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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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是人类进化的主要方式
“人为万物之灵”。
人得力于“文化”，才成之为“万物之灵”。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 何也？ 曰: 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
这里所说的“群”，并不是牛群、马群、蜂群、蚁群之类的“群”，而是指人类政治结构、军事组织、社会团体、血亲宗族，以及伦理道德、刑法律令、典礼仪式、规章制度等精神生态环境的范畴。
这一类范畴，在汉语世界称之为“文化”，在英语世界称之为“civilization” —— “文明”。英语中“civilian”，汉语的意思是“公民”、“市民”。这里所说的“公民”、“市民”，原是指古代希腊、罗马种族奴隶制城邦国家的公民、市民，即非奴隶的自由民。英语中“civility”，原意是指这些自由民之间文质彬彬的礼貌关系。Civilization之“文明”的含义，正是由此引申而来。荀子所说的“群”，正是此一类“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人际关系。
然而所谓“群”者，主要是指人类内部、氏族内部、阶级内部的关系。对外，则“群”之而党同伐异。人类以此(当然，不仅以此)，凌驾于众生之上。奴隶主自由民们以此，凌驾于奴隶之上。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正是研究此一类精神生态环境不断发展变化及相关物质生态环境发展变化的历史科学门类。
“人有知学，则有力矣。”
人，“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从利逃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论衡》)。
这里所说的“资物以为养”，并不是饿时吃只山犁，渴时喝口泉水；而是借助生产工具、科学技术向大自然索取财富，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态环境。
在此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经验和知识，是谓之“知学”。人有此“知学”，则有超出其生理局限的伟力。正是在此意义上，英国哲学家培根说：“Knowledge is power.” —— “知识就是力量。”
我国东汉时期哲学家王充所说的“知学”，在目前的汉语世界中一般称之为“文化”。此所谓“文化”，与英语世界的“文化” —— “culture”，含义并不尽相同。
“culture”一语，在西方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那里，主要是指人类历史上精神生态环境和物质生态环境的遗存。考古学家所说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文化”，正是此义。其中，并不包括knowledge(知识)，science(科学)等的含义。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汉语世界之“文化”一语，已成为兼容并纳civilization(文明)、culture(文化)、knowledge(知识)、science(科学)等各个方面内涵的集合名词。它既包括了有关人类精神生态环境的信息，又包括了有关人类物质生态环境的信息。它的内涵和外延，比我们平时所说“文化知识”的“文化”一语，要深邃广泛得多。正因如此，《辞海》中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个定义，就外延来说并无问题；但就内涵来说，则仍有可商榷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英语世界的学者，特别是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所使用的“culture” —— “文化”一语，原具有“耕作”、“栽培”、“养殖”等“人工”方面的含义。
因此，埃尔伍德便认为：“文化是一种学习和制造工具、特别是制造定型工具的过程”(《文化进步》)。此所谓“文化” —— “culture”，即使意义有所引申而成为集合名词，也仍然强调了与“人工”有关的含义。如福尔索姆的定义：“文化是一切人工产品的总和，包括由人所创造并能向后代传递的一切事物”(《文化与社会进步》)。
由此认识出发，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已经开始把文化 —— culture直接视作人类历史进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英国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柴尔德便认为：“在人类这方面，进步主要的是在改良与调整由教训及先例传移下来的社会传统”；“在我们这个种族中，人类为自身所作成之设备的改良 —— 即文化的改良 —— 已经代替了身体上的改变”；“文化上的进步，确已代替了人类家族中进一步的生物进化”(《远古文化史》)》。这些分析，已经接触到了“文化”一语的本质内涵。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化”定义：
文化，是人类在生物进化、[（动物）社群进化]基础上的体外非生物进化。
人，并不以改变自己的生理性状消极地适应环境为其本质。人的本质是：在生理性状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改造体外生态环境并使其尽可能的如意遂愿。人的历史进化，主要反映在体外，反映在人类的文化成果上。
二，文化传统称是人类历史进化的主要信息载体
