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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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二千年来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人云亦云，咸称“孔孟之道”、“儒家学说”，实为天大谎言。
自从雄才大略的西汉武帝在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协同策划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神立教（儒教）、教为政用以来，历代尊奉的并非真版儒家学说，而是借夫子令名，偷梁换柱，重加塑造，一百八十度逆孔孟真意而行之的伪儒；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超级愚民工具，维护封建专制绝对权力超稳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该叫做“打著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Great Performance）了。
真假孔子之大别，在于如何定义人类出诸生物本能的利己之心（即通常所说的私心或人欲）；如何定义作为道德滥觞的利他之心（即通常所说的爱心或公心）；以及如何定义这“两心”之间的关系。一切人文科学命题当中，这三大定义当属大本大源范畴头版头条；相当于一部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开宗明义基本公理（Axiom）。一旦出错，就从原点开始，错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君不见中国孔子儒家学说原是历久弥新一流先进文化结晶，揭示万物之灵“当行之路”（人之所以为人的应循客观规律，或称“天道”），不涉迷信，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推动文明建设，指引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导向大同理想人间天堂的经世致用美轮美奂金声玉振大成宝典。
真儒的道德观并非与人欲为敌，恰恰相反，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
如果把孔子济世学说宗旨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八个大字而已。
这个正道，并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类自欺欺人之谈，不是什么牺牲“人欲”、否定个人重要性的苦行主义。
孔门之学，莫先于求仁，亦称仁学。仁也者，以人为本，以人欲为当然，因“自爱”而“爱人”，因“爱人”而“使人爱己”，从而实现“自爱”与“爱人”相统一，以弘扬利他精神为互惠互利皆大欢喜的成功之道，为每个人求取可靠、长远的最大利益的无比高明的利己之道。
《礼志》云：“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因此“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世界上一切生命体当中，唯有“万物之灵”的人类能够感悟“利他心”——爱心或公心对于改善自身生存条件、在更高的层次上满足自己的私心要求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因此唯人类才有求仁的要求（与鸟兽不可言仁也）。
人类社会要不受破坏，引导私心动力驱使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实现文明进步，走向人心响往的小康以至大同理想境界，关键在于因时因地因体制宜弘扬爱心（公心）以调节私心，实现社会性的两心调谐境界，这就是儒家济世思想的始发点。
“仁学”是优化的“为己之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利己与利人之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两心相悦”的人间正道 。
——西方基督教的爱心救赎教义本质上相当于真版儒家思想的神性版。写基督教《神学大全》的著名神学家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说得明白：“道德的净化并非要去掉七情六欲，而是使七情六欲合于规范。”
伪儒与真儒有本质上的不同。伪儒在“绝对权力”支持下，高踞似是而非的“崇公抑私”道德制高点，将谋求发展进步的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驱动力和万恶的自私（Egoism，Selfishness）原罪混为一谈，否定个人本位（Personalism）和自我意识的合理性，藉专制君权代表的伪公压抑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阉割、扼杀人类最可宝贵的创造能力。特别是自命孔子传人或称“後儒”的宋明理学家（朱子之学到陆王心学），倡“尽天理，灭人欲”悖论，把这种破坏作用发挥到了不可救药的极致，阻绝了中国政治制度改良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前进道路。
君主政权为什么不惜国家民族付出如此天价，三百年前黄宗羲说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从而“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也。（见《明夷待访录·原君篇》）
曾有人说过：“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著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此出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单独推尊孔子其实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若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周予同《孔子》
