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生社会学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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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J-赫克曼曾经直言中国存在如下问题：人力资本投入过少，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本存在着严重不均衡，人与人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出生地。赫克曼提出，中国投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可能高达40％，应尽快开放人力资本市场并进一步减少人才流动限制，中国教育若另辟蹊径可能带动其经济快速增长，考评官员政绩应考察其在人力资本和教育上的投资。赫克曼认为中国在人力资本教育方面的投资只占了GDP比例的2.5％，而在实物资本（房屋建设、工厂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又太高，占GDP的30％，这种投资是极不均衡的。如果说赫克曼先生是基于经济效率的研究得出了以上结论，本文则以一种新鲜有趣的仿生学语言为赫克曼的观点提供了另类的理论依据，即：重视叶（经济）的增长而忽视根（文化）的增长，是最虚荣的增长，因为叶（经济）既有光合作用又有蒸腾作用,过度增长可能意味消耗也大幅增加。投资犹如施肥，农民种柑桔施肥最重要的一环不是施叶面肥，而是在桔子树旁挖一大洞置入大量有机和无机肥料，同样种水稻也有往叶面喷施催籽肥，但最主要还是通过根部吸收。所以储富于叶（经济）莫若储富于根（文化），投资实物不如投资人力资本。值得关注的是，“本干末”是中国传统社会学最常见的术语，证明中国社会学的本质就是一种仿生社会学，本文则是对这些传统社会学概念的进一步发越和推演。
关键词：仿生社会学 文化本位社会 经济基础论 本末论 “仙人掌”式经济建设型政府 “爬藤式”公共服务型政府 “乔木式”公共服务型政府 “榕树式”公共服务型政府 竹林主义社保制度 公平是效率之母 “仿生学” （bionics）一词由美国J.E.斯蒂尔提出，通过研究生物系统的结构和性质以为工程技术提供新的设计思想及工作原理。40多年来，仿生学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军事、医学、工业、建筑业、信息产业等系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本文试图将仿生学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 在中国，社会学研究在“经济基础论”主导下，模仿建筑结构揭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然而当我们面对现实中各种社会结构时，却发现政治、经济、文化三要素的互动关系要比建筑结构中“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事实上我们正是因为过于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精神文化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发展失衡问题。其实，社会结构是一个远比建筑结构更为复杂的有机系统，与无机的建筑结构几乎没有可比性。为了更好地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我们有必要从神奇的大自然生物世界中寻找关于新的社会结构的灵感――就象科学家从蜻蜓翅膀的结构中找到直升机的原理或从蛙眼的结构中找到电子蛙眼的原理一样。因此，本文尝试将“仿生社会学”这一概念应用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在“仿生社会学”这一概念提出之前，中国古代圣贤们早已有过广泛的应用并使之成为指导中国五千年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显学了——只不过没有“仿生社会学”这一名词而已。 古代中国的仿生社会学包括仿生态、仿生态环境（自然）和仿生物结构。马王堆出土的《黄帝经》显示这种渊源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黄帝观察大自然对待生物的法则，注意到了“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①的自然规律，便揣测天意而从中推论出了法律（刑）与道德（德）的辩证关系，认为对待人民百姓也必须“先德后刑”以“养民功”，不能乱了次序，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在黄帝的理论里，“刑”和“德”的份量是大致对等的，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不过，黄帝刑德说的内在逻辑仍是导向德本刑末的，因为他同时强调了“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而汉儒董仲舒继承黄帝的德本思想，进一步认为是“春生夏长秋蓄”，老天爷只有冬天才给万物点苦头，所以得出了“春、夏、秋”三个季节都代表“德”，只有冬季代表“刑”的结论。