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作者：林 泰，彭庆红
摘 要：清华大学“双肩挑”的辅导员制度既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又是一种培养人才的特殊模式。50年来，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与问题。本文简要地总结了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的特色与基本经验，并就继承与发展辅导员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与措施。
关键词：清华大学； 辅导员制度； 双肩挑； 思想政治工作
今年是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建立5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总结与归纳这种制度的特色及其基本经验，分析新形势下这种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不适应与问题，探讨解决这些新问题的策略与措施，不仅对这种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是对这种制度最好的纪念。
一、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的特色与基本经验
辅导员制度是蒋南翔同志同志1953年提出来的[1]。50年来，清华大学的辅导员制度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1）1953年至1966年，这是辅导员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期。自1953年年初诞生后，经过多次修改、调整与完善，辅导员制度基本成型。1963年制定的《关于政治辅导员若干问题的规定》不仅是前10年辅导员工作实践经验的全面总结，而且是这一时期辅导员制度规范化的标志。（2）“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被作为清华大学党委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罪行受到批判，这是辅导员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挫折期。（3）1977年至今，这是辅导员制度的恢复与发展时期。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选拔了一批青年教师担任辅导员。1981年起，学校全面恢复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经过1984年、1991年、1996年三次建制立章，辅导员制度得到加强与改进[3]。2001年8月学校再次修订《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条例和考评办法》，使得辅导员制度更加完备。目前，清华大学的辅导员工作形成了包括岗位职责、人员选拔与培训、人员激励、工作例会、工作交流、工作考评等在内的制度化的工作要求、程序与管理模式。虽然，根据环境的变化，有关辅导员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政策与措施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在50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这些特色与基本经验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双肩挑
“双肩挑”，意即“两个肩膀挑担子”（蒋南翔同志语），是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的最大特色。从辅导员制度创建至今，学校在辅导员的人员配置方面一直坚持做到“大多数人兼职、少数人专职”。少数专职人员主要是分布在校级党政机关，例如，学生工作部（处）有专职工作人员。在基层单位，除个别院系设置1-2个专职人员外，绝大多数辅导员是兼职人员。兼职辅导员既要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要承担学习或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为保证辅导员队伍的延续性，规定辅导员工作一般应做满二年。辅导员实行有计划地轮换，但每年人员轮换率不超过1/2。这种任期制、轮换制是与“双肩挑”的要求相配套的。
通过“双肩挑”的辅导员工作模式，清华大学始终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业务工作进行有机的结合，避免了空谈政治等现象。蒋南翔同志1953年在清华大学全校教师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政治工作若与业务脱离，一方面有困难，另一方面会有缺点”[4]。我们理解，这种“困难”是指政治工作实施过程中方法、途径方面的困难；这种“缺点”是指空谈政治的现象。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听取清华大学情况汇报时指出“在学校工作的干部，本身要懂行，最主要的经验是这个”，这也是对政治工作与业务相结合方式的肯定。滕藤同志1993年总结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经验时也对重视业务这一点进行了充分肯定，并指出“有的高校也曾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但却半途而废，不很成功，忽视了这一点是重要原因”[5]。
2、又红又专
