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问题的历史和研究的视野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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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史书似乎隐晦地触及到人类的性问题。历史学家们热衷于报道风流韵事，评论娼妓现象，揭露宫庭秘闻。然而迄今为止，他们很少提到同性恋，漠视诸如避孕一类的论题，事实上，对人类两性问题这一客观存在他们从总体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尽管人们不得不把两性问题看成是一种主要的(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形成人类历史外观的力量。
——引自V·L·布劳《性观念在社会 与历史中的变迁》前言，纽约1976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人类的性问题？难道性问题不是自然地发生在个体生命中的一种现象？我们能否借助性教育而成为更好的情侣？改善两性关系？促进优生优育？近年来，性问题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也许，对这一古老的禁忌的全部兴趣起源于一个事实：大多数人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一些相当模糊朦胧而又自相矛盾的性秘闻。一方面，在人们的成见中，性反正是一种“腌脏”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又会受到恋爱激情的鼓舞而身不由己地追求这种“腌脏”。或者，我们从内心深处意识到性爱的神圣美妙，然而还是让年轻少懂一点为好。由于这一研究课题与情绪体验如同性爱本身一样神秘诱人，难怪人们急于揭开性的那层朦胧的面纱。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体验到完美的性爱所带来的全部快乐。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性爱不过是须臾间消除生理紧张或生儿育女的方式而已。性爱的欢娱可以使人暂时逃避为生计而奔波的烦恼，忘却人生的艰难。然而，深受近年来性观念影响的西方文化已几乎把性提升到宗教地位，人们对性问题加以狂热地研究，极端地美化，虔诚地崇拜，并四处传扬。大众传播媒介则精于此道，乐此不疲。成千上万的人带着性问题寻求帮助。性空前绝后地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问题。对性的过份邀请崇与滥泛成灾的研究可能会时常困扰我们，但我确信研究性行为是一条通向理解人性的途径。要充分了解人类的性行为的复杂性，就必须仔细的观察人的处境。从广义上看，性是与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的。性生物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仅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人类才获得了有关性生理反映的可靠事实；性心理学包括的领域有：性向、性行为、性情绪体验、性人际关系；性社会学与性人类学则反映了制约着人的性活动的多种社会的、法律的和文化的模式。总之，性科学是一门边缘学科。
在比较富裕的地区，人们毫不怜惜地把多余的精力耗费在寻求性享受方面；把钱财投入到搜寻资料和为性问题而四处求助。任何时候，性问题都包含着这样的社会意义：超凡的性能力同一个人作为男性或女性的身份有关的东西相称，人们为了追求在性方面的卓越“表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只要你将此书阅读下去你将为自己开辟一个不久前还由于文化道德的原因被忽视和禁锢的领域，你将吸收到一些与你自己的生活和婚姻直接相关的资料。这一事实表明：性是活着的人不可分割的部分。
性革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性革命这一术语广为流传，它隐含了那时期人们在性观念、性价值和性行为等方面的意味深长而急剧的变革。尽管如此，专家们对这一所谓的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否真的曾有这样一场革命，如果有，何时开始，何因引起，产生了何种变革。
社会学家伊拉·雷斯（Ira Reiss 1977）认为这一变革本身并没有革命这一术语可能隐含的激进和猛烈，而是代表一个由受到传统性观念压抑和奴役到能够比较正常地发挥自然功能的阶段的依次出现，他倾向于用性的复兴这一术语来表述这场革命。其他人已把这场革命看成是一个向一种新的性伦理体系——性的进化——形成和发展的渐进过程。还有一些人则一口咬定整个事件从一开始就是新闻媒体的杜撰或有人故弄玄虚地拿一些信手拈来的调查数据胡编乱造的把戏。其真实的情形是：人们的性观念找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多了一些关于这类话题的议论而已。更有人振振有词地声称：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道德堕落伦丧的时代，其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必将导致文明的崩溃。
无论我们称之为革命还是复兴，进化还是堕落，无庸置疑，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就我们思考性问题的方式而言，人们的性观念的确发生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变化，让我们仔细品味摘自出版于1934年书名为《生命之迷》的性教育手册中的一段文字。
进入青春期前，可以说性本能呈中性，男女儿童两小无猜，没有意识到那沉睡于体内的主宰性力量。随着青春期的来临，男孩子有了比较专横的态度……和从前相比，他们欲望强烈，行动勇敢，思维敏捷；女孩则变得比过去胆怯和害羞起来。
（在青春期）人们极端地重视关心孩子的重要性……通常情况下，同学是大多数孩子的唯一导师，他们的父母……还没来得及灌输好的东西，孩子们的脑子早已塞满了邪恶的拉圾……这个时期，性兴奋的自然倾向强烈……因而，头等重要的是要给孩子一种透彻的自我控制教育，并使他们认识到冒犯这一重要自然法则将产生难以挽回的危害。
今天，许多有识之士对这种不精确的表述，性别岐视，以及过去那种性问题“咨询”文章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不屑一顾。当代大多数专家坚持认为上述摘录所表述的观点不健康的——甚至是有害的，不利于培养孩子健康地认识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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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的性观念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而且更大的变化正在发生之中。遗憾的是，有许多障碍使我们不能精确地评估和分析这些变化，一个很值得玩味的障碍是社会的矛盾心态：在性观念上渴望变革，但又必须“忍耐现状”、随波逐流。这种嫒昧的态度使我们难以准确地判断人们的性观念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二个障碍是缺乏关于人的性行为各个方面科学可靠的数据，没有调查数据，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意见、偏见和幻想。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是把已有的资料装进一个学术框架并加以解释，这种框架通常假定性驱动是一套强力的、自发的、必须保持使之受到社会文化的权威监控管制的冲动。可以十分合理地假定：要么性驱动一类的现象纯属子虚乌有，要么在许多人身上，性根本不是什么强力的冲动，个体的内在力量能够轻而易举地对它加以控制和导向。（格伦 1977）
正确看待目前性变革的最后一个障碍是来自社会评论家和广告家的偏见。他们通过了解人们对性问题日益增多的宽容，同时为性保守和性自由带来了好处。性保守派得以谴责扩大性自由，降低社会约束力带来的危害；性自由派则据以鼓吹这一运动形成了更自然、更自主的性生活方式。广告家们在认为性是完全重要的氛围中为性引力制造了恐慌。上述障碍的结果是：我们目前对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的看法经常被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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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根源
如同革命（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一术语）已经显示出来的复杂多样性和相关性变革一样，导致这些变革的根本因素本身也是错综复杂的。变革的起因可以归纳为六个主要方面。
对道德的冲击 道德观和伦理观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化状态之中——从一种风俗到另一种风俗，从一种家庭观到另一种家庭观，并受到政治、文化和宗教思想的影响和摆布。由于今天所面临的性问题而一味地谴责维从尼亚时代的性礼俗未免简单化。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60年里，人们在道德观方面的许多变化就是企图寻找一些比起维多尼亚时代死板和压抑更自然、更自发的方式来处理性问题。（维从尼亚时代一个司空见惯的制度要求图书管理员在同一层书架上不要把男女作者的书摆放在一起）人们在性生活中体验到任何一种生理上的快感经常会被性行为所产生的负罪感所破坏。现在的许多道德准则仍有可能含有这种严肃而滑嵇的成份。
在二十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末期，西方社会一个最显著的倾向是对集中化、机构化的权威的抵触情绪与日俱增。一种反文化运动对一切不作解释或论证的准则、习俗和判断提出质疑。年轻一代向已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剥夺了他们的人身权和自主权。“大同胞主义（Big Brotherism）”的观念引起恐惧，遭到排斥。社会动荡，家庭关系目益松散，其结果创造出一种要求更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环境。人们发出了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呐喊（Keen 1983）.
