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派文化的两种演绎：浦西的民主与浦东的独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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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朋友到上海，我总要带他们看浦西的外滩和浦东的陆家嘴，无论站在黄浦江的哪一边，总能领阅浦西的典雅和浦东豪华，外滩的神秘和陆家嘴的现代化，也总是不由自主地要谈谈上海的海派文化。
“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词汇，具有形形色色的理解，而且总能使人们陷入文化的神秘意境。因此，本人一开篇，就必须首先申明本文的文化概念沿袭了柯武刚的定义，即文化是共享的价值和一套规则系统，以及一共同体内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各种更具体的要素。有些规则可能是明晰的，但许多规则是隐性的和非正式的。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者，本人也将从制度演绎角度分析浦西外滩的殖民文化和浦东陆家嘴的现代文化及其交融与差异，并分析它们对上海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发展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浦西外滩文化的历史演绎
从上海开埠开始，吴越文化的逐渐融合，形成了“上海”文化，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冲突和交融，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达了高潮，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地理和文化环境，即“海派文化”，特征是不受陈规拘束，敢于探索创新，兼收并蓄，有很强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从凝固文化的建筑艺术角度看，浦西的外滩就综合地反映了“海派文化”的真正特质，即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博弈过程中，西方由于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占有强大的优势，“融合”的结果不过是西方文化的完整移植，不客气地说，正是由于强大的西方力量，才造就了今天的浦西外滩的华美，才造就了经常可以在电影或电视里看到的上海各街上，汽车、自行车、人力三轮车、轿子、行人等都可以和睦相处各行其道的景象。
很显然，如果当初中国军事或者经济处于强大的优势的话，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博弈结果一定是两种：要么上海外滩上根本不会存在西方建筑痕迹，要么在西式建筑顶端镶嵌着象征中国特权的怪物甚至慈禧本人画像等。而电影或电视里看到的上海街道景象也一定是两种：要么汽车根本不会出现，要么汽车在碰到某些官员的轿子时，会被鸣锣开道的军队踢翻。
深刻地说，浦西外滩的殖民文化实则造就了中国上海的平等与自由理念，共和与民主理念。这才是外滩文化的精髓。而上海二三十年代的繁华正是这些理念所致，这些具有制度意义的“文化”所致。
上海这几年一直在刮“怀旧风”。这里所怀的“旧”不是说过去的一切都是“旧”，而是有特定含义的“旧”，是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代表的上海旧梦，即二三十年代所代表的那个传统。之所以怀旧，隐含着对1949年后计划经济“传统”批判和反思的意味。
显然，上海的怀旧与西方各种各样的怀旧不同，欧洲或美国的怀旧通常怀的是中世纪贵族传统的旧，前现代生活的旧。西方的怀旧蕴涵着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而上海的怀旧恰恰是一种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式的怀旧。“怀旧”就是希望把上海历史中具有现代性的那一段发掘出来，作为历史的资源来反思1949年以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传统。
浦东陆家嘴文化的演绎逻辑
浦东的陆家嘴文化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近15年形成的。与浦西的典雅对照，浦东尽显奢侈与豪华；与外滩的神秘对照，陆家嘴尽显恢弘与现代化。
陆家嘴文化是在中国已经初步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后，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接受全球化，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主动交融产生的。鳞次节比耸立的高楼大厦是中国政府投资几千亿元的结果，占了陆家嘴全部投资的三分之二以上。
正是三分之二以上的政府投资，才导致了政府力量的空前高涨，导致了政府声音的洪亮。例如，前些年浦东来往浦西需要交纳高额的门票——过桥费，致使浦东俨然一座空城，与“积极发展浦东”这样的政策口号和美好愿望背道而驰。再如近年来，一直“诽闻不断”的上海汽车牌照拍卖制度，都是具有强大军事实力的中国政府单方面决策的结果，尽管曾经还煞有介事地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那些所谓的人民代表们，恐怕担忧的不是人民得到牌照费用的多寡，而是“人民代表”身份的权力与租金和那顶隐含的“乌纱帽”。为此，尽管怨声载道，但具有强大博弈力量的政府依然我行我素。特别是刚刚出台的政府交通管制措施，限制1.2升以下的汽车进入上海市区。以前，人们对不许上高架的1.4升排量以下的汽车并不报以同情，但现在却规定排量低于某值，不得进入市区。一方面高喊发展汽车产业，一方面收取高额的牌照费、管理费和制定各种限行措施。事实上，只要博弈格局中，政府“一股独大”，浦西文化的和睦相处就不会出现，外滩文化的自由、平等理念与共和、民主理念就不会出现，海派文化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精神也将永远不会出现。
作为制度的“文化”，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浦东文化的表面繁华掩藏不住内在的虚弱和管理的混乱如麻。当支撑这些高速发展谎言的泡沫破灭，灾难与危机也就随之跟来。人们一面高呼建立“和谐社会”，一面拒绝浦西外滩的平等与自由理念、共和与民主理念。事实上，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和谐的基本要义就是人格的平等，自由的交流和法制的严谨等，而这正是浦东陆家嘴文化极为稀缺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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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文化与经济发展
同是“海派文化”，但浦东的陆家嘴文化与浦西的外滩文化差异极大，其最核心的表现就是对自由、平等理念和对共和、民主理念的认同，正是对这些理念的分歧，形成了外表繁华内在虚弱的浦东和外在典雅内在稳固的浦西。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中国各地都盛传了浦东的海派文化，而非浦西的海派文化。政府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竭力发展侵吞市场经济的力量。
作为制度的文化，起着调节人们行为的功能，是各方博弈的结果与路径，并深深地反映博弈各方的力量此消彼涨。当海派文化中处处张扬着“绝对权力”，处处张扬着力量的绝对悬殊，浦东的文化就必然堕落为一种腐败的制度，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还会腐蚀整个社会。
许多人认为，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上海文化没有失落只有获取，没有焦虑只有欢乐，因为上海的文化身份正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他们甚至认为，浦东的陆家嘴文化也俨然可以和浦西的外滩文化相提并论，都是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的产物。然而，事实上，由于时代的不同，政府性质的不同，博弈力量对比的变化，其结果大相径庭。
笔者在《世界经济博弈周期》一书中论述到，由于“国际制度谐振”，各国作为制度的文化也将谐振起来。而制度的谐振不仅对本国经济，也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没有30年代的国内冲击和1949年后计划主义的侵扰，浦西文化早已经将上海带入了世界中心城市行列，早已经将上海融成了国际大都市。
说过去，为的是思考现在，谋求的是将来。正是中国各地无一不在的“浦东文化”，带来了短暂的表面的繁荣，酝酿了深刻的社会与经济危机。如山东的强政府形象，河さ的铁政府形象等都是“浦东文化”的翻版，表面上“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实则以自我为中心，老子天下第一。
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而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又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进一步详尽的阐述。为此，什么是和谐社会，如何建立和谐社会就成了今年的热点和重点，但是，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和谐社会的文化。显然，从历史演绎看来，浦西的外滩文化所蕴涵的和谐正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和文化根源。
但是，如何正确对待近几年急功近利发展起来的浦东陆家嘴文化，如何“怀旧”浦西的外滩文化，不仅是反思中国近20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当前重要而急迫的课题。特别上海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以及未来发展都将是后续研究的重点，并将在下一期详细介绍。 作于2005年2月2日
[说明]：本文版权属于《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社，发表于2005年第2期。但发表时，有众多删节，因此，引用和转载必须以本苑发布的文本为准，并注明“转载于VOF·卧虎苑（原：飞腾腾飞网）www.fairtown.net”字样，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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