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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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徐继舜
【作者简介】徐继舜(1942-)，男(汉族)，辽宁抚顺人，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沈阳市，110032。
【 正 文】
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行相应的政治安排，是新形势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新课题。如何从讲政治、讲团结、求发展的高度，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是关系到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持续快速发展的大问题，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举措，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一、政治安排的意义及其客观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其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党的十五大又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过去的“补充”提高到“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予以政治安排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在眉睫。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不仅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允许的，也是光荣的，他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力量，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是贯彻党的十五大和《宪法》有关精神的必然要求。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代表人士的政治诉求和参政议政愿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强烈和具体。做好其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就是通过对其中的某些政治上先进、经济上典型、形象上良好的代表人士安排一定的政治待遇或角色，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政治代表的作用，并通过他们带动所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坚定地拥护党的领导，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和信念。
江泽民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主、“三资”企业中的知识分子等，这支队伍日益增大。近年来，有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开始转变就业观念，主动进入市场自主择业，一些人领办创办个体、私营企业，特别是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到“三资”企业工作的人员比例也在不断上升。这就使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迅速增多，队伍不断扩大。非公有制经济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健康发展，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相融合，才能真正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要求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以保证他们应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保证其所办企业在党和国家政策、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健康发展，这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责任。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应本着‘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着眼于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帮助他们树立在党的领导下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做到爱国、敬业、守法。”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生产经营活动完全受市场调节，在经济活动中有一定的盲目性，这就需要积极加以引导和扶植。一方面，党和政府要通过大力宣传和教育，逐步消除社会习惯势力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种种偏见，为其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还要逐步健全法律法规，创造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宽松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联谊等方式，不断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增强法律意识和爱国意识，依法经营，合理致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本身构成比较复杂，素质多层次，政治思想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加强教育引导势在必行。而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引导，又顺应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自身要求，成为发扬民主，了解民意，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好渠道、好形式。
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截至2001年底，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非公有制经济目前在国民经济中已占有相当的地位，在许多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已占有半壁江山，甚至更高，切实发挥着“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从当前的社会结构看，除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外，以个体、私营经济投资者和经营者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已经形成。他们呈现各自独立经营状态，构成复杂，素质具有多层次性，在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利益要求以至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别于其他的社会群体；他们虽然呈现追求财富的冒险性和政治思想的不稳定性，但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却是生力军。中国要发展，要强大，只靠公有制经济是不够的，必须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大突破，才能加速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为此，要做好团结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工作，搞好“政治安排”，选拔和造就一批经过实践考验，与我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代表人士”在整个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中虽然人数比例小，但影响面大，示范作用明显，是这支队伍思想状况和行为举止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我们必须从大局出发，立足当前，着眼于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充分认识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依靠力量，必须通过正确的政策、恰当的方式、灵活的手段将他们紧密地吸引、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同我们的党和政府同呼吸共命运，并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和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奋发拼搏，早日实现伟大祖国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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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安排要求及其特点
所谓政治安排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荣誉性的政治安排，即在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组织安排一定职务，以便更有利于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订和社会管理；另一种是实职安排，即在各级政府部门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安排适当的职务和工作，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专长，为推动本地区、本部门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搞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既是一项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全局意义的工作，也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做好政治安排，必须从整体上把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特点，了解他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政治诉求，以达到实事求是，量体裁衣，在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框架范围内，在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视角下做好政治安排工作。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过各级统战部门和工商联组织的共同努力，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也在稳步有序地建立起来。据初步统计，目前，在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中安排全国人大代表48人、全国政协委员46人，省级人大代表372人、省级政协委员895人，合计省级以上人大、政协安排13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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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安排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身上，突出地表现出如下特点：1.