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平：城乡一体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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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居民不像农民那样需要宗族，因为可以在“单位”中获得归属感和尊重感。另一方面，宗族意识在城市居民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隐蔽的方式发展壮大。 所谓“企业办社会”、“子女顶替父母就业”等等，都是地道的中国宗族特色。
隐蔽存在的宗族说明它的社会需求旺盛，但是如果永远不透明，就可能藏污纳垢。大大小小的陈希同、阎宏健，都把自己控制的单位当成了宗族领地。 即使一个芝麻官或者办事员，也会利用自留权力。就连城市中的普通工人，也可以从“领导阶级”取得尊严，所以在表面上对宗族的需要不像农村那么大。
九十年代末期出现了重大变化：下岗职工的尊严只剩了城市户口。即使只有这么一点儿尊严，也常常成为再就业的阻力，下岗职工不愿屈尊从事他们认为属于农村人口的职业。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不愿屈尊的下岗职工还没有真正饿肚子，所以对职业挑三拣四。这话可能有道理。可是如果一定要把下岗职工都逼到真正饿肚子的程度，在西方社会中也行不通。对于中国，既然能够利用宗族为下岗职工提供新的尊严感，减少再就业的阻力，何乐而不为呢？
城乡联宗之后，宗族成员既可能在城市中的本族土地上长期定居，也可能在乡村中的本族土地上长期定居，因此基本上不存在城乡隔阂的问题。 即使生活在乡村的宗族成员，也不是以农民身份作为个人的主要社会角色，而是以宗族身份作为个人的主要社会角色。 与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农民相比，乡村中宗族成员的尊严感大大提高。尤其在德制学选社会的教化之中(参见本书下篇)，一个人的尊严(较大的覆盖度)主要取决于宗族的整体教养，十分有利于农村中的宗族成员。
在城乡联宗的基础上实现城乡一体化，与现代民主不但不矛盾，而且留下了制度互补的余地。土地的宗族所有制不但对中国必不可少，对全球可持续来说也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参见第1-2节)：“地球太大了……在政治上可以做到的，是对我们日常所能经验到的乡土的关心……环境伦理学需要人们认同于自己的家乡，而(经济)全球化消弱了这种认同。”[1]即使从法制钱选的角度来看，要组成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公司法人，在中国也不只有全盘西化的途径，值得考虑的少耗能途径是借助宗族。 这样，就可能减少非驴非马的无生育能力的品种(参见第6-3节关于“法人”的讨论)。
借助宗族可以让人们对于自己付出努力所能得到的收益，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有了这样的预期，才愿意接受监督，也才可能延长代理链。 例如，港台家族企业的董事长对自己覆盖收益的预期，不但与“股权在手，让儿子接班”有关，而且与儿子回报父亲的程度有关，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的孝悌传统，让儿子接班与让最有经营能力的合作伙伴接班就没有太大的区别。
西方人也必须利用传统(参见第2-4节哈耶克所述)。有了传统，科斯肯定的权威，才不是法定代表人，更不是国家领导人，而是企业中理性的委托代理人。“科斯是第一个按照市场价格机制下交易费用的方法研究企业(以权威为特征)存在合理性的人”[2]。这常常被一些学者作为新权威主义的根据。然而，科斯绝没有把新权威推广到企业之外：在限制政府充当建构主义者这一点上，科斯与哈耶克没有任何不同；在“传统是本能与理智之桥” 这一点上，科斯也与哈耶克没有任何不同。科斯不过是用交易费用最小或个人收益最大化来把欧美的两类理性传统沟通起来，即把自然人的市场理性和法人(企业)的市场理性沟通起来。
既然交易费用最小或个人收益最大化可以用来沟通传统形成的两类理性，那么，能不能用来沟通传统形成的两类组织：基层组织(如公司，俱乐部等)和中上层组织(如议会，政府，法院等)？布坎南认为：应该“停止过分忧虑资源配置及其效率和取代……应该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广义交易的起源、所有权及制度上…… 通过交易经济学方法的或多或少的自然延伸……观察政治和政治过程……人们中间几乎所有被观察到的经验关系都夹杂着交易因素和权力因素”[3]。
有了传统，布坎南探讨的广义交易(参见第4-2节)才能够与四小龙的新权威路径关联起来：理性人的行为，不只有价格标定的经济行为，还有非价格的文化行为和生理行为(参见第1-3节)。只用价格不可能研究广义交易，因为传统不是从价格起源的，而是从凝聚在同一个图腾氏族和部落中的人们开始的，是从长时效的文化覆盖起源的，“依据对邻居的了解而不是依据对别人的需求的某些理论知识。”[4]找到了这样的源头，不但可以理解哈耶克所熟悉的传统，还可以理解哈耶克不熟悉的传统，即在亚洲东部孕育化生的传统。
