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反思——兼论当代中国的精神重建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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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对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进行的反思中，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1]一书提出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无论在方法或具体结论上都是影响较大的。“中国中心观”明显针对着西方中心主义，它的民族主义与地域主义视角就像它的对立面，同样毫不含糊。涉及现代化问题时，西方中心主义通常站在西方的立场来看待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现代意识的觉醒，把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发生的社会转型归结为西方外来力量的功劳，把中国现代意识的思想资源追溯到西方的理论学说。相反，“中国中心观”将视角转到中国自身，根据本土的因素来说明这些情况，还尽量用中国内在固有的、而不是西方外来输入的学说、见解和价值标准，来评价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里的重大事件或文化现象。 “中国中心观”于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后，改变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在此之前，西方汉学界习惯以“冲击／回应”模式来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发端，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冲击而作出的一种反应，我们在费正清、列文森、芮玛丽等早一代汉学家的著述里读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思想倾向。而在此之后，则强调“现代”无非是“传统”的自然延伸，强调二者的互相渗透与不可分离，认为现代化对中国而言乃是它自身内在活力的必由途径，后一模式的代表有史华慈、张灏、萧公权、保罗·柯文等人的著作。[2]林毓生的观点也在上世纪末传入大陆，一部分国内学者接受了他的观点并有所发挥。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单凭本土的内在活力究竟能否启动并走上轨道？我们认为，对此问题的正确回答，既不取决于观察视角或研究途径的颠倒，也不能依赖从某个理论范式出发的演绎或推衍，而要根据历史的事实。 所谓中国自身的内在活力，首先是指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现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因素。这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国内学界就有过研究与讨论，以邓拓、傅衣凌等人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明代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阶段。这一观点无疑能够为主要从文献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立论的林毓生提供支持，但它本身却有一个为人忽略的重大缺陷，即只注意到经济因素而忽略了文化因素。 我们知道，明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通过丝绸与瓷器的对外贸易，白银贮藏量占世界第一位。当时中国已经具备了开发现代产业所需要的大量资金，那是西方国家在随后的岁月里需要靠殖民掠夺、战争赔款、剥夺一部分国民等血腥的原始积累手段才能聚敛起来的。但中国并没有合逻辑地走上发展现代产业的道路，关键就在文化因素的制约。在这方面，郑和下西洋可以作为典型事例来进行剖析。 据历史学家研究，明初江南经济的发展水平，已到了需要对外拓展市场的程度，民间在没法扩大对外贸易，东南亚的海外市场引起广泛关注。当时文人著述中涉及东南亚地区及其文化的内容不在少数，话本小说里也有所反映和描写。这时期泉州曾是最大的对外港口，至今还留有巨大海船的遗骸。明初统治者如明成祖也看到了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不惜与民争利，企图由朝廷独占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就在此动机下成行。郑和奉命率领由六十多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先后七次远航东南亚，名义上有搜寻在帝位之争中失败而逃亡的建文帝的成分，实际是考察有关情形，以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及东非的经济贸易及政治上的联系。永乐三年（1405）首航，永乐五年（1407）郑和返程后，朝廷就设立了四夷馆，隶属在翰林院下，教授各国外语，培养翻译人材。