“历代王朝在孔庙里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孔子”——匡亚明《孔子评传》
“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时君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大钊选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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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知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克里尔（Herrlee G. Creel， 1905－1994）所著《孔子与中国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 1949年初版，1960年修订再版；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有中译本）相信孔子有真假之分。他认为汉武帝时开始了对孔子思想的重大篡改，宋明理学家阐述的孔子思想不会被孔子认可。他说，如果现时的许多中国人不能适当地区分正统的国家儒学与被歪曲的早期儒家思想，那么，他们所有一切认识便都不是真实的了。
清初学者颜元，曾经尖锐指出宋明理学的泛滥流行，实是国家衰亡、苍生涂炭的重要根源；直呼：“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
其实明代在华传教的西方耶苏会士，早就质疑当时流行的儒学，认为充满迷信思想和知性谬误，主张返回到真孔子那里。他们认为中国固有文明的精华无疑只在于早期儒学，孔子所开创的道德哲学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他们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批判否定后儒，通过对先儒精义的阐释与重建，最终达到超儒，以建立中国文明的新体系，走出一条能够长期发展的新路。传教士们把他们发现的真孔子及其思想传播了到欧洲，使当时欧洲许多有识之士深受启发鼓舞；通过这种渠道，孔子思想曾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直接影响，并进而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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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世界进入大智大能讯息高科技世代，如果谈史论道仍然不知区分真假孔子，甚至还把宋明理学捧为儒家思想的最高水平或“完善阶段”，那就真个“时空错位”（Anachronism），一错到底，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了。
伪儒与一个比一个消极无为的释、道相揉合，造就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心态文化”落后顽症，就是当年鲁迅先生痛心疾首，至今犹如梦魇般挥之不去的“国民劣根性”。
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根源是什么？一言蔽之：反人性、反天道，误以抹煞个性、放弃自我、消灭自我、无私无欲、“大公无私”为至善高尚美德。
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显性主要表现是什么？一言蔽之：虚假两字。说明白一点，就是伪善成性，面子第一，自欺欺人，把一个做学问、办事业、求进步最要紧的“诚”字丢到了九霄云外。如此劣根性不除，人类特秉至可宝贵的灵性创造能力不可能循正道顺畅发挥，不会产生强大的自主科技发明创新能力，不会有真实的民主共和政治，也不会有真性道德复苏；纵然一时金玉满堂，只缘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成得正果？
私心（利己之心）出诸生物本能，是人类谋幸福、求进取的原动力，也是焕发利他的爱心或公心的根本原因。硬要装作无私无欲，可怜的中国人不虚假、不骗人、不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大戏台能行吗？
私心漫无遮拦恶性发展成为损人利己的“自私”，就会利用唯人类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去犯罪，制造灾难。“自私＋灵性” ，莫非就是基督教圣经创世纪所说人类特有“原罪”的理性表达式？人之所以为人，人的自我解放，或者说人的自我救赎，要求自觉弘扬利他的爱心或公心，以调控利己之心，克服自私倾向，摆脱非人“丛林法则”，维系社会集体有效运行，找到转进一部真正人类史（马克思认为人类尚处于“史前史”时期）的“”当行之路。
堪称万恶之源的自私，虽是私心衍生，但绝不可以同私心混为一谈，不能因为反对“自私”而不分青红皂白连带否定了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这就好比治疗癌变，在消灭癌细胞时，不应把所有细胞一律格杀不论，以致连生机都一起给毁灭了。
孔子那时代，汉语中还没有“自私“这个词；孔子把私心称作人欲，把自私叫做贪欲，对此区分得清清楚楚。就好象在英文中，私心为Private Interest， 自私是Selfishness，两者既非同义词，亦非近义词，绝无混淆之嫌。可怕的是，在伪儒长期流毒下，现代汉语一直将正当的私心和恶质的自私混为一谈、无分彼此，动不动一起打翻在地，直到今天，还是一笔糊涂帐。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黄帝阴符经》）大公只能来自大私，源自利己之心的“升华”。
如果打着“至善”旗号，否定私心，倡导“大公无私”，那个“无缘无故”的大公，只能是空中楼阁或假冒为善的伪公罢了，结果不仅压抑了灵性创造能力，造成发展停滞，而且自私贪欲必将在伪公外衣包装下，借种种诡异险恶的变态形式到处窜流，以求一逞，导致甚至胜似“至恶”的人间浩劫。
