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宿迁改革者显得倔强而落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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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8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他的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本报记者为此专赴宿迁，作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采访，努力真实还原仇和“惊心动魄”的改革历程，探索其行动之后的思考和观念。
仇和的做法让人容易想起吕日周，想起“陈卖光”……这些都是在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走出自己独特轨迹的基层官员，但他们的身后也多少都带了些“人治”的影子。而仇和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以“人治”的方式，最早在全国完成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干部“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实验。
即使跳出与之利益相关的圈子，这依然是一个在现有评价体系内让人左右矛盾的人物。我们因而努力呈现出一个信息全面的样本，我们知道，对这样一个“压缩饼干”式的激烈改革及其发动者，决不是选择一个“好”或者“坏”的标签贴上那么简单。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宿迁市是个寂寂无名的地方。这个8年前新建的地级市，历史太短，知名度太低，而且太穷，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宿迁排名倒数第一。
但这几年，宿迁市又是一个太出名的地方。这里“盛产”新闻，尤其出产“负面新闻”，宿迁频频成为外界媒体曝光的对象，并连续出现了几起标志性事件：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本报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省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实非寻常。
耐人寻味的是，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8年来，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但他一直隐于幕后，面对媒体的质疑，从未试图去公开解释。
这8年，两种极端评价共存于他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他是一个有留美经历的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他又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农家孩子，他还是一个性格倔强面孔复杂的官场中人。
在他的下属眼里，他有时心细如发，有时一意孤行，有时温情，有时铁血。
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时，这个圆脸大耳、眼袋很大的市委书记，伸出双掌握住你的手，手心温暖，笑容亲切。
但他第二天往主席台上一坐时，面沉如铁，目光如鹰隼，台下噤若寒蝉。
他是仇和，46岁，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一个连名字都充满了矛盾色彩的人。
模糊的评价
在宿迁，现在还存有一个“项王故居”。“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是现宿迁市宿城区人。项羽的红颜知已虞姬，则正是现沭阳县人。
在记者临动身前，宿迁市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受命前来报社了解采访意图，闲谈起项羽，他的一句话却又耐人寻味：“其实外界对宿迁改革，从来只见其勇，而未见其谋。”
宿迁地处苏北中部，1996年之前，宿迁还只是隶属淮安的一个县，其后为加快这个贫困地区的发展，并四县一区为宿迁市。
从徐州机场到宿迁市只有几十公里。进入宿迁境内后，高速公路旁树着一块醒目的大牌子，写着“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下面的落款是“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五次全会决议”。
同样带着“尚方宝剑”味道的牌子，记者后来在宿迁采访时几次遇见。
宿迁市四处可见绿树，但看不到一块草坪，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告诉记者，“这是仇书记的思路，他认为草坪华而不实，绿树可以遮阴。”
宿迁市委市政府地处城郊，门前是一个巨大的水泥广场，但广场上又摆了数十个大木箱，里面栽着树，据说这是当时仇和在欧洲考察时，看到了，“马上就打电话回来要求办”。
在出租车司机王加义眼里，评价仇和的标准很简单，“治安好了，经济发展了，他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实事。”