这个划分虽然看上去有点滑稽，以致于自董仲舒之后，对自然的机械模仿导致执行死刑都不能选在春夏两季，唯恐冒犯了上天的“好生之德”②。不过，自董仲舒以后，德治的核心地位在中国两千年不曾动摇。 除 “刑德”说之外，“本末”论则是中国古代仿生社会学的又一成果，本末论模仿树木的结构，广泛应用于各种思想学术领域，甚至在社会理论建构上也有体现。在文化、政治、经济的社会三要素之中，中国人认为文化（文治与教化）是最重要的，相当于树木的根系（本），而政治将相当于茎（干），经济在中国仿生社会学中反而被视为最末端，是枝叶（末）。我把中国的这种独特社会结构总结为“文化本位社会”③——以文化为“根”的社会，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把这一社会结构总结成系统的理论，但“文化本位社会”却的确早已在中国隐然成形。孔子被尊为“万世之王”，儒家文化生生不息，正是这种文化本位意识的集中体现。 一个泱泱大国，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不可能没有其独特的社会发展理论，“文化本位社会”这一特殊的社会形态就是中国人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一大贡献。建立在“本末”论这一仿生社会学原则上的“文化本位社会”说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历史上一些运用西方分析方法如“经济基础论”难以解释的历史文化现象。例如中国历史五文化千年一脉相承的现象、新兴王朝经济政治文化的快速修复机制等（金观涛称平均不到三十年④）——新栽的杉树要二十多年才能成材，但精明的杉农在收获一季杉木以后，往往不会重新栽一次，而是把蔸留着，让它长出新荪，这种杉树荪一般十年就能成材，因为杉树的根是现成的，积蓄了大量营养物质。杉树的茎被砍犹如革命消灭了王朝的政体；杉树蔸上长出很多杉树荪，犹如王朝更替期间的封建割据——如五代十国、南北朝；成丛的杉树荪生长一段时间后，其中一根会逐渐夺得空中优势，脱颖而出，其它的则逐渐枯萎，这和封建割据一番厮杀后走向统一是一个道理。金观涛看到的中国王朝快速修复机制就如同杉树荪的成长要快过新栽树的原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绵延不断生生不息，其秘密就是中国历代政府虽然不断被“革命”，但文化本位的基本社会结构一直没有被打破，以儒家思想为“主根”的文化根系也从来没有被“革命”过。中国每一个统一王朝在完成统一三十到五十年内，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威胁，其国内生产总值都可以达到当时世界的3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世界的60%，唯一的例外倒是我们的共和国，50年的建设后至今仍只占世界4%左右，其原因我曾在《公有制——从无机聚合到有机融合》⑤一文中有过简单论述：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融合态经济细胞遭到破坏（即废除民有制），二是传统文化本位社会的根系被清理，文化本位的基本社会结构不复存在，三是中国农民相对西方农奴的人权优势的丧失。虽然“一张白纸好写字”，但重新栽过一棵“新树”，生长起来当然要慢过拥有强大根系的“树荪”。不过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传统的不自觉文化本位社会的消亡却同时酝酿着自觉文化本位社会复兴的机会。中华民族在新的高度上重建文化本位社会已经成为可能。 除了中国，西方同样也有其仿生社会学传统，有趣的是，和以植物世界为仿生对象的中国人不同，西方比较喜欢以动物作为仿生对象。西方科学家发现，构成人类社会的三大要素“地域观念、群体意识和等级制度”在动物世界中都体现。如狐、狼、虎撤尿确定边界，狼或海豚对后代的“教育培训”等。在动物世界，同类更多表现为竞争，而异类更多表现为斗争，如狐狸侵犯了彼此的边界，往往会有一场争执，却能在决出输赢后就适可而止。而不同类之间的争斗都力图消灭敌人。达尔文的进化论导致西方社会仿生学达到一个高潮：进化论成为西方不同流派思想的精神资源而备受推崇，有的从同类动物如狼群的生存法则中提取了以强弱定尊卑式的“公平”竞争哲学，也有的从不同类动物的弱肉强食现象中提炼出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与西方大异其趣的是，中国古哲学家却从植物世界提取了自强哲学，他们喜欢以竹为喻，中空外直，节节攀高，只求不断超越自己，不求胜败输赢之功利。君子以自强不息，因为“自强”，所以“不息”——能超然于输赢胜负之外，所以一个人不断完善自我、不断修身养性的努力不会因输赢而停止。斗争和竞争哲学都曾分别在上个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流地位，唯独自强哲学虽然存在于古老的中国哲学体系中，却从来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中国的主流社会意识始终是阴谋斗争哲学。