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儒学能够融会贯通，创造中华新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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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曾读过一些研究、探讨、批评儒家学说的文章、专著，也许我孤陋寡闻，挂一漏万，但我始终怀疑，一百多年来新儒家、已故的儒学大小宗师以及批评者们，连儒学的根本性问题都没完全搞清楚，特别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既没有被询问自然也没有看到解答：
从孔子起，儒者们是使用什么方法来获得知识并建立他们的学说体系的？
本源性的问题都没明白，没有共同承认的基本出发点，议论来，争论去不过是相互各认为自己有理，最终发现，“五四”之后的这一切不过是在进行一场价值不大的争论。
我认为：在孔子那里，儒学的最基本的本源在于：以“仁”为出发点，赖以获取知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是：客观地考察人类社会的现象，运用“以己及人”和推理，使知识系统化，并与新情况、运用已有知识的结果相对照，进行进一步的校正。以“中庸”为规律并以此为行事（做人做事）的核心。
当然，这只不过是本人所认定的儒学必不可少的本源，也许在不同的人看来还能增加一些。
“以己及人”方法是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中非常普通的常识，法家的韩非在其著作中把它变成了“以己度人”并发挥到了极致。本人心得的一点独创是：它是儒家学说中极为平常而且迄今未被明确意识到的、极为重要的建立儒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
从根本的本源来探讨儒学，儒学的几个本源：“仁”、“中庸”，与现代科学几乎没有冲突。（中庸，用现代的话略有拔高地说就是社会、系统的运行总是以某个最佳点为平衡点震荡、反复，因而人们行事也必须取最佳方案，不偏不倚取中庸而已）
儒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儒学基本方法中“以己及人”的方法与现代科学的系统、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验方法在根本上是格格不入的。现代科学的系统、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实验方法是探求真知的方法，而儒学基本方法中的“以己及人”方法只能够说是很高明的办法。
古希腊人严密的演绎推理体系，发展到以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代表的最高峰后必然是停滞不前，因为古希腊的科学，不是现代科学，古希腊严密的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体系如欧几里德几何学，是纯粹的形式逻辑体系，不与经验基础发生关系；而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虽有实验，也有实验结果的记录，但未能够与现代科学一样，明确地以经验为基础，并以此为判定正误的标准，也未能够以经验为基础产生出发点（概念、定律），并以此经严密推理，产生结论，并用实验验证；所以，古希腊的科学，从学科内部的情况来说，由于实验与严密的逻辑推理彼此相互分离，不可能象现代科学一样发飞速发展。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以经验为科学的基础并作为判定正误的标准，有了系统的实验方法，加上长期以来知识的进步、积累的有利条件，伽利略等人[1]运用了系统地进行实验以获得实验结果，以系统的实验结果为出发点并从出发点进行严密推理，严密推理的结论用实验验证，将实验结果作为判断知识正确与错误的依据，古希腊人的方法才获得了新生。牛顿、拉瓦锡、达尔文等科学家发挥了科学方法的优势，不断创造，获得了许多真实、可信，近于完美的伟大成就，连心理学等学科都遵循自然科学的方法，科学成为最重要的学问。
相比之下，儒学方法中的“以己及人”方法，有很多优点，直指个人的内心，以自身经验为出发点，易于理解、掌握和传播，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诸求己”，等等，儒学十分世俗化，不可能成为宗教，原因在此。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方法，能够经受住原始理性思维反复的追问、诘难，而且在理论体系的初创时期，特别易于将理论运用于实际。儒学在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几乎全部陷于停滞后仍有相当大的活力，与此不无关系。
但“以己及人”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对真知的探究、追问很不彻底。儒学因此在推理上既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出类似于古希腊的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因为儒学自身根本没有这种需要；在客观考察方面也不可能将它运用于对自然事物的考察，“以己及物”是无法进行的，也就是不可能产生系统的实验方法。因而自然科学不但不可能由儒学发展而来，儒学连产生自然科学的萌芽都不可能。因此，宋明理学家们的“格物致知”不过是胡扯，认识世界变成了“内省”、“参悟”。朱熹认为穷究“一草一木之理”为“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炒沙而欲成饭也[2]。”王守仁认为：“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3]。”两代大儒之所以如此，实在是儒学发展的必然。
此外，“以己及人”方法特别容易将儒学变成一个伦理体系而不是认识体系，儒者易苛责于伦理，而不是客观、仔细地认识事物。这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
中西文化讨论可以休矣。从本源和发展以及现状来看，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领域，西方文化都全面超越了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有客观考察，西方却发展出了系统的实验方法，中华文化没有做到。
中华文化有推理，西方却发展出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中华文化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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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以“仁”为本，西方发展出了自由、民主、宪政等一整套理论和办法，儒学没有做到。西方文化强于中华文化的还有很多很多。在我看来，唯一儒学比西方强的是发展出了一整套“以己及人”的方法，但发挥到极致变成“以己度人”的是法家的韩非，我想儒家的大儒们能够做到，却不愿意这样“以术害道”[4]。
或许有人会说：儒学是伦理体系，西方科学是认识体系，二者不可比。但儒学不是宗教，伦理体系必须也确实建立在认识体系的基础上，没有清醒、理智的认识，不可能有良好的伦理。儒学正是由于宋代以后认识体系的落后，导致了儒学伦理体系的落后，“礼教吃人”。正是西方科学认识体系的先进，导致了西方伦理体系的先进。
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等人主张向西方学习实在是理所当然，中国向西方学习学得还远远不够。
