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消费社会形成的初步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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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研究的既有研究里，有关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研究，大都飘在空中，没有进入具体的在地历史，放到具体在地历史社会的政经条件中来讨论，就算有也都是在前景或是背景，而不是处于核心位置。结果是：大部分的研究不具解释力，常常流于浮面，用研究者自身的解读来置换实质的社会消费结构及活动，要不然就是道德化来看待问题。我说道德化的意思是在反对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及对消费者造成的洗脑作用，或是将生产与消费切开，说消费大众文化有抵抗的可能性。法兰克幅学派式对文化工业的全盘否定，造就了对其反动的七、八０年代英美文化研究，于是推到极端，诚如Meaghan Morris所说，Banality of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变成表态性的姿态，除了满口抵抗外，丧失介入性的可能。而要能介入的前提正在于能够提出在地历史性的解释，否则去历史化的搞法常常落于批判性文化研究的乡愁，最终还是简单地指向推翻资本主义的命题。如果将问题翻转，我们可以开始点出发问的前提：当代大众文化的性质与以往有何不同？出现的历史条件又是什么？在特定的历史社会难道都是一样的？为了企图解释在地性的大众文化，其中有一个关键居中策应的概念就是消费社会的形成，我以为这种历史唯物的诠释可以为当代大众文化与所谓文化工业的分析找到基本的立足点。但是所谓消费社会又经常被简单的理解成所谓后现代的一种特色，也就是以理论概念来抹平消费社会形成与在各地的历史性质。具有浅力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研究，又流于普遍主义及社会学化(sociologize)的操作方式，无法细致的挖掘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及消费关系及消费方式在不同社会中的特定性，再加上反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往往就流于抽象概念性的推演；同时，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地区的消费社会形成较早，研究往往将消费社会在理论层次上推演，似乎西欧北美的经验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或是成为欧美以外地区的主要参考坐标，所以在东亚没有产生出区域内部文化间的经验研究。
以此为背景，本研究开始透过台湾与南韩的初步经验比较研究来碰问题，希望在所谓比较中发觉新问题，我们初步发现：放在东亚的社会，消费社会是一种结构性的历史条件，是逐渐形成的社会构造，它的生成、扩大、与表现直接受制于各地资本主义体质下的经济生产，没有总体经济的成长不能解释消费力的出现，更遑论消费社会的形成。如果我们将资本流动视为三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推动全球化运动过程中的核心参考坐标，那么消费社会的形成，在特定的在地空间里，几乎全然奠基于资本的积累。而在像台湾与南韩这样的新进开发国家(NICs)，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本向外的流动与外资输入关系密不可分，只是在六０至八０年代因为冷战的原因，全球化话语难以出现来理解资本的流动；推到理论极端，我们可以说，没有资本的快速全球化，就没有消费社会的出现。更为重要的是：在另一个层次上，我们也发现，消费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形构的结构性切面 ，或是说一种结构性的状态，它的形成是逐步的，也是不断变动的；由于它的生成密切的接合到政经结构的变化，所以虽然逐渐形成其内在逻辑，成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空间，但是同时它直接与不同的历史社会场域相交错，它不仅借用『民间』社会的资源与动力，乃至于文化形式与内容，同时反过来影响民间的既有文化生活形态。特别关键的是，消费社会的生成也渗入主导性政治空间（如国家），转化政治操作的模式，它甚至直接影响到反对性社会运动的自我表现形式。也就是消费社会在点、线、面的地毯式的形成变动过程里，它终于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构造，直接冲击既有的（文化）生产。换句话说，作为某种变形的马克斯主义者，坚持分析方法在社会总体(social totality)的重要性，我不觉得所谓的消费研究有绝对的自主性，而必须把它视为社会总体构造的一部份，与其它的社会场域相互拉扯；所以在分析的资源上就得要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乃至于人类学的方法，加以变造来面对真实状况。更准确的来讲，消费社会必须被摆回不断变动社会型构的总体内部来分析，其结构性的转化是多重社会总体力量相互牵引拉扯的结果。我们所关切的核心问题是：消费社会的历史效应何在？内在逻辑是什么？造成哪些具体的政治及文化效果？代表社会力的社会运动如何被迫与其协商？
