话有时候我们政府还很天真。怎么天真呢？当时闹藏独的时候，我们就说检讨自己吧，达赖的声音在世界上那么强大，美国的主流媒体连篇累牍的，过一段时间就形成一个高潮。那次我到美国的时候，刚好是3月25日，我们说是西藏解放日，他们说是西藏独立日。我刚起床，我听到窗子外面怎么闹哄哄的，我一看，原来在搞西藏独立的游行，也就两百多人，据说还要跑到联合国总部去示威，还有一些外国人。后来我问使馆的人，我说这些外国人去过西藏没有，知不知道西藏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根本不知道。他们凡是参加游行的人，一小时大概是四十美元吧。中国打工是多少，中国打工一般来说也就六美元。
后来，我们就检讨自己吧，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不够哇，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声音带出去吧？后来中央统战部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每年派藏族同志出去访问，宣传我们的声音。而且那个代表团要求非常严格，不许有一个汉族。到了美国就去讲啊，讲了有什么用？美国所有的媒体都不登。你们以为美国人像你们说的那样，你们看你们的新闻教材，美国人写的新闻教材：什么登各方面意见，登客观报道，没那回事。到那以后，我们的代表团一看这种情况，又检讨自己吧：是不是我们主动出击不够哇，你在这里讲，人家不来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动出击，到美国的主流媒体去登门拜访。那好，我们第二次又去，去到美国的主流媒体跟人家说：你们是不是应该登我们的报纸，你们美国报纸不是很客观公正嘛，不是很讲平衡原则吗？你们既然登了达赖的，是不是也希望登我们的。美国的媒体都收下了，这些人还傻乎乎的，还以为要登，真是太傻了，他们根本就不会登，因为登了之后，它妨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它怎么可能登你呢？所以，我说新闻价值最后的标准就是国家利益。还有很多的例子，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新闻价值在对外报道里体现得是很多的。我在这里给你们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原来在科索沃战争中，人民日报的吕岩松跟一帮外国记者去采访，去前方去采访的时候，他发现美国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指挥阿族的民兵，付他们钱后让他们打枪打炮，这边记者准备好了，说：开拍，那些民兵就开始放枪放炮。我们的记者很不解就问：你们这就是新闻？他们说：是啊，我们这就是新闻，我们老板要的就是这个新闻。我们的记者又问：那你们这不是做假吗？他们说：做假不做假我们不管，我们老板现在需要的是这个新闻。所以，你们不要以为美国人不做假新闻，美国人做假新闻也不少哇。
前两天“美国之音”还打电话到我家里，说要采访我，我说你采访什么？他说有个什么什么事情，请你谈谈看法。我说这件事我不清楚，他说你不清楚，你能不能发表意见。我说，我不清楚，我怎么发表意见？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是不是真实的，我怎么发表意见？他说这事绝对是真实的。我说你们“美国之音”过去发表的新闻也不都是真实的。他听了之后问：你怎么不配合。我说什么叫配合，你们美国新闻惯例里明明说被采访者有权拒绝采访，你怎么都忘了这条规矩？你是美国记者啊。后来他就不吱声了。我今天还收到一个美国大使馆文化处办的杂志《交流》，每期给我寄。刚好这期写的是什么不受制约的新闻界，我看了一下，可能好多东西，他们自己都认为不一定是实话，什么美国的媒体都独立于政府之外。美国的媒体真的独立于政府之外吗？我看这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的新闻教材都常有的一个误解。“美国之音”是不是媒体？当然是媒体，它是由美国政府办的！怎么能说独立与政府之外呢？亚洲之声广播电台，这也是美国政府办的，包扩原来的欧洲之声自由广播电台，这都是美国政府办的。怎么叫不受政府控制呢？！连这本书里都说了：你能不能成为记者是雇主说了算的。就像麦克多新闻集团驻中国的总裁，叫刘相城，到新闻所来找过我，他问我：中国有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我说：你要想知道中国有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你最好坐一趟北京的出租车，你去跟出租车的司机谈一谈，你就知道中国有没有言论自由。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那可厉害呕，上骂天，下骂地，中骂人家万事，这个言论自由可是不得了哇。我说在你们西方国家的盟友都做不到这一点：日本，你不敢骂天皇，你要骂天皇警察就把你抓起来；在英联邦国家你不敢骂英国女皇。后来，我们就谈新闻自由。我说你们美国人是不敢骂老板，敢骂总统，但是中国记者敢骂老板这你做不到。不信你们到新闻机关去看看，有些部主任、主编是求记者写稿，在美国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你要不干，我马上炒你。我说中国搞三讲，所有的群众都可以给领导提意见，美国可能吗？美国才不会给你三讲呢。后来，刘先生又跟我说：我们西方的记者一般是要以事实说话的。我说，是这样吗？你们西方记者不也编假新闻吗？他说不会吧。我说，好，我说刘总裁，你原来不是美联社驻孟买、驻香港的记者嘛，我就给你举一个你们美联社自己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一本书没有？叫《权利的媒介》是个美国人写的。刚好这个人原来也是美联社驻波恩记者。这个人说50年代他驻波恩的时候，大概是德国社会党民主党领袖叫阿登那上台了，当选了西德总理。因为这个阿登那是个铁腕人物，所以当时西德政界就担心这个阿登那是第二个希特勒，于是这个美联社的记者就把德国上层人物的讨论和担心写了个报道，传回了美联社总部。美联社总部第二天就给他发回了一封电报，说你怎么能这么写？你站在什么立场写？这个记者就马上回电说，我这个是真实的。