类似这样的评价，让记者颇为迷惑：一些干部和被改革对象对仇和怀有怨气；但在平民中，几乎人人说他好。一任地方官的口碑，真要好到近乎众口一辞，那为何外界又对他批评不断？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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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多天的采访中，记者对8年来沭阳和宿迁的改革，作了不同侧面的调查，访谈了20多个官员，随机走访了数十位市民，抽样调查了3个村的农民负担情况，并与仇和进行了3次共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深谈。
有些事实好像弄清楚了，有些问题反而好像更糊涂，毕竟要以20天的时间，来了解一个地区、一个富有争议的人，显得太短。
虽然如此，但仇和执政8年来的风雨起伏，仍然足以让人惊心动魄，他的所作所为，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记者无法尝试去下一个定论，只能作一些如实的记录。或许正如仇和自己所说：“中国的评判标准总是二元化，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有没有一个模糊点的？”
官场中的“恶人”
对于一直在农科院、科委工作的仇和来说，1996年12月8日，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
仇和时年39岁，这是他第一次获得了独当一面的机会。
“天下最真实的官有两个，一个宰相，一个县官。”此话后来被他常常引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当初出任县委书记一职的重视。
仇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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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但是，仇和的强硬和“铁腕”的一面慢慢表现出来。他将矛头开始对准社会治安。
在连续几次部署严打后，仇和却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这句话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
“当着千多人的面吵啊，”沭阳县一位干部后来告诉记者，“场面乱作一团，仇和脸色铁青，说‘那让事实来证明，我说的对不对’。”
1997年2月20日，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调县委政法委工作。新任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其后，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这一场交锋，以仇和的胜利作结。与此同时，沭阳人见识了更多的“仇和风格”：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他抬腕看表，“你迟到5分钟，站着听吧，站在门外听。”
发展到后来，在沭阳和宿迁开大会，每个与会的干部编号，设迟到席。每次会后，通报迟到缺席者，并勒令次日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
乡镇干部曾极为头痛仇和神出鬼没的巡查，一位镇长家在县城，仇和打手机查岗：“你在哪里？”镇长说，“我在办公室啊。”“那你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这位镇长一下呆了，仇和说，“我就在你办公室。”
这种事情多了，干部们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即使在上厕所时也如实汇报：我在撒尿。
县公安局一位股长的儿子，到一位外地投资者开的“健康游泳馆”游泳，之后不给钱，还将老板揍了一顿。仇和接到投诉信后，将股长撤职，在游泳馆门前设了一个治安亭，“管不好儿子，你到那里去站岗，只要再出事，都是你的责任。”这位股长半年后才官复原职。
事实上，仇和对官员队伍的震慑，更大的举动是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他面临的对手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此人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开发局只有6个编制，却配了7名领导；粮食局正副局长多达16人，被讽喻为“书记处”、“干部局”。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扶贫一年，愤然写下《沭阳卖官鬻爵盛行》的调研报告。不过并未撼动黄登仁的地位，1996年宿迁建市，黄被调任副市长。
仇和从外县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院长，以粮食局长叶志连案为突破口，在上任5个多月后，掌握了大量证据，随后与原宿迁市委书记联袂到省纪委汇报案情。省纪委负责人拍案而起：“马上开会，立案调查。”
成为经典镜头的，是此后审查黄登仁，接连供出41人买官，说一个人，纪委马上派人去“请”。当天仇和正率官员到各乡镇观摩，县纪委书记王益和拦下车队，到中巴车上一一找人。
这一幕震慑了所有官员，以致多年以后，沭阳官员仍在追问王益和，“当时是不是你和仇书记安排好的，演戏给我们看？”
那一年，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副处级以上7人。(注：县级副科一般为副局长，副处级则为县领导。)
沭阳县一位官员认为，这其中也隐含了官场的政治斗争，不过铁腕反腐的仇和，无疑一举赢得了沭阳民心。1997年底，沭阳的一家小裁缝店挂出了这样一副对联：“求天求地不如仇和，治脏治乱不如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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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由此树立了在沭阳以及后来在宿迁的绝对权威，这也使他后来强力推行一系列“胆子颇大”的改革有了现实基础。