“又红又专”既与“双肩挑”的特色相承接，又贯穿与辅导员工作全过程，从而成为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的另一大特色。1953年4月3日，清华大学向高教部、人事部请示设立学生政治辅导员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拟选学习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党团员担任辅导员”、“培养辅导员成为比一般学生具有更高政治质量及业务水平的干部”[6]。蒋南翔同志1961年7月23日与团委书记的谈话中指出：辅导员制度“开始设立时还是明确要培养又红又专干部”[7]。滕藤同志在回忆自己参与1953年第一批辅导员的选拔时，也指出选拔辅导员的“标准是思想好、学习也好，非常严格。当时实行5分制，要求辅导员的学习成绩平均4分以上”[8]。虽然辅导员工作有关规定、条例在50年间多次修订，但是，在选拔辅导员的标准以及培养人才的目标方面，坚持“又红又专”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邓小平曾对清华大学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经验给予充分的肯定。1980年3月12日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论及政治思想工作时指出“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9]。在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中，“又红又专”不仅成为辅导员工作的目标，而且是选拔辅导员的根本标准，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支撑前者，两者相辅相成。学校按照“又红又专”的原则选拔辅导员，而这些优秀的辅导员活跃在普通同学身边，无形中起到一种榜样与示范作用，引导更多的同学朝着“又红又专”的目标努力。
3、党政负责，齐抓共管
广义地来理解，辅导员制度不仅包括针对辅导员工作的各种规定，而且包括学校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的组织与领导体制。在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实践中，清华大学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与管理方面形成了“党政负责、齐抓共管”的特色。清华大学卓有成效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与学校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分不开的。1953年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初创之时，主管辅导员工作的政治辅导处首任主任就是蒋南翔同志同志。后来，政治辅导处虽然撤消，但是，清华大学党政共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模式没有改变。1960年代，蒋南翔同志还提出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建设好三支队伍，即政治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10]，“三支队伍”的建设也体现了清华大学齐抓共管思想政治工作的特色。“文化大革命”中这种领导体制受到严重挫折，但“文革”结束后，清华大学党委马上于1977年设立学生工作部来主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辅导员选拔培养工作，同时恢复与健全校系两级学生工作网络。后来，根据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要，成立了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与研究生工作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主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86年8月，清华大学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的成立更是将“党政负责，齐抓共管”的领导体制具体化。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常务副校长担任主任，负责学生工作、宣传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和负责教学、后勤的副校长为副主任，学生部（处）、教务处、研究生处（现为研究生院）、校办、保卫部、宣传部、后勤部门及社科系（现为人文学院）等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参加[11]。自1986年伊始，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下设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学生社会工作与社团活动指导中心等8个中心，分别挂靠在学校不同部门机构，共同来负责与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直接在学校党委、校长的领导下协调各个部门与机构，落实学生教育与管理的有关工作。
4、使用与培养相结合
清华大学“双肩挑”的辅导员制度既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又是一种培养人才的特殊模式。清华大学的学生辅导员既是学校党委、行政委派的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者，又是学校实施因材施教的受教育者。1953年蒋南翔同志提议设立政治辅导员，并非着眼于事务性工作，而是着眼于“培养辅导员成为比一般学生具有更高政治质量及业务水平的干部”[12]。1961年，在总结辅导员工作的经验时指出：“不能单纯使用观点，而是培养观点”[13]。艾知生在论及蒋南翔同志教育思想时提到“三个代表队”的措施：在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三个代表队，即文体代表队、学习代表队和政治代表队，把辅导员看成是培养政治思想素质较高的学生干部的一个重要途径[14]。本着“严格要求、切实爱护”的原则，清华大学从学习与生活等方面关心辅导员、从工作角度培养辅导员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也成为辅导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从第一批辅导员开始就发放岗位津贴，保证学生身份的辅导员生活待遇稍高于同期一般同学平均水平；各系为辅导员单独制订培养计划，为辅导员的学习提供帮助；每年对辅导员进行工作轮训；每年召开学生思想工作研讨会，编辑出版《清华大学学生工作论文集》；不定期举办“辅导员沙龙”活动，编辑发行《辅导员之友》，在《学生清华》网络上开设辅导员社区；设立“一二九辅导员奖”、“林枫奖学金”等专门针对辅导员的奖励项目；辅导员阅读文件和参加有关会议，与政治课教师相当，以便辅导员了解更多的信息，在政治上更快地成熟；教师身份的辅导员兼职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工作量折算成教学科研工作量，并在工资福利、业务进修、职称晋升方面实行适当的倾斜政策等[15]。
