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成人对青少年儿童的伤害与冷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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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与孙志刚事件的“逆反思”
2003年春夏之交，孙志刚事件和SARS事件源起广东，前者惊动全国，后者震撼中外。两事件引爆中国社会各阶层强势关注，民间参与讨论的积极与直率，为建国50多年以来所罕见。各界人士都仗义执理分析两事件的种种成因，建言从各个方面革弊除害。在中央新政府的领导下，SARS已经得到有效地控制，孙志刚案的法槌也落下。全国上下当为此欣慰。同时，社会各界也普遍认同：现在不是歌唱伟大胜利的时刻，而应该将反省更全面更深入地持续下去。这体现了现任政府和中华民族都确实在与时俱进。
对SARS 和孙志刚事件的反思已达制度层面，这是一个健康趋势。同时，我们也要警醒此次反思中的另一种倾向：把一切错误和过失都推卸给制度和政府，回避个人的职责与良知。
相信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意的一个常识判断是：当前中国的社会体制，从总体上说比40年前毛泽东时代要合理得多，但当代成人的“平均”道德操守却远不如40年之前。毕竟，现存干部制度并没有剥夺高层主要负责官员讲真话的权利，收容制度也没有赋予工作人员毒打被收容人员的权力。我们应该在当代中国成年一代的人性层面上反省与拷问，包括对反思本身进行反思。
从全民参与的SARS 和孙志刚事件的热烈反思中，有良知有思考的人会同样震惊于这种反思本身所隐含的巨大的冷漠与无情：为什么同期发生的、悲惨程度并不低于孙志刚案、恐慌程度决不低于SARS事件的辽宁海城案，远远没有SARS事件和孙志刚案那么“幸运”？
辽宁海城案曾一度被广泛报道，但与SARS事件和孙志刚案那种举国上下经久不衰地“轰炸”报道和热烈讨论相比，其声音就相当微弱；全国人民都倾听了孙志刚父亲的呼喊，倾听了SARS病人和前线医护人员的呼喊，并为此纷纷伸出勇敢热忱的救助之手；但海城案中成百成千更无助的儿童少年的悲情呼救，尽管有若干记者坚持不懈地呼吁传播，却被我们大家有意无意地听而不闻、被我们大家“忽略”了。迄今，辽宁海城案并未见迅速、公开、公正和彻底的解决，且已经基本被中国各界的成人们迅速淡忘了（见《财经》杂志“从被遗忘的海城豆奶中毒事件看我国食品问题”
大批儿童少年受到伤害的严重事件，被身为长辈的我们忽略到无动于衷、遗忘得如此神速，这其中是否或多或少是我们集体的一种有意无意地选择性的冷漠？一种中国成人们面对青少年儿童一代被伤害时的冷漠？或者更直接的：是中国成人们对青少年儿童一代的伤害？
孙志刚案中无辜青年死了，辽宁海城案中无辜儿童死了；孙志刚案中只有一个人直接受难（就这个案子本身而言），辽宁海城案有两千多人直接受难！孙志刚案中被伤害者是成人，辽宁海城案被伤害的个个是幼弱的儿童少年；孙志刚案已经水落石出，辽宁海城案迄今扑朔迷离。
SARS 或多或少是三十年一遇的突发天灾，辽宁海城案是百分之百愈演愈频愈演愈烈的人祸；SARS肆虐最严重的北京，截止6月11日的三个多月中，感染个案共达2523例，辽宁海城案仅数天之内，中毒儿童少年就达到2556名（当地政府口径），超过北京市三个月被感染的人数总量；SARS事件中，病人大都受到了最好的救治，中央政府更是倾全国全军之力援助，辽宁海城案中，对患儿的救治敷衍了事，连家长为子女选择求医救治的天赋权利，都被当地政府下文变相禁止或阻挠（见北京青年报和央视国际相关报道）；SARS事件中，全国上下被就地迅速革职的大小官员为数众多，辽宁海城案中，迄今未见对当地高层主要责任干部的严肃处理，上至卫生部有关司职部门，下至海城市领导当局，至今对海城学生豆奶中毒案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方案，仍旧语焉不详，被海城市民视为推诿敷衍。
SARS 事件中，众多省市的民众和官员都体验到一生从未曾有过的恐慌，尤其以首都北京万人逃城空巷的恐惧，令我们，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由此痛定思痛，重新检视自己的人生。然而，这恐惧的主体毕竟是成熟而理智的成人，毕竟自己掌控有各种防护措施，而辽宁海城数千罹患儿童少年，个个是完全没有自我防护能力的被成人及官员随意摆布的绝对弱势群体，一旦成年人集体性地拒绝倾听他们的呼救、漠视他们的苦痛，他们所经历的恐怖，绝非染上SARS的成人可比，他们的无助和绝望，更非人间语汇可言。