但对于官员，仇和无疑也有另一面：在反腐正烈时，不少机关干部被查处，家属们情绪低迷。仇和想出的一个办法至今让干部们佩服：每个周六在机关开舞会，所有的县委常委都领有“做思想工作”的任务。舞步笨拙的仇和，从头跳到尾，每次邀请不同的人。他说“这种形式好，在办公室谈话气氛太压抑”。
仇和每年春节要给老干部拜年，“沭阳一共有48个厅局级干部，大部分是南下时留下的”，仇和每家得呆上10分钟，一共得耗时2天。
在就任宿迁市长之后，他到所有省直机关走访，拜见所有副厅级以上干部，这一举动让一些平时门前冷落的单位感觉“很温暖”。
有一次下乡暗访后，仇和突然问起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你的家乡是哪个村？”然后他临时改道前往，也没下车，就绕着屋子转个圈，看了看说: “哦，你就在这长大的。”几年前的一幕，却让这位工作人员至今记忆在心。
“政绩工程”
在仇和执政过程中，对他攻击最多的一个词是“政绩工程”。有意思的是，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往往最终又被默默接受。
沭阳全县在1996年前，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损，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称“汽车跳、沭阳到”。
1996年该县财政收入1.2亿元，其中3000万元是虚假数字，财政历年赤字加欠发工资9150万元，而当年财政开支2.6亿元，缺口巨大。
仇和发动的是一场“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沭阳一位官员回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在这种背景下，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以致江苏省的一位省领导感慨：按常规方式，50年也办不了。
时至今日，公职人员工资仍然被逐月扣除。沭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勤生每月工资1600多元，2003年2月到8月，他能拿到手的分别是：1440元、1070元、1068元、1175元、1515元、1007元、460元，这也是一种被逼的牺牲。
一位基层官员就对此极为不满：“凭什么就要我们勒紧裤带？”他给本报记者开列了一个清单，一年被扣的资金包括：下岗、退休人员救济、招商引资、道路集资、宿迁修桥、路灯绿化、农民草改瓦等，共计9项。
“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这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这里，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
另外一项引发争议的措施是，仇和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这种方法同样被人认为“显得霸道”。
在所有的“政绩工程”中，仇和从上任就开始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攻击最多。这项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磁砖的二层楼房，一楼作商用，二楼作住宅。
“3年内将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优惠政策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仇和此议甫出，社会舆论哗然。一幅漫画贴到县政府门口，画上的仇和，穿着短裤跨大步，结果裤裆裂开了。更极端的说法是，“仇和想搞政绩工程，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往自己脸上贴金。”
县领导班子有不少成员均强烈反对，一位官员后来回忆，“大家认为，小城镇是自然形成的，用政府力量去强制推动，只能是拔苗助长。”
但仇和执意上马，并给每个乡镇下达任务指标，限时完成，他在常委会上后来宣布，“我也不强求你们统一思想，但我看准了的事，就要干。”
事实上，当时反对小城镇建设的，还包括宿迁市的几位领导，甚至省有关领导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
1997年8月发生的一起事故，让压力达到了高潮：阴平镇供销社在改造楼房时，墙体倒塌死伤民工5人。
事故很快演变成对“小城镇建设”之争，沭阳县委向宿迁市递交事故报告，当晚却被该市一位领导打回来，“检讨不够深刻，要从根子上找原因。要检讨小城镇建设的思路问题。”
这份报告最后在出差的宿迁市委书记徐守盛干预下，才由宿迁市委转送省委省政府。
“1997年到1998年，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仇和坦承。
仇和当时决策进行大规模建设，更大的一个背景是基于经济测算：1997年至1999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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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一点，后来为他赢得了民心：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900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家住公园路17栋504室的赵刚，拆迁后获利5万多元。在记者走访的十多户居民中，情况大体相似。