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保证了辅导员的有效使用与全面发展，使得清华大学的辅导员具有较高的工作满意度。根据2002年10月至11月我们对专职辅导员类型与兼职辅导员类型高校的对比调查，专职类型高校辅导员工作非常满意的占3.4%，满意的占24.4%，不满意以及非常不满意的占29.4%；而清华大学4.1%的辅导员表示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52.7%的表示满意，不满意以及非常不满意的仅占5.3%，满意率（满意以及非常满意比例）相应比专职类型高校高出29%，不满意率（不满意以及非常不满意比例）相应比专职类型高校低24.1%。50年来，几十批辅导员在“大有出息的负担”中得到磨练，而这种年轻时的锻炼对辅导员终身都是受益的。正如何东昌同志所指出的“这个制度从人才的培养来说，无异是在学生中对一些同学进行了政治思想上和组织能力上的特殊培养”[16]。
二、新形势下辅导员制度出现的不适应与问题
50年来，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在调整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与特色，为清华大学的综合发展以及一大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一制度至今仍具有明显的优势与力量。当然，在日益复杂的新形势下，辅导员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与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的变化以及辅导工作的复杂化造成辅导员工作胜任能力方面一定程度的不适应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比以前更为复杂。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速，各种冲突此起彼伏。国内改革开放不断扩展与深化，社会环境日益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还相当复杂。高校内部改革全面启动，涉及学生招生、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的环境因素均发生重大变化，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更加复杂。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前，影响大学生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他们对辅导的需求内容更广泛、期望值更高。清华大学主要从学生中选拔辅导员，因而辅导员队伍整体上非常年轻。据我们2002年的调查，一线辅导员中年龄低于25岁的占64.2%，低于30岁的大约占96.5%。年轻的辅导员一方面具有热情高、干劲大、无家庭负担等方面优势，另一方面则存在社会阅历不够、知识积累不够、能力水平不够的不足。据清华大学学生处的调查，辅导员认为自己理论水平不够的占64%，认为自己做思想工作能力不强的占30%，认为自己对学生思想状况把握不准的占34%[17]。如何解决大学生辅导需求的不断上升与年轻辅导员胜任能力的相对不足的确是新形势下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2、日益繁杂的学生事务性工作使得辅导员难以在思想教育工作方面有充分的投入
由于现阶段高校内部改革的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学生事务性工作不仅没有因改革而减少，反而不断增加，辅导员的工作面越来越广、工作量越来越大。例如，随着高校扩招与收费制度的改革，贫困生问题越来越严重，辅导员需要承担的学生“奖、助、勤、贷、补”等方面的事务性工作量大量增加。而随着院系一级机关人事方面的改革，行政人员编制不断压缩，一些面向学生的教学管理、生活服务、安全保健等事务性工作也直接或间接地由辅导员承担，而且这些工作往往涉及到多个部门，需要辅导员多方协调、反复做工作。这样，辅导员需要应对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很难再有充分的时间与精力来投入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据清华大学学生处的调查，认为“事务性工作太多，没有时间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辅导员占到95%[18]。如果不减轻辅导员事务性工作的压力，就势必影响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
3、不断加剧的社会竞争造成部分辅导员的心理压力以及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忧虑
清华大学辅导员兼职工作模式虽然可以避免许多棘手的问题，但是也会带来业务工作与辅导工作之间的冲突。尤其是现在社会竞争极其激烈，教师、学生的业务发展压力都比以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对研究生身份的辅导员而言，他们需要完成导师交办的科研任务，需要达到学校规定的科研论文发表基本要求，才可能获得学位；对教师身份的辅导员而言，同样面临着科研的压力，科研成果是影响职称晋升与岗位聘任的重要因素。目前，辅导员除了要承担思想教育任务外，还要做大量的事务性工作，许多辅导员工作时间的投入实际上是大大超出学校规定的相当于正常工作量1/3的限度的。这样出现一些学生辅导员由于工作投入时间过多而影响学习，而一些教师辅导员由于业务发展的压力而在辅导工作上难以充分投入时间与精力。现在，一些院系反映要在青年教师中找到合适的辅导员人选越来越困难，辅导员岗位对青年教师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一些研究生身份的辅导员反映，在他们担任辅导员之前，一些未担任社会工作的同学科研水平与他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甚至比他们落后，但是，一个辅导员任期下来，那些未担任社会工作的同学科研工作明显领先一步。对于直博生或硕博连读生来说，他们在辅导员卸任后还可以有较充分的时间来弥补与赶超，但是，对于三年学习期的研究生而言，要想在第三年弥补或赶超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延长学习期，他们面临的就业形势可能更加严峻。而现在社会上招聘人才除了对道德品行方面的基本要求外，关键的还是看业务能力。尽管辅导员经过特殊的培养与锻炼，具有良好的发展的潜力，但是，他们中一部分人可能在就业这个关键环节上失去竞争优势，难以为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搭建好一个平台。因而，一部分辅导员的心理压力较大，希望学校对自己未来的发展给予更多的指导与帮助。