科斯虽然没有把新权威推广到企业之外，但是亚洲东部的广义交易过程却有权威传统——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吸收了汉文化圈中由传统之桥连接的中上层理性，减少了法制成本，家族企业可以被视为单个人，也是汉文化圈中的传统，是亚洲东部的基层理性，有了传统，才有了四小龙。 推崇新文化的大陆缺少传统的权威，有的学者想借用科斯来建立权威，就只能是本能，不是理性，因为没有传统之桥，政府不能利用传统文化来减少法制成本，国有企业经理却会利用传统文化来转嫁风险(参见第6-3节关于法人代表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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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早期的成功案例之中，国有企业经理的激励至少有一半以上来自亚洲东部特有的文化覆盖：“领导的支持，上司的信赖”，而且领导本身还是“很有开拓精神的领导干部”，支持被领导的经理“一根火柴，80多张关系条尽成灰烬……
160多名员工中你就找不出一个与他总经理沾亲带故的人 。一切人都必须经过人事部严格的考核。 所以，公司个个全都是素质优良，技术过硬的人才。”[5]渐近改革的初期，中国大陆的正供给和正效果，恰恰来自于计划经济时代培养出来的比较忠诚的干部，而不是来自于市场机制筛选出来的好经理。 这是时代的喜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说它是喜剧，因为它为改革增添了不少炫目的彩环；说它是悲剧，因为它预示了市场化的恶性方向：法制不健全，市场竞争就不能把“坏”经理淘汰出局。
不是说不应该改革，恰恰相反，改革是大势所趋：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的城乡隔离和压榨农村的作法，使得代理链的末端即农村最先出现监督失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的一部分经营权交给农民，缩短代理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如果按照这个成功的路径在城市中缩短代理链，以宗族承包的形式改革国营企业，本来也会有良好的效果：从经营权到所有权，使得一批又一批的人能够按照单个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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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司成为一个所有权的单位之后，单位中的每个人才能意识到：自愿接受监督，对自己有好处。如果所有权不改革，就只能误读西方法制：被指定的法定代表人不过是主管干部的另一种称谓，旧货改个新商标。新商标比旧商标造成更大的浪费，有许多资源都消耗在包装和广告上。 这样做的结果，反过来在私营企业的经理心中也造成错觉：一旦当了法定代表人，就觉得自己是主管干部；逐渐发展出恶性意义上的政协精神。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较强，这本身是一个非常优越的制度资源。宗族不但可以促进城乡一体化，还可以减少管理成本：族有权是最完整的权利，即种类最多，时效最长。种类最多是指权利涉及的各种效益或覆盖都不分散，即“整捆棍子都属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如家庭、宗族或部落”[6]；时效最长是指族内继承，它与现代家庭遗产继承的区别是：任何个人都不能通过遗嘱来剥夺族内成员的继承权，反过来，这个继承权也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没有亲生子女而中断、 分割或旁落。这些特点，使得宗族成员接受相互监督的自觉性大于其它权种。
私有权和公有权都源出于族有权。私有权是把族有权中的经济覆盖权从文化政治覆盖权中剥离出来，形成两个不同覆盖的权种；公有权是把族有权中的代理链条加长，把个人任期权从族内继承权中剥离出来，形成两个不同时效的权种。
虽然族有权最为完整，但是代理链不能太长。如此完备地实施监督，在长链的顶端要支付巨大的努力，即使不缺少监督技术，这些努力也会超出管理者愿意支付的范围。因此，早期的族有权只有两层：氏族和部落，早期的部落联盟则几乎不拥有所有权。部落联盟中的各个部落通过仪式相关，避免恶性对抗，没有其它的所有权关系，所以部落联盟只是通仪群体，不是社会学中的首属群体，也不是正式组织，没有代理链。《尚书·尧典》记录了代理链和通仪免战的区别：“克明俊(均)德(得)，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庸(雍)”。其中，“以亲九族”是氏族族长的代理条件，九族是指从高祖到玄孙；“平章百姓”是部落酋长的代理条件，百姓中的每一个姓都是一个氏族；“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庸(雍)”是部落联盟之间的通仪关系，万邦黎民是部落之外的其它部落的成员。 有些学者把“黎民”作为下一句的主语，与上两句的结构不同，不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7]。