所有现象导致了对现存的性行为价值观的普遍质疑。把性行为限制在法定成年人之间的法律开始让步；现存的约束性行为的习俗开始转变；一些宗教组织一改以往严厉的道德说教立场，对性问题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学术机构对这一压力的反应是，放弃他们为发疯的父母们设身处地着想的做法，改变了他们对霄禁、约会、性生活不切实际的策略。大多数青年不再简单地接受他们父母的性价值观，开始形成自己的性行为标准。这样，在一些家庭中引起了矛盾冲突。不久，主流文化开始把这种反文化运动融合到定向消费经济体系，广告抓住自然性、性诱惑与性的片刻满足大做文章。对自己和自己身体的享受不再被作为一种非道德的行为而遭到理所当然的谴责。新的性观念终于为美国人所普遍接受。
当我们步入90年代之际，出现了向以往的性价值观回归的现象。80年代，保守的政治派别和宗教派别东山再起，他们发起了诸如“大众道德（Moral Majority)”和“正直生活（Right to Life）”运动，谴责婚外性交、形形色色的性行为、性向、人工流产、学校性教育以及未经父母许可向未成年人传授避孕方法。其结果是：我们的社会在究竟允许个人有多大的性自由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极端化的观点。
男女地位的变化
在性变革中，另一个重要因素还存在于正在改变中的关于男性和女性的价值判断的观念方面。许多女性不再愿意对男性惟命是从。男性盛气凌人的保护者和供养者与女性忍气吞声的持家者与奴仆的传统角色已经向服从个人需要的个性化角色转变。这一新生的妇女解放宣言使女性意识到她们也的强烈的性欲，性对她们的生命来说也有重要的。她们要求分享性生活的快乐，自由地在性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 （参见本书第六章 性别 身份/角色与社会） （See chapter 6 Gender Identity/Role and Society）
闲遐时间延长，生活 更加富裕 对多数人来说，用不着象过去那样日复一晶 为生计奔波劳碌。缩短工时，延长了消遣时间，一些人有了足够的金钱享乐人生。此外，清教徒似的劳作观失失去了约束力。于是，人们把多余的精力用于寻欢作乐而不再问心无愧。人们为了寻花问柳而抛掷光阴、挥金如土也不足为怪。关于人性问题的书籍泛滥成灾，其中有些书籍固然是科学态度严谨，有学术价值的，另外一些则是粗制滥造之作，大量的消遣性读物则集中描写性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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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性问题研究的深化
特别重要的是，近年来有关人的性问题研究的可靠资料逐渐增多了，这应归功于几位新的性学家卓有成效的工作。
十九世纪，环绕性问题人为地喧嚷了动物性色彩和退化的气氛。因此，人们试图对作为人的生存的一部分的性需要不予理会，而武断地认定“正常”是以非性为显著特征的。随着人的性行为研究开始出现，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性欲、性痴和性行为这些他们曾竭力忽视和回避的东西，也是多面人生的一部分。这一认识不断使我们更果断地承认人的正常的特征，性的神秘的面纱一层层被揭开。
科学技术的发展 过去害怕怀孕和感染性病是容易劝阻人们参与性活动的两个最重要的恐吓因素。从前大部分性教育内容就是心照不宣地以这些“危险”告诫人们。随着避孕技术的进步，怀孕的危险也大大减少。在美国的一地区，允许人工流产进一步减少了意外怀孕的威胁。
同时，过去的许多性病，如梅毒、淋病已能用抗生素治疗和治愈。80年代传播的性病，如疱疹（herpes）,衣原体素（chlamydia）和爱滋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并且不能治愈。就爱滋病本身而言，它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对生命的威胁。
爱滋病作为价值观变化的象征 系统免疫力缺乏症（或这滋病）在十年前还鲜为人知，目前已在世界范围内被看成是一种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最早在男同性恋患者身上发现。人们立刻想到爱滋病是传染的，尤其是通过性活动，如肛门性交。这一论据很快构成了人们对同性恋的偏见、愤怒和道德判断的另一个籍口。现在人们已弄清这一致命的疾病还可以通过异性性交、受感染的血液和人造血清等途径传播。随着爱滋病的持续增加，对性行为持谨慎态度正在成为人们性心理的核心内容。每当决定与任何一个近几年来性活动频繁的人性交或口淫，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冒着感染爱滋病的风险。由于对爱滋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惧怕，我们的性价值观必定有所改变。人们可能会以一种消极的眼光来看待放荡不羁的性行为。保险套可能空前地成为同性恋或异性性交不可缺少的工具(Griggs·1987)。要更完整地探讨关于爱滋病及其影响，请看第14章 《爱滋病危机与性的选择（The AIDS Crisis and Sexual Decision）》
里程碑 对性问题研究的一个简短的历史性回顾
二十世纪中叶以前，人类几乎没有在性行为研究方面作过严肃的尝试。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小心翼翼地冒险涉足性问题研究领域，有时他们是冒着使人格和职业声名狼藉的风险来进行这一尝试的。在过去的20年里，对性问题的研究达到成熟阶段，并且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甚至富有魅力的——探索。在本书中，我将就性问题研究方面的某些主要进程给予读者一个简短的历史性的总结。
性问题研究出现于十九世纪
在十九世纪，有三位学者：里查德·凡·克拉弗特-厄宾（Yichard von Kraft¡Eding）,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onnd freud）和享利·洽维洛克·厄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把他们研究的注意力最早集中到人类的性问题方面。
在十九世纪最后25年里，德国学者克拉弗特—厄宾和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把探索的目标投向这一课题，结果，他们在学术上曾一度遭到排挤。他们两人都是医生，在理解精神紊乱的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由紧张的压抑的道德准则统治着人们性行为和性观念的时期里，这两个医生找到了性是引起情感的和精神紊乱的主要因素。当性欲和性行为不可避免地产生罪恶感、恐惧感和自厌感时，可以预料，这些正是多种失调的根源。
里查德·凡·克拉弗特厄宾（Richard von Kraft-Ebing)
在这两位学者中，克拉弗特—厄宾（1840—1902）更激进一些。他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神经学家和精神病专家，后来成为维也纳一位有威望的教师和职业医生。克拉弗特—厄宾的著作 《性的情感心理》（Pwychopathia Sexualis）曾再版过12次，这是一部广泛传播的医学教科书。在这部著作中生动地描述了形形色色的被看作令人生厌的病理学的性行为和性刺激。克拉弗特—厄宾把大多数性偏差（Sexnal deviations） 概括为四个病理学种类，即性虐待、受虐淫、性怪僻（或恋物僻）、同性恋。特别值得玩味的是：他宣称手淫是引起所有这些性偏差的根源。这是一个如何由于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发表意见和推测引起疑问和误解的例子。他用说明手淫的可怕后果的病例研究来阐释自己的理论，他的那些病例研究是他那个时代最振奋人心的东西，也的确唤起了人们对人的性向和性行为的多样性的注意。遗憾的是，克拉弗特—厄宾有偏见的著述，使大多数性行为蒙上了病态的，不自然的污点。这种在以后许多年里一直渗透在医学和精神病学行业的看法，至今仍然拥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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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1856—1939）几乎一生都在维也纳度过，他主要的研究凝聚在儿童的性心理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如何影响成年人的生活和精神状况方面。尽管他们都对人的性问题的大多数方面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弗洛伊德的贡献对心理学的影响要比克拉弗特—厄宾深远的多。1895年，弗洛伊德发表了划时代的巨著《歇斯底里研究》 （Srudies in Hysteria）,这是他与约瑟夫·布鲁尔（Josef Breuei）合著的。这本书探讨的内容有无意识心理（unconscious mind），压抑（repression）和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这些概念成为精神分析学的基础。弗洛伊德开始确信精神病是由于性本能的无意识冲突引起的。这一概念对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来说仿佛是天方夜潭。
