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紧急状态下的“政治自由”与现代性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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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是一个以“主体的自由”为最重要特征的“方案”（Preject）。现代性是伴随着政治自由而产生的。什么是“政治自由”?现代性哲学的生成者康德说：政治意义上的自由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由于现代性全面割裂、放弃了传统，在与传统的尖锐的对峙中，必然需要对政治自由的承认，因此，乌尔里希·贝克把现代性的意义源头归结为“政治自由”：
“问题在于什么是现代性？答案不只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合理化（韦伯），功能性区分（帕森斯，卢曼），也是政治自由、民权和市民社会的动力学。这一答案的要点在于，道德和正义对于现代社会来说，决不是外在局部的变量，而是相反。现代性中有一个独立的（同时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的意义源头，这就是政治自由。这个源头决不会因日常使用而枯竭－－实际上，它激发了更有活力的东西。从这个观点来看，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亦即被合法允准的个人主义所取代。”
他认为正是政治自由，现代性中那些更有活力的尝试才被激发，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联系才能被激活。甚至可以说：政治自由可能构成了现代性的根本价值。
晚清现代性自由思想的展开一方面得益于海外流亡者或流学生的独立思考，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国内租界的存在。梁启超等人不用象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那样，隐身江湖以逃避朝廷的捕杀，而是流亡海外或在国内租界避祸。孙中山之所以能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 一方面固然是他有舍生取义之勇，另一方面也说明晚清知识者反叛的特殊性：即不必落草为寇，只要踏出国门或藏身租界，就可以高谈阔论，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这是“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咏史》）的乾嘉学子所不敢想象也无法想象的。
这样，在空间上，与统治者持不同政见者不用再隐身江湖，而可以流亡海外以逃避朝廷的追杀，因此，晚清那些在政治上最激进的言论和行为都出自海外的留学生和流亡者；而在时间上，清政论也不得不模仿西方，与自己的反对者“打官司”。1903年，上海租界中发生的有名的“苏报”案，清政府不得不按租界法律程序控告章太炎、邹容，最后虽然清廷获胜，但“主犯”章太炎、邹容不过囚禁两年而已，清政府在租界区内无法独掌生杀大权，无力象以往那样惩治政敌，只能“自貶，与布衣讼”，“闻者震诧” 。而租界为了保护自己的“治外法权”，在清廷的反对下，客观上保护了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因此，租界与使馆反映出现代中外关系的双重性质：相对于民族国家，租界是丧失主权的被殖民的标志；但对于清帝国，租界则是“政治犯的庇护所”，清廷的反对者享有着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如此双重处境，被当时人（如陈天华）称为“不幸中之一幸”：“各国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于国体上是大大的妨碍。那些志士，幸得在租界，稍能言论自由，著书出报，攻击满洲政府，也算不幸中之一幸。”
因此，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这样，晚清存着着极其有限的“政治自由”。马克思在谈到亚洲解体的时候，曾经谈到人们对旧有宗法制社会和平生活的依恋和这种。。。。。。 本论文未全部显示，总约有5360字，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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