面临环境挑战的部族必须延长代理链，在早期都是通过古文明中的文字文献和贤哲教化来完成的。社会成员必须认识到接受监督会给自己带来较高的固定覆盖，才会自愿地接受监督，有了贤哲教化和文字文献来降低监督成本，管理者才愿意支付较大的努力去实施监督。
环境条件压力更大的地区，又通过军事帝国的形式进一步延长代理链。军事帝国的代理链在最高统帅死亡和战争停止后自然中断，于是在东西方分别发展出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和平时期的长程代理链：一是科举选吏与宗族，二是代议选举与公司(参见第2-5节)。在这个过程中，文字文献的作用表现为更加成熟的形态：中国的“周礼”和“独尊儒术”，以及英国的《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都是促成代理链延长的划时代事件。
长程代理链不但需要自愿接受监督，还要求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小规模的个人覆盖，即努力争取名垂青史(增大时间覆盖)、权倾朝野(增大文化或武力的空间覆盖)、富可敌国(增大经济的空间覆盖)……
科举选吏和礼法并举，以及代议选举和法制为主，都是中上层的宏观行为，公司与宗族是基层的微观行为(参见图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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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链延长之后，必须分为两层来进行管理。上层管理人员的个人财富或管理知识，以及组织管理能力应该高于基层。
图十五中的 “人治”和“专政”之所以无效，关键在于没有公正竞争来保证上层管理人员的个人素质，下层也没有活力。
只要分为两层，就不能剥夺基层的所有权。计划经济试图取消基层的所有权，实践检验的结果是失败。失败的原因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分析。 代理链条太长，难于监管中间环节的代理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用计划来替代监管，就缺少微观激励与活力；放松监管，就难以控制负效果与负供给。 即使是西方的跨国公司，代理链条的长度也十分有限，而且必须用健全的法制来保证对于中间代理环节的监管，稍一不慎，就成大乱，英国巴林银行就是教训。
因此，恢复基层的所有权，是中国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要么恢复宗族，要么从西方的宗教改革学起，拆散家庭关系，像西方人那样培植个人本位。
港台没有培植个人本位。 传统是本能与理智之桥，不借助传统，只靠本能，所有权就无从谈起。具体来看，家庭观念植根于汉语汉字，而要把汉语汉字西方化，社会成本过于巨大，在大陆更是天方夜谭。 所以，中国的基层所有权很需要考虑小成本的方式，如恢复宗族，或准宗族：在城市中可以仿照港台，农村中依托农民的自发宗族组织，或类似于台湾那样的农会组织。
北京餐饮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过一场斗鸡大战，结果是上海的荣华鸡斗不过美国的肯德鸡。重要原因是上海经理想学西方经理，可是总也学不像。中国的家庭观念使得中国企业难以像欧美企业那样以标准化的方式复制同一水准的产品和服务。可作对比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创办的家族经营的中餐馆，开遍了欧美各地，甚至偏僻小镇。结论很清楚：中国人不应该与欧美人斗鸡，而应该与欧美人斗餐。每一餐由不同的饭菜谱组成，不但不需要标准化，反倒需要多样化。标准化是欧美人的优势，延长代理链就像一个笛卡尔坐标系无限延伸；而多样化是中国人的优势，就像一个又一个太极图自相圆融，不必延长代理链：家家不同，家家圆融(参见第4-2节图八)。
圆融不一定可持续，可是直线一定不可持续。没有一家企业直线发展200年，却有许多圆融家业持续300年，400年，800年。
唐代何易的后代就是这样的圆融之家：800多年之中，28代，出了356位名医[8]。
即使中国采用法制钱选的方式管理上层，也要在基层吸取台湾香港的经验(参见图十五左下)。