1905年，他的《关于性理论的三篇论文》 （Three E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骤然激起了一股抗议的浪潮。正是在这部书中，弗洛伊德形成了他的婴儿性理论，并试图证明成年人的性变态怎么是儿童性表现的变形。 （参阅本书第七章 贯穿于生命循环过程的性问题，Sexnality Through Life cycle）。
今天，人们对精神分析学的价值和弗洛伊德的性理论，特别是他关于性问题的观点有很大的分岐。例如，他强调阴道高潮优先——有经历过这方面的女性——引起了许多女性多余的沮丧和自我贬损。这一弗洛伊德观念未从研究中得到充分的证实。然而，他的研究导致人们重新对性问题感兴趣，并产生了思考和谈论性问题的愿望。尽管，他把许多不同形式的性变化称为“变态”，并认为这是不成熟的标志，弗洛伊德并没有将性行为打上不道德的、罪恶的、病理学的烙印（布雷切尔 Brecher 1979）通过他的研究，性与医学，心理学建立了一种合理的关系。
享利·哈维洛克·厄力斯（Henry Havelock Ellis）
十九世纪未，一位英国学者以其卓越的建树而举世闻名。享利·哈维洛克·厄力斯（1859—1939）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研究西方已有的关于人的性问题的资料和其它文化背景下性的传统习俗，他作为一个内科医生研究了同代人的性生活，并把他了解的情况祥细地记录下来。实际上，他开始以发现的素材进行写作，并在1896年到1910年间发表了六卷名为《性心理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n sex）》的著作，1928年又发表了第七卷。
如果说自从维多尼亚时代以来已经有过一场性革命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厄利斯在这场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研究确证了人类在性倾向和性行为上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性的传统习俗取决于文化的和社会的影响因素。他的结论用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看是茺唐的，而今天的眼光看则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厄利斯发现，手淫是不同年龄的男女的一种普遍行为。他意识到同性恋和异性恋一定程度地在人们中存在而不是孤立的现象。他使女性也和男性有相同强烈的性欲的思想合理化。他指出，男性和女性的性高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着手准备今后治疗性功能障碍，厄利斯发现不能勃起和达不到性高潮是心理障碍而不是生理疾病。从这里我们能再次看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近人们对某些性功能障碍，如勃起困难的身体生理基础给予越来越多的注意。厄利斯 强调：人的性要求和性行为“在完全正常的限度内变化范围是极大的”。这一点目前已为大从数专家认可。
二十世纪早期的性问题研究
1926年，一位名叫德奥多尔·凡·德·维尔德（18731937）（heodikr von de Velde）的荷兰内科医生首次出版了他的著作《理想的婚姻(Ideal Marriage)》。 尽管在当时这不是唯一有关性的小册子。重要的是由于凡·德 维尔德直觉地认识到如何平衡性响应的许可与抑制这一维多尼亚主义者遗留的问题，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部再版的著作。
尽管凡·德·维尔德在一种具有道德说教限制的婚姻意向的框架下描述了他的一种更完美的性关系构想，他提出了一个当时人们已能接受的大体上积极的轮廓。他的书中描述了各种性交体位和口淫在性交前奏阶段的作用，以及处理某些性问题的建议。由于《理想的婚姻》一书的流行，他的观点在帮助成千上万对夫妇获得更多的性快感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纪著名的性问题研究杰作之一是罗伯特·拉托·迪肯逊（Robert Latou Dickinson）于1932年发表的名为《一千种婚姻》。在1882年到1924年间，迪肯逊汇集了他在纽约当病理学医生时所接触到的5200例妇女性病例，在对这些病例的分析中，他的记录证实了儿童时期有代表性的性态度怎样导致成年性功能障碍的不良后果。这是在更好地理解女性性问题方面的最早期尝试之一。他也研究了在性刺激和性高潮期间阴蒂、阴道和子宫的生理反应。他发现，能够产生手淫性高潮的女性更有可能在性交过程中达到性高潮。他向女性介绍了一种电振动装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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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女性性解放先驱叫海伦娜·莱特（Helena Wright），她于本世纪20年代在伦敦开始从事病理学的医学实践，她发现大多数女性在性生活中从未经历过快感，而把性生活看盛一种责任。于是，她开始发表著作，围绕如何通过性交和手淫达到性高潮指导女性的性活动。她的第一部著作是《婚姻中的性因素（The Sex Factor in Marriage）》发表于1930年。该书的反复出版以及她的其它著作的出版持续数了十年，使女性在熟悉自己的性器官和性响应方面得到了有益的指导。
本世纪中期的性问题研究
本世纪中叶杰出的性学家阿尔费雷德·C·肯塞（Alfrad·C·Kinsey）（1894—1956）曾是一位成功的动物学家，他逐渐转向研究人类的性行为。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性问题的研究开始空前地成为合法的科学的事业。他首先把统计分析方法运用于性行为的研究领域，而不是象他的大多数先行者那样仅仅从个人的观察中得出结论。1937年，作为印地安纳大学一位保守的、深受爱戴的生理学教授，肯塞受命去教授一门关于性和婚姻的新课程，在备课和试图解答学生提问中，肯塞开始意识到几乎没有关于性问题的可靠资料。在30年代后期，他开始以调查人们性生活的方式收集资料，实际上他已对这项工作着了魔。到1949底，他已收集了16000多人详细的性生活史。
肯塞组建并领导了印第安纳大学的性问题研究学会，现已改名为肯塞学会。直到今天，它仍旧是一个可靠的性问题研究的核心机构。沃德尔·坡麦雷（Wordell Pomeroy 1972）和保罗·吉哈德（Paul Gebhard 1979）、吉哈德和约翰逊(1979)成了肯塞的主要合作者，并详细地描述了使肯塞研究如此有价值的统计近似和巧妙的技巧。两项使肯塞学说得到广泛认可而名声大震的研究成果是发表于1948年的《男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和发表于1953年的《女性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今天，这然作为有关性行为统计资料的主要源泉并被看成是这一领域的里程碑。他的某些发现在本书各章节中均有描述。
还有一些本世纪中叶对问题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性学家，他们中间有耐尔·牛顿（Nile Newton）和玛丽·简·谢菲（Mary Jane Sherfey）。两位学者在帮助增进对女性性问题的认识方面很影响。50年代中期，耐尔·牛顿发表了一部重要著作《母亲的感情（Maternal Emotions）》, 书中强调在性爱和女性对月经、怀孕、生育、哺乳、育儿以及性交的反应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她的研究以对许多女性的调查为基础，后期的研究是在她丈夫米切尔·牛顿（Michael Newtom）的合作下完成的。这部分研究证明了女性身体的生理反应在性交和哺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牛顿夫妇的研究证明：在性生活中，妇作为女性和母亲的许多方面通常是怎样密切相关的。
