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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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党内民主建设的探索
——兼评《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
【 作 者】高放
【作者简介】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内容提要】列宁在沙皇专制统治条件下开辟党内民主之路，先后阐述了集中制、民主(的)集中制、民主制。列宁晚年对党内民主的探讨，有不少建树，值得学习借鉴。
【摘 要 题】书评
【关 键 词】列宁/党内民主/探索
【 正 文】
一、列宁在沙皇专制统治条件下开辟党内民主之路
1898年建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处在沙皇专制政权严密统治与严厉取缔的社会环境中开展活动的。成立代表大会刚刚开过，中央委员即遭逮捕。在这种恶劣环境中难以实行党内民主，党代表大会难以正常召开，党的各级领导人难以通过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党委会难以开会进行集体民主决策。因此列宁只能在极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筚路蓝缕，开辟党内民主之路。
列宁于1899年提出“必须成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卷，第167页；第12卷214页；第8卷第236页；)1903年在党的二大上列宁与马尔托夫等人在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就有过争论。马尔托夫等人根据西欧各党经验强调民主制原则，列宁从俄国实际出发则主张集中制原则。在这次大会上，就党的纲领和策略等问题代表之间都有不同意见，经过讨论与争辩，依然未能达成共识，终于在表决和选举中央领导成员时形成布尔什维克(俄文意为多数派)与孟什维克(俄文意为少数派)两派。这在一个民主政党内部是完全正常的情况。列宁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在大会上终于能够争取到多数代表同意他的观点，当今客观地来看，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党的二大后，列宁于1904年5月出版了《进一步退两步》名著，其中讲到党的组织原则时强调指出：“集中制思想，它从原则上确定了解决所有局部的和细节性的组织问题的方法。”它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卷，第167页；第12卷214页；第8卷第236页；)列宁十分强调集中制和集中主义的思想不仅在党内遇到孟什维克的抵制，而且在国际上也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卢森堡的批评。她于1904年7月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长文，认为列宁的观点“正是无情的集中主义”。(注：《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页；)她表示社会民主党既然本质上是民主政党，即便俄国有专制主义的特殊国情，也不能过分突出集中制，而忽视民主制。紧接着1905年1月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工人阶级的示威游行和政治罢工等革命斗争震撼了全国。而且革命工人在斗争中还自觉地按照民主原则产生了名为苏维埃(意即代表会议)的组织来领导政治罢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全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合并的决议，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这两派必须召开统一的党代表大会。据英国学者米歇尔·沃勒在其《民主集中制——一个历史的评价》一书所述，正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按照民主(的)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注：转引自黄文扬主编《国内外民主理论要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页；)就我所知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的文献(这里“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俄文是形容词作定语用，确切译法应为“民主的集中制”，中文通常省略去“的”字)。列宁可能是考虑到卢森堡的意见和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决定，所以在同年12月12至17日在芬兰塔墨尔福斯由布尔什维克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上，他完全赞成决议中写道：“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议的。”意即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双方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争议。到1906年3月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中进而讲到：“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卷，第167页；第12卷214页；第8卷第236页；)意即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双方一致公认的原则。在同年四月召开的党的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中第一次写明：“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过去我国书刊中大都说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最初于1905—1906年提出“民主集中制”概念，这是不确切的。到1905年，布尔什维克党不仅从坚持集中制转向主张民主集中制，而且还善于利用1905年革命所带来的“昙花一现的自由时期，来建立一个公开组织的思想的民主制度；实现选举制和按有组织的党员人数选举代表大会代表。”(注：《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768页；第4卷第135、154页；)正是由于党内已经从下到上建立了民主制度，到1906年5月31日列宁在《让工人来决定》一文中才敢于颇为自豪地说：“现在整个党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卷，第167页；第12卷214页；第8卷第236页；)可见，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统一之前，俄国党实现党内民主原则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在选举、议政和决策这三个方面都能做到由全体党员参与，所以列宁才提出：“现在整个党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以上说明，在建党组织原则这个问题上，列宁从俄国情况出发，与时俱进，先后有过集中制、民主(的)集中制和民主制三种不同的提法，并不是固守在集中制，更不是要搞个人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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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第一次民主革命失败之后，俄国党正式分裂。