于人之情于天之理，于骨肉之血于民族之脉，辽宁海城案都绝对不该被中华民族的成人们这么迅速而彻底地遗忘！
海城案中部分地方官员的行为不能不令人愤慨。其他不说，从3月19日到4月7月，数千名学生先后因饮用豆奶发生严重中毒反应，其间还有健康儿童“不明”卒死，面对如此倾城震惊恐慌又十万火急的救儿童救子女的天大之事，一个管辖百万人口的地方政府，居然整整19天几乎没有任何正面的积极的“作为”，而是忙于掩盖事实真相！海城部分官员这类行为，已经是公然抗拒履行党中央一贯倡导一再强调的三个代表的职责；这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集体公信力和威望，更严重地破坏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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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自己就是无辜的吗？不是。面对这片土地上一再发生的伤害下一代的惨案，每一个中国成人都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的事外清白之人。
以同一片大地上同一体制度里医护群体的行为对比为例，不难看出众多人为的灾难事件不能仅仅归咎于制度、归咎于部分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
SARS 事件中我们感动于无数医生护士可赞可叹的高尚医德、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辽宁海城案中，同样是医生护士，却有不少截然不同的行为。这里不避“冗长”，仅仅摘录沈阳今报《海城不让中毒学生进京就医》一文中的部分实况报道段落如下，回放辽宁海城案令人心寒的悲情，以资对比，并警醒我们大家的健忘：
{医生办公室里面挤满了医生、护士、看病的孩子以及等待的家属。病房里面，病床上躺着一些中毒严重的孩子，地上面跑着一些刚刚可能还在抽搐，暂时忘了痛苦的孩子，父母或坐或站在旁边护理、安慰，但更多的还是在暗自流泪。孩子的哭叫、呻吟，父母的安慰、呵斥，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停地向记者耳朵里面钻……
在一间病房里面，对头的两张床上面分别躺着来自不同学校的两名学生。记者进入病房不到三分钟，其中一名七岁的小女孩便开始全身抽搐。浑浊粗重的呼吸，腹部剧烈起伏，牙齿将嘴唇咬得泛出血色，这一切对于记者来说来得很突然。看着病床上面浑身抽搐的小生灵，记者心头忽然很痛。这痛是因为病房内所有的人，包括孩子父母在内都只有两个反应，父母不停得用双手抚摸孩子的身体，含着眼泪告诉孩子一定要坚持。而其他人则是边叹息边摇头，“这孩子，又开始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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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秒钟后记者大喊了一句：“快找医生。”父亲无力地摇了摇头，“没有用，他们来过了，不会再来了。”看着父亲绝望的面容，记者陪同他来到儿科主任室。当父亲说明女儿情况后，儿科主任王□□并没有马上到病房进行诊治，相反却是慢条斯理地询问主治医生是谁，为什么不找主治医生，坐在办公室里面询问孩子的病情，直到记者表明身份之后才很不情愿地走出自己的办公室。短短一段20米不到的路，却仿佛像抽了一支烟那么长。
看过病情后，王主任表示自己也没有办法，只是吩咐护士给孩子打一些氧气，或者也可以打一些镇定剂。孩子一直在抽搐，王主任却已经走出了病房。
5分钟后，同室的另一个男孩剧烈抽搐，蜷曲的四肢，撕心裂肺的哭喊，这一切在医院只是博得了同情的目光。很长时间，男孩得到了和女孩差不多的“待遇”，只是多了一项输液。而点滴的成分则“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记者听到了这样一段孩子家长和王□□主任的对话，很经典。