微生物、植物和动物，以改变自己的生理性状消极地适应环境为其本质。它们在长期适应自然生态环境中所获得的性状进化，不断地由外在转化为内在，成为体内遗传基因的信息指令。此体内遗传基因的信息指令，使得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个体复制，保持了极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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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个体，一旦出世，便具有使人惊羡赞叹的本能。“鱼生三日，游于江湖。兔生三日，盘地三亩”(敦煌遗书《孔子项托相问书》)。此正是所谓的“先天获得性”。
此“先天获得性”，是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进化则以连绵不断延续进行的命脉所在。保证这些“先天获得性”的，则是它们体内的遗传基因。体内遗传基因，是微生物、植物和动物进化的主要信息载体。
与此不同，人类历史进化的主要信息载体，并不是体内的遗传基因，而是体外的文化传统。
人类始祖，在未有文化的史前荒古时期，它在适应环境中所取得的大部份进化成果(主要是生理性状的进化)，仍是由外在转化为内在，从而成为体内的遗传基因信息指令，从而缓慢地改变着人类自身的生理性状，从而发展其生存的本能。此时，体内遗传基因仍是人类始祖进化的主要信息。
人类由其始祖 —— 类人猿转化为人的关键一步，是工具的制造和语言的交流。而这，也是人类进化信息由内在转化为外在的关键一步。
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经验，以及相关的人际关系的经验，最初以口头语言的形式和工具一起传存了下来。此所谓“遗训”和“工具”两项，便成为人类社群中体外非生物进化的最初信息载体。传达“遗训”的口头语言，便成为人类体外非生物进化信息的主要信息载体。
论文有关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来自
现在，我们虽然已经无法听到当初原始人类社群口口相传的遗训，但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生产工具 —— 石器以及其它生活用具等，却向我们透露着人类最初体外非生物进化的信息。
此所谓“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便是人类历史的序幕。从此，人便开始了他的历史进化；而文化传统 —— 人类体外非生物进化之传统，便成为人类历史进化的主要信息载体。
人类的历史进化，大部分并没有由外在转化为内在，从而成为体内遗传基因的信息指令；而是由内在转化为外在，从而成为群体社会习性和体外文化传统的信息指令。
所以，人类历史进化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中，即使是与人类禀赋有关的方面，如智慧、语言、 技艺、才能等，都是不能代代遗传的“后天获得性”。甚至一些人们通常称之为“人性”的禀赋，也不能代代相传。“狼孩子”一类的故事，可以使我们对此产生深刻的印象。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人类体内遗传基因，并不能完成人类个体复制的任务。人类的个体出世之后，先天获得的本能，并不足以使他安身立命。即使勉强活了下来，如果他不接受人类历史进化的主要信息 —— 人类的文化传统，那他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无古今之学，蜘蛛之类也”(《论衡》)。从纯生物学的角度观察，一个脱离人类文化传统的人，比蜘蛛还不如。故，王充《论衡》感慨而言：“观夫蜘蛛之经丝以网飞虫也，人之用作安能胜之？”。
《荀子·法行篇》说：“少而不学，长无能也”。王国维更强调指出：“孔子以老者不教，少者不学为国之不祥”(《教育小言十则》)。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化传统是人类历史进化得以连绵不断延续进行的命脉所在。文化传统的中断，便是人类历史进化的中断。
人，不仅是生物的人，不仅是社群的人，而且是文化的人。
此“文化的人”，是人类本质中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先天获得性”，使人成为一个生物的人；“后天获得性”，则使人成为一个文化的人。
保证人类“先天获得性”的，是体内遗传基因；保证人类“后天获得性”的，则是社会群体习性和体外文化传统。
人的“先天获得性”和“后天获得性”两相比较，则“后天获得性”更为重要。“先天获得性”，仅仅是人的生物性；而“后天获得性”，才使人超出于生物之上。因此，“后天获得性”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
由此而引申，则教育与学习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言，所谓教育，便是社会向个体传授文化，发出人类历史进化信息指令；所谓学习，便是个体继承文化传统，接受人类历史进化信息指令。
当今世界，人们普遍提出了“终生教育，终生学习”的主张。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言，所谓“终生教育，终生学习”的过程，便是社会向个体不断传授文化，不断发出人类历史进化信息指令，个体不断继承文化传统，不断接受人类历史进化信息指令特别是人类历史进化最新信息指令的过程。
一个停止接受教育、停止学习的人，便是一个不再接受人类历史进化最新信息指令的人，因而也就将成为一个落后于当代人类文化水平即当代人类体外非生物进化水平的人。
而一个终生进行学习、终生接受教育的人，则不仅可以成为一个继承人类全部文化传统因而已经达到人类以往体外非生物进化水平的人，而且可以成为一个因不断接受人类体外非生物进化最新信息指令而保持与当代人类历史进化处于同步状态的人。
