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欲与道德竞赛—青春忏悔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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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到县城来看我，那时我租住在一间小房子中，那房子没有透风的窗
户，只是在屋顶的瓦片上安了一块玻璃采光。父亲热心于看相，在我的小屋里，父亲端祥着我，说：
“看你的相貌，将来可以当一个厅级干部。”
这是我的权力欲被挑起的最初原因之一，在我刚上高中时，我所崇拜的表哥对我说：“要当官，
就要念文科，将来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哲学、政治专业，一出来就可以当官！”
所以我高考时报的所有专业都是“将来能当官”的政治哲学专业。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政治嗅觉
过早地灵敏起来。那时苏联还没有倒台，我们心里还是引苏联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我天天分析苏
联新上台的高官的学历背景，发现苏联的官员过去是理工科的居多，而现在新上来的多是文科的；
但是中国新上来的官员多是理工科出身，尤以清华毕业生为多。我就想，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
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虽然今天中国的高官都是以理工科为多，将来我们一定会变得像苏联
一样以文科为主。这样，我在高中分科时，断然决定选择文科。
高考的失败打碎了我的政治梦与权力梦，我只上了一个财经专科学校。然而，想不到在这样的
学校里，居然还有与我一样有着极大的权力欲，做着政治梦的同学。
那是一个夏夜，我在阳台上的路灯下看伟人传记，我的一个师兄喝酒夜归，他看着我在路灯下
聚精会神的样子，说：“我看你的样子，将来至少当一个部级干部。”我心想：才部级呢！我的目
标是掌握最高权力！
权力欲往往伴随着暴力崇拜，它最集中的就是中国相术中对“威”的崇拜，我的这个师兄，做
出我将来至少可以做到部级干部的判断的根据就是“你挺威风的！”而我的母亲在我年少的时候，
常常提到某某人挺威严的，所以他会当官，他特别提到出自本乡的本地区陈专员，说：“你看那陈
专员的两个眼睛多亮。”
同样是一个夏夜，一班老生带我们几个小同乡，坐在夜深人静的操场上，他们兴奋地谈起了我
的一个同乡师兄，“他说：‘他妈的我就是要当官！’”我的一个师兄大欣挥舞着拳头说道：“他
说要当官就要回家乡，因此毕业后，他放弃了厦门很好的工作机会，回宁德去了。”原来那时厦门
已经是市场经济相当发达的社会，到处都是能赚钱的好机会，但是我的这位师父居然放弃了这样的
机会，甘愿回到我那又穷又落后的山区。
我理解这位未见过面的师兄的心理，我们的这个体制，一直在鼓励和暗示一种牺牲精神，你越
是为了一种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你就越有可能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可，这样你在体制内就有可
能分享到权力。就像我在上大学时，一直想着将来分配时，不要去好的地方，我想有惊人之举，比
如到太行山或大别山去当老师。这样我就会变成一个为了党和国家勇于牺牲自己的新一代青年的典
范，因此而得到体制的认可。这种牺牲往往你付出的代价越大，你原来的地位与你甘愿屈就的位置
的落差越大，你的行为就越有美感、崇高感，你可能得到的关注就越多，你可能得到的奖赏就越大。
我当时盘算着，我以一个特区的大学生，放弃到银行财政部门工作的机会，到落后的大别山区教书，
这该够得上是壮举了，也该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了。
事实上，我们的体制一直在鼓励一种“个人自愿降低和牺牲自己——得到体制的道德认可——
被树为典范——得到提升和利益”的个人行为模式或者说游戏规则。而且几乎是惟一的行为模式，
这种模式对一个人的技能与专业水平的重视要大大地低于对一个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的重视（事实上
在以农业和简单工业为主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的干劲和热情很多时候比技术更能节约成本，增
加效益）。
这种比赛自我牺牲的壮举的社会，它按牺牲的大小在不同的层次上奖励自我牺牲者，该被奖励
者就成了这个层次上的道德模范，被众人所效法。于是众人所做的是一种比赛自我牺牲的壮举的游
戏，但是最后能得到奖赏的只是极少数的争得上游的人物。而体制的激励成本是非常低廉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社会道德风气的空前好转，和雷锋等类人民英雄的
行为就不奇怪了。
这一激励机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逐步失效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高层道德形象的逐步崩溃；
另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要求的技能与经验无法通过这种机制有效获得。
原来在这种机制的顶峰时期，由于整个社会所进行的是道德的比赛，因此越是居于上层的人越
是被当做道德的楷模，居于最高层的毛泽东则被当做上帝来看待，认为他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是一