“大夫，我求你了，你给孩子治一治吧。”
“我怎么治，我治不了。不是告诉你去鞍山医院了吗？”
"那里不收我们，我们只有回来，求你给治吧。”
“我治不了。这么多人我们能治得过来吗？现在只能维持。”
“孩子们用的什么药？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这样？”
“我哪知道什么药，谁知道什么原因，你去问市长吧。”
家属只能哭泣。“大医院不让去，这里又这么个治法，那些领导咱们又看不着，谁来管一管孩子呀？”哭泣很快便成为哭喊。……很快病房里面哭声一片。http://www.shm.com.cn/gb/content/2003-04/10/content_353754.htm
“孩子一直在抽搐”，“剧烈抽搐，蜷曲的四肢，撕心裂肺的哭喊”，“家属只能哭泣”，“哭泣很快便成为哭喊”，“病房里面哭声一片”；然而，这一切一切，甚至不能博得我等成人们的同情，我们沉默，我们无动于衷，我们，已经开始在热热烈烈喜庆自己终于幸免于被SARS
传染的伟大胜利了。
辽宁海城事件是真真实实的考场，它把当代中国的成人们放在道德与人性的天平上衡量拷问；令人痛心，我们根本不及格！――
相信经历过SARS 恐慌的每一个中国成人，都能深深体验海城儿童那种莫名万状的煎熬与恐惧，都能切身感受海城家长那种锥心摧肝的苦痛；然而，面对儿童痛苦的挣扎，我们大家依旧装瞎扮盲，面对家长的悲情呼救，我们大家依旧装聋作哑；――
这，就是我们的答卷。
同期的孙志刚与辽宁海城一南一北两个不同的事件，都具有两个共同的宏观特征：其一，事发后当地责任部门官员的首要应对措施是忙于掩盖真相，而非救助受难者，其二，对民族后代深深的伤害。两案中，我们有意无意地选择性地遗忘了同样悲惨且更无助的后者。原因何在？无法否认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冷漠――
对少年儿童危难的冷漠！
对少年儿童危难的冷漠和选择性遗忘，是否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统中一种针对后代的被掩饰被默认的残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华大地上无声无息地开始了伤害儿童的浪潮。
为了提醒我们的选择性遗忘，不妨部分列举近年来在这片土地上，成人们以营养品伤害少年儿童的校园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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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六一儿童节重?c綦江一小?W300?N?W生食用?W校派?l糖果中毒。
2002年10月17日江西省乐平市一小、五小、六小、八小200多小学生饮用课间餐牛奶后中毒。
2002年9月广东梅州嘉应大学的100多名学生，因喝了食堂提供的豆浆而中毒。
2002年9月，辽宁省凌源市17所学校众多中小学生饮用营养豆奶中毒，当地政府一直隐瞒至今，海城事件之后才被记者发现，据报道迄今有若干学生未从中毒的损伤中痊愈。
2002年04月山西运城发生五百多名小学生碘丸中毒事件。
2001年10月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1190名学生补碘中毒案，8岁的杨敏致成一级伤残，16岁的刁惠霞致中度智能缺损，侯燕、徐立龙、张占军等数名同学均致不同程度长期损害。
2001年9月吉林市6362名中小学生豆奶中毒。
2001年9月四川宜宾市翠屏区李端镇颜家小学的学生课间服用豆奶后出现中毒事故，约有上百名学生被送往宜宾市内医院救治。（引自解放军报网络版2001年09月19日）
1998年3月25日，山东省荷泽地区单县单城镇500多名小学生碘中毒案。江泽民总书记曾亲自关注，两次打电话要求严办。
另据《中国教育报》2002年5月21日第1版报道：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仅2001年一年我国学生食物中毒事件达30余起。