只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丰富人类文化传统，为人类历史进化做出新的贡献。只有这样的人的创造性成就，才可称之为人类体外非生物进化的最新信息指令。这样终生接受教育、终生进行学习而又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才，便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至整个人类最可珍重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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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已经进入了以卫星通讯、光导纤维通讯、微型电子计算机等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时代。随着各种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完善，我们将更深刻地理解文化传统 —— 人类体外非生物进化之传统 —— 作为人类历史进化的主要信息之点，从而也更深刻地理解因文化 —— 人类在生物基因进化、社群习性进化基础之上的体外非生物进化 —— 而日益丰满富丽之人的本质。
1984年4月30日撰成
兰州《兰州学刊》1985年第1期第82-85页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1历史学》1985年第3期第53-56页
署名：思之
牛龙菲著《人文进化学 —— 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
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8-14页
2001年2月2日修订增补 人文进化学提要
有关人与文化的再度思考
一个有着五千年以上悠久文化传统的古国在呼唤着：“文化”！
一个经历了十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民族在呼唤着：“文化”！！
当今越来越小的世界，整个人类也在呼唤着：“文化”！！！
然而这声声呼唤，却又是那样的朦胧。
人类第一次严正地面对一个古老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化？”
人类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基本的现实：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一个斯芬克斯(Sphinx)之谜(传说中埃及人面狮身像的谜语：“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
问题的提出，便意味着解决。
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它的谜底也还是一个大写的“人”字。当然，比起“初生手足并用，成人直立行走，年老依靠手杖”的“人”来说，此所谓“人”，自有更深的内涵。
此所谓“人”，原是一个处于“自然”(nature)和“文化”(culture)两极之间巨大张力场中的存在。
人，是自然的存在，然而它又必须“文而化之”、“化而文之”,才能真正成“人”。
“人文进化学”(Evolution of Human-Society-Cultural & Civilization) 的历史使命，正是为了揭示这个内涵。
一. 文化与进化
亿万斯年，在这个“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宇宙”(即“四维时空连续统”的世界)之中，在这个“蓝色”的星体 —— 地球之上，产生了一群叫做“人”的生物。
人，首先是“自然”的存在。
然而，它在整个自然界中，明显地处于优势地位。
这个“优势地位”, 正是由“文化”即“文而化之”而来。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1),“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2)”； 然而，它凭借“文化”，凭借“文而化之”，远远超越于一般生物的进化之上。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是人类遗传学家(而不是文化人类学家)明确指出：
在人类进化中，人类的基因已经放弃了它们的首席地位而让位于一种全新的非生物学的或曰超机体的力量，这就是文化(3)。
在人类进化中，还有与一般生物不同的另一面。与一般的生物学进化相对照将它称为文明进化也许是恰当的。简单的说，就是由于社会传统而引起生活的变化(4)。
[人类之所以]能在整个生物界居优势地位，这可以说是人类遗传的进化(5)。
同其它动物物种相比，人类更是依赖体质的和观念的双重进化的力量，人就是这种双重进化过程的继承人(6)。
[观念的世界诞生之后]一种新的进化，即文明进化就成为可能了(7)。
和生物进化(即基因的差异积累)平行的文明进化(即符号形式的经验和思想积累)早已开始(8)。
当代某些研究人类文化的学者，只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才反省了早期文化人类学家“文化上的进步，确已代替了人类家族中进一步的生物进化”(9)的命题，并再度重申：
文化，是人类在生物进化[（动物）社群进化]基础上的体外非生物进化(10)。
文化，是人类历史进化的主要方式(11)。
由于人类有智能，他成了两种进化过程的主体：生物进化和文明进化(12)。
人类进化是文明进化(13)。
本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拟提出建立“人文进化学”(Human-Society-Culture & Civilization Evoluetionology)的构想。
“人文进化学”，是从“人类文化哲学”(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哲学人本学”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脱胎而生的.