通过与竞争或斗争哲学的比较研究，通过自觉的文化本位社会建设和发展以科段制为特色的自强教育体制，自强精神将成为未来人类主流意识。 植物体“根、茎、叶”之间的分工关系似乎可以与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文化三要素相对应。在社会系统的三大子系统中，文化系统的作用类似于植物体中的根系。根深藏于土壤之中，不能象枝叶一样让人看到其鲜艳的外表，却是植物生命最本原的一部分，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部分，根能为植物体提供生命信息、水、无机盐犹如文化能为社会提供教育、科技、信息、管理智慧和高素质劳力等要素一样。植物根的生长特性是高度的多元化、自由化，呈发射状伸向各个方向，这与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从植物体中根的形状结构，我们不难得出文化发展的仿生规则―――绝不能控制思想自由、限制文化发展，否则必然导致社会结构中文化根系的薄弱――而根系的薄弱又必然为社会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的缺陷。我们常看见园丁拿着大剪剪枝去叶，却没有看谁拿树根去剪的，可见我国历史上的坑书坑儒、明清的文字狱、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社会发展的破坏之严重。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根，需要的是绝对自由，反之，政治经济则只需要相对自由。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与政治实践上的相对保守或许可以成为一种较好的搭配。一个民族的经济崩溃了可以恢复，政府倒了可以重建，文化的根系断了，一个民族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发展文化、重中之重！ 植物体的“茎”可以为社会结构中的政治系统的构建提供灵感。通过观察树的根茎两部分不难发现，二者其实是一个相连的一起管道系统，正是同一个管道系统，在根这一部分是发散状的，是“自由”的，而到了茎这部分却集结成束，象征着每一条根都选择放弃部分自由接受某种限制。这和现代民主政府非常相似，政治系统的本质在于通过限制自身的自由以保障民众精神文化自由与经济权益，而不是相反――控制民众的思想文化自由与经济自由以肥自体。因此，政治系统的核心精神就是对官员的权限进行制约，这就是现代民主与宪政的真谛――通过民主对官权进行限制，通过宪政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限进行限制，限制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公正地享受自由。树在根系部分的发展是百无禁忌，长到树干这一部分的时候却合抱成团，所有细胞都接受约束，以保证树干快速长高，显然，没有树干这部分的集中与限制，就不会有根叶两部分（对应经济与文化）的自由与繁荣。所以，一个好的政府其基本职责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就象树干不能僭越根和叶的职能，不能越俎代疱，不能向根（文化系统）施压而伤及国民的精神自由，不能向叶（经济系统）争夺甚至垄断经济权，而应该当好一个服务者的角色。由于根的深度与茎的高度成对比，由此可推出一条政治学仿生原则――稳定有力的政治必须依靠深厚的文化根系；“根”的分布面积与“枝”的分布面积成正比，由此可以推出另一条政治学仿生原则：“民主政治”必须以“民主文化”的根系为依托，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务必先培养健康的民主文化――否则就象根系没有向四周张开而枝却张得很宽广的树一样，很容易被风吹倒――某些国家在学习西方民主时却未能同时培植民主文化而导致严重社会危机就是证明。不是民主不好，而是民主的文化之根未扎好。（附图：自由的根与自制的茎，于社会是文化的自由与政治的限权之象征，于个人是精神自由与行为自制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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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官”字通“管”，所以官僚系统的本义可以理解为一个供各种信息、能量、和物质流动的“管”道系统。从植物茎的组织结构来看，它正好就是这样一个承担运输功能的管道系统，一方面要把根从土地中吸收的水分和无机盐上传给叶子，一方面又要把叶子光合作用产生的营养物质下传给根――植物的茎本质上是一个供各种信息流、物质流与能量流在其中流动的管道系统。茎在植物体中，既不能产生能量也不能提供水和无机盐，而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从茎的功能与结构我们不难发现，当下流行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一个非常符合仿生学原理的政府形式。政府的主要职能不应该是直接发展生产、创造财富，而应该最大地发挥通道作用，让各种社会要素――科学、艺术、信息、劳力、资本、土地产权、技术、管理、知识在其中自由流动、畅通无阻。而一切阻碍这种流动自由的因素，都必须努力将之清除，如对垄断、保护主义、腐败的打击。同时它还要限制各种有害要素在社会中的发展自由，如如打击邪恶宗教、犯罪分子、毒品等等。树木的茎还需要在森林法则下与其它树木竞争，把生产系统——叶子推到更高的竞争平台上。这与政府的经济服务功能完全一样。