对于法制钱选中的两种不同基层，即图十五中的港台及海外华人经济中的宗族模式和欧美现代的公司模式，目前争论较多。一方面，由家庭、朋友组成的关系网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信息、 贸易网络，使家族企业获得巨大的成功；另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 国际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似乎对家族企业构成威胁：越过从事贸易的中间商直接进行交易。美国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公司依靠风险资本起步，向员工赠股以吸引人才，“创始人可能失去控股权，这与华商家族企业的传统相左。”华文化圈内部也有不少人认为“华人企业必须完成从家族式经营到专业化管理的过渡”，尽管这“并非易事”[9]。
然而，高科技产业公司永远也不会把传统产业淘汰出局。
尽管具有市场需求的全新技术(如网络技术)有很大的利润，可是从经济总体来看，全新技术的市场比例毕竟有限，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全新技术成为普及性的技术，优势就失去了。
“在新经济时代我们很难去当比尔·盖茨，但毕竟这个社会不需要那么多的比尔·盖茨，更多的是成熟的企业，而且对于新经济来说，当他一旦成熟，成为千家万户的东西，就又会是家族企业占优势，因为又涉及到一个交易成本的问题。”[10]进一步来看，最高的科技是生物技术，生物技术不是应用在流水线的工业生产中，而是应用在相当分散的农林医疗园林等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之中。只要这些领域不被淘汰，家族式企业就有无限的生命力。海外华人的一个个关系网络，实际上已经联成了很大的规模经济，超过了欧美的许多跨国公司，只不过从表面上看起来，网络中的华人公司没有设立一个总公司而己。
孔子的一个评价可以用到这种情况：“华夏之外的群体都有君主，还不如各个华夏宗族自己不设君主，减少奢侈。”原文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0305》)在先秦文献中，“甲不如乙”的含意是“甲比乙差”[11]。这里的君指天子，不是指诸侯，诸侯的消费规模小于天子。译文中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增补了“减少奢侈”一句。
港台家族企业之间的人员沟通，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如董事长们的儿子们之间的自发沟通。 前提也是家族观念：董事长们的儿子常被送到美国和日本去主攻工商管理，学成后回自家企业，从基层经理或部门经理干起，最终目标是接班。由于阅历见闻和人生目标相似，这些20～40岁的年轻人互通信息，有的还组织了定期碰面的小团体，被人称之为“储君”午餐会。其结果，他们视野开阔，具备良好的管理素质和商界关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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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计算机和通讯领域占据技术优势，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欧洲也暂时难以与美国竞争。另一方面，一旦这些技术成熟起来，需要为顾客提供非标准化的服务，家族企业的优势就会再次显现出来。 华人企业是否有必要舍弃自己的既定优势，而去追求前程未卜的顶尖高技术优势？
2000年4月纳斯达克股指暴跌1260多点，5月又上扬1100多点，说明这些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总的来看，创新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正在逐渐减少，所以华人家族企业将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华文化圈作为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绝不能总是看着获利最大的几个西方跨国公司。 即使在西方，后发的企业也有许许多多是家族式的：“在法国，职工人数为10人至500人的企业中，有90%的企业是家族企业。它们的营业额大约占法国企业总营业额的一半。/……在美国《财富》杂志列出的前500家企业中，有1/3以上的企业是在个人(家庭)股东的控制下。美国家族企业占美国企业总数的96%，意大利……占99%”[13]。
日本的家族主义更盛。日本人把儒家管理思想与大和魂结合在一起，从基层到上层，推行了一整套不同于西方的管理，在国际上称为Z理论[14]。美国在信息领域占据上峰之后，日本一度怀疑自己的管理模式，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不得不反思，因为美国模式更不成功。到了2000年，日本重新认识松下幸之助等企业家的家族主义：“公司并不是资本家的，而是公司职员的，这种家族主义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松下幸之助最重视的就是这一点”[15]。