在阿尔弗雷德·肯塞的领导下，玛丽·简·谢菲在印第安纳大学从事研究活动，这是促使她决定研究女性性问题的最主要的原因。她仔细地检查了灵长动物的性交模式，并试图理解在影响进化、雌性性响应（和缺乏性响应）方面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决定因素。在学术界，她反对一个陈旧的弗洛伊德观念，即把女性阴蒂看成是过小的未充分发育的阴茎，证明了女性阴蒂的全部内系统像男性阴茎一样具有强烈的性反应功能，或许还不只这些。谢菲继续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来解释如此众多的女性难以体会到性快感的原因，其根子就在于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压抑女性性活动的观念（谢菲 1972）。她也推测了文化的压抑性根源：男性的权力结构惧怕女性性活动的力量，因而必须有一根支柱来代表这一权力结构。她的研究的这一方面没有得到更多的支持。即使撇开她的人类学思想的精确性问题，玛丽·简·谢菲还是开辟了一个关于女性性潜力的新视野。
当代性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
当前，在性科学研究方面的里程碑太多，除了最显著的部分，本书难以尽述。有关人类性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来自肯塞性科学研究学会。保罗·吉哈德继肯塞之后担任该学会会长，最近由简·雷里希（Jane Reinisch）继任。该 学会在同性恋、裸体主义、性偏差、性犯罪、儿童和青少年的性发展、性向形成以及许多其它课题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另一个特别重要领域的研究己围绕着男性化和女性化的特征展开。是什么因素决定胎儿的性别的？又是什么因素把我们塑造成男性、女性或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身份。一个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性科学先驱是在巴尔迪模的约翰斯·霍甫金斯医院的约翰·莫利（John Money）。他和其他在他领导下的成员探究了染色体和霍尔蒙的作用，以及社会因素在性别身份的形成中的作用。这一成果将在第六章性别、身份/角色和社会中加以详细的讨论。
威廉·H·马斯特斯（William H Masters）和维吉尼亚·E·约翰逊（Virginia E Johnson）是当代著名的性学家。他们对性功能知识所作的贡献超过了所有的先行者，现在他们已结为伉俪，同为建立在圣·路易斯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会的会长。他们的研究集中在两个领域：人的性响应生理学和性功能障碍的治疗。
从1855年到1955年，在已发表的学术成果中，有一些是描述人在性交和手淫过程中各种生理响应力度的研究专著。早在本世纪40年代，肯塞和他的同仁就观察过性交并记录过性交中的反应，但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54年，威廉·马斯特斯着手他的研究，并于不久雇用维启尼亚·约翰逊作为一个调研员，随后十年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他们的助手用复杂的仪器对694人在手淫和性交中的生理反应进行了测量。受试者在试验室条件下以历了10000多次性高潮。这部祥尽地包含着其研究详细资料的重要著作是《人类性反应（Humam Sexual Response）》(Masters & Johnson 1966)。
他们的第二个主要研究成果始于1959年，与关于性反应的研究同时进行。在其后的5年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形成并完善了治疗男女性功能障碍的临床技术。1965年，考虑到他们的治疗方法经临床验证有效，他们开始对已形成起来的2周疗程收费。1970年，他们在《人类性缺陷（Human Sexual Imdequency）》一书中描述了这种革命性的治疗程序，这部书开创了治疗性功能障碍的新纪元。现在，许多学者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方法进行了修订，并扩大了研究范围。治疗性功能障碍成了医学和心理学的一个明确的学科分支。
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研究性反应和男女同性恋病史，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他们的著作《同性恋透视（Homosexuality in Perspective）》中。经过对94名男同性恋者和82名女同性恋者性反应的观察，并未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们发现同性恋的性生理反应与他们早期研究的异性性反应完全一样，他们也证实了人类性行为观察者很早提出的一个假设：由于外界刺激而进行同性恋者也能够对异性发挥正常的性功能。这一研究成果首次公开提出的某些证据表明：性向并非自动地决定性行为，而对性向赖以确立的方式我们也并未完全理解。特定的性行为有时可能受到个人选择的影响。这一著作的批评家强调外界刺激（motivation）是贯穿于这一研究课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甚至也并不希望人们把他们的结论误解为同性恋性向仅仅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或者同性恋能改变自己行为的这样一种表示。
二十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研究概况
随着有关人类性问题的资料开始积累起来，对他人性行为的好奇心与日俱增。日益明显的是。就人们对性的感受、需求、行动或幻想方面而言，几乎没有多少可靠的事实。七十年代成了性问题考察（Sex survey）的十年，各种书籍、杂志充满了有关美国人性生活中最隐密细节的离奇古怪的内容。有些调查采取了足以保证结果的可信度的可靠方法，而另外一些则由于方法不当困难重重。
浑特报告（The Hunt Report） 自从肯塞来，70年代早期，花花公子基金会（Playboy Foundation）委托进行了一次关于性行为的最大规模调查。一个私立的研究机构通过对一组来自美国24座城市的982名男性和1044名女性的随机抽样调查收集材料，其结果由职业记者莫顿·浑特（Morton Hunt）在其发表于1975年的《二十世纪70年代的性行为》一书中公诸于众。在调查中使用的问卷表上罗列了一千多个关于人们的性史和性观念方面的问题。根据男性、女性、已婚、未婚四种情况，他们设计了四种类型的问卷表。他们还就这个国家的性行为倾向在问卷调查对象中组织小组讨论。对于浑特报告的统计真实性也有不少批评，调查结果当然应仔细地加以解释。然而这一研究确实提供了自肯塞以来最包罗广泛的事实，并且这些事实被人们频繁地引证在对人类性行为的研讨中。存在于浑特报告和比这个报告早四分之一世纪的肯塞研究成果两者之间的相似点，足以为解释人们性生活模式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变化提供一个基本依据。在本书中我采用了浑特报告中的统计数据。
海特报告（Hite Report） 1976年谢蕾·海特 （Shere Hite）的《海特关于女性性问题的报告（Hite5s Report on Female Sexuality）》 成了一本畅销书，书中提出了几个争辩和讨论的问题，其中包括女性倾向于表述自己对性关系的不满足程度。她收到了3019份（仅仅是她寄出去的一小部分）完整的问卷表，内容涉及女性性问题的许多方面，问卷表要求短文型（essay-type）答案，因此得到了大量的匿名信息以及可测数据。海特后来又用类似的问卷表对7239名男性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以《海特关于男性性问题的报告（ Hite5s Report on Male sexuality）》为名发表（Hite 1981)。这项调查的结果对男性如何自看待自己的性和性行为提供了新的了解。她的最新研究专著《女性与爱（Women and Love）》宣称：一般来说，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是不幸的，离婚案中70%以上的女性被告至少离过一次婚。用于这一研究的问卷表反馈率仅有4%，只占相当小的比例。