经济可以比喻为树的叶子。叶子藉光合作用合成碳水化合物（CH2O）n,进而制造蛋白质、脂质、维生素及荷尔蒙。叶子就是树的一家家工厂，所以用叶子来比喻经济是最恰当不过了。叶子能不能健康生长，一方面取决于充足的阳光照射量，另一方面取决于水和各种矿物质的吸收。前一个条件取决于茎的高度和枝的密度，后一个条件取决于根的深度和广度。叶子总有枯荣之周期，这犹如经济总有盛衰之变化――依此类推，不能有效对付经济危机的是落叶型经济，能有效对付经济危机的是常绿型经济。（附图：叶子就象树的工厂，好比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系统。） 根据社会三要素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根茎叶”关系，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不同类型政府的区别了。 一：仙人掌式经济建设型政府：仙人掌的特点是本应承担光合作用的叶子完全退化、变成了一些小小的刺，“茎”本应承担“根”与“叶”之间物质、信息、能量传输的“公共管道”功能，却越俎代疱承担了叶的工作，变成绿色代替叶子进行光合作用以获得能量。我国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就是这种“仙人掌式政府”，这种政府令本应作为经济建设主体的私人经济体趋于萎缩，政府成为直接的经济建设主体，大事小事一把抓，既是最大的财富创造者也是最大财富贮藏者，这种“经济建设型政府”和仙人掌的“茎”非常相似。仙人掌是适应沙漠地带恶劣环境才发生这种退化的，而计划经济则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具有实践意义，仙人掌的“全叶皆刺”好象战争时代的“全民皆兵”。经济建设型政府是与政治本位型社会相适应的，正因为经济（叶）、文化（根）是服务于政治（茎）这个中心，公共资源（营养物质）才会在政府（茎）高度集中，所以“仙人掌政府”即“经济建设型政府”就是“政治本位社会”的政府形式。我国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计划经济政府是严格意义的经济建设型政府，当今的政府实质上已经处于转型当中，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建设型政府”。但是这种转型有可能出现两种不同方向。我曾在仙湖植物园看到一种仙人掌，它有一个木本的茎，但上面却长着仙人掌，仙人掌上还有刺，但一些刺却又返祖而长成了茂密的叶子，我的推测是这种仙人掌原本是树，在沙漠气候形成后退化为仙人掌，后来气候再度变化，或其种子流落到温暖地带，便出现返祖现象，重新长出木本的茎，刺也重新长回叶子。但是另有一种仙人掌的茎却没有立起来，反而匍伏于地，渐呈爬藤状。与计划经济时代四面环敌的战争状态相比，中国今天面对的国际大环境已经相对安全，就象从沙漠气候转回到了温带气候，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形态也有可能像上述仙人树一样重新长成乔木，但也可能因决策失误而变成“爬藤”。(附图1、仙人掌，图2、长回木本并长出部分叶子的仙人掌树。 二：爬藤式公共服务型政府：我们现在倡导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其实，这种转型并非始自今日，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转型的开始，而我们今天言转型，实际是要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更彻底地清除计划经济的残留成份，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的变革。改革开放鼓励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允许私营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让“仙人掌”业已退化的“刺”重新变回“叶子”，如今私营企业已经超过半数，成为上缴税收的最大主体。证明我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仙人掌政府”，只是我们的“茎”――政府还带太多经济建设功能的“叶绿体”，还没有较好地履行“茎”的公共服务功能。当植物体中“根茎叶”的分工清楚了，茎就成为了为“叶”和“根”提供“公共服务”的系统。“茎”实现了“公共服务”功能的植物有很多种，爬藤就是其中一类。爬藤植物就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活现。