早在1944年，卡西尔便在其《人论 —— 人类文化哲学导引》一书中指出：
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把人塑造成为“文化的人”！这就是人的真正本质，这就是人的唯一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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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兰德曼又在其《哲学人本学》一书中强调：
人不是附加在动物基础上，有着特殊的人的特征的生物；相反，人一开始就是从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并且是完整的。
这些论说，反映了人类学研究“从‘自然’过渡到‘文化’”(14)的动态。
“人文进化学”所谓的“文化”，正是在人类生物进化[（动物性）人类社群进化]基础之上的“体外文明进化”。按照汉语言文字“文而化之”的内涵，“文化”一语本来便蕴含着“进化的”、“动态的”、“历史的”、“过程的”内涵。本文所谓的“文化与进化”，正相当于国外学者所谓的“文明进化”(Cultural Evolution)与“生物进化”(Biological Evolution)。
二.外化与内化
和“生物基因进化”、[“（动物性）社群习性进化”]不同，人类的进化，是“生物基因进化”、[“（动物性）社群习性进化”]和“体外文明进化”的协同进化，并以“体外文明进化”为主。
“生物进化”信息的载体，是体内的遗传基因(DNA)。
[“（动物性）社群进化”信息载体，是族类的群体习性。]
“文明进化”信息的载体，是体外的文化传统(Cultural Tradition)。
人类进化信息，分别由体内的“遗传基因”、种群的“生活习性”和体外的“文化传统”负载，而规范、制约着人的繁衍复制、日常活动以及变异进化。
“遗传基因”和“文化传统”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即：“遗传基因”是“内化”的人类进化信息载体；而“文化传统”则是“外化”(或称“异化”)的人类进化信息载体。其中介的系统，则是[“（动物性）社群习性进化”]。受遗传基因负载之信息指令规范、制约的生物进化，主要是人内部生理性状的进化；受种群习性之信息指令规范、制约的（动物性）社群进化，主要是人群中生活样式的进化；而受文化传统负载之信息指令规范、制约的文明进化，主要是人外部人文世界的进化，以及以人外部人文世界为其对象的人本的进化。
换言之，“生物进化”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内化”；“（动物性）社群进化”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是“类化”；“文明进化”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外化”(或称“异化”)。三者比较，“外化”(即“文化”、“文而化之 ”)是人类主要的进化方式。
此正如黑格尔所说：
人的行为[外]形成他的人格[内](15)。
卡尔·马克思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
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即勤劳(Industrie)，是从自己本身异化出去的活动(16)。
他的生命的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17)。
所谓“上帝”，所谓“神明”，所谓“精神”，所谓“灵魂”，如此等等，其实都只是人类进化的“外化”、“异化”，所有这一切，不过只是超出自然，脱离肉体的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
不仅诸人文事项是人类进化的“外化”、“异化”，而且诸科技事项也是人类进化的“外化”、“异化”。卡尔·马克思早就指出：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18)。
通常的、物质的工业……是以感性的、外在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力量(19)。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异化”、“外化”)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上，以“人文进化”来整合(integral)一切人文、自然科学。此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
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20)。
本文提议建构的“人文进化学”，正是超越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范畴并列之狭义“文化”（实即“文明”）层次的广义“文化”、“文而化之”的科学。
它是整合一切人文、自然科学的大文化科学。只有这样的“大文化科学”；才能从整体上充分地揭示“人本”。
本文提议建构的“人文进化学”，不仅试图整合诸“外化”、“异化”的人文、自然科学，也试图整合“外化”、[“类化”]和“内化”三种不同的人类进化方式。
人类有史以来，其进化一直是以“外化”、 [“类化”]和“内化”三种不同的方式同时进化的。在人类进化之“外化”→←[“类化”] →← “内化”的反馈机制中，“外化”、[“类化”]与“内化”一直处于尖锐的矛盾对立之中。
孔子有言：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1)。
如果把“质”理解为“内化”的产物；把“文”理解为[“类化”] 与“外化”的产物；那么，所谓“文质彬彬”，正是在“内化”与[“类化”]以及 “外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此正所谓“文去而质不足以留”(22)，质去而文亦不足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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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进化学”无意回答“人类智能从何而来？”这个超出人类目前认识能力的问题。