海特的研究结果由于抽样无代表性和缺乏严格的统计分析而受到批评。有些批评家也声称：海特问卷调查中提问的诱导性倾向而影响了答卷者。尽管大多数性学家认识到这类研究的局限和方法学上的弱点，但反映了大量信息和数千人性生活情况的海特报告仍然是有价值的。不论他们是否代表所有的人，这些性生活轶事和答案的确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感情、恐惧和行为。如同对待所有其他研究成果一样，对海特报告亦应在同其它已有的资料加以严格的比较中鉴别。
儿童性问题研究（Research on Childhood Sexuality） 在对儿童时期性问题（这一不久前严重被忽视的领域）提出新的理解方面，两项国际性的研究成果曾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罗纳德（Ronald）和朱丽特·戈德曼（Juliette Goldman 1982）在奥地利、北美、英格兰和瑞典调查了838名儿童，问题涉及到他们心目中的性、与别人的关系、以及性教育。性学家们发现美国儿童对关于性的事实和问题方面最无知。
德国学者厄利斯特·玻恩曼（Ernest Borneman 1985），30多年来一直从事儿童性问题研究，他主要通过各种类型的访问调查。这方面的某些研究必须在长时间、大范围展开，有几百项研究课题已被研究了20余年或更长。由于他的发现，致使我们对某些为人们所接受的关于儿童性心理方面形成的弗洛伊德观念打了折扣。戈德曼和玻恩曼的研究得出同一个结论：无任何证据支持存在一个儿童的潜在期（Lantency Period）——弗洛伊德的以对性爱几乎没有兴趣或无知为特征的发展阶段。所有最新的研究结果都倾向于支持这样的观念：儿童从出生就有性征，并有各种各样的性爱、性行为和性兴趣伴随着他们成长。
其它调查（Other Survey） 自1979年以来，还有其它几项重要的调查。罗伯特·梭伦森（Robert Sorensen 1973）发表了《当代美国青少年性问题（Adolescent Sexualit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本书是以几百名青少年对调查问题的回答为根据的。梅尔温·泽尼克（Melvin Zelnik）和约翰·坎特勒（John Kantner 1980）采用复杂的研究设计和统计分析方法研究青少年的性行为和避孕行为。他们的调查结果代表了现今已有的关于青少年性行为的某些最可靠的事实。
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红书杂志》（Redbook Magazine）发表了一份关于性问题的问卷表，100，000多名女性对问卷作了回答，虽然不能认为这个结果代表全部，但这是已有的研究中所构成的关于女性的观念和行为调查的最大抽样样本之一。《红书》调查反映了一幅享有积极的性生活并经常主动发起与配偶性交的美国女性生活画卷。尽管有三分之一的女性经历过婚外性关系，大多数女性对自己的婚姻性生活表示相对满意。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参与过口交性（oral-genital sex）。认为自己在这项调查中表现得越虔诚的女性对与她们婚姻伴侣的性生活越满意，而且婚前与男性同居的可能性越小（塔鸟里斯和萨德 Tavris & Sadd 1977）
阿兰·贝尔（Alan Bell），马丁·温伯特 （Martin Weiberg）和休·苛菲·哈梅史密斯 （Sue Kiefer Hammersmith 1981）这三位肯塞学会的成员发表了一项独一无二的同性恋研究结果，名为《性偏好——在男女中形成（Sexual Preference-its Development in Male and Fenale）》。从一项涉及4639名同性恋者的民意测验中，他们对其中979名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取得了已有的关于同性恋问题研究最彻底的事实资料。尽管这一研究仅仅集中在美国的唯一地区（旧金山贝区）的同性恋者身上，但仍可将其成果看成是对我们理解性向及其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资料。
菲利普·布纳门斯丁（Philip Blumstein）和皮帕·斯瓦滋（Pepper Schwartz），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家，收到了4314对异性伴侣，969对男同性恋者和788对女同性恋者寄来的完整的问卷答案，其中涉及到他们关系的各个方面。他们的题为《美国人的配偶（American Couples）》的报告由于其数量巨大且各不相同的随机抽样和研究设计而被看成是最有说服力的社会学研究资料。它提出了一种关于现代配偶如何处理性与爱关系的崭新观点。由于性问题研究日益得到公众拥护，受到社会尊重，它的未来必定会孕育出理解人类性问题的振奋人心的前景。下一节表明，展开性问题研究的一个工程中，许多问题有等于思考。
今天，科学方法被认为是在任一领域建立新知识体系的地可靠基础。对跨越学科的性学领域的研究正在增长。目前几种专业杂志专门致力于阐述新观念、组织各种论辩和收集与人类性问题有关的信息资料。漫长的岁月过去了，缍使得性问题研究成为一种学问上和学术上的体面追求而赢得了尊敬。考虑到他们想要从事的开创性研究可能引起争议的性质，早期的性学家，如阿尔弗雷德·肯塞和威廉·马斯特斯，首先在其它领域为自己建立很好的声誉，然而才涉足性学这一禁区。他们意识到要使自己的发现最终能得到社会认可，建立使自己在学术上受尊敬的地位很有必要。他们谨慎而从容的探索为未来的性问题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除了必须考虑到性问题这一研究课题的体面问题，在确立自己作为一个性学家的地位方面还有其它一些问题。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寻求必要的资金支持研究活动，资金问题这对于一些可以立竿见影用于实践的研究项目来说易如反掌。政府管理部门、私人基金会和工业部门往往对少花钱多解决社会问题或从新产品推销中有利可图的研究项目更有兴趣。因此，对于研究形成某些新的生育控制方法或寻求对诸如爱滋病或疱疹一类的传播性性病和治疗方法来说，所需资金垂手可得。然而，对有关性观念、性响应生理学或人类性向起源的基础科学的研究往往资金困难得多。政治气候可能也决定着性问题研究的资 金补助状况，如果某个问题如色情成为政治辩论的重要问题，如尼克松和里根政府所做的那样，政府资金可能意外地扶持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遗憾的是，政治宣传通常只有偏离解释科学事实和结论的一面。这一现象发生在里根总统建立的阿托雷·吉拉尔的色情研究机构。（参见第16章 性、艺术、传媒和法律）
开展人类性问题研究
科学研究的目标之一，是要寻找那些能够普遍适用于研究之外的真实世界的知识。科学给予了理解、预言和可能控制各种现象的希望。显然，拿人类作为研究的对象会带来许多问题，因为我们对自己不能象对老鼠或分子那样轻而易举地加以分类或用试验的方法加以控制。这里有一些特殊的、方法学上的策略可用于从事人类性问题研究。
选择人口样本（Selecting Population Sample） 当试图回答某些性问题时，我们总是明显地感到不可能获得全人类的资料。因此，有必要选择一个对较多人口来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口问题样本来进行抽样调查。抽样调查中所包含的人口越多，则对具有多样化个性特征的总人口越有代表性，也可以认为这项研究的统计可靠性越高。最好的人口样本是随机抽样，其中的被调查者都是以随机的方式从总人口选出的。如果选出了足以反映总人口特征意义的人数，则可以假定这一抽样对总人口具有很普遍的代表性。然而，这样的研究也必定规模庞大，耗费昂贵。因此，对如全美这样人口众多的组织而言，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过这种类型的研究。
由于肯塞学会的研究人员精心组织了对具有一定结构的、来自不同人口层面的12000人进行抽样调查，因此发表于1948年的肯塞性问题研究成果仍被视为有关人类性行为最可靠的统计研究之一。然而，对他的发现的有用性和可靠性仍然存在许多争论（科兰克·摩斯特勒和图克伊1953；吉哈德和约翰逊，1979）。
现存的各种形式的偏见可能渗透到调查活动中并影响研究的结果和结论。研究人员可能由于未能适当地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无意中使研究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参与性问题研究，接受有关调查，或即便参与也未必诚实地回答所有问题。志愿者由此产生的倾向必定影响到研究的结论(Wolchik Spencer & Lils 1983)。志愿者的被动参与成份尤其是限制性的，罗伯特·梭伦逊（Rober Sorenson）的有关青少年性问题的研究（前面已引述过）提供了关于这一限制性的很好例子。他首先请求家长们同意对其子女进行调查。大多数家长同意了，也有一些不同意。于是他又恳求青少年的合作。同样，大多数（并非全部）给予了合作。因此，他的研究在结论上就存在一些不准确性。