政治觉悟高，经营能力强。他们注重学习，积极参政议政；积极参与国企改革，努力为政府分忧解难；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具有较强的经营意识、经营战略和方法，是出色的企业家。2.所在企业代表性强，示范作用明显。他们经营的企业不仅资产雄厚，而且行业发展前景广阔，企业的社会知名度、荣誉度较高；企业经营行为遵章守纪，依法经营。3.文化程度较高，年龄结构比较合理。在他们中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已达20%以上，更多的硕士、博士正在不断融入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从年龄看，具有“低龄化”的趋向，30岁到45岁的占70%。4.中共党员比例高，影响力大。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党员干部下海经商的人员增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队伍构成正在发生变化，中共党员在这一群体中的政治影响力逐步增强。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期望以及政治参与愿望早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初期就已萌生，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几经起伏的艰辛历程而始终怀揣于胸。在改革大潮兴起之时，私营经济恢复伊始，百业待兴，刚刚回到经济舞台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就表现出较强的政治期待和参与意识。这时，他们主要是通过捐资赞助公益事业等方式，登上社会生活的舞台，希望被主流所接纳。同时，他们又小心翼翼地试图接近党政干部、基层公共机构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以换取生产经营中的便利，改善自身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社会地位。
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列车驶入了快行道，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跨越式发展。财大气粗的私营企业主们已经成为社会上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通过经济实力得到了认可，成功地实现了从经济明星向社会公众人物的过渡。由此更认识到政治权力对已经实现的经济利益的维护，以及为经济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的重要性。进而积极谋求参与政治，要求一定的政治安排。
党的十五大和新《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打破了私营经济者头上的紧箍咒，摧发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期望值更高、行为更明确、目标更具体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安排的要求。目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要求与其经济实力呈正相关关系，即经济实力越强，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政治安排的迫切性越高，反之则越淡漠。纵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的整体，其政治安排要求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种类型：
1.荣誉型的补偿性安排。这种心态特征主要体现在补偿性特质上。即他们要求政治安排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想以此来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籍此实现全社会对其经济地位的认可及认同，进而实现自身的价值，体现自身的地位和成就感。其政治安排所注重的主要是“安排”这一事实，并非重视安排的具体形式及角色的轻重。
2.功利型的经济性安排。这种政治安排要求的最大特点就是带有极强的经济功利目的。其主要通过政治安排为企业发展营造较好的外部环境。通过政治安排，接近上层的实权干部，为扩大企业的知名度“镀金”，便于将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更直接地向有关部门反映传递，从而利于企业的更进一步发展。功利型的政治安排要求经济利益驱动明显，较多地体现在发展中的或亟待扩张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身上。
3.民主型的发展性安排。这种心态主要反映在那些企业规模较大、经济实力雄厚，自身素质比较优秀，同时又已获得了相当层次政治安排的私营企业主身上。随着其资本的日益“社会化”，这些人的政治安排要求已经从单一的经济人向具有伦理法制观念的政治人过渡。他们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要求更高的政治地位与影响，对此尤其要引起高度重视。
4.生存型的保护性安排。这是一种既显在，更多的却是潜在的心态特点，它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大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身上。持这种心态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往往缺乏经济实力，有的举步维艰，其政治要求相对于发展经济的愿望居次要地位。这种政治安排要求的特点是，有政治安排的要求和愿望，但不甚明显、积极和强烈，态度上一般保持低调态势，只求对所在企业和本人经济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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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以看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心态总体上是正常的，他们的政治安排要求虽然呈现多层次、多形式的特点，但其主要目的还是要寻求保护合法权益的政治后盾、反映愿望要求的民主渠道、参与社会事务的公共舞台、实现自身价值的有效载体。这些政治安排要求基本上在国家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其主流是健康的，积极的；有些是合理的，允许的，至少是无害的；也有的需要积极引导，提起注意。
三、政治安排的风险及其规避
搞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安排，对于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其本质来说，这里不存在危及国家政权性质和制度方向的政治风险。但由于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又十分敏感，稍有不慎或失误，就可能造成重大影响。就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存在着风险。这里所说的“风险”是指政治安排中容易发生失误，以至造成严重后果，主要指在政治安排中出现的下述几种情况或类型：
1.功能丧失型。即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由于经营失败，在经济实力上失去了代表性或少数人由于违法乱纪等原因，在社会上丧失了政治安排的示范意义。这是政治安排中副作用较大的一种类型。
2.政治花瓶型。少数已做了安排的代表人士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暴露出他们个人的综合素质不高，参政议政的能力有限，难以起到代表人士的引领作用。这就容易引起群众的误解，最终降低政治安排的权威性。
3.寻求靠山型。某些代表人士由于政治动机不纯，只为了谋取政治资本，有的找领导和有关部门疏通关系，有的以金钱开道，实行贿选，甚至直接向当权者行贿，寻找代言人。这些人看重的是政治安排后所带来的政治靠山。这是政治安排中更值得深思和严重注意的一种现象。
上述风险的出现，首先来自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整体素质还不够高。现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主流是健康的和积极向上的。但也必须看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来源不一，背景不同，良莠不齐，其整体素质不够高。他们中的多数人文化素质不高，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对于党的政策缺乏深刻理解。近几年一些干部、知识分子“下海”，使其成分大有改变，但由于缺乏更规范的管理和教育，其思想素质和政治觉悟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次来自于政治安排的具体实施缺乏科学有效的遴选机制和严密健全的工作程序。在政治安排的具体工作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不少地方随意性较大，有的甚至为安排而安排，缺乏统筹规划。有些地方还随意安排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担任基层党政领导职务。就全国范围看，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只有原则标准，缺少具体量化条件，政治安排难免有“跟着感觉走”的现象发生。同时，对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缺乏科学的遴选机制和动态的调整机制，职位一旦安排，就不能再进行调整，只能上不能下，政治安排出现刚性。这样，一些政治可靠、经济实力强、社会影响好、后来居上的年轻有为的代表人士，受职数的限制难以安排；而一些已丧失代表性的人士又不能及时淘汰。再次，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很多民主的渠道和机制尚不健全。往往代表人士的产生只在少数人中推荐，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对代表人士考察的渠道也很有限。这些都给政治安排带来了风险。
为了规避风险，在政治安排中主要应把好“政治关”和“代表性关”。通过政治安排赋予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职位是社会公众性的，无论荣誉性职务，还是实职性安排，都是国家整个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社会公众面前，这些人士不仅代表其本人及企业，更多地代表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代表着其所在的人大、政协或工商联组织，以至其担任职务的政府部门。因此，首先要从政治的高度，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角度来进行相应的政治安排，把好“政治关”。对政治动机不纯，或采取不正当手段伸手要“官”的，一旦发现要坚决调整。政治安排工作一定要讲政治，不能将政治安排只作为一种荣誉性职务，随意性行为，无原则地赋予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能用“生产力标准”替代“政治标准”，要保持政治安排的纯洁性和纪律性。如果说政治安排工作存在风险，那么最大的风险就是政治原则丧失，先进性不存。其次，要认真研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现状和特点，筛选出本地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代表性人物，把握好“代表性”这一关。所谓“代表性”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因素：1.经济实力，最主要是社会贡献率；2.社会声望，即其企业及本人的社会知名度、荣誉度怎样；3.经营行为，是否遵章守法，是否有违法经营纪录；4.政治表现，对重大政治问题的立场和表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及光彩事业的情况；5.议政能力，即参政议政的能力怎样，自身的政治素质如何。只有把握了以上要素，才能真正把合格的代表人士推选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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