当我们在放弃政治本位社会走经济本位道路、放弃经济建设型政府取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切勿矫枉过正，否则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要提防把我国导向对外高依赖度的爬藤经济。片面追求GDP的增长，把政治（茎）、文化（根）视为“服务”于经济（叶）的手段，这是“经济本位社会”的典型特征，这种努力的结果只会是“叶子”很繁荣很粗大，“根底”却很浅，“茎”也虚弱无力，成为典型的爬藤植物，一旦世界经济气候发生变化，首先遭殃的就是爬藤经济。我国目前过渡依赖出口导向、忽视内需、忽视人力增本增值的发展战略最容易走向爬藤状。我们今天低端产品恶性竞争，出口几乎不再是国内经济的补充，反而成为财富向发达国家转移的一种方式、大规模的失业和脆弱的农村经济都是爬藤经济的结果。所以我国政府目前已经初显爬藤政府的征兆，例如不是把钱用来发展义务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实现“藏富于民”和“藏富于知”，而是作为外汇储备存在美国的银行（目前存钱最多在美国的就是日本和中国，而日本政府是因为战败国不得不暂时委屈做爬藤政府，内心却时时想着要站起来）。警惕啊，中国，爬藤是可生产最多的“叶子”，创造最大的经济奇迹，但爬藤只能是爬藤。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可以成为”爬藤”是因为它们有乔木（美国）可攀，但是中国绝不可以做“爬藤”。图，一株千年的爬藤因宿主死亡而崩塌) 三：乔木式公共服务型政府。1、公共服务型政府应该强调文化本位，因为乔木之成其为乔木，首先取决于它的根，我们不能指望在爬藤的浮根上长出高大的乔木来。根的深度与乔木的高度是成正比的，根的分布范围与枝的分布范围也是成正比的。这一仿生原则应用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化是根，要搞文化“本”位，要让政治和经济都成为服务于文化的“手段”，把尽量多的公共资源集中到精神文化领域，让文化的根扎得尽量深一点、布得尽量广一点、长得足够壮一点、贮藏的“营养物质”足够多一点。文化本位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不是喊几句科教兴国、教育为本就能解决问题的，而要涉及到钱怎么花、花多花少的问题。我们现在每年有2万多亿的税收，不是没钱，而是不会花钱，我曾在《文化本位社会初探》中写道，文化本位社会就是一个消费主导型社会，文化本位社会的政府就是消费主导型政府，政府的工作就是要学会花钱，学会“用之有道”，就是要通过消费干预和消费引导把国民经济建立在国内消费的基础上（而不是出口基础上）。因为政府是“茎”，所以政府的最重要工作就要把“叶子”（经济）制造的东西往根部输送，把“根”（文化）部制造的东西往“叶子”（经济）输送。把根制造的东西送给叶子那叫文化服务于经济，把叶子制造的东西往根部送，那叫经济服务于文化。“消费主导型政府”就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我在写《文化本位社会》时还不知道有“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个概念，后来在中国改革论坛看到，发现其本质就是我所说的“消费主导型政府”，都是要做“花钱”的政府而不是“赚钱”的政府。2、要成为乔木式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个政府还应该为全民提供足够的公平――公平是效率之母。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仅可以为社会提供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服务，而且还可以在致力社会公平上做大，甚至可以随着一般公共服务完善后逐步把重心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我的看法是，作出政府一定要搞适度的平均主义配置，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平均配置，如果平均配置起的作用是拔同竞争平台，并被限制在某一分配领域，例如教育领域，不仅不会降低效率，反而是效率之母。我们的市场经济学者是用“为了效率不得不牺牲公平”这一套说辞来搪塞国人。这是完全的错误，正好给反对市场经济者抓住了辫子——市场经济是与公平不兼容的。我认为公平是效率之母，市场经济就是追求公平的经济，而且恰恰就是在对公平的不懈追求中实现了效率的提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市场经济就是要用公平的市场竞争突破垄断和特权，垄断和特权就是不公平，市场就是要把竞争伸向各种垄断领域，创造公平，所以凡是市场触角触及的地方，效率就会随之提高，效率就是缘于对公平的追求。举个例子，我们的民主选举问题，我们往往将之理解为单纯的政治文明，实际上其本质上也是个市场经济的问题，政府就是一个巨大的就业市场，一般的就业市场都是公平竞争，应者如云。这个市场却是严重的垄断状态，它为什么效率低下？原因就是它没有竞争，为什么现在全民就业紧张，各项各业都在压低工薪招人，公务员却可以一再加薪——而且是低效高薪。