在此理论与方法发的体认上，我认为消费社会的研究浅力相当大，该被继续深化还讨论，只有在深化中才可能解释总体社会形构的运作与变化，少了对于这一块地形的解剖，许多的浮现的新社会现象没有办法被解释。消费社会深化的过程有迹可寻，但是在不同社会的表现形式会是不同的，所以我企图以东北亚首要城市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透过「文化间」研究的方法来掌握消费社会在东亚的一般性质及各地的特定表现形式。所谓文化「间」与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不同，不是在相同样变相中比对异同，而是使得分析对象在其各有相对自主的在地历史结构条件中仍然可以成为相互的对照参考点，要点在对照中认识分析对象的特定性质，也就是，举例来说，承认消费社会的表现形式及形成动力在不同城市会有自身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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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提下，主要的研究问题是：这些城市中消费社会形成的历史动力何在？彼此之间的表现形式有何异同？所造成的文化政治效应为何？如何解释？根据我初步的观察所提出的假说是：以东亚的首要城市为基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时序上的光谱，东京的消费社会在一九三0年代已具雏形，在一九六０年代逐渐成形；根据可以掌握的统计资料，如家庭支出(household expenditure)、现代化设备指针等，南韩与台湾的走向上出现高度的相似性，简单的说，在汉城、台北，消费社会形成的雏形起自一九七０年代后半期，其巩固表现在一九八０年代末期，而其深化则发生在九０年代中期起；而根据没有数据的观察，北京九０年代后开始出现消费社会的踪迹，比较上尚未形成结构性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示北京在此时期不存在与以上三个城市极为类似的消费现象，如北京称为固连网，台北称为网际网络。但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及城市中，因为历史性的文化与政治因素，其细致的表现形式会有差异；例如，八０年代末至九０年代初，在台湾及南韩，是小汽车成长最为快速的时期，台湾社会的表现在进口汽车，而南韩则是相对而言表现在购买本国汽车工业生产的汽车。以下，我更为具像的以台北为例，画出一个简单的历史图形来作为初步假设性的比较研究分析架构及主要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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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作为一个殖民城市（与汉城相似，虽然汉城的规模远大于台北；而东京，特别是北京的相对位置是帝国城市），其历史变迁反映了台湾这个地理区位在二十世纪中受到几种历史／结构性力量的多元决定：以世界资本主义史的扩张为动力，以殖民帝国主义史为表现，以及二次战后冷战构造的形成，这几种交错的力量不仅决定了台北都市的总体形式，多元决定了活在其中主体的情感结构，也规约了市民实质的生活内容与形式。在历史殖民主义与冷战构造的两大结构性前提下，战后以国家机器所主导的政经走向可以化约成几个性质：国家主义(statism)，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与反共(anti-communism)；这几个国家性质的表现，南韩与台湾几乎完全一致，下一部得追的是这些语汇中操作中的差异性 。文化上，台湾文化主体性的构成，除了南岛原住民外，积累混杂了前现代汉文化，殖民地时期的日本近代化及其欧化想象(可以以日据的总督府与战后的总统府为例)，战后国民党政权所带来的右翼西化民族主义成份，以及长期以美国为参考想向坐标。这些政经文化性质都反映／座落在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消费内容及形式上。
台湾战后在美援的扶持下，初期以农养工，而后在外销导向的经济发展，展开了了长期的资本积累。七０年代岛内快速的经济成长，民间消费力逐渐提升，一九七０年代中期以后，在面临石油危机外销受挫的同时，岛内已经积累的资本寻求转投资，发现了可以开发的国内市场，消费社会的营造开始进入初阶段，反映在房地产业的兴起，外销成衣的内销，广告业的大幅扩张，文化娱乐工业（如唱片工业）的浮现，以及对应的家庭在娱乐文化支出部份的跳跃性成长；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家庭支出在娱乐文化部份在七０年代中期至一九八０年是至今最为快速的时段。政治上的反对运动，在同时开始取得社会空间，党外杂志与地下刊物的崛起，其实暗示了在民间消费力兴起的支撑，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主运动得以发展，消费社会的逐渐形成为是重要的历史条件，这点与南韩一致。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据代表意义的是7-11形式的便利超商开始在台北都会的出现，以地毯式的直接进入市民的生活世界，大规模的连所营理行销取代了既有杂货店的家庭式经营，改变了社区生活内部消费的社会关系，成为消费社会硬件结构搭建的一部份。这种结构的搭建到八０年代末已经深入人口不是那样集中的乡间地区，虽然在许多地方传统杂货店与超商并存，超级市场与传统市场／市集并置，同时传统民间消费方式不会就此消灭，这或许意味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及经济生产仍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并未彻底纳入所谓现代国家的管制，如纳税。