这反映了当时实际的需要和朝廷的重视，反过来也促进了和东南亚各国的海外贸易。当时中国对东南亚的航海通道相当熟悉和有把握。郑和所用的航海图（收在茅元仪辑《武备志》中）包括印度洋海域的航线在内，均十分精确。 无疑这是中国发展的重大契机。然而，到了明宣宗继位的宣德年间，即15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葡萄牙、荷兰殖民者的海上势力侵入东南亚沿海，明王朝的海上霸权受到了严重挑战。但朝廷的对策不是加强战备，而是下令严禁“下海通番”，采取隔离的政策。在此情况下，郑和在宣德六年（1431）的最后一次下西洋（其余均在永乐朝）自然成了强弩之末。第三年郑和在返程病死（另一说回国后死在南京），于是这一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达伽马发现绕好望角的东方航线都早了半个世纪的壮举，就这样偃旗息鼓，仅留下一段辉煌的史话，而不像后两者替西方世界打开了攫取海外资源与广大市场的通途，直接推动了接踵而至的产业现代化。 有意思的是，郑和下西洋在明代士大夫的记忆中很快就变成了不堪回首的梦魇。史料记载，成化年间（15世纪后期），明宪宗有旨咨访下西洋故事，郑和七下西洋的档案材料原存兵部职方司，但时任职方郎中的刘宗宪公（名待考），以为其事劳民伤财，不合国体，不宜再行仿效，干脆将有关档案取来焚毁，皇帝的咨询也就没了下文。（事见顾起元《客座赘语·宝船》）不仅重开海外贸易的事不了了之，连有关资料都被破坏殆尽。明朝廷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情况，后世只能见到转录在《明实录》里的一小部分内容。[3] 这是为什么？只能从文化上获得解释。中国虽然也有辽阔的海岸线，但广袤的领土、充沛的资源决定了它所孕育的是大陆型文明，其基本生存方式是守土蕃育而非开拓殖民。如果换了海洋型的文明，那么当它的制海权受到挑战时，唯一的反应只有强化海上的防卫力量与抗御能力以应对事变。按照当时的实力，明朝完全有条件将其庞大的商船队改装成舰队，来对付葡萄牙、荷兰及随后西班牙的海盗船。但明朝廷退缩了，而且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不值得与之一较高下，甚至任何想要重新一试的念头都绝对要不得。这是因为朝廷感到自己的命脉系于中国这片黄土地，所以无须再耗费任何一点精力，去同四夷的蕞尔小邦争夺海外缥渺不定的蜗角之利。 明朝廷的这种退缩与隔离的政策无形中鼓励了西方殖民者更猖狂无忌地侵夺东南亚的势力范围。万历二十一年（1593）和三十一年（1603）及崇祯十二年（1639），西班牙殖民者三次在吕宋（今菲律宾）屠杀华侨，但明朝政府仍一无作为，结果极大地遏制了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浪潮，也削弱了在那里的对华贸易与市场拓展。当然，明代中叶起内政问题较多，一个个皇帝贪图长生不老，躲进深宫修道炼丹，不理朝政，导致大臣与宦官专权，引发一系列危机。但最高统治者这种表面上的昏庸，正来自“家天下”（即以家族宗室为基础的个人集权）的理念和方术文化的流行。于是明代矿业的发达，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供皇帝修炼所需的原料，基本上由朝廷派宦官把持着，不可能以发展民间的产业和商业为目标。 邓拓、傅衣凌等人相当乐观地宣称，明代已形成了市民阶层，包括农村也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租佃关系。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样的结论值得推敲。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采用计量统计方法，通过对现存明清时期54卷地方官府的土地册和户册（大部分为鱼鳞册）、84卷私人户的购地记录、175卷收租记录及大量土地交易契约的普查与统计，发现来自安徽徽州、浙江衢州、严州、杭州及江西广信等地区的这些材料（只有三份地点无法确定）中，标明的相关土地面积都不大，足证当时普遍存在的是小土地所有制。而且还有一个重要情况，即土地周转率低，租佃关系稳定，即使佃户拖欠租谷，原来的租佃关系也继续保持着。[4]这一计量统计方法比个别抽样方法更有说服力，证明江南这一地区，迟至清代，不但没有成规模的土地买卖与大土地集中的现象发生，并且地主与佃农的生产关系，也非市场经济性质，而继续是封建宗法性质的。在前一种情况下，租佃合约无法履行，租佃关系即遭解除，而后者订立租佃合约更像是建立一个人身附庸关系。在此起关键作用的仍是承袭千年的宗亲文化。 至于清代，所建立的是满族与汉族联合执政的权力结构，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汉文化的传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才稳定了统治的清朝廷，海禁、闭关、驱逐西方传教士等政策一沿其旧。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正式派出马戛尔尼为首的代表团来华，要求建立正式通商关系与租借领地，已经是被动地面对扩大国际贸易的局面了，但八十高龄的乾隆皇帝不准，断绝了同西方和平进行商贸的可能。此事近来报刊大小文章屡有提及。其实在此之前的乾隆二十年（1755），东印度公司的属员洪任辉为同一目的和清朝地方官员交涉不成后，由广州商馆来到北京上过书，同样遭朝廷拒绝，还被判处监禁三年，刑满后逐回英国。在入主中原后，按传统观念看来原属夷狄之邦的满族统治者，也转而以中央大国自居，不能以平等态度考虑别的国家的通商要求，这不能不说是文化薰习之故。 