“人文进化学”将着意探讨[“类化”]以及“外化”与“内化”之间的反馈机制。并试图阐明“质胜文”只能使人成为非人的畜生；而“文胜质”只能使人成为非人的异己。
人类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质彬彬”，是“极高明而道中庸”(23)的状态。此所谓“中庸”，不是静态的平衡，而是两极 —— 外化与内化之间以[“类化”]为其中介之动态的平衡。此所谓“中庸”，不是两极的折中，而是两极 —— 外化与内化以[“类化”]为其中介之强力的扩张。
两极对立，自成中庸。
此正所谓：
执其两端用其中(24)。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礼赞“原始的生命强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现代的人类文明”。
三. 泛化与限化
人类文明进化之外化的开放性，势必使其具有普泛的特性；人类生物进化之内化的封闭性；又势必使其具有限定的特性。
因此，“人”就其本性而言，乃是泛化的普遍与限化的特定之间的尖锐对立。正如黑格尔所说：
生命就是矛盾：它自在地是族类、是普遍性，但直接地却仅作为个体而存在(25)。
人，因此和他的族类相异化。历史进程使得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相异化；地域隔离使得本族习俗与异族习俗相异化；社会分工使得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异化；个体局限使得自我角色与他人角色相异化；如此等等。在人类普泛的、一体的“文化”即“文而化之”的成果之中，在人类普泛的、一体的文明之中，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亚文明”以及“反文明”。
因此，“人相互间的独立性，要在物的全面依赖性体系中得到补足”(26)。人类内化的限定性，要在人类外化的普遍性中得到补足。
“通功易事”、“传播交流”，便成为“文明进化”的本质特征。
中国古代哲人，对此具有高度的自觉，于此有一系列言说 ——
《墨子·尚同中》：“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口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则举其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
《淮南鸿烈·主术训》：“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
《淮南鸿烈·主术训》：“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
《鬼谷子·决篇》：“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虑者则无不知。”
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这是何等豁达的气度。这里，没有“认同的困惑”，没有“失根的烦恼”，没有“体用的争执”，更没有对于“万德全能之上帝的崇拜”。
这里，只有一个意志：
知识虽远在天边，亦当往而求之(27)。
这里，只有一个信念：
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28)。
人类正是以人文进化的“普泛开放”，超越了生物进化的“封闭限定”，从而成为“万德全能”的族类存在。
人类的“万德全能”，是以普泛开放的文明进化为前提的。人类正是凭借着文明进化， “敢于向时间的力量挑战”(29)，从而使自身成为永恒。黑格尔所谓：“直接的个体的生命的死亡就是精神的前进”(30)；皮亚杰所谓：“思维最后把自己从身体活动中解放了出来”(31)；都不过是说：普泛性的开放性的文明进化超越了限定性的封闭性的生物进化。
正是文明进化的异己性、开放性、普泛性等外在特性，才决定了人类文化认同的强制性、人类文化选择的自由性、人类文化创造的无限性，以及人类以文而化之的方式突破物种的自我限定，并进而突破文化的历史限定的可能。
人作为自然的存在，必将“无意志而出生，且将违意志而死亡”(32)；然而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却能“志行”(33)而攀登当代人类文化的高峰，并进而不断开拓未来人类文化的新境。
“文明进化”无疑是人的“外化”、“"异化”。
然而，人必须在充分的外化、异化之中，才能超越自身物种的局限；
“文明进化”无疑是对“生命自然”的背叛。
然而，人必须在背叛生命自然的文化进程中，才能拥抱广袤的生命自然。
人类别无选择。
人类只能生活在“文明进化”与“生物进化”的巨大张力场中。
一切痛苦与烦恼，一切幸福与欢乐，都与此俱生，由此而来。
“文明进化”乃是人生的“禁果”，人类的“原罪”。
“文明进化”乃是人本的“锁钥”，人类的“福祉”。
四.活化与僵化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
文明是死去的文化，文化是活着的文明(34)。
这里所谓“死去的文化”，其实并非指本文定义的“文化” (“文而化之”、“文明进化”)，而是本文定义之“文化”(“文而化之”、“文明进化”)的成果。
文明进化，在其永不休止的“外化”、“异化”过程中，每一步都留下了它的足迹。 所谓“物化”、“客体化”、“对象化”，正是着重强调了“外化”、“异化”的客体成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说：
历史是以往文明化的成果，文明进化的进一步成果将成为未来的历史。
人类文明进化的“外化”、“异化”、“物化”、“客体化”“对象化”特性，使其成果成为具有开放性的超越时空、超越自然、超越历史、超越社会、超越民族、超越个人、超越年龄、超越性别的相对独立于自然的客体存在；然而也使其成果成为远离生命的僵死的客体存在；当今犹存的“玛雅文明”，正是此一类僵化之文化客体成果的典型。
人类生物进化的“内化”、“同化”、“人化”、“主体化”、“内省化”特性，使其种属成为具有封闭性的被时空局限、被自然局限、被历史局限、被社会局限、被民族局限、被个体局限、被年龄局限、被性别局限的没入广袤自然之中的主体存在；然而也使其种属成为生机盎然的活化的主体存在。