三、对继承与发展辅导员制度的几点思考
时代在前进，清华大学的辅导员制度也需要发展。这种“发展”，是对辅导员制度的继承与创新，“继承”就是要保持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50年来形成的基本特色与基本经验，“创新”就是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与形势的发展不断完善与拓展辅导员制度的具体工作体制、机制、模式与方法。这里，我们主要针对新形势下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出现的不适应与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与建议。
1、进一步理顺学生工作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切实减轻辅导员事务性工作负担
清华大学学生工作具有“党政负责、齐抓共管”的优良传统，涉及学生工作的各相关部门相互配合，使得学生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是，由于学生工作涉及面很广且复杂多变，而且有关学生工作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定期出现流动，这样，学生工作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难免出现摩擦与不协调。而学生辅导员是学生工作组织系统中连接学生的最后一个环节，一旦出现内部的不协调，最后的压力几乎都集中到辅导员身上。这种情况在遇到学生突发事件时尤为突出，例如，在抗击“SARS”战斗中，学生工作系统承担着每日排查学生发热等情况的任务，而这一工作的正常启动需要教务、行政、社区服务以及卫生保健部门的密切配合，教务系统需要及时提供准确的学生学籍管理信息，院系行政部门需要迅速采购体温计等必要的器材，社区服务中心需要提供详细、准确的学生住宿情况，卫生保健部门需要提供高水平的健康指导与医疗服务等。而个别院系由于学生学籍等信息的不完整、不准确，导致辅导员反复核查，无疑加大了不必要的工作量。
要理顺学生工作系统内部的关系，需要充分发挥学校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的作用。在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划分清楚涉及学生工作各职能部门、人员的责任与任务，规范相关事项沟通与协调的工作程序。例如，学生学籍管理由教务部门负责，学生课堂纪律管理由任课教师负责，教务部门及时将违反学籍管理规定的学生情况向学生组及辅导员沟通，以便辅导员及时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同样地，学生公寓的公共卫生及社会公德情况由楼长负责检查与记录，一般性违纪事件由楼长负责处理，严重违纪事件以及屡教不改的学生由学生社区服务中心处理并及时向学生工作机构沟通，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事件由保卫处负责并及时向学生工作机构沟通，辅导员作为学生权益的保护者（而非惩罚者）参与有关学生违纪事件的处理并负责进行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这样，辅导员既承担学生思想教育的义务，又摆脱繁重的事务性工作。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内部，也需要理顺各类人员之间的工作关系，在全员育人的前提下，各类人员分工协作。专兼职辅导员除了承担一些必要的学生事务性工作外，工作重心应放在思想教育上。班主任侧重学生学籍管理以及学习的指导。学生中一些经常性、简单的思想理论问题可以由辅导员来解答，但一些普遍性的、有难度与深度的思想理论问题则由“两课”教师来解答。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学生就业中心应发挥专业咨询的作用，辅导员配合咨询人员发挥转介者的作用。根据需要，可以运用流动编制的办法，在院系设置专门的学生事务工作人员或指定专人负责有关学生事务性工作，以便把辅导员从直接的、繁杂的事务工作中解放出来，一方面更好地扮演思想教育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更好地完成专业学习与科研任务，确保“又红又专”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2、加强专门研究与专业服务，实现专兼结合、优势互补
辅导员兼职工作与定期轮换虽然解决了后顾之忧，但是难以解决辅导员工作专业积累问题、难以满足学生不断增加的发展需求。从国外高校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高校学生辅导、学生事务管理的状况来看，都是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辅导工作的专业化是社会分工以及学生发展的必然要求。从目前大学生的发展需求来看，他们发展中诸如心理健康、人生规划、职业选择等方面的问题都需要专业的咨询与服务才能解决。大学生的心理状况、道德发展状况、思想动态、政治态度与观念的状况等都需要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虽然，在学校领导的重视下，清华大学在全国高校中较早地设立专业咨询机构（如：1988年就建立心理咨询中心等），但是，这些专业辅导机构的力量至今还比较薄弱，提供的服务难以满足学生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美国专业辅导协会提出的大学生与专业辅导人员的比例是1000：1，香港高校中也配备了人数不少的专业辅导教师，现阶段香港大学学生与专业辅导人员（不含办事人员）的比例大约为2000：1[19]，而清华大学目前专业辅导人员与大学生的比例远小于这一比例。当然，我们不必照搬国外以及港台地区高校的做法，但是，借鉴与参考他们的经验还是必要的。所以，从现实需要与长远发展来看，在“多数兼职、少数专职”结构模式不变的情况下，清华大学需要适当增加专职辅导人员的岗位，加强专业辅导人员力量，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要走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加强专职辅导人员力量，不仅不是否定兼职辅导员的地位与作用，反而是弥补兼职工作模式的不足、增加兼职辅导员的力量。