豆奶和各种学生营养餐中毒的惨案频频发生，荒诞到匪夷所思。说其荒诞，是因为科学和常识都告诉人们，饮用营养品是绝对不可能中毒的，连药品都要进行十倍于治疗量的毒性实验。但在这片土地上，营养品不但可以中毒，而且可以一再中毒，可以中毒致残致死；中毒的目标群体，不是成人，专指向儿童。更荒诞的是，如果有豆奶中毒补碘中毒等的前车之鉴，那么，聪明的孩子和慎重的家长本该很容易学会自我防护：不服用这些营养品。可是这做不到，因为，这些可能带毒的营养品是规定儿童学生必须服用的！哦，这是一个连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的自主权利都没有的民族。
对这种一再发生的人为的伤害儿童的校园惨案，少数官员是怎样看待的呢？据2003年04月11日人民网报道，海城市豆奶事件调查小组成员、海城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杨丹是这样对记者评论的：“这纯属突发的偶然事件。”http://www.szed.com/n/ca268429.htm）。
如果报道属实，这就是被隐瞒的辽宁省凌源市学生营养豆奶中毒大案发生仅仅半年之后、海城又爆发营养豆奶中毒大案的当口，一个身负三个代表之责的当地政府高级官员的言论。
为什么我们和代表我们的官员，对少年儿童被频频伤害这种人间惨痛，会如此冷漠？
我无法面对、却又不能不面对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我们，当代中国的成人，几十年来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形成了并强化了一种伤害下一代青少年儿童的新恶习和新传统。
这种对少年儿童的伤害恶习还表现在越是成人不做的事，越是强迫少年儿童去做。成人可以做缩头乌龟，却要少年儿童学赖宁见义勇为危险时刻向前冲，成人可以贪污腐败五毒俱全，却要少年儿童学雷锋无私奉献。道德的大梁要少年儿童来担当。
当代或未来的历史学家，不难考证出“学赖宁”之类的运动，曾致残了多少少年儿童的肢体、曾牺牲了多少少年儿童的生命。试问，如果我们成人自己连说真话的道德勇气与担当都没有，却理直气壮地鼓动幼弱的儿童冒着生命危险去见义勇为，我们的担当何在？良知何在？（北京市政府最近率先修改了相关政策文件，废止了那些要求与号召儿童见义勇为的相关规定，这是北京市政府为后代为民族做的一件大好事大实事，必然载入当代中华文明进步的史册。）
启蒙思想家说：对待女性的方式，是衡量一个民族野蛮或文明程度的天然标尺。
我们还应当做重要补充：对待少年儿童的方式，是衡量一个民族野蛮或文明程度的天然标尺。
中国人应该永远纪念1994年12月8日克拉玛依火灾中罹难身亡的288名中小学生，和130名终身致残的中小学生。
这些已经被应试教育（有学者说是奴化教育）压得喘不过气的学生，还要满足取悦成人的“民族需求”
―― 没日没夜地排练“精神文明”汇报表演。当“精神文明”表演汇报正式开场，表演会场火苗骤然蹿起，据报道，竟然有成人官员对着儿童学生大声号召“让领导干部先走！”
在这个民族里，成人的号召、尤其是官员的号召，对儿童对学生从来就是无上的命令！
在场的此次演出活动的直接组织者、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领导干部，全部得以抢先顺利逃生！
熊熊烈焰燃起，“精神文明”的表演会堂顿成人间地狱，288个孩子，288个小学生，288个中华民族的未成年的后代，用年幼的血肉生命，实践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成人要求孩子们服从的“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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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个如抗美援朝的英雄邱少云，用自己无限惨痛的忍耐面对死亡，把生的权利无条件地奉献给成人、奉献给官员、奉献给这个民族的道德祭坛！
这场大灾难中，第一线直接带领学生的老师和校长们，用他们血肉生命实践了这个民族最后的良知，他们一次次冲进火海抢救孩子，最后紧紧拥抱着孩子，抽搐着躯体奋力而绝望地为学生为儿童阻挡火焰，直至一起被大火吞灭。⑴
这些孩子、这些教师和校长，永远是这个民族的骄傲！
这些孩子、这些教师和校长的惨死，也永远是我们这个时代成人的耻辱！