人类僵化的“文化成果”，正是由一系列活化主体的中介，才成为所谓的“文化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拟议建构的“人文进化学”，将严格区分“文化成果”与“文化传统”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文认为：
文化传统，乃是僵化的外化成果和活化的内化主体之间的反馈协同。
因此，文化传统可能成为“僵死的外化成果”被“活化的内化主体”激活而从过去经由现在并步入未来的动态的过程；也可能成为“僵死的外化成果”在被局限的主体之中“重复活化”而无实质进化之滞止的循环。这种“滞止的循环”，只是“僵死的外化成果”在“内化”层次上的“活化”；而对于“外化”的层次而言，恰正是“文明”的“僵化”。
因此，处于同一“生物进化”水平的当代人类，又因“文明进化”的非同步状态(或称“文化滞差”cultural lag)，而分别处于“古人”和“今人”(或者说处于“死人”和“活人”)的不同文明进化阶梯之上；更因“保守成果”和“创造革新”的不同，而分别属于“面向过去”和“走向未来”的不同文化群落之中。正如当今世界共时的不同生物乃是历史的生物进化结果一样；当今世界共时的不同文化也是历史人文进化的结果。随着空间的渐被征服，不同文化的历时内涵还将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来。
拜伦说过：
人创造风俗习惯，……风俗习惯创造人. (35)
人类进化的辩证法在于：开放性的超越时空、超越自然、超越历史、超越社会、超越民族、超越个人、超越年龄、超越性别的文化客体成果，不仅是人类进一步进化的基础， 也是人类进一步进化的障碍。
换言之，人类进化之外化的开放性，不仅是人类进化之可能性的保证，也是人类进化之异己性的根源。
反之，封闭性的被时空局限、被自然局限、被历史局限、被社会局限、被民族局限、被个体局限、被年龄局限、被性别局限的内化主体存在，不仅是“滞止的循环”的被动者， 也是人文进化进一步成果的创造者。
换言之，人类进化之内化的封闭性，不仅是人类进化之局限性的根源，也是人类进化之主体性的保证。
除此而外，由于人类文化的“外化”、“异化”、“物化”、“客体化”、“对象化”，改变着人类进化的环境，势必深刻影响到人类进化的“内化”、“同化”、“人化”、“主体化”、“内省化”的进程。其极端的典型，便是“遗传工程学”可能在相当的程度上取代“自然选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遗传工程学”将不仅用以改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种属，甚至可能根本变革(或者“破坏”)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种属，根本变革(或者“破坏”)作为“文明进化”和“生物进化”之双轨进化主体的人类本身。此在“外化”干涉下的“内化”突变，势必使人类进化发生迄今难以想象的重大变化。
综上所述，人类进化，是“文明进化”与“生物进化”的双轨进化；且“文明进化”已成为人类的主导进化方式。
故，本文拟议建构的“人文进化学”认为：
“文化”就是“人本”；
“人本”就是“文化”。
故，“人文进化学”(Human-Society-Culture & Civilization Evolutionology), 才是真正的“哲学人本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注释：
1，《荀子》。
2，王充《论衡》。
3，杜布赞斯基《进化中的人类》(1963年)。
4，驹井 卓《人类遗传学》(1966年)。
5，马勒《人类遗传的前景》(1967年)。
6，7，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 —— 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1970年)。
8，卢里亚《生命 —— 一项未完成的实验》(1973年)。
9，柴尔德《远古文化史》。
10，11，笔者《有关人与文化的两点思考》，载《兰州学刊》1985年第1期，（署名：“思之”）；又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K1历史学》1985年第3期。牛按：引文中“主要方式”原做“主要信息”。
12，13，沃杰霍夫斯基《智能和人类的进化》，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12期。
14，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 —— 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2年)。
15，黑格尔《小逻辑》。
16，17，18，19，20，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1，《论语·雍也》。
22，王夫之《思问录·外篇》。
23，24，《礼记·中庸》。
25，黑格尔《小逻辑》。
2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98页。
27，穆罕默德有言：“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往而求之。”
28，卡尔·马克思《自白》。
29，卡西尔《人论》(1944年)。
30，黑格尔《小逻辑》(1817年)。
31，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1970年)。
32，弗罗姆《爱的艺术》(1963年? )。
33，《墨子》。
34，汤因比《历史研究》(1934年-1961年)。
35，《唐璜》第十五歌之二十六。
1986年7月14日撰成
兰州《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第60-65转104页
署名：牛龙菲
牛龙菲著《人文进化学 —— 一个元文化学的研究札记》 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第1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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