其实，松下幸之助主张的“全员经营”同构于欧美可被视为单个人的“公司法人”，只不过日本人用同事之间的默契(文化覆盖)替换了欧美合同签署人之间的白纸黑字(经济覆盖)(参见第6-3节)。
港台的大部分企业和中国大陆中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用血缘覆盖替换经济覆盖，与日本相似，只是文化覆盖中的亲情更多一些，而同事之情稍淡一些而已。
只有国营企业中的法定代表人与职工的关系与现代公司制度不同构，因为法定代表人的个人收益常常能够通过损害职工收益来实现(参见第6-3节)。
家族制不等于家族化，有些理论家在事实面前不再否定家族制，可是批评家族化。然而落实到现实的经济生活，即使对家族化管理抱否定态度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实践过程中也不敢放弃家族化管理：“当年黄河啤酒集团曾将集中了其最优资产的上市公司交给 ‘外人’打理，结果这个上市公司由于不能识别其管理者在资本市场的违规操作险些被鲸吞。看到了这些生动的教训，民企更不敢让‘外人’过多的涉入企业管理以及决策。”[16]大陆的城市改革不到位，农村需要重建，都不妨借鉴中国传统的制度资源，即以宗族为基础的德制学选制度来解决。以宗族为基础的德制学选制度可以兼容法制钱选(参见第7-4节关于宋代商业的讨论)，能够促进城乡一体化，不但可以解决中国的本土问题，还可以解决全球可持续的问题。
中国的本土问题在农村，不在城市。农村的问题解决了，城市的问题就好办了。 有个艺术工作者贾樟柯说得很形象：“中国的大都市不过是几盆花，真正的中国是花下面的那些土，不信你迈出(北京的)四环(路)看看，去清河，、去昌平……很多人迈不出这一步。”[17]在以宗族为基础的德制学选制度被欧美社会认同之前，中国必须具有保卫自己不受侵略的能力：以宗族为基础的德制学选制度要把防守型军工科研作为仅次于农本和教育的大事来进行组织管理，不能交给市场。防守型军工科研的精英们来自宗族，通过科举选拔出来，不受市场约束，直接对通儒院和最高管理者负责，缩短代理链条，多少类似于二十世纪中期研制两弹一星的体制，但在指导思想上以“防”为主，例如深挖洞，多储备，分散避敌锋锐，草木皆兵击敌归惰，兼顾近距离收复失地，不主张对别国进行军事干预，不进行无止境的军备竞赛[18]。
国防的第一基础是历史文化的凝聚力；第二基础是民生经济；第三基础是兵戍经济和武装力量(参见第5-3节关于信、食、兵的讨论)。
儒家政治承认宗族，扶助宗族，为国防奠定了最雄厚的基础。 每一个宗族都成为陷敌于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战斗单位，成为对入侵者的威摄力量。 儒学在宋代中兴，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宋代的中华社会面临较多的外部竞争——宋初的辽国已经相当强大，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拥有先进的武装力量和制度：“耶律阿保机(即辽太祖)建国，自始即依仗汉人之归附(中原正处于唐末及五代十国战乱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避乱于辽——引者注)……。其后耶律德光(阿保机子，辽太宗)又得幽、蓟十六州(并得晋岁输金、帛三十万。距宋兴亦二十六年)……袭用唐制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藉以招徕中国人。”[19]宋初的管理者曾试图在军事上和辽国硬拼，然而根本不是对手。宋太祖两次亲征都失败了，不得不采取苦练内功，以柔克刚的战略：用儒学凝聚起宗族，强化科举，促成君臣以诚相待，为军队解后顾之忧。 这些，都使得辽国认识到：与其入侵中原，不如相安无事。经过两代人的积累，经宋太宗至宋真宗，赵恒(君)与寇准(臣)齐心北伐，终于迫使辽国订立澶渊之盟，维持了120年的和平。最后，大宋拖垮了辽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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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观念价值，以及宗族制度和德制钱选制度，不但在宏观层次上为军队解除后顾之忧，也在微观层次上为军队解除后顾之忧：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妻子通常都会为丈夫教养儿女，而不会另外寻找性伴侣。即使另外寻找，也很少有机会，因为女性通常要寻找比自己地位较高的男性，在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只有士高于农，而士受儒家礼仪的薰染，即使有些士会去嫖妓，也不会与有夫之妇通奸，更不会与为国效力的男子汉的妻子通奸。
如果没有这样的后方保证，谁还愿意当兵？
现代中国也是一样，为了保证士气，必须严惩破坏军婚的无赖。改革开放之后，商人地位提高，明里暗里破坏军婚的案件越来越多，国防力量受到的损失尚无确切统计。例如，有多少有才能的军官是因为后顾之忧而决定转业？