如果我们不象日本民族那样故意地选择性遗忘，千古之下，中华民族的一代又一代，都不能不历久弥新地震惊于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冷漠：官员们自己夺路而逃的同时，遗弃儿童、遗弃学生、遗弃身为母亲的年轻教师，令她们在熊熊烈焰中无助地绝望地挣扎至死！
同样是大灾难，全世界都曾见证，无论是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的时刻，还是纽约世贸大厦即将坍塌的时刻，几乎所有成年人，都不暇思索，把生的权利和希望，首先留给儿童、首先留给妇女！
这不是“美化”或“妖魔化”。这是历史的铁证，是美与丑的对比，是善与恶的分野，是文明与野蛮的真正考验。
如今中国的土地上，除了连续不断的矿难，还有什么频频发生的灾难？那就是连续不断的校园惨案。包括部分教师在内的成人，专以欺压甚至强暴残害学生为乐。这类新闻，人们早已麻木；甚至一次又一次几百学生几千学生同时中毒的灾难，成人们同样无动于衷。确实有若干良知未泯的记者坚持报道再报道，呼吁再呼吁，但整个成人社会，不是鸦雀无声，就是迅速遗忘。
退一万步，矿难或许是可以宽恕的。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矿井和矿业，从来就是高危险的地方和行业。可是校园，难道不是所有文明社会最纯洁最安全的地方吗？
那一再发生的校园营养食品中毒案，罪犯来源再明确不过：掌握地方教育行政大权的少数官员与奸商勾结，拿少年儿童的生命和健康来赚钱。哪个中国成人不知道，当下的中国，赚黑心钱的手，最喜欢往校园里伸，性犯罪的魔爪，最喜欢往未成年人身上踏。
当代中国成人，我们还有一丝一毫最后的良知底线吗？还有一丝一毫的道德担当吗？
当然，我们之中的大多数，并没有直接参与这些丑陋行经，但我们未必清白无辜。即使我们是成人中最善良的一群，我们信奉的是什么“道德”准则呢？我们信奉的是：明哲保身，少惹麻烦；只要不是自己的孩子，儿童的伤害死亡与我又何干！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SARS，足以唤起我们大家铺天盖地的关注。为什么被如此关注？因为我知道自己和家人随时可能被SARS感染而死亡。而百分之百是成人之祸引起的辽宁海城2500多名学生中毒至少一人死亡的大案，却被我们这帮成人们故意地选择性地彻底地忘却！为什么被遗忘？因为我知道我和我自己的子女可以暂时不喝豆奶，豆奶中毒和死亡暂时不会降临到我和家人的头上！(www.yypl.net)
我们对SARS 事件的高度关注和热烈反思，固然是巨大的进步，但同时，这热烈的反思仍旧反衬出我们自己其他形式的冷漠、“浅薄”与“自私”。
同期的辽宁海城案是一面“明镜”，它彰显出我们，一群多么可怕而猥琐的成人。
一个德国人在反省纳粹历史的时候写过以下沉痛的文字：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继续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为什么我们，我、您、他，身为成人身为长辈，不能站出来为儿童为下一代说话？
对儿童对下一代受伤害时的成人冷漠，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新旧传统中，一种被默许的残暴？
我无法面对、却又不能不面对，我无法追问，却又不能不追问。
无论您是谁，是书记常委，是市长局长，是新闻官员，是宣传干部，是组织干事，是主编，是教授，是校长，是大款，您也是或将是母亲或父亲，是或将是祖母或祖父，您一定有一颗恻隐之心、一颗同情之心、一颗良善之心，尤其当您面对孩子。
请您，诚恳地请您，为着您和我的孩子，直面我们文化传统中的种种恶习，直面我们这一代成人损害下一代的种种过失。
辽宁海城案，不应该被遗忘。否则，总有一天，被伤害的厄运会降临他的孩子、我的孩子、您的孩子。
注释：
⑴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的火灾中，众多部门和人员参与了紧急救助。但由于在场的主要负责官员自己抢先夺路逃生，失去了救助的最好组织者和时机，也由于表演场馆长期疏于火灾防护，共令327人在火海中身亡，其中288名为7-15岁的儿童少年，另有130名儿童少年终身致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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