美联社总部说：不行，你不能这样写，你要写阿登那上台是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西方民主的胜利。后来，那个记者说不对，据我了解的情况，苏联共产党和阿登那的关系还不错，还巴不得阿登那上台呢，而西德共产党不愿意。美联社总部说：不行！你就按这个调子写。最后，这个记者之后违心的按美联社总部的意思写了这篇消息。我把这个事情讲了，我说刘总，这就是你们美联社的故事。他不吱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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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美国的媒体在对外报道中，他们也不是遵从真实报道，礼尚往来的原则的。前不久我到人民日报去，他们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说纽约时报到人民日报来，提出要和人民日报合作搞科技报道。人民日报说那好吧，那我们商量商量，在谈的时候，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就问：那我们人民日报能不能在你们纽约时报也搞一个类似的专栏。纽约时报那几个人怎么说？他们说我们不能干这样的事情，因为纽约时报不能给共产党主义宣传提供阵地。当时人民日报的几个记者一下子就醒过来了：美国的新闻自由怎么是这么一回事？你到我这来是天经地义，我到你那去就不行，这个世界上好象没有这么不讲理的事情。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知道的就有不少。比如说海湾战争的时候，萨达姆就留了一家电台就是CNN，CNN为了维护它在伊拉克的独家报道权就干了一件让美国人反感的事情，美国说我一个炸弹炸了伊拉克的生化武器工厂，伊拉克说那不是生化武器工厂那是奶制品厂。后来CNN就到现场去实况转播了这条消息，CNN一看确实是奶制品厂，就把这条消息发了出来。美国的舆论大哗：说CNN怎么报这条消息，怎么不帮美国人说话？！这就是美国人，美国人在关键时刻是非常看中他们的国家利益的。有人说，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不是有两种声音吗？不是美国的报纸也揭露了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吗？这都是事实。美国政府和媒体也会发生分歧。我跟大家说阿富汗战争如果一直打下去，（现在美国的媒体是一边倒的声音）要不了一年，就会出现反对的声音。美国为什么现在一直喊打速战速决的战争，它就是吸取了越南战争的经验。
女生甲：老师我能插一句吗？
尹：你说。
女生甲：您刚才也说美国国内有两种声音，那您不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吗？在国内还出不来两种声音呢。
尹：你听我讲完。两种声音在中国应该说也有两种声音，我在国务院长期工作过。我跟大家说我们那些部长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吵的是相当厉害的。但是我有一条：中国的国家利益现在不容许它出现不稳定的因素。这是很致命的一点。美国可以做到，西方发达国家可以做到，但中国现在做不到。只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像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一样，它甚至把它哪一天轰炸伊拉克的哪个目标它通通泄露在报纸上。你看我的信息多么公开呀。你哪个国家做得到像我这么信息公开，这么民主？你做不到！中国现在根本禁不起折腾——我顺便跟大家说，读新闻要多看几本书，特别是历史书、哲学书。我坦白跟大家讲：新闻传播学也就那么几本书，真正要吸取营养，要从历史、哲学中吸取——如果要谈这个，那必须要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因为资本主义，包括美国为什么能搞垮苏联，因为美国是积累了很多财富的。搞垮苏联它也是付出了很高代价的，比如说石油价格。美国人知道苏联的大部分外汇来源就是石油，因为苏联的石油资源很丰富，所以它长期把石油价格搞得很低。但是美国人自己也受到损失：它原来国债是7000亿，后来迅速上长到30000亿。就像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比一样。社会主义是由穷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是由富人发展起来的，他们是靠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原来是考殖民地，现在是靠跨国公司来壮大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体制使它不可能靠殖民地来壮大自己。就像中国是靠人民。中国是靠牺牲了一两代人利益。就像我父辈那带人，靠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化。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化是中华民族为了实现在即的国家利益不得不付出的一个惨痛的代价。包括我父亲那一代人，长期低工资。大学生毕业就56块钱，几十年不变。你有什么办法？你只能靠这种方法来积累。在这方面，我认为为苏联就是一个反面例子，它在实力还不够的时候就和美国人拼，根本拼不过。就像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一样，我有一百块钱的本，你只有十块钱的本，你怎么跟我拼？我跟你拼掉十块钱，虽然我也会损失，但你垮了，我垮不了。就像犯错误一样。虽然西方国家也会犯错误，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认为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中国，包括苏联的政党制度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这里就涉及到很多问题。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文革。