美国也不例外，在进行战略选择的时候，美国较少后顾之忧(参见第5-3节关于美国中国俄国的比较)。
中国的国防战略不但要考虑美国，还要考虑俄国，不但要考虑近期，还要考虑长远，即在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保持均衡。俄罗斯效仿西方的叶利钦拿来主义时代结束之后，正在回归俄罗斯的传统价值，开发他们自己的制度资源，普京不同于叶利钦[21]。
这样的道路最容易威胁周边国家，而不是威胁美国。可是从美国人的全球野心来看，俄国人对美国的威胁最大，因为俄国人占据着与美国人大致相同的生态位：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宗教信仰、 历史积累、 地缘关系等等。中国对美俄两国都是“外人”，而不是同一个生态位中的竞争对手[22]。
从长远来看，中国在苦练内功的同时，要在美俄之间保持平衡，正如宋在辽和西夏，以及在金和西夏之间保持平衡。达到平衡时，谁也吃不掉其它，各自必须苦练内功，最后的胜利者是宋。
现代格局仍是如此：美国希望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的土耳其一样欧美化[23]，可是从地缘、历史、资源诸方面来看，乌克兰相当于土耳其，俄罗斯则相当于伊朗。叶利钦相当于巴列维国王，普京与东正教的结合相当于霍梅尼。
如果俄罗斯能够得到西方足够的财源减少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盖达尔等欧美派人士不会下野。正如当年巴列维，由于缺少足够的财源减少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才使霍梅尼兵不血刃入主德黑兰。进一步来看，地球上多一个欧美化的国家，生态环境就要加快一步恶化，所以最后的胜利者只能是管理成本较小的国家，即文化复位之后的中国。
当然，如果发生了类似于元的暴发式力量，无论谁也挡不住。不过，这一类风暴过后，最先浮出海面的仍是中华大船。在有些时期，实际上只剩下中华大船：儒家文明的生态位不同于任何一种可能暴发出来的武装力量和商业力量。
儒家文明是几千年积累起来的文化力量，文化力量不会以暴发的形式出现。 暴发的力量有其咄咄逼人的一面，也有其黔驴技穷的一面：既然是暴发，一定借助特定的技术发明，如蒙古骑兵技术和欧美发弹技术，而技术比较容易被异己力量模仿。
不断创新的军事技术优势受制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参见第4-5节关于科技创新边际收益递减的讨论)。任何单项生产要素或战争要素不断增加投入，都会使有效生产量或军事克敌能力的增加越来越小。骑兵或发弹技术的创新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瓶颈制约因素就不是技术，而是文化：海湾战争仅仅持续了42天，美英以绝对优势取胜，却最终改变了战争自己——“从 ‘沙漠风暴’吹过之后，山姆大叔就再没能取得过一次(边际收益大得)可以称道的胜利……特别是在最近一次美英联手空袭伊拉克的行动中，同样的舞台(伊拉克)，同样的手段(优势发弹技术)，同样的演员(空军)，却无法再成功地上演八年前那幕令人印象深刻的壮剧(因为其他要素成为瓶颈因素：伊拉克守住内功，不向外发，使得美英没有理由派遣地面部队协同作战)。曾经无往不利的军事手段，在比世界上大多数军人的头脑都更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宗教等等问题面前，突然空前地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24]宗族制度和儒家观念价值为国防带来的威摄力比核武器大。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版图的扩展都是后发制人的结果：受到周边侵扰，蒙受损失之后，志士仁人救国图存，开边拓土，不但驱逐入侵之敌，而且深入敌境设置管理机构。后发制人需要强大的后劲，也就是中国的宗族或士族——鲜卑入侵之后，后劲是东汉的士族：北魏皇室几次诛杀汉族士大夫，却享受不到太平，直到北方分裂，形成后三国(北齐，南梁南陈，北周)，最弱的北周接受士族教化，依附古昔，汉化发源[25]，奠定了统一中国的基础。金兀术攻入临安，后劲是南宋的宗族：尽管中央政府失去作用，仍然把金兀术搞得草木皆兵，不得不撤出江南，近代称为人民战争，其实宗族就是人民的自组织形式。 蒙古人灭宋，后劲又是宗族：忽必烈入主中原，直到“‘江南归附十年，盗贼迄今未靖。’世祖至元时如此，其他可知。”元末“丞相伯颜并有‘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之请”[26]，说明蒙古人统治的几十年之间，大宗族一直保存着抗元的后劲。 清末驱逐鞑虏的孙中山，如果没有本家兄长全力培植，不可能成功，与孙中山合作的洪邦等会社组织，也都带有准宗族的性质，从明末一直延续到现代；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有不少地方上的宗族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