把这个就业市场向全民敝开大门，让公平进去，它的效率就会立马提高，公务员的工薪也会涨得快，公平产生高效、高效产生高薪——理所当然。反之，如今我们的公务员却是低效高薪，这种高薪的本质就是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又会成为低效的保护伞。所以效率是公平之母，千真万确。如果说乔木的“枝叶”代表的是市场配置的话，乔木的“茎”代表的就是行政配置，所有乔木都有高大的茎，为的是把枝叶托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争取更多的阳光照射。行政配置就是为了把市场托到一个更高的平台，拔高竞争的层次。社会公平也应该是行政配置的主要目标，公平的“公”指的是“公正”，“平”指的就是“平均”、“均富”，未来的公平应该由市场公平与福利公平相结合——市场公平要把公正放在第一位、而福利公平则应把平均放在第一位。税收的功能之一就是要为全民提供平均分配。平均分配应该由法律规定，政府仅仅负责执行，这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有本质区别。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均分配是要为市场竞争筑建一个更高的平台，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是追求起点的平均而不是终点的平均，平均分配的对象也仅限于满足必需公共服务（如军队、公检法等）后的财政盈余。以乔木为仿生对象来看，平均分配就好比乔木的茎，市场分配（即要素分配）就好比参差不齐的枝叶。乔木拼命把它的茎往高处伸展，就是为了让它的枝叶能够在更高的平台上参与森林竞争。同样，平均分配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全社会每一个人都能获得健康的发展，使社会成员能够跃升到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参与竞争。理想中的文化本位社会，至少应该有40％的社会财富以福利的形式用于平均主义分配。我们的国家是想做“灌木”还是做“乔木”呢，就看我们有多的大决心发展平均主义分配，为国民提供高福利，让“茎”获得应有的高度。平均分配就是以均富为目标，以税收为主要分配内容、以法律为依据、由行政来执行的。我去年发表一篇网文主张我国中央级的教育投入增长10倍（今年北京大学潘维博士也提出教育投入可以增加到20%－相当联合国平均水平的三倍），免除学生学费并为每个学生提供600—800元/年的生活补帖，可以教育券的形式发放给学生，以鼓励不同学校之间的竞争。这种分配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分配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数额达几千亿人民币，但却是由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每个新生公民能享受到什么待遇，数额固定，排除了行政干预的可能，现有银行系统就可以轻松完成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一做，三农问题下岗职工问题都会得到缓解，国家凝聚力与政府的道德正当性立马提高。（附图：乔木之美。试问我们的政府，你期望成为壮美的乔木还是善于攀援的爬藤？） 四：榕树式公共服务型政府。前文说过要大政府不要小政府，只有大政府才能对外抵抗侵略与威胁，对内为全民提供最多的公共服务与福利保障。那么这个大政府能够做到多大、又应该依据什么样的原则做大呢？要建设大政府，榕树是最好的仿生对象。广东省新会市有一个独木成林的奇特景观，一棵细叶榕树，树高约15米，树冠投影面积达1.15公顷，枝蔓纵横，根系交错，蔚为壮观。 榕树的特点是气根很多，千百条下垂的气根向下伸展，到达地面时便插入土中，转为正常的根系，并开始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养分。露出地面的气根便很快长粗，形成树干，并在上端长出枝叶。而每株的干、枝又能再生气根，形成新的植株，就这样周而复始的演变最后便形成如原始森林般的奇观。大政府能做到最大？根据社会结构与树结构的对应关系，“根茎叶”对“文化政治经济”，“茎”可以是小指大的爬藤，也可以是方圆数亩的榕树，所以政府也一样可以大到我们无法想像的地步。因为公共服务也可以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范围并不是固定、僵硬的，而是可以不断进行创新和拓展，所以公共服务型政府一样可以不断发展壮大。榕树就是把“权力”下放给了所有的枝条，每一根枝条都可以垂下千丝万缕细细的气根，开辟新的“公共服务”的渠道。这千丝万缕的气根我称之为“寻根的冲动”，它们象征着什么呢？，一个社会需要那么多公共服务吗？确实，经济本位社会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主要是为经济充当守夜人，走的是小政府大社会的路子，其公共服务内容是有限的，所以称之为“有限政府”。