从后来的测算来看，4年时间，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用于修路、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这些资金的启动，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而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宿迁全市一年储蓄余额也才100亿元。
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是仇和的政绩，而老百姓投入的资金，则可看作购买了长期利益的“股票”，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同样费思量的，还有他逼农民栽杨树，屋前屋后，沟边渠边全部种上，不少农民当时反对，甚至用开水去浇，现在杨树却成了他们最大的财产，宿迁现在办起了2300多家木材厂，一个产业已经形成。
对于仇和，村民们的想法很单纯，沭阳县赶步村李亚东就曾这样告诉记者，“黄登仁也‘收钱’，收了就没有了，仇和也‘收钱’(指扣工资)，但他用这些钱给我们办了事。”
治民之术
“仇和从来不研究官员，他研究的是群众心理。”一位熟悉他的下属如是评价。
清朝时袁枚曾任沭阳县主簿，他评价沭阳人“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仇和却说，“民风不正，弊在官风。”他定出了一个“四风”的行动计划：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
(图二)沭阳街头有座三匹马的塑像，曾被当地老百姓戏谑
为：“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状，一匹南京
去要账（注：当地是贫困县），一匹下乡去扫荡。”
在仇和接任前，沭阳县是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国家信访局一位副局长是沭阳人，因感慨“家乡的土特产，全是告状信”，这位副局长十余年没有回过家乡。
上任后第一次下乡，仇和就吃了个“下马威”，视察的车队在赶步村被老百姓包围，堵了几个小时后，留下镇党委书记谈判，仇和才得以脱身。
但这种民风并没有阻挡仇和强力改革的步伐。沭阳县城规划在1996年之前极为混乱，仇和来了后进行了大范围的拆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违章建筑。陈士明当时是分管城建的副县长，“如果加上单位房的自拆自建，沭城重新规划的城区大约2／3。”
“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这是沭阳当时流传的两句顺口溜。
拆迁最烈的时候，仇和决定到现场去和老百姓对话，此举吓坏了陈士明：“你不能去，老百姓会用锤子敲你的头，”看仇和不理，又说，“有人准备了屎和尿，会泼到你身上来。”
仇和当天跑了所有的拆迁现场，没有出现一起过激场面。
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举动，“城市要重新改造，讲道理每一个老百姓都明白，但涉及自己就很难接受。”
另一个自信是，他认为通过反腐治乱，已经取得老百姓的基本信任，“而敢于对一个县委书记动手，需要很大的勇气。”
当地的一位干部私下坦言：“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他曾回忆当时拆迁的惨烈，“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沭城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了300多人，居民限时必须搬完，书啊、被子用被单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门外，当时天下着雨，租板车的价格都涨到了40元一车。”
“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
“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仇和后来这样问记者，“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这种思路后来在“引导民风”中得以集中体现。沭阳街头曾上演这样一幕：一位中年妇女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掏手机叫来班子成员中的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护栏。”
沭阳电视台1998年曾开办了一个一分多钟的小栏目《自我亮相》，屏幕上是一个小房间，挂着一块蓝布，上面写着三行字——“沉重忏悔沭阳县百名可教育对象自我亮相”。
本报1999年10月15日曾对此作过报道，记录过这样的画面：一个男青年耷拉着脑袋念手中的纸条：“我是扎下乡胡道口村的胡道江，22岁。今年夏天，我伙同他人调戏女青年，做了对不起全县人民的事。我现在向全县人民低头认罪，保证改邪归正，再也不给沭阳人民丢脸了。”
这个栏目在本报报道后，改版为《警事专递》，幕布撤掉，播音员代念忏悔书。
2003年11月中旬，记者前往沭阳采访时，《警事专递》又取消了，改为《平安沭阳》，忏悔的内容不见了，不知是否出于巧合。
在这场“强势发动、强行入轨”的“引导民风”过程中，仇和承认“确实伤害了一些人”，但他又说，“放在当时大乱需要大治的背景下，这样确实有效，老百姓也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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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外界的眼里，这种措施无疑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而这个点子，恰恰又出自从美国进修归来的仇和，因此更显怪异。
