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铁凝当选新一届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她的情感生活成了聚焦点之一。
“我不是独身主义者。”当时，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铁凝如是说：“我对婚姻也有好的期望，可我从来都是做好了失望的准备，因为我觉得做好了失望的准备，才可能迎来希望。但可能我准备得还不是特别充分。”
2007年5月，铁凝迎来了她准备充分的爱情婚姻生活。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咖啡厅，新婚燕尔的铁凝携着爱侣华生，坐在记者面前。现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的华生，被广泛认为是对中国
证券市场最具影响力的
经济学家之一。
你不要找，你要等
1991年5月的一天，铁凝冒雨去看冰心。“你有男朋友了吗？”冰心问铁凝。“还没找呢。”铁凝回答。
“你不要找，你要等。”90岁的冰心老人说。这是她第三次看望冰心。第一次是1983年，第二次是1986年。
铁凝称冰心为姥姥。在中央
民族学院一幢普通的单元房里，冰心坐在书桌前迎接手捧鲜花的铁凝。其时与冰心荣辱与共、相依为命的爱侣吴文藻已辞世有年。因为摔过一跤，冰心行走不便。“但冰心先生依旧神情清爽，目光明澈。老人的短发整整齐齐，穿着淡蓝色的中式衣服，请我喝茶、吃糖、吃她最爱吃的‘利口乐’。”铁凝对冰心的寓所印象很深，除了墙壁上悬挂的梁启超的墨迹，还有就是冰心的生活方式。她跟吴文藻各自有一间房子，1983年那次，铁凝曾经透过半掩的屋门看到过一个老人伏案工作的背影。
南方周末：冰心先生对你的赠言对你影响很深吗？
铁凝：我一直记得她说给我的话，“你不要找，你要等”。她的话在我听来充满禅机。一个人在等，一个人也没有找，这就是我跟华生这些年的状态。我说对爱情要有耐心，当然期望值不必过高，但不要让希望消失，我想是这样。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期待。
南方周末：现在是一个人性相对自由的时代，情爱很容易发生，你的爱情却等待了这么久。
铁凝：从骨子里我还是一个相对传统的人，所以可能对婚姻的期待比较高，也才总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当然每一个人结婚的时候都不想草率，或者以为自己是不草率的，以为自己是深知对方的，但是也许事与愿违，所以有人才会有频繁地离婚、结婚，当然这都是人的自由。但是我不想那样。这就导致我宁愿没有，也不要一个凑合的婚姻。婚姻跟人的好坏没关系，好人非常多，但他不适合你，可能你也不适合他，这就是情感的难处。
南方周末：现在都市里的时尚青年，开始拒绝婚姻，
社会学家称为一个“无婚的时代”，这是情爱文化的变迁。在“无婚时代”，你怎么看自己的婚姻选择？
铁凝：一个人真的遇见爱情，恐怕还是要结婚的。婚姻应该是爱情的自然的归宿。爱情是双方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交融的过程。爱情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就需要婚姻这个形式。婚姻家庭既是物质的承载，也是心灵的港湾。它给你提供了一种慰藉，不管经历了什么，你不要任何理由，就可以回到这个港湾。
南方周末：你们的婚礼很简朴。
西方文化中对婚誓很看重，比如他们有一个誓言，要跟缔结婚姻关系的这个人终身相守，不管疾病不管贫穷，不弃不离，这些誓愿，你们不需要吗？
铁凝：誓言从来就是重要的。不过我们也看过太多离婚的人，都是曾经发过誓的。我觉得婚姻最重要的基础是相互的爱慕、欣赏、信赖和感情的交融，以及对责任和义务的共同承担。婚姻是双方在这个基础上携手同行的起点。进入婚姻的秩序意味着你不能逃离了，你要承担你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进入婚姻秩序之后，彼此都要有一份信赖，这种信赖我个人以为是不一定需要宣誓的。
南方周末：很多人都会对爱情怀有梦想，你在少女时代对爱情的梦想是什么样的？
铁凝：年轻的时候对爱情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文艺作品加虚拟浪漫。那时我刚开始写作，很容易喜欢文艺界的人，觉得他们是神秘的，潇洒的，帅气的。比如身高不得低于多少，一定要特别爱我，更具体的没有。现在到了我这个年龄就知道爱是相互的，是不容易的，爱是一种能力。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种能力。
南方周末：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过刻骨铭心的爱情？那样的爱情给您的身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铁凝：我们当然都有过情感的经历。我和华生，我们彼此心里都是敞开的，明亮的。但是我也不认为有那样的情感经历就是挫折。以往的一切对你的人生也许都是一种财富。甚至那些痛苦，我觉得都是为了今天的幸福所做的准备。
她的大气和女人味，对我更重要
铁凝一直喜欢肯尼迪就职时的演讲：“对于那些住在布满半个地球的茅舍和乡村中、力求打破普遍贫困的桎梏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最大努力助其自救，不管需要多长时间。这并非因为我们要求他们的选票，而是由于那样做是正确的。”