统观天朝上国千载而下主流文化取向，总是 “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巧兮伪兮，处处“厚黑“权术计谋，在一派虚情假意中讨生活；稀缺乃至无有者，追求社会发展进步的创新智慧火花和土壤环境是也。如此人生，没有落到开除球籍的地步，已属万幸。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举“破私立公”大旗，以“斗私批修”为纲，非仅秉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误尽苍生的“崇公抑私”致命“德性”，更且“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意在导向红彤彤的“大公无私”纯粹净界太虚幻境，相当於一场“敢叫日月换新天”，规模宏大、前无古人的“以公灭私” “反调谐” 型再造人性社会实验。实质上同伪儒宋明理学一脉相承，变本加厉，登峰造极；与追求个性解放（人的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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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被塑造为纯然无私的榜样，就成了虚矫的假人。其陈义至高的一片公心，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越是号召学雷锋，越是讳言“个人利益”，社会性“假大空”虚火愈趋炉火纯青。
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不打刘彻董仲舒，不批程朱陆王，反而“假作真时真亦假”，进一步迷乱了自家本性，岂非中国人自暴自弃灵性悲剧？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新政二十五年来，经济腾飞，举世瞩目，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经济禁区，却几乎没有触动“国民劣根性”这个积淀千载、污秽不堪的“酱缸”，仍然缺乏一种适合国情和时代需要的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可能维持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也难于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如今普遍受惠，皆大欢喜的蜜月已经过去，严重的结构性社会不公，权钱交易，贪渎腐败，弱肉强食，正在不可遏制地蔓延，成为进一步发展进步的桎梏，直接威胁社会稳定运行。有识者忧心指出，现状已达危险的临界状态。
中国的虚假现象已经铺天盖地。假冒伪劣不仅见诸假品牌，假货品，假指标，假工程、假学历、假档案……最可怕的是假共产党员大量涌现，他们不是在党籍文件上造假，而是披着为人民服务和献身共产主义理想的高洁伪装，执掌生杀予夺和支配国家财富的大权，干着以权谋利、窃国害民，包括数以千计高官挟亿万巨款外逃这样丧尽天良的勾当。年年打假，年年反贪，却越打越猖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假冒伪劣已经渗透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其规模和表现早已突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水准，直逼吉尼斯世界纪录之最。
真伪儒家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型态，或称“心态文化”。“心态文化”是根本的文化，文化的根本。人类灵性创造能力能否发挥，如何发挥，必受“心态文化”支配。换言之，人类社会能否发展，如何发展，何去何从，“心态文化”是决定性的无形推手。如果没有适当的“心态文化”为后盾，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现代化宏愿只能是一盘夹生饭，仍然可能失去大好历史机遇，重温不堪回首沉沦噩梦，当非危言耸听。
德国着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成功进行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请不要忙着给韦伯扣上“文化决定论”的帽子。韦伯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人们藉着这种‘世界图像’试图解答下列的疑问：我们愿意‘从何’得到解救，解救之後又‘何所去’，而且----不可忘记----要如何才能获得解救。”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说不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委，解释不了东西方社会发展迥异的成因。），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可能有一种发蒙振聩的意义。
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这个火车头驱动行进途中，会遇到无数岔道，如果缺乏一种“导人以正”的“理念”作为“路轨上的转辙器”，以维持前进的正确方向，那就难免掉进迷失之海，落入毁灭的深渊，或像中国推背图显示的那样，陷于无休无止循环转圈、无所长进的窘境。
青年毛泽东曾痛感“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他以为“民智污塞，开通为难。”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相信“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他又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均见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
迷乱心窍的“中国结”绳端，就在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不昭雪此案，无法想象如何了断这场“自作之孽”。