进行调查（Taking Surveya）
就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某些方面提问，这是性学家们最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可以面对面的采访，可以电话访问或问卷调查。肯塞采用了非常详细的面对面的采访程序。在这一程序中，研究人员要在形成一种接受态度（accepting attitude）和避免“诱导(leading)”答案的技巧方面接受严格的训练，借以努力减少由不诚实或其它因素造成的偏差。打印的问卷表是一种高效而经济地从大量人口中收集资料的方法。但同面对面的采访比较起来，这种方法察觉不诚实的答案、误解、夸张或敷衍了事的难度要大得多。因此对调查中取得的结果以及从中归纳的结论必须慎重地加以解释。
病例研究与临床调查（Case Studies and Clinical Research） 职业顾问、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其它临床人员通过对正在遭遇某些性忧虑或性困惑的人给予技术指导、生理检测、心理咨询和临床观察进行艰苦的研究探索。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帮助病人，并可能想出许多新的办法。专家们可能发现这些手段和方法对大多数当事人或患者是有效的，并将弄清其中最有效的特征。在透彻地观察特殊的个别情形后，病例研究可能被公开。虽然这样做要冒把病例研究得出的个别结论过于普遍化的风险，但这些研究的确提供了一些新观念和值得考虑的前提。病例研究给有关职业团体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和实用性的启示。
当某种治疗方法在大批量的人身上加以检验时，这就叫临床研究（Clinical research）。临床研究要考虑病因、治疗、抑制疾病或症状。例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1970）对近800名自述患有各种性功能障碍的病人进行了数年的临床研究，对问题分门别类、查找可能的病因，试用各种治疗方法。他们接着又对一些人进行了5年多的研究。并在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再次进行必要的推广研究的同时，才以这些研究为基础为治疗性功能障碍这一崭新领域建立了一个概念性框架（Conceptual Framweork）。这一类别的临床研究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临床研究的推广被过于频繁地误用和滥用了。过去，我们关于同性恋的大多数假想就来源于临床研究，而这些假想有很大的缺陷。
观察研究（Observational Research） 有些研究者决定直接地观察人的性行为的一个方面 ，因而减少那种以被调查者自述为特征的研究方式造成的偏差。观察研究可以在试验室或野外进行。例如，人类学家往往倾向于研究自然状态下的人群组合。马斯特斯和约翰逊（1966）对人的性反应的研究（本章前面已讨论过）是一种最佳的实验观察研究的典范。他们运用各种类型的仪器测量694人在受到性刺激的情况下的生理反应。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以系统化的方式观察人的性反应的研究。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谨慎地指出他们的发现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人的性反应。由于要寻找一个适用这种研究的随机样本特别困难，因而往往为研究范围的狭窄而受到批评。然而，无论正确与否，生理学家们通常假定：在对待人体这一过程时，类似的活动在不同人身上的表现其实是很相似的。当然，几乎没有办法确定在多大的程度上（如果有的话）实验室条件可能影响到人的功能。尽管如此，大多数性学家还是接受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许多其他观察研究者的基本依据。
实验研究（Experimentel Research） 科学研究的一条根本原理是运用受控试验（Controlled experiment）。在这种类型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试图在控制其它变量并保持其余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检验某一特定的被研究和操纵的变量所发生的变化。于是，研究人员才可能得出难以通过其它研究得出的因果关系的推断。
然而，设计一种以人为对象并能灵敏控制的试验是困难的。人的复杂性使得要控制所有可能的变化几乎不可能。此外，可控试验装置的人为性会影响对人的研究的结果，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由于这些理由，在人的性问题研究方面，试验研究留下的痕迹稀少，并易于产生同样的缺点而受到那种司空见惯的批评。
性问题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thical issues in Sex Research）
近来，许多注意的焦点集中在必须保护和尊重那些作为研究对象参与任何形式的人类研究活动的人。由于性问题被视为生活中如此隐秘的方面，卷入在性问题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尤为明显和重要。
自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团体肯定了公开承诺（Informed Consent）的权利，即研究对象应事先完全了解研究的目标和他们将要求如何参与。人们普遍赞同研究人员无权强迫他人参与或不向受试者据实预告研究活动。同样，科学家有义务保护参与者的隐私，确保决不将私人的隐秘事实同某个特定的个人联系起来。研究人员必须用各种方法匿名收集资料并防止日后不适当地泄露个人隐私（马斯特斯，1980）。
大学和政府机构拥有必须赞成任何包括人在内的研究设计的人类研究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经常衡量的是这种研究对社会的潜在价值，而不是关心是否有助于缓解参与者们天生的忧虑、危机，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调查者继续这一研究总是很难得到恩准。
尽管如此，研究的多种形式是我们所拥有的、为获得关于复杂且依然法混杂的人的性问题领域更可靠资料的唯一途径。
性问题的新观念
现在，我们能够更仔细地审视人们在对待性问题方面所发生的某些比较特殊的变化。并非所有的人都曾经历过性观念的变化，强调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无论他们感觉到内心世界的这种变化与否，几乎所有的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是我们社会的文化的发展部分之一。
随着与性相关的问题变得如此公开，关于性问题的研究使人们了解到各种性行为的真相，这一古老的禁忌逐渐冰释。身体重新被看成是某种美好和愉快的、具有实在价值的东西。当发现别人都在尽情地享受天伦之乐、品味生命的情趣时，许多原来自命清高、超凡脱俗、不屑与这类“浊物”为伍者因而倍感孤寂无聊，他们尝够凄苦之后也想“还俗”了。
对手淫的态度
许久以来，自我性刺激看成是不道德和（或）不健康的行为。里查德·凡·克拉弗特—厄宾标准的维多尼亚时代的医学著作《性的情感心理（Psychopathia Sexualis)》一书将典型的十九世纪80年代欧州人对手淫的观念表述如下：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象早年做下手淫的下流行为那样如此容易沾污……一切高贵而完美的情感之源。它使含苞欲放的花朵失去了美丽和芬芳，只留下粗俗的、野兽般的性欲满足……淫荡情欲的炽烈降温；对异性的倾慕减弱。对于年轻的手淫者来说，无论男女，这一可耻的行为都将败坏道德，贬损品格，破灭向往，沾污情感和心灵。在一定的情况下，甚至使人无可奈何地失去对异性的渴望。（克拉弗特-厄宾，1965年翻译，PP188-89）