大陆型文明制约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因素方面还有许多。如重农轻商，鄙视商业以为末流。又如不尚新奇，因而对发明创新不感兴趣。明末张潮曾将传教士南怀仁介绍世界七大奇迹的《七奇图志》连图带文辑入所撰《虞初新志》，却加按语说：“极西巧思独绝，然吾儒正以中庸为佳，无事争奇斗艳也”。（第19卷）就是个例证。同样很难想象，一个以海洋为生命线的国家，会动用装备海军的款项，来修建为慈禧太后庆寿的皇家花园。概而言之，中国本土虽不无走向现代化的活力与契机，但一系列的文化特征限制了向产业化的跨越，导致产业革命迟迟无法发生。与此同时，中国在明代积蓄的大量白银，除了内耗之外，绝大多数通过不平等条约为各个殖民国家掠夺而去，被它们（尤其日本）用于发展本国的现代化。因此靠自然生长，不可能让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即使发生社会大变动，也不外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 （二） 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并非单方面的结果，但如果从内因、外力二元结构来分析，则应肯定，主要靠外力的冲击。正是这种冲击设立了文化上的“他者”，让中国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要走的路，所以外力在这里充当的是决定性的条件。当然，事物之变化还有内因另一条件，但它所起的功能，是在外力施加作用时，对事物将作出何种反应而做出的规定。所谓“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说法，绝不等于惟有内因才促成了事物的变化，这里需要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暂且先把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观的问题搁置一下，那么应承认，适用于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发端状况的，仍然是“冲击／回应”模式。不过单一的“冲击／回应”模式过于笼统或粗糙（这可以说是早一代西方汉学家的缺陷），必须看到即使同样的“冲击／回应”模式，也有更细致的差异情况。甚至在“冲击”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回应”仍可能各不相同。 这里试以日本为例简单做些比较。日本在空间上和中国相邻，如以1868年的明治维新作为现代化启动的标志，时间上也颇接近。而且其发端也有重大外来动因，即美国舰队的侵犯、美国及荷兰、德、英、法等国先后签订的不平等性质的通商条约等一系列外部事件。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觉，觉得日本是我国邻邦，同属东亚文化圈，发展现代化的道路应该差不多。但事实上，日本的文化属于不同系统，因此作出的就是另一种回应。 日本是个岛国，属于海洋型文明，本身资源无法自给自足，文化传统上一直以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为特征，汉唐以来接受了从中国传过去的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近代又接受了西方传入的“兰学”（即中国所说的“西学”，因最早由荷兰传教士传授而得名）。因此受到外力冲击后，就顺应了这一外力，同样走上了殖民拓张与掠夺的道路。明治维新后日本曾投入力量开发北海道，想以北海道作为本国的农业基地和原材料供应地，结果因高寒的气候及其它原因而失败，接着日本就打起了朝鲜和我国东三省的主意。通过大力发展海军，发动甲午海战与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了满清与沙俄，赢得了东亚的制海权，二战期间曾经一度扩展到南太平洋。就在此过程中，日本掠取了大量海外的资金与资源（包括中国的巨额赔款），依靠它们完成了现代产业化，成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之一。 以上情况，表明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在“冲击／回应”模式中，属于受力后的顺势型。这意味着，在外力的推动下，顺应外力之势而沿着同样方向前进。中国的情况，则由于文化类型不同，几乎差不多的外力作用下，产生的后果却不相同。 中国作为大陆型文明，资源丰富广博，历史积淀深沉醇厚，这促使了也保证了它在文化传统上有能力并习惯于固守中土本位。在这一基本立场上，中国对于外来势力，始终采取两大对策，无害则包而容之，有害则抵而御之，一般不会轻易丧失自己的自主地位。到了清朝末年，虽“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经历“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陈寅恪语），然而作出的回应仍不外上述这一基本点和两大态度。 因此，中国在晚清启动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外力的强行打击而触发，却并非简单地由外力裹胁而去或驱赶而走，更不是本身条件已经成熟后的瓜熟蒂落或水到渠成，相反是基于自己的状况与特质，为着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作出的反应。