但是到了文化本位社会，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要使每一个公民从经济人角色转化为文化人角色，所以各种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文化产品的供应就会变得非常庞大。文化本位社会主张通过发展文化消费让全民成为各种科学、艺术、体育的爱好者，他们将建立数以万计的协会或其它各种公共组织，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强有力的补充部分，榕树的气根就象征着这些民间文化组织，它们承担着把经济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源的重要使命。 弱水三千，只饮一瓢，广厦千间，夜宿八尺，人类的消费行为必须“止之于有穷、流之于无止”。文化本位社会人们在一般的物质生活上将崇尚知足常乐，简朴至真，但在精神文化消费上却没有止境。因此文化本位社会针对人们一般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而产生的公共服务是有限的，而针对于精神文化消费而产生的公共服务却会不断扩大。所以，文化本位社会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不会是个“有限”的“小政府”，而会随着社会文化消费的不断扩大而扩大，就象榕树的“茎”，会随着“气根”不断转化为根而不断扩张，以致于创造出“独木成林”的壮丽景观。我在《文化本位社会初探》一文中曾预言，中国一旦建立文化本位社会，以人口素质指标和消费质量指标取代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首要指标，并通过消费干预与消费引导政策把文化消费发展起来，一个可控的文化产品市场将在几十年内达到数万亿美元的庞大规模，为经济发展注入永恒的活力。最近，教育部透露信息我国将以教育质量作为考量官员政绩的指标，今年6月海南省省委书记汪啸林更发表讲话称将以教育质量作为衡量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社会朝文化本位社会发展的积极趋势。 榕树的大量气根，还可以让我们联想到认识与实践、实验的关系。每一个人，每一根枝条都会产生某种创新的思维，都会有实践的冲动。我们必须反对把不成熟的构思匆匆忙忙用于大规模社会实践的粗糙做法。一根小小的气根，占用榕树的资源很少，犹如一次低成本的实验，实验不成功，它只是随风而逝，实验成功了，则有可能勃发新的根系、长出新的树干，开辟新的土地。试想，毛泽东时代的大锅饭、大跃进、文化革命、如果只是一种局部的小试验该多好。榕树的气根体现了《文化本位社会初探》谈到的“知尊履卑”⑥精神。我国应该拿出更大的魄力鼓励丰富多样的小规模社会实验。（附图：因为鼓励每一条气根创新的尝试，所以榕树得以“独木成林”） 五：竹林主义――文化本位社会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 １、在文化本位社会，社会福利必须坚持文化本位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福利产品的供应必须以精神文化产品为主。前文谈到了根茎叶与文化政治经济的对应关系，以竹林为例来看，遍布地下的竹鞭就是所有竹子共享的公共产品，每根竹子都从竹鞭上获得竹子应有的基因、品德、个性、和生存技巧。尽管竹鞭同时也为每根竹笋提供物质和能量，但它主要是竹林基因与信息的载体。犹如人类社会的文化体系供应同样离不开物质载体，但终归是区别于经济和政治的体系。文化本位社会强调福利保障以文化产品为主，原因有几个，首先是因为文化产品的排他性较其它产品弱，而利他性却远远超过其他产品。我们的“单位”喜欢以水果、猪肉之类来分发员工福利，这种产品从产品的属性来看是排他性的产品，你消费了他就不能消费，从消费的结果来看是变成了一堆屎，所以利他性也不强（这类产品在农村的利他性高于城市，但农民不能享受这种福利）。与此相反，文化产品从产品属性来看，大多可以重复消费，如一本书你看了我可以再看，所以排他性不强，从消费结果来看，一个人多点文化消费、提高了文化层次，不仅有利他自己，同时也无形中利于社会――至少可以增加家庭的文化气氛，影响他身边的几个人。另外，以文化产品作为主要的社会福利还利于消费质量指标的提高。《文化本位社会初探》曾提到要在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中加入“消费质量指标”，消费质量的提高将间接影响经济运行质量。以公共文化产品的方式提供社会福利就有利于消费质量增长。马斯洛曾把人的消费需求理解为一个金字塔，通过机械的建筑结构模型得出了人必须先满足低层次的需要才会逐渐追求高层次需求的错误结论。而实际上人的消费需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均衡消费，精神文化消费与物质消费不能偏废。和一般的社会福利理论不同的是，文化本位社会的福利理论遵守以下原则，为了追求消费质量，实现国民的均衡消费，越是个人消费动力充足的产品越要由私人供应，越是个人消费动力不足的消费需求越可以考虑公共供应。象我国人民是在“民以食为天”的口号下生活了几千年，典型的低层次消费需求动力充足，高层次消费动力疲软。所以，为了保证我国国民消费结构的均衡合理，有效提高国民消费质量，我国应该尽量在文化产品方面如教育、培训、城乡文化氛围建设等领域为国民提供福利与保障。