另外一件显得怪异的措施，是宿迁警方在抓治安时，往往采取给派出所下指标的方式，“这不像当年抓右派吗？”一位官员曾私下与记者开玩笑，“治安当然是好了，但肯定也错抓了不少人。”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曾对仇和的治民之术作过分析，“有几件是他必抓之事，一是抓环境整治，二是抓治安，三是抓来信来访。这几件事群众都心里高兴。”
从沭阳县的统计来看，仇和在4年间，一共亲自处理群众来信1.2万件，交办9300件，这是一个惊人的工作量，基本上承担起了信访办的功能。在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后，这一习惯同样保持，8年间，经他批示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收到锦旗塞满了一个大立柜，以至于后来有老百姓创作了颂扬他的淮南大鼓词。
“一卖到底”
在仇和几年的执政过程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此话被媒体频频引用，至今褒贬不一。
这场改革发端于仇和写作的1997年《元旦献辞》，文中提到：“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第二天，报纸被贴到县政府大门口，鲜红的墨水圈出几段，旁边写着：“仇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张报纸仇和至今保存。几个月后，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会议上宣布：从今之后，不准县乡政府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
县棉纺厂数百职工因此包围县政府，仇和置之不理，甚至全县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也全被仇和勒令拍卖，“一个不准留，拿在手里出租，就有腐败的可能。”
江苏的一位学者就曾这样评价，“各地搞改革，也在出售国企，但像仇和这样，敢把医院和学校都卖掉的书记，只怕不多见。”
正是这一点，后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按照仇和的思路，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一做法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
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
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
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
这是一场注定充满争议的改革：2003年7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以“改制还是甩卖”为题，对泗洪县幼儿园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质疑；9月12日，还是《焦点访谈》，质问“学校改制苦了谁”，对宿迁改革再次报道。
“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仇和告诉前来调查的本报记者。接踵而来的还有卫生部调查组。今年8月，在经过为期3天的调研后，结果卫生局局长葛志健遭到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坚决支持宿迁改革者同样不乏其人。乃至卫生部领导批示：“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新闻媒体指出的问题，要坚决纠正，”在去年9月4日召开的宿迁市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仇和首次回应，“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仇和说这话时，底下的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连我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不过说归说，宿迁的步伐明显还是放慢了，原本准备去年9月开始的高中民营化，后来没有提及，思路也作出了调整：5所县区直属幼儿园，改为公有控股的股份制形式，而高中将以“靠大靠强”的挂靠形式改革。
至于医改，宿迁市没有回头，根据调查显示，改制后，全市医院门诊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2.84元降至现在的26.54元，住院费用由原来的人均581.78元降至477.68元。长期以来无法根治的医疗高价“顽疾”，在市场竞争的面前冰消瓦解。
“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仇和说，“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公权支配最小化，市场支配最大化，”在仇和的想法中，“资本只有人格化，才有动力，”他曾经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从8版熟读至14版，却偏爱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这句名言。
仇和解释他的动机，“私营经济只是个人经济权利的实现，”他甚至否认“对个私经济的偏爱”，在他的眼里，经济改革就是一个经济民主的实现过程，而个私经济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基本形式，投入个体化、风险个体化、动力个体化，“全球经济因此停滞了30多年，直到发明股份制。”