“以己及人”方法如此问题多多，是否可以将它去掉，代之以现代科学方法，从而实现儒学的现代化创造性转换？很明显，这一点不难做到，但儒学却因此立刻丧失了自身独特的特点，儒学还是儒学吗？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两次挑战：一次是杨、墨，特别是墨家的挑战；一次是魏晋时玄学盛行，反对名教，但儒学都摆脱了困境。儒学只是在最近一百多年来才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第一次遇上全面超过了儒学的西方文化挑战，中华文化、儒学还能够再创辉煌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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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等学科至今存在一个困境：科学方法来源于自然科学，却很难做系统的实验。这必然导致理论的创新常常缺乏足够的经验基础，验证理论也必然相当困难，运用理论于实际情况也必定会有很多的麻烦。
另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人，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一个极大的差别：人具有主动性，还能够相互影响。生物虽然有主动性，但生物学研究中根本可以将它忽略不计；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将它忽略不计吗？
经济学大师哈耶克最初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有效充满信心，“后来才发现，当自然科学家急于尝试将其专业思维习惯应用于考虑社会问题时，却常常不可避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牛顿的大名人人知晓，但很少人知道：牛顿曾经在化学上投入了不亚于花费在物理学上的时间和精力，却以失败和几乎未发表研究结果而告终[5]。牛顿大可发出类似于哈耶克的批评、抱怨；但据我所知，牛顿并未发出此类抱怨，反而有一个比喻，将自己比作在真理的大海边拾贝壳的孩童，未发现真理的大海。
自然科学方法是否在社会科学有效，目前仍然有很大争论，本人认为是普遍有效的。但社会科学的每一学科甚至学科内部的各个部分，应当在此基础上拥有自己独特的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的发现都需要学者非凡的创造性。
儒学的“以己及人”曾经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但历史已经判定，儒学的“以己及人”方法不能够成为根本性的方法，西方的科学方法才是根本方法。所以，“以己及人”方法在现在的科学研究中最多只能做辅助方法，并且由于当前社会科学的情况，正好能够起一定的辅助作用。
儒学的困境和西方社会科学的困境正好提供儒学一个机会，与西方科学取长补短，通过原创性的活动，完成儒学有史以来最为艰难的创造性转换，重塑儒学甚至中华文化：
以个人的基本权利为根基，以求真知为目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科学方法，但却将儒学的“以己及人”方法作为辅助方法，例如将个人内省的经验与推理，与客观的经验事实一同作为产生新思想、新理论等的经验基础，等等。但必须将“以己及人”方法作为助发现法，作为一种在科学上是可以接受的办法，而不是作为坚实的基础；在有所创新、有所发现后，必须重打基础，以客观的、可重复的经验为坚实基础，由此获得创新的出发点，通过严密推理或通过数学推导，得到结论或未来可以通过实验进行验证的预见等，通过事实、实验等验证。还要注意避免此方法的极大弊漏与在求真知上的不彻底性。
在依据已有认识如理论、经验事实等行事时，“以己及人”也是需要注意的方法。
这样，既符合世界科学的优秀传统，又具备中华文化之血脉的新中华文化已经是呼之欲出。
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一直梦想让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取长补短，他们的梦想一直不可能成功，因为文化的移植是一个整体，现有的文化不可能东取一块，西取一块，东拼西凑；但文化中最根本的方法，是肯定能够将西方的优秀传统与中华的优秀传统合而为一，融会贯通的。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伽利略等伟大科学家将系统的实验方法与古希腊的严密逻辑推理方法融会贯通，产生了现代科学。
将西方的系统的实验方法，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和中华自觉的“以己及人”方法合而为一，未来中华文化必定能够恢复活力与创造力，重塑辉煌。并且，我认为：未来中华文化仍然不需要宗教，“以己及人”方法能够代替宗教。关键是要做。
当然，科学方法能够也必定要在研究和研究成果中体现。新中华文化的创造，可以是在创新的成果中表现出来，让后来者参照。也可以通过对科学方法的研究探讨，自己产生新的具体方法和成果，对以有知识，不管是中华文化还是西方的，当取则取，当去则去。一切由学者个人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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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切只是未来…………
中国人文学科的现状根本不容乐观。如果说中国的自然科学，以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和杂交水稻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的自然科学出现世界第一流创造，摆脱了作为美国、欧洲科学附庸的地位；那么，中国的社会科学，迄今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世界一流创造，标明中国的人文学科已经摆脱作为苏联人文学科或美国社会科学相互冲突的混合附庸的地位。这不能够责怪中国的学者。台湾、香港，由于人口太少，恐怕难于出现也未见到开创性的创造，尤其是伽利略那种类型的创造：既是真实、可信、近于完美的知识性成就，又是学术研究的完美范例，可以作为学术传统。
而中国大陆，虽然有人口众多的优势，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向西方学习、消化、进步、积累的进程被斩断了三十年，中华文化的主要承担者，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不是沉默、被扭曲，就是在肉体和精神上自杀，或在苦役中慢慢死亡甚至被杀。这一切导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社会科学几乎毫无科学标准、科学传统可言，不能够被称为科学。
而后的二十年至今，由于还有政治权力的干扰，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条件，中国社会科学又没有世界第一流的创新，因而也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内化世界科学传统为自己的科学传统、科学标准。由于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压迫，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仍然在向“五四”的高峰缓缓爬坡。（其实“五四”的高峰，基本上也就是美国和欧洲社会科学的附庸。）
路还长，还要继续走。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文艺复兴时的哥白尼采用的研究方法已经很接近伽利略所采取的现代科学方法。伽利略融会贯通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的方法，产生现代科学方法的史实可参考科学史书籍，如W. C. 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P195~202
2、朱熹：《晦庵文集》卷三十九。
3、王守仁：《传习录》下。
或《中华智慧精粹文库》之《王阳明全集》，P102
4、“以己度人”方法特别容易变成权术。
5、W. C. 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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