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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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东西比较，分析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空想到科学的曲折发展过程，阐释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殊遭遇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巨大影响，从而揭示了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关键词] 社会主义 空想 科学 影响
China: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rom Fantastic Being to Scientific Being
Abstract: Through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this article offered a view of developing course of socialism from fantastic being to scientific being amidst twists and turns, set forth the special experience in China and the influence on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made out an exposition of the importance and the urgency of mak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Key words: socialism; fantastic; scientific; influence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逐步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为了寻找一个完美的答案，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社会主义”披着神秘的面纱，开始隐现于诸多仁人志士的义举著述之中。可以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既是中国人反抗自救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都怀着极大的热情对“社会主义”做了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阐释和发挥。然而，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空想到科学转变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也付出了并且正在付出着巨大的心血和努力。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灾难日益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这种社会矛盾激化的集中反映。洪秀全在领导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时，把原始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同中国固有的大同思想和农民革命传统中的“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等革命要求结合起来，发展成为相当完备的农民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从而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绚丽前景。它规定，不分男女，按人口分田，天下田由天下人耕种，要求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表达了中国农民阶级富于反抗的革命精神和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但是这个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披着宗教神学外衣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纲领，由于缺乏其实现的现实基础不得不最终破产。然而，即使是这种昙花一现的空想，也给正在困惑中摸索的中国人以某种有价值的启示，从而能够在这个方向上有所深入和发展。
在德国历史上,托马斯·闵采尔也是披着宗教神学的外衣，向人们颁布了一个接近于“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企图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国家政权的地上天国。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说，“这一历史片段，乃是整个农民战争的顶点，乃是围绕着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形象托马斯·闵采尔而表演的，可是这段历史只是昙花一现”。“他们何以跨得最快，他们的运动何以在其时带有幻想的色彩，他们的要求何以表现得必然非常不明确，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关系里，正是他们这一集团最少有巩固的立足之地”。（1）也就是说，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在这种前提下，他们的革命纲领只能以空想，或者是以幻想的形式出现，借此反映他们的反抗情绪和理想追求。同样，作为中国农民起义顶峰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是这种情况。
戊戌维新作为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新的一页。维新领袖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讲的“大同”、“小康”联系起来，提出了他的历史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大同理想。康有为认为，人类历史据乱世进而为升平世，从而达到小康，再进而为太平世，从而达到大同，这便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那么，人类社会进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康有为认为是人类避苦求乐的本能和不忍之心，也就是人性。他还根据三世说和人性论就具体描绘了一种人道进化的最终目标——大同世界。他认为人道之苦“皆因九界”，即“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中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同，不通，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2）只有“破除九界”，去掉国家、等级、种族的界限，同时实现男女平等，促使国家消亡，去私产之业，“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众生如一，才是真正实现大同理想。这同样是一种空想，但是这种空想却与《天朝田亩制度》所勾画的那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主义的蓝图有所不同。它更多地展现了以近代人文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并且，还体现了历史进化论的世界观。这同《天朝田亩制度》相比是重大的进步。当然，康有为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的《大同书》里更多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所以，梁启超把康有为的哲学概括为“博爱派哲学”，“主乐派哲学”，“进化派哲学”和“社会主义派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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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虽然是进化论与公羊“三世说”相牵强附会的产物，并且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它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在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更何况，以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看待历史，憧憬未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恩格斯在谈到傅立叶时说，“------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看成四个发展的阶段：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因而，“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3）虽然康有为与傅立叶不能划等号，但是他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对形而上学的不变论和天命史观是一个有力的打击，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这说明中国人已经开始用辨证的、发展的观点去洞察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继洪秀全、康有为之后，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改造和发展了大同理想。孙中山讲大同，先以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为主要内容，后来又强调它和共产主义的一致性。简单地说，孙中山的大同社会就是与三民主义相结合，而最终实现“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壮有所营，幼者有所教”的“天下为公”。这种大同社会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大同观念与资产阶级主张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要求“打破贵族及资本家专制”的社会主义三者简单的混合，同康有为的大同理想相比，有三个后所不及的显著特点：第一，孙中山的大同思想基于其“替众人服务”的人生观而生，已不仅仅限于反映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它力求把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统一起来，这是一个进步；第二，虽然同样是以进化论为指导，但是孙中山却强调“突驾”说，重视“跃进”，这反映在他的社会观上，就是以暴力革命推翻专制政府，进而实现“天下为公”；第三，虽然孙中山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但是他已经觉察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并力图避免之。这较多地体现在他的“民生”学说之中。所以，正是因为这种进步性，使得孙中山有勇气干脆称他的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这说明，在孙中山的空想社会主义中，无产阶级的利益已经得到反映，这为开阔正在成长中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视野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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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孙中山大同理想的致命弱点就在于，既想一定程度上维护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又不把他们作为实现革命和建设成功的社会力量。这种由其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造成的矛盾说明，孙中山的这种带有阶级调和色彩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是以明确的阶级斗争为首要前提的。俄国的民粹主义也说明了这一点。列宁说，“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归纳起来就是向工人阶级进行有害的思想宣传——抹杀劳资利益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冲淡阶级斗争的剧烈程度；并且把合作社方面的工作引向庸俗的空想。”（4）
一种科学的革命理论，不仅要设计一个理想的革命前景，更为重要的是要指明一条通向这个前景的正确道路。同时，这种科学理论的诞生还与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有关。在西方，由于具备了产生这种理论的主、客观条件，于是，1848年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就成为必然，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划定了一个新的时代，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然而在中国，这时候，一方面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非得通过一次暴力的解决不可的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不能为解决这种矛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时代、社会强烈呼吁新的科学的革命理论诞生。恰恰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引进”科学社会主义，直接取代中国本土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导理论，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也证明，社会主义在中国由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是成功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这种转变之所以会取得成功，不仅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在自身不能产生这种理论的情况下，急需这种理论的指导，从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二