“股份制是一场革命，是经济制度民主化的表现，”仇和因此认为党的十六大最大的突破，是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至于股份制的内容到底以谁为主，将是留待以后讨论的话题。
在这场调整所有制结构、培育新的市场主体的改革中，记者发现，当地还曾经实施过对国企的“催死法”。一位干部透露，为了尽早淘汰一些要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并刺激国企职工自谋出路，政府要求不少企业制定了严格的考勤制度、低水平的薪酬标准，以便使企业内的小环境迅速恶化，“催其速死”。
而在另一方面，宿迁市很早就实行了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和“经济110”，在全国较早就开始了工商个体户的定税制，给私营经济发展“松绑”。
“仇和说我们是财政人员供养者、社会财富创造者，是民族英雄，”沭阳县一位私营企业老板至今对此印象深刻，“这话评价好高啊。”
而在去年初的“软环境整治会”上，仇和要求：凡是政策没禁止的，先上车，后补票，这话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但也引起了一场混乱，宿豫县的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就向记者抱怨：“那还要我们政府部门干什么？”
为谁而改
(图三)“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争论最烈时，仇和把邓小平这句话，做成一个大牌子，竖在城东进城大道旁。
他说，改革也许会有失误，把握得好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罪。
在讨论“宿迁精神”时，仇和曾提出把“敢闯敢试”列进去，没有通过。后来他又一个个做工作，重新开会，硬是把这一条列进去了。
在2000年他升任宿迁市长之后，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
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文件中说，“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这是一块挡箭牌，这也是一块护身符。“改革要冒风险，稳定要付成本，发展要付代价。”这是仇和常说的一句话。
宿迁的城乡因此让人心情复杂：沭河边的依依垂柳，街道旁每一盏点亮的路灯，都要扣公务员的工资，每一米路、每一座桥、每一棵树都有农民的义务工，而无处不在的杨树，是仇和的意志。
贤官镇驻丘村的张金花，仍在为她被村干部无辜推倒的房子奔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在打点行装，告别妻儿赴浙江平湖招商；浙江老板沈素才，忙着在沭阳城开发房地产，他因为交警每看到外地牌照的车就敬礼而感动；在沭阳街头，“工业园长期招收技工”的横幅在风中飘扬。
这是宿迁。
仇和仍旧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还是喜欢吃韭菜粉丝、蒸小红薯。
他在宿迁推广普通话，自己念“机制”时却仍然“咬牙切齿”，这一幕总是让台下的官员们忍不住低笑。
他曾经和儿子谈早恋的问题，没想到被一句“都是21世纪了”顶得直哼哼，这是儿子少见的几次对抗，也是他做思想工作最失败的一次。
在宿迁改革又成为外界的焦点时，去年11月26日，他陪省里来的领导视察，一个人走在一群人前面，显得倔强而落寞。
他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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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仇和面对面
记者：张立
记者：这些年您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您认为，作为一个改革者，作为一个官员，您面对的是些什么障碍？
仇和：首先面对的是人的障碍。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改革者，但改革者应当是领导者。因为首先要拥有权力，才能进行改革。我体会现在改革的阻力，不是体制，也不是机制，而是来自领导者（广义的领导者）的障碍，这个障碍包括能力、思维、处事方式、方向感等各方面。
改革其实是革命，革既得利益的命，是利益再调整、权力再分配。而往往权力拥有者，首先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总是会舍不得，会不自觉地去维护，就成为了阻力。所以在我国，任何层次的领导都不用怨天尤人，环境还是很好的，只要你想改能改敢改，空间很大，我觉得现在要商讨的是，稳是稳不住的，守业即败业，不要怕改革起争议，也不要怕犯错误，其实不改革才是犯罪。
记者：您在主政沭阳时，有不少措施都显得比较激进，但据我观察，到宿迁市后，您的施政措施明显温和了不少，当时您39岁，现在46岁，是与年龄有关，还是与这几年的风风雨雨的经历有关？
仇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环境不同，决定了做法不同。欠发达地区一般都有四个怪圈，即政治上越乱越穷，越穷越乱，表现为乱折腾；社会上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表现为乱生育；经济上越收越穷，越穷越收，表现为乱收费；思想上越保守越穷，越穷越保守，表现为头脑僵化。治乱世用重典，治重症下猛药，所以在沭阳时，是强力纠偏，矫枉要过正。这样做其实很累，但不这样就扭不过来，如果把我放在苏州、无锡这样的发达地区，我肯定不会这样干。