文革是我们党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就觉得很奇怪。我注意到美国有一个麦坎希主义，你们以后去美国你们就可以看到美国人对麦坎希主义谈的非常少。而中国人对文革谈得非常多，甚至有的地方还要建文革博物馆。但美国人对去麦坎希主义采取了非常轻描淡写的态度。再比如说4月1号以后克林顿到香港访问。我们中国的外交官——因为克林顿执政晚期对中国很友好了——就跟他说你能不能给布什总统提个醒：希望他对中美关系有建设性贡献。克林顿怎么说？克林顿说按美国的白宫惯例，下台总统在一年之内不能对上台总统提出任何建议。中国是做不到的。你看中国文革以后马上一批非毛话语。我人为类似这样的现象是中国政党不成熟的表现。而西方政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它会很巧妙的解决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我也搞不懂这是不是民族性的不同。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日本的横须后那个港口里面，立了一块碑，就是美国的佩里少将当年率美国的舰队轰开了日本的国门。日本人就给他建了块碑。我有时候就想，这是中国人肯定做不到的——我们树的是林则徐的像。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犯错误就像苏联的犯错误一样。社会主义它必须要先积累自己。这是美国人肯定是不容许的。所以这次中国假如WTO是第一次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加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这本身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个人人为，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这种体制，应该来讲它是容易积压一种不满情绪。但是苏联它是积累了七十年啊，七十年后戈尔巴乔夫一旦放出那个能量来，一个党它执政了七十年可能会犯很多错误。我们的文革虽然是个很大的错误，但文革的本质还是反对修正主义，还是要解决人民群众和领导干部是不是紧密相连的问题。为什么人民群众一下子起来给领导干部提了那么多意见，我个人认为文革还是泄了一把火的。而戈尔巴乔夫的这种做法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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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老实话，对西方的新闻自由、客观公正我开始也很羡慕。但是出国多了以后——我大概出过十几次国吧，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我都去过——我发现根本不是像它们书里讲的那样。如果光是嘴巴上说得漂亮，我可以比他们说得更漂亮。你看弥尔顿那个《论出版自由》说得多漂亮：什么报刊是观点的自由市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什么专制政府扼杀真理呀……他说得多漂亮！大家知不知道，弥尔顿自己后来当了新闻检查官呐，那真是内行整内行呀。他当官以后把自己所有的观点都抛弃了。因为他自己在位以后，具体干事的人和不干事的人想的是两回事啊。而且美国的新闻自由它也不是开始就有的，也是一点点发展起来的。而且这次九一一事件很可能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这很可能是美国由盛及衰的开始。当然对中国来说一个是发展自己，一个是实现祖国统一。祖国不统一是中国的一个心腹之患。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只有中国还没有完全做到领土完整。中国的战略空间就我个人来看还不如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有苏联，苏联帮我们在前面撑着，我们的战略回旋余地很大；但今天，苏联一倒，逼着中国不得不走在前面，逼得我们不得不和美国人对抗，但实际上这不符合中国的战略空间利益。就像我们申奥一样，大家都认为申奥是好事，但我个人人为实际上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够成了潜在的威胁。如果我是陈水扁，我就在2007年或2008年宣布台湾独立，你中国政府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到时候你中国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你打不打我台湾，如果你不打我台湾，台独就既成事实；如果你打我台湾，不开奥运会，你将失信于国际社会。实际上，我看到那个票数，我都感到很奇怪，这次西方国家是拼命把奥运会塞给中国。这是二○○○年奥运会的投票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最合适的时间是在2000年或台湾统一以后，但那个时候他们是绝对不会把奥运会的主办权给中国人的。因为那时候是中国政府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凝聚力的最好时机：因为那时离89－6.4事件就三年嘛，他怎么会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留给中国？但是它这个时候给你，就是要对你进行牵制吧。历史上有教训呐，你们去看历史，秦始皇要统一六国，其它六国怕被它统一，韩国就配合郑国到秦国去修郑国渠，他就是要把秦国所有的人力、物力都耗费在修水渠上，让它没有统精力一六国。 我就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李彬老师跟我说要留一点时间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尽我的能力回答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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