应该区别对待社会福利、保障、救济三方面工作，社会福利是针对全民的，应该以文化产品为主，救济是针对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应该以生活必需品为主。 2、 文化本位社会的福利与保障必须遵循先幼后长的原则。我国用于成年人的福利、养老、医疗保险的公共财政远远大于给儿童提供的份额，这是严重违背仿生社会学原则的。让我们来参照竹林社会的规则，竹子只有在它还是“芽”和“笋”的时候，才可以从竹林社会获取公共资源，一旦长大，就必须反过来为公共系统——“竹鞭” 上交积累，其“养老”所需的营养物质也完全靠它自己去积累。我国应该放弃以本应归全民所有的公共财政为干部、国企工人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政策，把公共资源转移到孩子身上，这样才能建立起富于活力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否则，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政府将不堪重负。我在网文《财政补贴学生，试论社会公平的重建》中提出以人均一定额度教育券补帖学生学费的建议就是遵循了以上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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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追求的是“老有所养、幼有所济”、用社会保障政策对待老人、却用社会救济或慈善基金对待儿童，文化本位社会应该反其道而行，走“幼有所养、老有所济”的路子，因为在竹林中，每一根笋都是在社会（竹鞭）的公共供应下成长为竹子的，虽然靠在大竹子旁边的笋能得到更多营养，但也是建立在竹鞭为每一根笋提供的公共供应基础上。社会主义应该从未成年人抚养社会化开始。 总结文化本位社会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可以归纳为两句话：先高后低，先幼后老。 附图：（请为每一个小笋提供公平的福利） 文化本位的消费理论必须区别于传统消费理论，高消费就是高知本、高文化含量的文化消费，而不是高资本含量的奢侈消费。先高后低的意思就是要优先为国民的“高消费”提供基本保障，以确保国民消费结构的均衡发展，先幼后老的意思就是要优先保证孩子的教育和基本物质需要，在保证孩子健康成长的前提下省出来的公共资源才可以用于成年人或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目的是使成年人放弃大锅饭思想，勤勉创业，靠自己的双手积累保障自己的一生幸福。所谓“幼有所养老有所济”的意思就是，对孩子的保障是通过公共财政来实现的，而对老者的保障由于大多数人在年轻时已经为自己蓄足了养老金，只有弱者才需要国家以公共资源或社会捐助为其提供养老或医疗保险，但这种帮助不是一种普遍的“保”障，而是对针对部分人的救“济”。在根据以上原则建立的社会中，拥有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医疗金将不再是象当今一样是一种值得夸耀的荣誉（我曾经亲耳听过很多这种夸耀，前几天一位退休老人就得意地告诉我、他一个感冒治了八千元），建立在市场经济下的文化本位社会将让这种可悲的虚荣成为历史。 竹林社会的运行规律还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从自己做起，为后代、为社会留下好的文化基因。每一根竹子不仅在为它们共同的社会——竹鞭中储存了物质营养，同时也在竹鞭中留下了自己的生命信息，所以那些茁壮的竹子旁边，往往会长出高大的竹子。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根，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为这个根系留下优良的文化基因。政府能否自觉地培育公民的这种文化意识，营造健康和谐的整体文化氛围，是一个民族能否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 仿生社会学研究表明，社会结构是一个有机的复杂系统，并不遵守“建房子”的逻辑，不是先有经济基础后有上层建筑，而是先有文化根系、后有政治形态，最后才有繁茂的经济，经济只是枝叶，是发而为表的繁荣，真正的繁荣应该落实在文化之“根”与政治之“茎”上，不理解这个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会产生“仙人掌式社会”，在市场经济下就会产生“爬藤式社会”。 参考文献：
1、《黄帝经》马王堆汉墓帛书。
2、《春秋繁露》。作者：董仲舒
3、《文化本位社会初探》作者：章星球
4、《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作者：金观涛 林青峰
5、《公有制——从无机聚合到有机融合》作者：章星球6、《文化本位社会》第七节：知尊履卑——文化本位社会的新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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