另外，我从县里来到市里后，工作方法肯定要发生变化，因为角色不同了。从管理上来说，1∶8的管理半径比较好，被管理者超过8，就容易向后看齐，因为在后面的人多；而小于8，就容易向前看齐。我在沭阳时，下面管辖38个乡镇，是1∶38，人口180多万人，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小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贴身紧逼的管理方式，所以我有意在各乡镇之间形成不平衡，每季度开现场会，搞评比，制造竞争局面。到了市里后，管辖的是4县1区，1∶5，这时就要以宏观管理为主了，干预过多反而会挫伤下属的积极性。
记者：您曾经逼1／3干部招商引资，1／3干部离岗创业，在您的推动下，培养了上千个“官商”。为什么这样做？
仇和：首先是官员多了，汉朝时官民比例是1∶7000，唐朝时是1∶3000：，清朝是1∶91，建国时1∶600，现在则是1∶30，所以温家宝总理说，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要大力精简。宿迁1／3干部招商引资、1／3离岗创业，留下来的官员，仍然足以维持运转。
另外一个方面，在落后地区，官本位思想很严重，人才也都集中在政府，怎么样把他们转移到工商领域去？这些其实都是社会精英，不能把他们推到政府的对立面去，所以用这种方式，将他们从政治岗位，转移到经济岗位，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官商一体，对市场环境造成伤害，但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记者：您当时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争议很大，是出于什么思路？
仇和：中国怎样解决农村问题？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缩小农村才能发展农村。欠发达地区的典型特点，就是长期以来由于工商业发展滞后，使得土地无法流转走向农业专业化生产，劳“困兽效应”。县域经济发展，县城的拉动力有限，“小马难拉大车”，所以必须改为“群马拉车”，关键就要加快城乡结构调整，抓手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核心是农民从业性质由一产向二、三产转化以及农民收入、消费方式由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转化。房子建在城镇就是生产资料，而建在乡下，就只是生活资料，因此把交通搞好只是流通，辅以小城镇和市场，才能截下物流。
另外当时推行小城镇建设，也是基建成本低，这个需要抓住机会。我们国家往往是总结典型、然后推广，这种方式实际上很危险，一种经验在当地有效，是因为它结合当地的实际好，就像沭阳1997年－1999搞小城镇建设很成功，但后来全国一哄而上，却很多失败了。
记者：您在美国进修过，对西方的一些价值理念了解甚多，但像“沉重的忏悔”这一措施，明显又是侵犯人权，对这一点您是怎么想的？
仇和：西方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时，在我国这种人均GDP时，哪里有人权呢？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加快发展，用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路，政治优势是很重要的，权力相对集中，可以采取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
□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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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作者张立采访谈
这次去采访仇和，是受报社指派前往的。时政版编辑邓科2000年曾前往宿迁采访，对那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去年央视连续两次曝光宿迁教改，《南方周末》也曾去调查宿迁医改，我们觉得宿迁不断出新锐思想、但也不断出问题，仇和这个人物很神秘，因此决定前去采访。
仇和的激进改革，交织着他的个性因素，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以及东西文化的影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具有一定的符号意义。例如人治还是法治？民主还是不民主？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不能伤害少数？为了长远利益是否可以必然牺牲目前利益？宿迁改革折射出的一些问题，在当下中国，可以引发很多思考，远不是用对和错能概括的。也正因为此，无论是在采访中，还是在稿件写作中，一直希望尽量客观、冷静，不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希望只是来帮读者作个桥梁，提供一些原料，至于得出什么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改革人物多悲剧，是因为改革者是以个人之力面对一个集团，面对各种利益受损势力，力量对比悬殊，往往惜败。偶而的成功者，也是集强权之力才行，却又成为“人治”的极致。这种成功也未必就一定是好事，究其所以然，改革需要民意来参与、需要民众来决定政治人物的命运。
仇和能8年不倒，可能也算官场奇迹之一，但自有他的道理。作为一个最初入仕时没有背景的官员，仇和的8年之路确实值得研究，他是一个极端聪明之人，对官场的规则，我想他有自己的理解。
另外，江苏省高层没有轻易对他予以否定，甚至给予了一些保护，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任何存在，我想都应有质疑的精神。如是，社会才有进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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