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几个孔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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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孔子！
如果有人问：历史上有几个孔子？
绝大多数人会轻蔑地说：“白痴，孔子还能有几个？一个！”倘若这个答案是正确的话，那我可能将被划入白痴之列，因为我真的有点搞不清历史上究竟有几个孔子。
这里并非独我糊涂。实际，早在古代就有人搞不明白这个问题。南宋的大词人辛弃疾就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他说：“盗跖倘名丘，孔子倘名跖，跖圣丘愚直到今，美恶无真实。”但在那个把孔子偶像化的时代，谁要想把“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还孔子一个“真实”，可以说没有任何可能性。要知道，那时在孔子这尊偶像之上始终悬着一把寒光闪闪的专制之剑，无时无刻不在为这尊偶像保驾护航，所以，随便拿孔子开玩笑是要付出代价的，如魏晋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嵇慷，就因为“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掉了脑袋！于是，头脑清醒的辛弃疾只能发发感慨说：“简策写虚名，蝼蚁侵枯骨，千古光阴一刹时，且进杯中物！”（《卜算子·饮酒败德》）还是让酒精把自己弄得糊糊涂涂的好。
今天搞清楚这个问题就那么容易吗？否。如果认真回顾一番“五·四”以来我们的思想历程，看看人们是怎么对待孔子的，肯定也会发出稼轩式的慨叹。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政治风向标的狂转，一会“批孔”，一会“尊孔”，三起三落，好不热闹。“批孔”时，决不允许说孔子的“好话”；“尊孔”时，又决不许说孔子的“坏话”，这倒真把个孔子弄得“美恶无真实”了。在这种情况下，分明有两个孔子在我们眼前闪动。
就“五·四运动”时期而言，人们眼前闪动着两个孔子：一个是“世无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圣人”；另一个是“国愿之流毒遍天下”（吴虞《诸子学略说》）的民族罪人。这实在是中国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的孔子总是在“神”与“鬼”之间不停地荡秋千？为什么他不能象耶稣那样始终占据着西方人的心灵？这是个并非轻而易举能够回答的问题。
我觉得解答这些疑问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请出第三个孔子，一个既不是“神”，也不是“鬼”的真孔子，一个活动于两千多年前“春秋乱世”的、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杰出一员的孔子。这个孔子与耶稣一样，内心深处也涌动着不可遏抑的“救世”热情，也在为“救世”做着“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也在毫无私心地关怀着这个苦难的世界，从这点看，他们都是先知先觉。但是他们在拥有这个共同点之后就分道扬镳了。耶稣为了“救世”，去殉他的“道”了，而孔子为了“救世”，则为当权者“补天”去了；耶稣为了“救世”，臆造出一个众生平等的“上帝”，而孔子为了“救世”，则臆造出“尧舜文武”这类“明君”；耶稣宣扬“博爱”，而孔子宣扬“爱有等差”；耶稣用荒诞的奇迹作为宣扬教义的手段，而孔子坚决反对宣传“怪力乱神”……诸如此类的差别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此诚一言难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种差异决定了历史上的真耶稣和真孔子在他们身后的不同文化命运。
耶稣在西方被宗教化，上升为“上帝”的代言人；孔子被我们政治化，上升为“君王”的代言人。宗教恒定于人类心灵的需要上，只要人类的心灵渴求一个家园，耶稣就会稳坐钓鱼台；而我们的政治恒定在权力之争的焦点上，只要这种权力之争继续下去，孔子就总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变来变去，从一个变成三个，甚至更多。
但变到今天，孔子应该很累了，他更应该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的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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