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可以为伽里略平反，决意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执政党为何不能给孔丘孟轲昭雪？现在莫非就该是还孔圣人“天之木铎”，“与孔子同在”，天机解密，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千载一时？
中共新党章规定的“三个代表”指导思想，明确提出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要求。如上论证，文化先进性首重“心态文化”的调谐水平。作为解结第一步，执政党何不鼓励和支持知识精英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不失时机地主导一场为儒家学说正本清源的大讨论，秉赤子纯一至诚之心，从“性与天道”大本大源出发，沿着儒家心路历程，如切如蹉，如琢如磨，发掘、理清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真版儒家学说为代表的调谐两心（利己与利他之心）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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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还必须严肃地面对一个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挽狂澜于既倒，拨正了人类历史的航向，却遭遇了类似儒家学说那样被扭曲背反的命运。时至今日，不容犹豫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 就是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这个大目标的本来面目，从而悟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的真谛。
如果吾人不当鸵鸟，“知耻近乎勇”，就要老老实实承认明清以还“东方不亮西方亮”，以及西方成功主导世界进步潮流的现实，不仅热衷于取巧“拿来”西方经济科技成就，更要虚怀若谷地移樽就教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看不见的推手功能机理。其中特别值得重点探究美国社会“心态文化”的两心调谐内涵，破解非常富于创造力的所谓“美国精神”的深层奥秘，作为摆脱“劣根性”，改造“国民性”的无价宝鉴。
中国的先进“心态文化”建设，最好实行“三结合”：以真版孔子理性学说为源头，发扬孔子“模糊信天观”的博大包容精神，结合无神论真版马克思主义、以及藉神性宗教为载体的基督教爱心救赎教义，三者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精华荟萃，烘蒸郁衬，与时俱进，谋建堪当今日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通用支持架构，据此设计编制中国特色，人类共识，立足理性，兼容宗教情怀的精神复兴系统工程教程。
两千五百年前，中国孔子试走上层路线说服君主试点推行理性济世学说，可是这条路线在上古中国的可行性几近乎零，结果失败了，被篡改了，淹没了，至今依然浑沌未开。
五百年後，西方基督降世，经由草根群众路线传播神性救世教义。在政教分离、“权力制衡”的西欧特定环境中，基督教发展成为不同民族国家的共同思想信仰，历劫不堕，浴火重生，启迪心智，发挥了社会进步推手的历史作用，居功厥伟焉；但是随着工业化和讯息化时代接踵而至，以迷信奇迹为基石的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日益彰显。青黄不接，无以为继之际，发达的西方世界正面临攸关兴亡存续的信仰危机，构成灵性意义上的新千禧天字第一号挑战。
基于孔子理性学说的“三结合”精神复兴系统工程教程一旦脱颖而出，不仅是中国未来希望所寄，也何尝不是西方和整个人类大家庭千呼万唤“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克服形形色色信仰危机殷切期待之至的成套解题软件（Solution）。
这部系统工程教程需要的不是佶屈聱牙、高深莫测、五花八门、互相颠倒，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平头老百姓莫名其妙的繁琐哲学理论游戏，也不是停留在重申道德金律或传统德目的一些老生常谈而已，而是回归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本公理常识，下里巴人可以一目了然，豁然贯通的明明白白道理；因此必须从大本大源处发掘灵性感悟两心调谐原理的全部根据，形成一种具有不可抗拒逻辑力量的理性思想信仰体系，藉此兼收并蓄世界上一切精神财富的营养成分，得以重新解说、理顺古今中外历史来龙去脉，总结种种令人茅塞为开至关紧要的经验教训，联系实际，与时俱进，导向一种从树木到森林，从听命到自觉，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茅塞顿开、大澈大悟境界。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一个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历尽艰难曲折之馀，终于自觉昭雪天字第一号沉冤，捡回尘封千载的传世家珍，寻着打开心窍的金钥匙，可期沿著先进文化（首重“心态文化”）的前进方向，走上平稳渐进、创新超越西方传统建制惯例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康庄大道，获得前人难以想象的高超效率，加速进入灵性创造能力大觉醒、大解放的新时代，从此结束在科学技术领域无休无止填补空白、呼喊赶超、模仿与改良，以及经济领域无休无止仰人鼻息祈求提携的悲情局面，继“周易和四大发明”之后，创造发明纷至沓来，实至名归跻身进步人类前列；相应迎来国际大家庭的信任、谅解和支持，所谓“妖魔化”之说必然不攻自破，能够同一切国家和人民成功合作，友好相处，互相提携，排难解纷，为人类大家庭和平、理性、共同缔建人间天堂，作出迟到的应有的贡献。
最近修改日期：2005年2月27日
欢迎讨论。联系电邮： paulpang21@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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