其时，铁凝的写作更多聚焦在冀中的乡村，那些生活在平原之上、生息在茅屋之下的乡人。
华生早年因家庭的政治问题随父母离开南京，去苏北乡镇。1967年初中毕业后，年仅15岁就下乡插队。1978年，在华生考取南京工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之前，马恩列斯著作以及西方的
哲学都在乡间温习过了。列宁全集四十卷就是在苏北乡间的田埂上研读的。
1982年华生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事业走入坦途，参与了经济改革的大潮。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任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同时参加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1987年1月赴英国牛津大学
学习，1991年至1995年应聘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任教。
2000年以后，华生出任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并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者。
南方周末：华生先生怎么看铁凝？和铁凝谈恋爱的时候，作协主席这个职责是不是一种障碍？
华生：我跟铁凝确实是有很多奇妙的共同点，包括价值观，甚至对文学的喜好，生活习惯，晚上都喝粥，都喜欢走路……诸如此类。这些就很奇怪，没有它也没关系，但是正好我们就都有。她特别讨厌抽烟，我也不抽烟，我除了在农村抽过两根以外。她的职业是写作，我最喜欢、最享受的事是阅读，这也算是个互补吧。
铁凝作为作协主席，我没有感到什么障碍，正像朋友们评论的，铁凝的大气和女人味，这些对我更重要。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算是身居高位，但是丝毫没有什么凌人之气，肯定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南方周末：人处于高位，不可接近，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身居要职的人，往往会把自己搁到那个位置上面去，人的很多自然属性，比如性情就会被牺牲掉。
华生：外部环境有的时候把人推到一个位置，关键是你怎样驾驭。从婚姻、家庭、爱情的角度来说，把事业和生活分开非常重要，因为归根结底，你是要组成家庭，不是组成一个机构。对相爱的人来说，最根本的就是心灵相通，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契合，这是幸福的前提。
南方周末：1980年代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同时参与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那时也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初兴的时候，当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华生：第一次真正卷入经济改革的大潮是1984年9月去浙江莫干山，参加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研讨会，那时在会上彻夜地辩论。在价格改革方面，我跟四个研究生同伴提出搞价格双轨制改革，那时候是血气方刚，理想色彩特别浓。我从小就喜欢闻汽油味，但是在莫干山上连日的开会，不睡觉讨论，下莫干山去杭州向领导
汇报时，第一次晕了车，好一阵子几乎失去知觉。那时我是作为价格组的代表，参加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的张劲夫同志汇报，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莫干山会议结束不久，就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是小平同志说，这次会议文件写出了老祖宗没有说出的新东西的那次。在那次全会上，中共中央作了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然后是国庆节，小平在天安门广场上，坐敞篷车阅兵，那是改革的鼎盛时期。那时候我们经常被邀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到各地组织改革试点。胡绳同志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我曾陪他出访东欧，一路上给我讲他当年在毛主席身边的故事，真是学了很多东西。
南方周末：你似乎在1990年代的出国潮之前就去了英国？
华生：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在英国，那是典型的留学生活。先在牛津读书，后来在剑桥工作。我是在读研究生以后一路顺风，之前没有一件事情是顺的，连读大学也是因为家庭政治问题影响被补录进去的。侨居英国时，经常会应邀参加一些
国际政治经济的交流活动。记得曾经参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十多天的国际研习班，在那里遇见