尽管中国一时难以发展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高科技武器，可是如果中国恢复宗族，以地下权抗衡制空权，辅之以一定程度的高科技武器，还是可能使得北约不愿意冒战争风险，正如当年的宋辽之间。宗族式的人权与公司加俱乐部式的人权难分伯仲，德制学选的可持续性与法制钱选的可持续性却易分伯仲。 正如二十世纪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指标的和平竞赛一样，二十一世纪以生态可持续为指标的和平竞赛也不难得到公决。
中国人主张和平，不惜暂时忍让，同时有强大的后劲，制度可持续，所以西方历史学家也认识到：中华文化的道义力量和中华民族的生命力都是不可战胜的(参见第2-4节末段讨论)。
注释：
[1]H。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的类型》第21页，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4期，第17～22页，括号中为笔者所加。
[2]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3]詹姆斯。 M。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30～32页。
[4]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24页。
[5]引自羽翼：《无情未必真豪杰》，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5年，第4～5、7页。注：报告文学中对企业经理的描述不可全信，但是对于理解早期经理的内驱力有参考价值。
[6]Simpson，S。R，1976：《土地法和地权登记》，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第7页。
[7]张祥平：《美好的中国人》，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378页。
[8]徐道一：《<<周易>>与二十一世纪》，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2～214页。
[9]李耘：《 本世纪最后一届华商大会提出：家族经营将被淘汰》，载《环球时报》1999年10月15日第16版。
[10]杨瑞春整理：《传统等于农民？》，载《(中国)新周刊》2000年第4期，1月22日，第32～33页。
[11]参见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 97～98页。
[12]陈强：“台湾有个‘储君’午餐会”，《中国青年报》，1997年5月15日第7版。
[13]引自《工人日报》2000年12月3日第2版：《简评家族制企业的价值》。
[14]威廉·大内：《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5]《向“经营之神”学习经营之道》，载《参考消息》2000年12月11日第4版。
[16]引自《民营企业家谈家族化管理·周海江》，载 《工人日报》2000年12月3日第2版。
[17]王珍：《无人理睬贾樟柯》，载《(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第4期，1月22日，第68～71页。
[18]蒋庆：《关于“文化复位”的几个问题》，贵州阳明精舍，1999年8月7日。
[19]钱穆：《国史大纲》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 515页。 [20]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下册第524页。 [21]靳丽萍：《对叶利钦说不》，载《(中国)新周刊》2000年第4期，1月22日，第18～21页。 [22]张祥平：《生命之歌——从细胞到万物之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7～122页。 [23]布热津斯基：《中国与俄罗斯》，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第38~45页。 [24]乔良，王湘穗：《超限战——两个空军大校对全球化时代战争与战法的想定》，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序论第1～3页，括号中为笔者所加。 [2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26]钱穆：《国史大纲》修订版，商务印书馆，1996年，下册第662、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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