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一开始起，就处在这样的张力中，属于受力后的张力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外力与内力交互作用的张力结构。不用说，这种张力结构，今天仍保持着和呈示着。 由此也造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几个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或多或少都为人认识到了，但仍需要从文化的深层次加以剖析。 1）器物先于制度。 面对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及接踵而至的侵略，从有效地捍卫本土利益出发，清朝廷首先考虑的是让坚船利炮为我所用，相信只要同样拥有西方国家的先进装备，就足以同列强抗衡，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不仅是装备上的比拼，也是制度上的较量。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败于后起的日本，才意识到有制度的问题，于是引发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天朝圣君的制度岂容轻易变革？哪怕只是局部的改良，所以变法注定夭折。以后尽管帝制废除，共和新政，但封建专制的阴影不散。尽管一个半世纪过去后，当今中国在器物与装备的现代化方面并无太大逊色，但离制度的真正民主化还相当远。这业已成为阻碍现代化健康发展、导致腐败丛生的症结。 2）物质剥离精神。 根据有利或有害而分别对待的态度，造成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毫不犹豫地引入和采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而对原本是其同一体的西方精神文明，则认为它有损礼义伦常而坚决排斥之。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因其拜上帝会的信仰来自西方而失败，而曾国藩的民团因倡言捍卫儒家正统而剿灭太平军成功，是个典型例子。这里除了其它原因，文化选择的向背是决定性的。但关键在于，固守旧有的思想，不接受现代的观念，无法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当时一些先觉者均发现了这问题。梁启超的“新民”和“开民智”说，及普遍提出的“立人”说和“国民性”问题，都是针对这点而发的。青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文中也涉及此问题，他提出的“掊物质而张灵明”虽不无偏激之嫌，但反映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3）实用无关本体。 即使是来自西方，和器物层面密切不可分，并有助于物质文明繁荣的科技知识，也被指定了“末技之用”的地位，它们和充任本体的儒学精神不可相提并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由此出台，这说法既提供了研习西方科学知识的相对合法性，又维护了儒家的经学或理学的传统权威性。但它规避了对知识体系的理论根基的检验与追问，搁置了为新学新知奠定理念支撑的任务，从而破坏了知识与信仰的平衡，不利于新的价值标准的建立。王国维抨击时任学部大臣的张之洞在仿效西方学制的大学里取消哲学和美学课程乃重大失策，原因即在此。这个失策或偏颇，对学风的影响一直绵延至今。不仅真正意义的哲学与美学不受器重，即便哲学与美学自身，对西方的东西，也是急于掌握它们的最新潮流与趋势，满足于新概念、新名词、新说法的引进，而对它们的深层原理与理论机制缺少关心。 4）救亡高于启蒙。 这个问题李泽厚等人曾谈得较多，意味着在民族危亡的紧张时刻无暇来从容进行陈旧观念的清除和现代思想的建设。但需要补充的是，面临外来势力的威逼，中国感觉到的不单单是一般的生存危机，而且是优势文化与中朝大国一旦溃败的失落与愤激。于是在爱国主义的正当吁求中加入了民族沙文主义，在抵御外侮的正义行为中混杂着盲目排外倾向，以至在现代文化的建设中，不仅首要考虑的是有利与不利的功利性问题，而且这有利与不利的判断与取舍，都变成了情绪或情感的问题，不再可能是纯粹理智的思考。在实施现代化的途径上，外受强敌压迫，内受忧愤驱策，也使得温和的、渐进的、建设的方法行不通，只觉得事倍功半。在思想方法上，同样养成了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定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缺少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气度与胸怀。 正是在以上特征的左右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里，旧制度日益成为一大障碍，不采用非常的手段无法解决，革命几乎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无疑它也是抗御外侮的最有效办法。顺理成章地，革命化取代了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一个半世纪来最迫切的使命。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化的目标被隐匿不见。