台北都会区消费社会的扩张期出现在一九八０年代的后期，消费力伴随经济发展的成长，投入较前期更为昂贵的消费场域，最具指针意义的是在出国旅游及家用汽车，资料显示台湾汽车，旅游人口及旅游业最为快速的成长出现在八０年代末期至九０年代初期；这里，国家保护政策的转变，开放观光，特别是对大陆地区，减低汽车进口税，外币开放交易等，不仅意味着经济也是消费社会的国际化，也显示出国家的主导性力量的松绑。夸张一点来说，八０年代末期的解严与解除报禁绝对不是什么蒋经国的德政，冲破威权统治的多重力量中，民间庞大的消费力是极为关键的，例如党外杂志的蓬勃发展，另类媒体的大量出现，中小企业主暗中对党外运动的资助；而同时，这股主导性的民间消费力量多多少少也决定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走向与形式 ：以中产阶级（或是更为准确的说是有消费力的阶层）消费社会为主力，以发展主义为依归，以反共亲美的选票式民主为长期模范想象 ；如此一来，政权的性质是由军人(military)政府向文人(civilian)政府过渡，由威权高压统治向威权人民／民萃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过渡（李登辉在此意义下是承袭蒋经国路线）；因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政权无法以两蒋时期铁板一块的单一权力操作来统合，而民萃主义透过媒体象征政治的召唤成为主导性的政治逻辑，政治人物也开始放低身段，服膺媒体消费逻辑，企图与消费群众接轨。在消费社会中最具台湾特色的社会机构就是KTV运动的快速形成，以跨阶级、性别、年龄、族群的姿态，特别是在都会区快速扩散。台北市在1987-90年期间出现了770家KTV，到了夜晚，整个城市几乎被KTV所覆盖。少为人知的是KTV是台湾原创力的表现，是在地史与全球资本主义史辩证过程中的产物，其形式累积了在地族群的音乐歌谣内容、日据时期的nakasi、战后中国大陆所带来的流行歌曲、美军电台所带近来的American Top 40、早期盗版的学生之音、后来的电视文化、八０年代中形成的MTV奇景、日本传来的卡拉OK，所聚合而成，尔后其形式向外输出。KTV形式后来传回日本，还是冠以Karaoke之名，在韩国叫Naoraebang，其空间的表现在亚洲各地均有差异。总体而言，KTV的多重形式总结汇集了20世纪的台湾史，举例来说，歌曲的选择以普通话、闽南语、日语、英语、客家语为主，基本上反应了台湾文化在种族、族群以及代间上的构造；它的创造形式与创造力与台湾文化的主体性相呼应：混杂、多重接合、劳力密集、中小资本、无所不在、快速流动（随时拆建，承续了六０年代家庭即工厂的生产模式，打破zoning的都市规范）。KTV所呈现的不只是简单的消费空间弥补所谓集体消费的不足，它同时广泛的为群众运动与聚集时使用，政治人物也必须补习熟练歌曲来接近民众；对诸多歌王歌后而言，KTV成为她／他们自我培养另类自尊(self-empowerment)的重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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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０年代中期是台湾消费社会形成进入深化期的阶段，也遭遇到所谓国际化与全球化时代的冲击。在此时期，信息经济结构快速搭建，表现在卫星有线电视的快速扩张，普及率的快速为世界之冠（70%以上），至此所谓三台垄断彻底打破；网际网络及大哥大在九０年代后期快速狂飙（台北市为亚洲城市中上网比率最高的），改变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大哥大使得都市人的关系在一个层次上更为异化，在另一个层次上更为密切。因此在此时期对于媒体新科技的掌握以及能否接合到其运作逻辑，成为社会权力的核心问题。2000年三月总统选举的最后阶段以全面性的进入媒体战，投票夜之前，台湾出现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众集会，扁阵营在南北两地均有近40万人参与（如果是在十年前发生，很可能推倒政权革命时刻的到来），而其表现形式是以超大型的演唱会方式来出现，以节目丰富、节拍紧凑笼罩参与群众，于是扁阵营的气势压倒其它候选人，这是消费社会牵制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在此消费社会深化时期，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主导台湾社会的力量已由国家掌控的政治逻辑向经济发展主义逻辑过度，从李登辉时期到陈水扁时期，从有很多资本家朋友到大量资本家进入国家体制担任要职，可见政商共治的正经体制，与两蒋时期大有不同，政治力超越资本力量；这是否意味着在下一个阶段社会权力将完全由经济权力所决定，仍然有待观察。在走向信息前导的消费社会深化阶段，诚品书店的崛起是台湾社会的另一重要发明，创立于一九八九年，诚品在十年之中快速扩张成全台遍布的二三十家连锁店，以人气为指针来选择扩张点，以高品味的形式来自我呈现、召唤顾客，几乎是以百货公司的方式，将知识经济与日常文化／消费，娱乐，艺文，知性活动等连为一体，甚至以前卫方式吸纳各种原为社会禁忌的主体（台北市第一场同性恋扮装秀是在此发生的，工人在职场受伤害的照片展也在此出现）；同时诚品也开始投入e-经济，并且计画走向华文地区如香港与中国大陆。如此的快速发展在消费社会前中期是不可能的，也反映出诚品确切掌握对于台湾社会变化及外在经济环境客观转变的认识。座落于台北都会东区的总店，以二十四小时来经营书店，早已成为夜间的欲望流动空间；它同也成为了台北重要地标，外来者必须来此惊叹一番。
总体来说，台北都会消费社会的形成不是突如奇来更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部门的延续与扩张，在其逐步扩大的变动过程中与国家、民间、媒体、资本、市场等既存历史空间相互形塑，在动态过程中决定了它的内容与形式──这是我面对消费社会的分析架构。所以在进行消费社会研究时，在方法上，我们必须把它纳入社会构造的总体来看待，才能指出它的位置与所产生的结构性力量；透过比较研究，这些首要城市的社会性质与消费社会所展现的方式才能被充分掌握。
2001,8 于新竹宝山
陈光兴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亚太／文化研究室召集人，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编委，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国际学术期刊执行主编。
本文初稿是2000年十二月中在台北举办「亚洲城市中华人的文化生产论坛」的发言稿，修订稿2001年六月在杭州的「Locating China: Space, Place and Popular Culture」会议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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