因为专职辅导人员与兼职辅导人员是在两个不同的工作面上实施辅导，前者侧重于专业性知识技能的普及教育以及专业化的个案咨询，后者侧重于日常性的、非专业化的帮助指导以及管理，两支队伍是不存在冲突的。目前，高校一般关注的是心理咨询、就业咨询等发展咨询型专业辅导人员，事实上，我们还可以设立思想理论型、组织管理型专业辅导人员。前者可以由有关“两课”教师兼任，主要负责学生思想上热点、疑点、难点问题的调查研究与疏导教育。后者可以由有关组织行为、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士组成，主要负责学生课外活动设计、团队建设、社团管理等方面问题的指导。这样，我们的学生辅导工作体系不仅是对国外经验的借鉴，而且是超越；不仅是对自己传统的继承，而且是创新与发展。专业辅导人员队伍既可以成为辅导工作系统中的知识支持子系统，又可以作为兼职辅导人员教育培训的师资力量。专业辅导人员可以通过专题研究报告、专题讲座、团队式咨询、个别咨询、网络交流等方式给一线兼职辅导员提供帮助。同时，兼职辅导人员可以为专职辅导人员开展调查研究以及团队式咨询活动提供帮助，而且一线辅导员可以及时地将个别需要专业辅导的学生转介给专业辅导机构，从而发挥中介作用。这样，就可以实现专兼结合、优势互补。
3、加强专兼职辅导员的培训与教育，不断提高辅导员的工作胜任能力
针对一线辅导员工作胜任能力与大学生发展需求不适应的问题，当务之急就是加强专兼职辅导员的培训与教育。清华大学在辅导员培训工作方面，具有良好的传统与规范化的管理措施，例如，每年进行的辅导员轮训工作、工作研讨会等。随着辅导员工作内容的扩展与素质能力要求的提高，辅导员培训与教育的内容与方式均需要发展。目前的辅导员工作培训内容虽然涉及到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心理咨询以及党团知识等，但1~2次讲座是难以把每个专题介绍清楚的，仅仅是入门而已。要从事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必须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基本素养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社会思潮与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必须具备一定的心理咨询理论、方法以及指导学生开展多种课外活动的组织管理能力。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辅导员中44.4%的对培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求强烈，53.5%的对培训“思想教育理论与方法”需求强烈，70.6%的对“心理咨询理论与方法”需求强烈，62.0%的对“管理知识与技能”需求强烈等。学校有关主管部门可以根据辅导员的实际需要来系统地设计培训内容与课程，不断提高他们的角色素质与胜任能力。在培训与教育方式上，除了原有的集中培训、专题讲座方式外，还可以开设专门的辅导课程，对参加课程系统学习并考核合格的同学计算相应学分。学校还可以鼓励个别辅导员攻读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工作、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硕士及其以上学位，一方面尽可能地减少他们辅导工作与业务发展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为学校专业辅导人员队伍培养后备人才。
除了采取培训与教育方式外，还可以采取其它方式把辅导员队伍建设成学习型组织。由于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具有主要从学生中选拔、因材施教等特点，所以这支队伍除了工作的任务，还有学习的任务。这种学习不是指本身专业的学习，而是思想理论、政策、社会工作等方面的学习。学校可以组织专家为辅导员指定阅读书目、编写工作参考资料，以便辅导员利用业余时间更好地自学，同时，充分发挥《辅导员之友》、辅导员沙龙、辅导员网络社区的作用，加强辅导员之间的学习与交流。作为院系一级机构的学生组，可以利用工作例会的时间，更多地加强学习与研讨，以使得学生组成为辅导员工作的团队、学习的团队、发展的团队。
4、加强辅导员职业生涯指导，支持辅导员的后续发展
清华大学的辅导员制度既可以看作是一项有特色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也可以看作是一项因材施教培养人才的特殊教育实践活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来深化这项教育实践活动呢？清华大学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例如，为辅导员单独制定培养计划、指派专业教师进行业务指导等。这些措施主要针对的是辅导员业务的发展。其实，对于绝大多数辅导员而言，人生规划与职业生涯发展方面的指导与帮助是他们更迫切的需要。近年来，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判断，确立了人才强国战略和党管人才原则，提出了“着力建设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重点培养一批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要求的高层次人才”的任务[20]。那么，新时期清华大学辅导员队伍的培养可以作为落实人才强国战略的一项具体措施来实施，在党政管理、企业经营管理、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三个发展领域来重点培养一批拔尖人才。辅导员任期内的培养只是前期开发，其任务在于选好“苗子”与探索性开发，而要使辅导员走上社会后真正能成为拔尖人才，关键还在于辅导员的后续发展。作为学校而言，在辅导员离岗以及毕业等关键时期，要做好辅导员的人生规划与职业发展指导工作。有关领导要与辅导员亲自面谈，在专家或专业人员力量的支持下，协助辅导员制订人生规划与职业生涯发展初步方案，并为他们实现职业生涯发展目标提供政策的支持与发展的平台。例如，清华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出台有关优秀研究生干部下派地方挂职锻炼的政策与措施就是一项有益的尝试。对于辅导员毕业以后的继续发展，建议学校在校友总会中设立有关辅导员的分支机构，设立专门岗位与人员，对毕业辅导员进行跟踪调查与发展指导。这样，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培养拔尖人才的功能就更加完备，其效果将会更加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