直到1964年12月21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才正式提出工业、农业、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预计20世纪末实现。但此后革命化的政治运动仍然是压倒一切并冲击一切的。 不难发现，在这样由现代化向革命化转换的同时，精神层面及其特殊性，和现代文化建设的复杂性，均始终未得到足够重视与正确对待，往往把文化问题也当成革命问题来处理。新文化运动是个早期的例子。开始时胡适不过重提了维新派的文学主张，提倡写作口语化，肯定白话小说的地位，但陈独秀一下把它抬到“打倒”这个“打倒”那个的“文学革命”的高度，文学口语化的问题也根本不容别人有讨论的余地。晚近的例子则是文化大革命，那种假借文化之名而实施的革命手段达到了何等样的极端程度，相信就不必再费辞了。 （三） 今天，正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刻，却遭遇了现代精神的缺失，这已经是尽人皆知与不容回避的事实。前不久，《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纪念特刊（2004年10月18日出版）就在醒目地位，分别以《重构中国精神》和《通往精神重建之路》为题，发表署名的专题报告与评论员文章，历数文革结束后二十年来物欲横流的岁月里中国人精神不断下滑的种种表现。刊物问世后，还引起了相当数量的媒体的共鸣。这无疑充分反映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但关键不在于摆出这些症状，而在于对此症状作何诊断？道理很浅显，只有正确的诊断才能保障接着而来的疗救是对症下药的。 按照周刊评论员文章的说法，原因之一，要怪罪贯穿于20世纪的反传统思潮与运动。由此而得出的推论必然是，只要回归传统，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精神建设问题就有望得到解决。然而根据上文的历史举证，传统文化中的不少因素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束缚，不去除这些束缚（比方说，重农轻商的习俗）就难以形成现代社会与现代价值观念。而且我们已经分析了，造成精神缺失的原因，有多种因素。把它归结为反传统的问题，未免简单化。因而当前的精神危机绝非单纯的反传统的过错，同样道理，也绝不是回到传统，就能保证重构中国人的精神。 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肯定或鼓励所谓的反传统，只是认为，盲目地反传统，无非属于不能正确对待精神与文化问题的又一表现。所以，应当把问题提升到这个更深刻的层面。为了建设现代的文明与精神观念，我们要做的，不是单单回到传统就行了，而是需要端正态度，认真反思与总结以往在文化问题与精神文明建设上的不足之处。值得深长思之的正在于，为什么这个现代精神的建设问题，也即“新民”、“立人”或“国民性”的问题，一个半世纪来，历代先哲前贤们警钟长鸣不断，却又再度成为举国瞩目的重大问题？ 现代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决不仅仅需要正确对待本土的传统，还要正确对待外来的新知，即既不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东西，也不拒绝吸收西方新鲜知识学术中的先进部分。确保现代化最后成功的现代精神理念的建设，是必须将中外文明和文化精神中的所有精华都融冶于一炉的。显然，周刊评论员文章最起码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其实，把当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反传统，而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与希望寄托在回归传统上，正是林毓生等人的观点。我们宁可相信，周刊评论员是耳食或袭用了林毓生的见解。 不过，周刊评论员的另一观点只好算是自己的发明。文章把精神没落或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失败的罪责，一古脑儿安到了知识分子头上，知识分子不仅被讥嘲为“愈堕落愈快乐”（这是文中有关知识分子一节的小标题）的一群，而且被打成精神危机的缔造者。我们实在弄不懂，周刊发表此类言论的根据何在？因为在《中国新闻周刊》联手中新网搞的问卷调查中（配发在同一期周刊中），并未涉及这个问题。于是这就接近于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攻击了。不错，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知识分子正在经历分化，走出学院而从商、从政、谋权、谋钱的不乏其人，学术腐败已不是新闻，道德败坏的也时有所见，但这些现象决不能代表知识分子的全部。然而这家周刊却明明白白地写道：“知识分子的价值和观念陷入混乱，他们集体率先堕落，并为社会普遍的精神崩溃提供理论支持”。当今中国社会率先腐败堕落的倒底是哪一部分人？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里最清楚，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知识分子的集体。不信，广大媒体可以再搞一次有针对性的问卷调查（当然不一定再由《中国新闻周刊》联手同一背景的中新网来搞）。想不到评论员大笔一挥，就转嫁到了知识分子头上。且不说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更有少数精英始终坚持着理想和信念，不为权势所胁，不为利禄所诱，高举起批判的旗帜，关怀着民间的苦难不平和自身的当下存在，不屈不挠地呼唤着人文精神，用自己的深入思考和理论探索回应着一系列现实的问题。