这种对手淫危言耸听的看法长时间影响了医学界和普通人的观念。它反映了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性价值观是只有在已婚男女之间性交才是唯一正常和非病理学的，关于性的言行越少越好。手淫成了同性恋、性虐待狂、不育以及其它 情形的替罪羊而受到责难。家长们对手淫的可怕后果更是谈虎色变，以致于买来了金属手套和一些用以遮盖住生殖器的稀奇古怪的玩艺儿（如图所示）以防止他们的子女手淫。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手淫的态度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宽容。实际上人们已经接受偶尔手淫无长远害处的看法。但依然假定频繁手淫对身体有害。阿尔弗雷德·肯塞的统计资料发表后（1948，1953），人们才发现手淫是一种极其普遍的行为。几乎所有的男性（92%）承认有时通过手淫达到性高潮，大多数人承认多次通过手淫达到性高潮。在被调查的女性中，58%的人承认可以通过手淫达到性高潮，此外，4%的人有过手淫但未达到性高潮。
今天，手淫是人的性行为中很正常的一部分，在青少年中很普遍，有些一直延续到成年和老年，这一观念在学术界似乎占了上风。手淫往往被视为对性紧张的一种健康的释放和想要弄清性反应的一种方法。现在，人们已了解到手淫是一种局限于自身的现象，一般的共识是来自医学界的任何行为都 不比手淫更为普遍的观点。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手淫是一种对男性比对女性更积极认可的性行为，甚至到今天人们似乎还认为这是对的（斯托雷，1985）。关于手淫问题更详细的探讨，参见第九章，孤立的性行为与合作的性行为。
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传统性准则中最强力的一条历来要求保持婚前贞洁。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坚持认为，从道义和宗教上看，没有婚姻约束的男女性交是犯罪，这一观念至今阴魂不散。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对女性婚前性行为方面的约束条文多于对男性的双重标准仍具有效力。男性被 假定为具有难以驾驭的性冲动，而一个“淑女（good girl)”则是 不允许因为性冲动而越雷池半步的。“失足（make a mistake)"而暴露在怀孕或闲言碎语中的年轻女性通常要遭受社会准则的非难。在二十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涌现出来的一批大学生中，许多女性决定成为技术上的处女，她们参与性行为达到性高潮而不发生性交。
最新的研究表明：年轻人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大多数青年男女不再遣责婚前性行为，也不计较是否决定在婚前性交。现在尽管更强调性伙伴双方爱的感情关系的重要性，但在大学生中，越来越认为技术处女的作法是虚伪的和不能满足欲望的。因而，有些几年前不性交而仅仅通过爱抚达到性高潮的男女，现在打算性交。然而与此同时，不包括性交在内，但仍可经常导致性高潮的各种性接触增加了合法性（劳伦斯 ·茹宾逊和罗尔基，1984；斯托雷，1985）。
在态度和价值观上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行动上伴随而至的变化。赞同婚前性交这一观念的人要比在实际中这样做的人多。然而，有证据显示，有过性交经历的年轻人不仅百分率很高，而且他们在较小的年龄就开始有性交的经历（泽尔尼克和坎特勒，1980）。自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女性中出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性解放运动（sexual activity)的浪潮。对女大学生的研究表明：在二十世纪80年代非处女百分率要比60年代中期或70年代高得多（罗宾逊和杰德尼卡，1982；斯托雷，1985）。
对同性恋和其它性向的态度
任何不符合已被认可为正常的异性性交形式（男上女下面对面）一直被 许多人看成是有悖常理的、非自然的行为。尽管许多人承认有不同的性偏好，然而，医学和精神方面的健康专家通常把这些不同于常规的行为归于疾病一类。法律宣布它们为罪行，宗教给它们打上邪恶的印记，普通民众对这些行为充满了恐惧、厌恶和惋惜。许多这类看法至今仍然存在，直到二十世纪80年代，对多种性向的某种形式才逐渐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比较宽容和接受的倾向。
对同性恋和两性恋行为在态度上的变化特别明显，这种变化尤其表现在帮助职业团体（the helping professional groups)和年轻人之间。但是，这种变化在任何这些团体中都并非绝对的一致。许多职业团体（包括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不再认为同性恋偏好是一种病态，而认为是性功能表现的另一种替代方式。同性恋者已结合起来建立旨在对公众进行同性恋教育，为同性恋争取平等权利和为同性恋赢得更多政治影响的组织（阿尔特曼，1982）
近来，其它性行为已在一定的意义上争取到了较高层次的认可。施虐受虐狂、易装狂、表现主义、窥淫狂以及其它各种性实践不再象先前那样令许多人感到震惊。对其它性偏好越来越宽容和接受而不是遗责。一个典型的哲学是，只要不伤害他人人格、不剥夺他人自由、不违背他人意志，每个人都应该自由地享受他（她）自己的性爱好。一个时期内，这种强调似乎正在形成这样一种信念：性表现（其质量和数量）是私人的事情。
然而，随着二十世纪80年代一股新的政治和宗教的保守主义浪潮的出现，有迹象标志这一倾向的逆转。在男同性恋者团体中出现的人体系统免疫力下降（AIDS）的问题开始为反同性恋的狂热分子提供了新的武器。1986年度，色情调查委员会热衷于向公众展示更多的非正常性行为形式，企图把导致强奸和反社会的犯罪归罪于这种色情活动（里恩，1986）。1986年，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一项佐治亚州法律，使得鸡奸者（由两名男子进行手淫）成为重罪犯，即使相互自愿也不例外。《新闻周刊（Newsweek)》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占微弱多数的美国人不赞同这项裁决，中年人对此反应极为冷淡。然而，就在这次民意测验中，所有离婚者中有61%的人说，他们认为同性恋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只能说明：在社会的和政治的气候中肯定存在某些重要转变的迹象。这种气候表明，对那些不利于巩固我们社会的异性恋形式的性向将不再有更多的宽容。
对身体和裸体的态度
在二十世纪初期，人体被认为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东西，装裹得越严实越好。身体也是羞耻之源，裸体是不允许的，对从人体躯干上突出的器官（男性阴茎和女性乳房）最好严加防护和遮盖起来（见图）。
近几年，图片已非常不同于以往，各种样式的服装把人体的许多部分暴露出来，一些泳装仅仅遮住生殖器和女性乳房。裸体现象在更大的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男女正面全裸像出现在各种流行期刊上。法院通常不再认为在图画中仅仅暴露出生殖器代表淫秽或色情。裸体者野营已运作多年，尽管他们经常受到很严格的行为准则的约束（温伯格，1967）。在联邦的几个地区，一些海滩允许人们裸体。裸体作为自然而舒适的状态正在被接受。
对双重标准的态度
这样或那样关于性问题的双重标准是许多社会习俗的一部分。西方文化最古老的双重标准是建立在假定男性比女性更需要或更乐意享受性快感的基础上的。此外，人们以为男性比女性更有经验并且能够保护女性免受性的较多不愉快方面的痛苦。这一双重标准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社会，并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很大的一个人口层面上形成两性关系的道德外观。
虽然人们不再臆断女性在婚前保持童贞的重要性，却又抱着一种固执的态度，认为男性与许多性伴侣发生关系是可以接受的，而对女性则不然。大学生们不断与一种一方面把女性局限在为数很少的几个男性中，并且必须以相爱为条件；另一方面，男性则可以随心所欲并且以自己的性技巧卓尔不群而受到同伴的尊敬的“新”双重标准发生磨擦。研究进一步表明：性的数量和花样两 方面都说明男性拥有比女性较多的性行为（斯托雷，1985）。
许多年轻人逐渐意识到：可以作为两性关系基础的比较健康和公正的准则是存在的。随着女性强大的潜力不断地被意识到并表达出来，更多的女性不再感到自己是比男性低等的性别，更多的女性不再屈从于双重标准的两性关系。
案例研究
朱莉：为追求非排他的性爱关系而抗争
朱莉，一位22岁的高年级大学生，对爱的意义和性在爱情关系中的地位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她认为健康的爱情应该对所爱的人不加任何限制，嫉妒是一种不安全的征兆和令人窒息的占有欲。朱莉享受过性的快乐，感到女性应该是自由的，就象双重标准允许男性所做的一样，但她认为忠诚于性并非良好的两性关系的一全必要部分。