显然，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与欧洲有着重大差别，这些差别给中国革和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是以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标志的。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一个崭新的理论问世为方式的。也就是说传统的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同生在一片土壤之上，前后之间实现了一个质变的飞跃。这样，科学社会主义一问世就直接面临着欧洲的工人运动，并且立即与之相结合，使这种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理论与运动之间是直接的结合，没有太多的迂回。中国则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到孙中山的大同理想达到了顶峰，但却没有像欧洲那样实现一个质的飞跃，产生一种崭新的科学理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从主观客观上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当时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并且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成为最主要的矛盾。也就是说，中国由于其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并且尖锐化，中国的工人运动还没有高涨到西欧当时的历史水平。所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解决是反帝反封建。另外，自然科学上，也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三大发现似的成果，人们对世界的最高认识仍然停留在初步的进化论阶段，不可能出现辨证的唯物史观。同时，尽管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了一定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很有限的，人们也不可能从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发现剩余价值学说，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剖析得出两个“必然”的结论。总之，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之所以不会诞生就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孕育不出它的胚胎，缺乏它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就把目光转移到了国外，从国外引渡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论。然而，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实业救国，再到维新变法乃至辛亥革命的历史史实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解决不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人们必须寻找新的理论，寻找新的出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擦亮了中国人的眼睛，特别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俄国。另外，俄国与中国国情的惊人相似，更加坚定了中国人向苏俄学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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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中国人从苏俄那里学习到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就开始日益显示出它的活力，也正是从它输入中国的那天起，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就开始让位于它。但是这个转变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这表现为一个过程，这与欧洲显然不同。这个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人们对它的接受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开始时马克思主义只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非常模糊，人们对它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感性阶段。不过，由于理论本身的活力和进步性，由于当时中国无产阶级的一定发展，这种朦胧感很快就被克服。李大钊、陈独秀等党的早期活动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上，而是把它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这种结合的伟大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从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自发走向了自觉，科学社会主义真正开始取代中国传统的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它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路还很长，在这个过程中时刻都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向它提出新的挑战，甚至出现新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这种特殊境况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外来理论，发端于不同于中国文化的欧洲文明。因此，它首先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所谓中国化，就是将这种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建设实践相结合，以及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这样，通过中国化，使之获取具体的中国民族形式，它才有可能被中国人民所认识所把握，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再加上一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实现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排除这一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为人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在内，时刻都会出现偏差和失误，甚至是教条化。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就会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左”或右的错误，造成惨痛的损失。
其次，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本是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决定了我们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但要直接依靠该理论的经典、经典作家，而且还要间接地依靠与该理论有关的其他因素。因为，这种理论是一种外来理论，是一种陌生的理论，是一种在别的国家曾经得到过验证的理论。那么，过分地依靠理论本身，又容易产生对理论的教条化，过分地依靠与理论有关的因素，比如共产国际和苏联，又容易偏离我国的具体实际。这两种情况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立开展，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约束我们自己对革命和建设经验及教训进行科学的总结。
第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关键还在于它本身是一种开放的理论，是一种不断发展创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仅面临着中国化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同时，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它不但要与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做斗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陋习做斗争，而且还要与中国范围内存在的反动文化做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才能吸取新的营养以丰富和发展自己。从三大论战到延安整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十五大，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每前进一步，无不都是以思想解放的形式获得实现。
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开放的理论，它本质上要求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开创自身发展的新境界。这就要求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人要有巨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敢于走在时代的前列，善于把本国的具体实际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结合起来，善于把过去成功的执政经验同现在以及将来所面临的风险和考验结合起来，善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见解建议同当前的方针路线接合起来，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自己防腐拒变以及经受各种风险考验的能力，从中不断发掘出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新的规律，在理论和实践上科学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根本性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的胜利召开以及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重大理论问题的深刻而全面的论述，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认识又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又取得了重大成就和突破。无疑，这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总之，由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殊遭遇从而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具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得不谨慎地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得不及时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把他们上升为理论，重新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相反，如果忽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殊遭遇，如果忽视中国的具体国情，忽视把科学社会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左”或右的错误甚至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所以，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是不同于欧洲，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没有彻底完成的明显标志。只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在继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转变”就不会结束。因为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历史实践中去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从而不断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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