完全有理由认为，没有这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尽管他们观点不一致），当前的中国思想界就只有死水一潭，荒漠一片。 周刊评论员之所以对知识分子集体如此口诛笔伐，仍和反传统牵扯在一起。文章认为，知识分子一手为社会精神崩溃提供理论依据，一手又“不遗余力地批判传统文化”，正是后一种做法，造成了民众的“精神的虚无”。行文之间，还特别点到，这是一些“以启蒙者自居” 的知识分子做的事。在周刊评论员看来，传统文化根本不存在任何糟粕或消极成分，只须全盘照收即可。但事实上，如同西方的现代观念中也有糟粕或消极成分因此需要清理与批判一样，传统文化同样只有经过清理与批判，才能彰显其优秀的精髓，从而为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和精神文明所用。所谓“认真对待传统”或正确对待传统也好，正包含着分析批判的一个层次。就此而言，启蒙者的历史功绩与现实贡献不容抹煞，虽然分析、清理与批判工作的本身是一项大工程，有许多问题可以再探讨。 至于知识分子究竟提供了哪些精神崩溃的“理论支持”？文章多少有点语焉不详。但明眼人清楚，那大体上指近几年引进的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理论。实际上，那些数目庞大、流派纷呈的思想学说同样精华与糟粕并存，在反映现代西方人的心灵迷茫的同时又努力构筑新的灵魂家园，很难一概断言它们即是精神虚无的吹鼓手。但评论员唯独从中抽出了宣扬“性解放”的所谓“社会学”，那岂非严重的以偏概全？ 说到底，评论员文章以反传统为基点对知识分子进行的讨伐，是立足在一种我们已不再陌生的二元对立思维上的。这种思维把传统文化等同于精神，把西方学说等同于物欲，无条件地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然后再彻底否决在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引进西方现代观念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这里的思想逻辑，同林毓生对中国本土传统不加保留的强调完全合拍：西方中心主义是错误的（我们同样认为它要不得），那就跳到另一极端“中国中心观”（这是我们不赞同的），甚至把只有现代社会才可能孕育诞生的思想观念、制度法规、道德伦理等等，也都说成是古代文化传统里早已有之的东西（这更加无法成立）。在我们看来，这正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因其文化特征而导致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结的表征，是一种力图表明中国无须任何外力的促动也能照常发展的意气用事。 应当看到，文化因素的这类制约作用，往往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也并不为个人意识所觉察，但它仍然会在我们对现代化及现代性的反思中表现出来。不妨再举出一个例证：周刊评论员文章也把商业化当作目前精神败坏的一大原因，却恰好忽略了，商业及商业化本身是现代社会的必要条件，只要它们具备健全的法规管理、运作规则和道德标准，即所谓的社会契约或“游戏规则”，它们就不至于造成精神崩溃，相反会提供新的精神理念，例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精神。评论员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商业与商业化，不免令人怀疑，其身后是否有一个笼罩中国历史千年之久的“重农轻商”的魅影在徘徊？ 总之，本文的观点是，中国现代化的曲折进程，无论其成就或不足，根本上都需要从文化的深层次来进行分析和考察。即使像现代精神匮乏，道德标准低滑的时代性弊病，同样必须从这一深度加以反思和进而寻求建设性的疗救之道。否则任何省事、简单化或不负责任的做法，都只可能事与愿违，甚至陷入无法自拔的怪圈——想着要弥补一种文化的缺失，结果反被这种缺失捆绑得更结实。 （本文作者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导） [1] Yu-sheng Lin,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onalism in the May Fou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2] 详见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3] 参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26－27页。[4] 赵冈：《关于明清时期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材料》，英文版载《亚洲研究杂志》1981年8月号，中译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5期（完）
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反思——兼论当代中国的精神重建问题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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