在和彼得（也是一个大学生）建立了很深的性爱关系后，朱莉搬进了彼得的公寓。他们关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两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去爱并与其他人性交。不久，她认识了卡尔逊并偶然与他同睡。她仍然认为她与彼得的关系是主要的。彼得开始以轻蔑和愤怒的态度反对朱莉与别人的关系 ，尽管他知道这是在违背他们最初的协议。他们频繁地争吵，但朱莉坚持认为健康的爱和性不应该是排他的。
随着彼得受到的伤害加深，嫉妒增强，他感到有疏远朱莉的感觉。他开始加深与几个月认识的一位年轻女性的友谊，实际上，他们的关系中已包含了性交的内容。令朱莉吃惊的是，她发现了自己对彼得的新关系的否定性反应。她的感情与她的哲学背道而弛，使她感到沮丧和压抑。
尽管几个月来，朱莉和彼得努力使他们的非排他的爱和性关系维持下去，但这一关系不能忍受紧张。朱莉沮丧地离开了彼得，临分手时，她说从这一经历中学到许多，她继续支持她的爱和性的哲学是健康的，尽管现在她对自己准备使非排他的性在她的生活中维持下去有了怀疑。
对性和罗曼史的态度
自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家们都 断言性欲是爱的一种类型，爱从根本上说是追求完美的愿望，是我们在茫茫的人海中找寻自己的另一半并与之结合的需要。在大多数非西方文化中，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疯狂的迷恋和罗曼蒂克的爱情被看成是某种与对性渴望相分离的，甚至毫不相干的东西。然而，在我们的文化中，婚姻是从罗曼史和性欲中产生出来而又似乎要把两者捆绑在一起的社会风俗。在大多数其它文化中，婚姻被看成是人生中如此至关重大的步骤，岂能由这种过眼烟云般的罗曼蒂克或虚无缥渺的性爱来决定。我们的文化属于把罗曼史理想化的第一种文化 之一，它已被编织到我们的政治结构之中，并使之联系到性和婚姻——成年人的一个基本需求。
“什么时候两个人有权性交？”在近年来的性教育课中，几乎任何人都会脱口说出这一问题预期答案。万变不离其宗，“当他们相互爱慕时”。60年代指向获得片刻满足找到感觉就干的心理状态的反主流文化 运动决不可能与西方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同流合污。不久，人们都意识到事情不可能真的那么简单，片刻满足的背后有一个复杂的后果：增加了性病传播、意外怀孕和感情破裂的频率。二十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股浩浩荡荡地“回归”亲蜜、爱情和罗曼史的巨大浪潮，这一时期的书籍和期刊文章充斥这类问题的内容。现在，我们有机会来细致地审察爱的面目、人的行为和精神的复杂性。把罗曼史和性欲揉合在一起并非象它表面看起来的那样简单或“自然”（克利，1984）。
对性教育的态度
在整个二十世纪前半叶，人们对性问题讳莫如深，除了乏味的玩笑和双人默契以外，“正人君子”绝少谈论性问题。学校性教育仅限于讨论精子和卵子在生育中的作用；教堂性教育通常只罗列出一系列不能做的事情；家庭性教育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就连那些为探讨性问题提供咨询的专家们（如生理学家、宗教顾问、精神健康学者）在性问题方面也几乎没有任何特殊的学术上的准备。
二十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在公立中小学和学院的性教育更公开化了。鼓励和支持性教育计划的各种组织建立起来了，最有影响的团体要数1964年被 特许成立的联邦性教育咨询委员会（Sex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the United Sysyrd 简称 SIECUS)。该委员会的合作创始人之一，首任执行主任是玛丽·S·卡尔德罗恩博士（Dr Mary S Calderone)，一位女性，后来成为世界性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在二十世纪60年代未和80年代中期，联邦性教育咨询委员会和其它前性教育组织曾两度遭到了一些利用性教育争论换取知名度或各种教育组织（boards of education)的极端主义者政治团体的攻击。尽管事出有因，一些很好的性教育计划毕竟被搁置起来了。但风暴终于过去，性教育的课程在持续增加。新泽西州是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授权其州立中小学进行性教育的州之一。
1973年联邦性教育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会采纳了一项性教育状况的声明，其中总结了日益增长的关于性教育的新观念。
自由地获取关于性问题的各个方面的完整准确的知识是每个人（包括儿童以及成年人）的基本权利（卡尔德罗恩。1974，P·1）。
性教育课程和计划已出现在美国的公立中小学、学院、宗教派别和职业学校里。由于家庭继续被看成是进行有效性教育的理想场所，一些家长已为充当其子女的性教育者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今天，这些努力将有助于使儿童和青年有比他们的父母年轻得多的时候了解到关于性的基本知识 （索 恩伯格，1985）。
考虑到性观念的最新转变，显而易见，有些重要的变化在继续。然而，有必要进一步强调产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新的性观念，也许他们只是部分的接受了这些新观念。其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许多不同的性伦理共存的时代。这种不同不仅造成了个人观念上的混乱，而且造成了人民团体之间的冲突。依然难以确定的是，这些观念上的变化对性行为已产生和将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年代必将代表一个性意识日益觉醒和性观念冲突日益剧烈的时代。
全章总结
1、研究人的性问题日益普遍和复杂，它是理解人的行为和社会交往的许多不同方面的重要方式。
2、“性革命”是否发生这曾是一个有争议的课题，但是，考虑到性和引起人们在如何决定自己性行为方面的变化，在态度和价值观上的确存在着正在发生的转变。
3、导致关于人的性问题变化了的观念的因素包括医学上的进步；突出强调个性和个人自由；变化中的道德准则；关于男性和女性的作用的新观念；日益延长的闲遐时间；关于性的新知识；对爱滋病日益增多的忧虑。
4、在十九世纪，研究人类性问题的三位重要的先驱者是里查得·凡·克拉弗特—厄宾；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享利·哈维洛克·厄利士。他们的研究建立了直到二十世纪仍然被坚持的关于性问题的基本看法。
5、关于性和罗曼史的维多尼亚价值观严重地影响着二十世纪早期。肯塞研究开辟了关于性行为领域的新视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了解性功能碍 障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6、于二十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进行的几项关于性问题的调查赢得了世界范围的注意并带来了对女性和男性的性问题、儿童 和青少年性问题，性向和新看法。
7、各种方式推进了关于性的科学研究：人口抽样、调查、运用病例和临床数据进行研究，直接地可通过可控试验观察性行为。科学研究提出了各种伦理问题。
8、对性问题的态度一直在变化中。近年来，手淫和婚前性行为更多的被接受；同性恋和其他性向有了更大的公开性，尽管有关它们的可接受性的争论仍然处于一个很值得玩味的阶段。
9、在过去的20年里，裸体远比过去更为人们所接受。从前的性双重标准已让位依然可为感到的男性的性行为比女性更容易被接受的“新”双重标准。
10、在当代人中，性欲和性行为与罗曼蒂克的爱情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11、在各种教育机构中，性教育的重要性似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呈现出减弱的趋势，而大多数公立中小学仍未被授权进行性教育。
12、把我们自己理解成为有性别的人类要求反省和自然设问。父母的态度和价值观经常影响我们自己的性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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