台湾的一些政治文化精英，比如马英九、许倬云、沈君山。马英九当过蒋经国的政治秘书，是国民党的少壮派。大家在一起探讨国际局势，研究中国的未来，那时还有台湾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民进党还没上台。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市场经济大潮开始兴起，很多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办企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信息带回国内。我也投入了商潮。当时是在中国驻英使馆教育处，参与帮助吸引海外的人回国，我们搞了一个留学生企业，叫牛津剑桥国际高科有限公司。总部开始在牛津，我当时是董事长，总裁是一个自然科学家。那时候大家的想法就是，发挥留学人员的智慧、科技、信息优势，参与祖国经济建设的大潮，应该说事业虽有波折，总体做得很成功。但是到了最近这些年，我们的兴趣都转回去了，我又重新回去做经济理论研究，我们当初的总裁转得更早，更彻底，他现在是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
南方周末：为什么关注中国的证券市场？从商务转向研究，你又回到一个学者的位置了吗？
华生：从1997年开始，我开始研究国内股市问题。研究中国股市存在什么缺陷，提出股改的问题。因为我在英国的时候，撒切尔政府搞私有化，国有企业股票上市，留学生也都可以买股票，也都分配到股票，按人均分配，所以我对伦敦的
金融市场有所了解。但是回国以后对中国股市看不懂了，看不懂以后就有了好奇心，就这样开始研究中国股市的
制度问题，看中国股市跟国外股市构造存在什么差异，研究的结果是发现它存在制度上的缺陷，这就是所谓的股权分置的问题。1998年2月，我在《经济研究》刊物发表
论文，提出A股含权和股改的问题，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证券市场的研究。
好的婚姻使人起死回生
铁凝对爱情和婚姻的感觉是在美国作家、《红字》作者霍桑的故居前清晰起来的。
1985年铁凝第一次去美国，站在霍桑的故居前，温习她的生活，想象她的爱情。
“他们的房子很小也很简朴，霍桑跟夫人的感情非常好，霍桑跟她结婚以后，写了很多好作品，在他故居的一面玻璃窗上有一行小字，是用戒指上的钻石刻下的：‘人间的一切意外，都是上天的有意安排。’那是霍桑跟他的妻子站在窗边看窗外乡村的风景时，他妻子情不自禁写下的一行字。”
“好的婚姻能使一个人起死回生。”铁凝说，“霍桑和妻子的结合非常神奇。那时候我读过霍桑的传记，知道他是一个性情暴烈的人，而且体弱多病，但他的婚姻给了他幸福的生活，他们互相感谢找到了彼此。霍桑最好的作品都是在结婚以后写出来的。”
南方周末：女人一生的历程是这样的，爱情、婚姻、怀孕、分娩、做母亲，作家协会主席的职责，会改变你作为女性的生活道路吗？
铁凝：你觉得会吗？我想，我们刚才谈的其实已经回答了你的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通常婚姻或者爱情，会改变一个人的状态，包括人的工作状态。
铁凝：我觉得婚姻应该会更丰富长养人的内心，而不是使它更苍白更软弱，或者更懈怠。你有婚姻，但你还是会想到你的事业和职责，你的职业还是会带给你神圣感、敬畏感。华生习惯把工作说成干活：“该干活了。”工作、干活使我安静，使我内心平安。
南方周末：你曾经提到过“心喜欢生”。
铁凝：我跟华生在江苏旅行的时候去过金山寺，就是那个法海的寺庙。那天下着微雨，金山寺有一个匾，篆刻着4个字，“心喜欢生”，其实应读为“生欢喜心”，但误读起来也很有意味。听着好像很拗口，什么叫“心喜欢生”？“心喜欢生”———你的心喜悦了，欢乐就生出来了。而生命本身就是欢乐之所在。我觉出内心真实的喜悦对生命的重要。
南方周末：你谈到的幸福、内心的欢乐、生命的喜悦，这些关键词都是人最根本的东西。在三任作协主席里，你也许是另类。
铁凝：作协主席是一个普通的人，恐怕也不是一件坏事。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听到你结婚，从某种意义上比当初知道你当作协主席更高兴。但是，婚姻、幸福无论对个人多么重要，毕竟是我的私事，过多强调，也会成为对公众的打搅。回过头来看我所有的生活，我还是感谢文学，是文学让我成为今天的样子，是文学护佑着我，它使我保持了心灵的开放、独立和丰满。不管外在有多少头衔，我本质上还是一个作家。
南方周末：你的婚期和作协主席的任期几乎同时开始，你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了新的气象，工作方面呢？
铁凝：作协换届以后各方面确实有很多议论，国内外都有些期待。新一届中国作协主席团，整体的形象是一个更加年轻的、开放的、务实的团队。外界对这个团队是有所期待的。
南方周末：我在瑞典时，诺贝尔评委会主席告诉我，瑞典学院愿意跟中国作家协会打交道，希望中国作家协会介入诺贝尔文学奖的推荐工作，但以往是没有沟通，相互排斥。实际上他们很关注中国本土年轻作家的创作状况。以前他们给中国作家协会发函，邀请中国作家协会推荐候选人，遗憾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很少回应。
铁凝：中国作家协会是有一种积极的友善的愿望的。如果说过去有一些误解，恐怕也不完全是单方面的。从文学本身出发，最重要的是对作品的理解和阅读，其中翻译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们愿意加强和海外同行间更多的文学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