切伦理、道德和真理的最高峰。然而，经历了文革，人们逐渐看到了最高层的虚伪，道德偶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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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随着文革给国家造成的灾难和上山下乡当中一整代青年的会出了极大的大公无私的牺牲，却
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那一代青年普遍有一种被骗的感觉。
受骗的人们在受骗的耻辱感中，生出报复心理，这样凡是原来被体制所倡导的美德都被人们广
泛地唾弃，社会道德水平放量下跌。人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麻木和自私。
一次我陪朱学勤教授去看李慎之先生，走在北京的小胡同里，朱先生突然深有感慨地和我说了
一句：“文革造成的最大恶果是把我们整个国家的人心都搞坏了！”现在人们也往往感叹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老人们则尤其怀念1949年以后刚建国时的那一段热火朝天的岁月。我自己过去凭着对历
史的无知也认为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其实，那个时代在表面上一派尧天舜地的背后隐
藏着深深的危机。那就是整个社会在无神论化后，为了维持社会价值层面的运转，自己树立闻人间
的偶像毛泽东，高举了本来有限的出于人的智慧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可悲的是这个人间的偶像
怎么被无限化和绝对化，他都只是人，当他的罪性和有限性暴发出来的时候，这个社会就面临了一
次精神的崩溃。这个以出于人有限的智慧所建立起来的体制号称要在地上建立人间的天国，因此善
良的中国人发挥了传统所有的美德为这个体制而奋斗。当这个以人的智慧为绝对真理的体制的蔽端
暴露出来的时候，中国人的心灵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嘲弄，随着对这一体制的不信任，受伤的中国人
随之把被这一体制所利用的传统美德也全都抛弃了。
其实这一体制在鼓励德行的时候本身就在鼓励着虚伪，因为人们行出一切的道行，往往是为了
得到更多注意，然后得到奖赏。它已经违背了，道德行为的是基于人内在良心的自觉，不求回报的
规律，使德行带上了功利色彩。而耶稣基督在开始传道之初的登山宝训里重点的工作就是扭转人类
在道德与善行上的错误观念。把人类行善为了得到舆论和他者认可，并自以为义的文化扭转成出自
于良心和信仰的自觉，不求回报，不求被人所知的谦卑。而这一切的扭转是如何可能的呢？那就是
超越者上帝的出场。
一个无神论的文化，由于超越者的不在场，人的一切善功都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德行，寻求社会
和旁人的奖赏，或自已标榜德行的高尚。而当这种德行得不到应有的奖赏和关注时，人就可能不太
施行这样的德行。中国在1949年后就是把这种道德上的功利主义推到了极致，并在短期内取得了极
大的成功的社会。然而这种道德功利主义做得越极致，它跌下来可能跌得越悲惨。
对一个无神而张扬道德功利主义的社会，处在其中的普通民众，他们往往可能因为天性的善良，
对这种道德理想国坚信不移。但是他们无法防止居于道德金字塔顶端的最高层打着道德的牌子做着
最不道德的事，不是吗？圣经上说：“就是撒旦也装做光明的天使。”而伏尔泰说：“伟大的事物
往往是可怕的。”是的，那种表面上装得伟大，高举着伟大的旗帜的人，如果他没有诚信的品质，
他就有可能以伟大的名义愚弄众人。
如今，我不再有权力欲了，我的权力欲是被虚无主义洞穿的。如果人生是虚空的，那么占有权
力又有什么意思呢？虚无主义进入我的视野前，我狂热地崇拜毛泽东。当虚无主义进入我的视野后，
我发现在独夫们施展权谋的大地之上，还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天空。面对这一片无边的虚空与幽暗，
我自言自语道：毛泽东只是这片天空下的强者，但是他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一片天空之上的虚无。当
那一片天空之上的虚无进入人的视野时，人就会失去一切在这个世界上争权夺利的欲望。
所以虚无主义是个好东西，它能使人去面对人生命的本相。但是，如今我也不再相信虚无了。
成为基督徒后，天空还是同一片天空，但是它现在变得蔚蓝了，变得光明了，虽然在物理光之外还
是黑暗，但是我相信，那独一不死，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的天父是这个宇宙的主宰。在他的面
前，我不再是征服与占有的姿势，而是俯伏与祈祷的姿势。那是宇宙间最美好的姿势。
我俯伏在他的面前，用心灵与他相通，这件事与别人无关，我也不必再注意我的行为能多大程度上引起别人的关注，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因为我所求的奖赏不在地上，给我定奖赏的也不在地上。有一位为我定是非的，他是公义的，他教导我们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他教导我们不要将善事行在人前，他说如果行在人前，我们就得了人的赏赐，而不能得天父的赏赐了。对于热衷于道德比赛的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很新鲜的说法。对于在自我牺牲比赛中疲于奔命的国人来说，这样做可以带给我们无比的轻松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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