一部分孟什维克成为取消革命、取消革命政党的取消派，转向从事社会改良。列宁再次流亡西欧，联合另一部分孟什维克护党派，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坚持秘密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隐蔽精干，争取群众。到1917年2月终于迎来了第二次民主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列宁等人四月初即从西欧赶回国内，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政权已经从沙皇专制政府转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这标志着民主革命已经基本结束，下一阶段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为此不能给临时政府以任何支持，要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可是刚走出地下斗争和从流放地回来的多数中央委员不理解、不赞成列宁的新方针，他们认为俄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尚未完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4月8日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13票对2票否决了列宁的提纲。然而列宁依然著文讲演和交谈，耐心说服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党的干部。新方针终于在4月14日至22日召开的第七次全俄党代表会议上获得绝大多数代表支持，列宁还被选入由九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七月底进而举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其中重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要定期每年召开一次。以前由于处在专制政府统治下，尽管从1905年三大起党章历来都是规定实行年会制，但是难以切实做到。新党章还第一次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显然这是旨在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大会还接受托洛茨基领导的区联派入党，以增强党的实力。列宁、托洛茨基等二十一人当选中央委员。九月间列宁两次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建议党中央加紧制定武装起义总计划。十月十日在中央全会上经过自由讨论、民主表决，以十票对两票通过了列宁的立即着手进行武装起义的决议。为了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会上决定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七人组成临时性的政治局。由上述可见，直至十月革命前夕，列宁一直都在为发扬党内民主而努力。他虽然提出过“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但是从未搞个人集中制或寡头集中制。在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上有意见分歧时，他总是费心耐心地争取说服大多数。然而他并不总是自以为是，也能诚心虚心承认自己的错误。斯大林于1920年4月23日在庆祝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演说中曾经列举十月革命以前的两件事，来说明“列宁同志的谦虚和他勇于承认自己错误的精神。”(注：《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第一件事是在1905年12月革命高潮中党内在讨论是否抵制沙皇政府御制的国家杜马(俄文音译，意即国会)时，列宁本来主张参加杜马选举，可是当他听完各地代表都认为在革命高潮中必须抵制杜马选举，以便动员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意见后，他站起来讲话，承认自己错了。第二件事是在1917年9月，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决定不驱散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召开的民主会议，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前进。列宁当时秘密躲藏起来，未参加中央会议。他得知中央决议后表示不赞同，去信要求中央必须立刻驱散民主会议，并且把这群混蛋逮捕起来。可是中央认为这样做过于鲁莽，不利于分化敌人，因此没有采纳列宁的意见，后来列宁也认错了。列宁勇于认错，这表明他具有民主思想与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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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宁执政时期对党内民主的发展与探索
如果说列宁在夺取政权之前致力于发挥党内民主还受条件限制的话，那么在执掌政权之后实行党内民主就方便得多了，也更加迫切得多了。可是列宁实际上领导执政只有五年多。研究这一时期苏共党内民主的论文，报刊上登过好多篇，但是系统的专著似乎还暂付阙如。这里我要向读者郑重推荐厦门市委党校尹彦同志撰写的《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他从2000年起就这个专题写成了系列论文，现在汇编成书出版，使我们对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和实践能够获得较为全面的了解。
全书第一部分谈党内民主，作者在细心通读列宁有关论著之后，概括出列宁讲到要保持党的统一，就要做到“两个必须”(即必须遵守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必须执行党中央下达的批示)；要实现党的民主决策与监督，就要做到“十二项可以”(如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可以将重大分歧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可以批评党中央的错误等等)；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就要使党成为“八个没有”的党(如没有集权于一身的领袖，没有享有批评豁免权的领袖，没有党内的恐怖等等)。这样精练的概括是很有新意的。这些论述都是列宁提出并且真正付诸实践的非常重要的党内民主的思想。苏共如果能够真正继承并且更进一步大力发展列宁所讲的“十二项可以”和“八个没有”，那就能真正建设为现代化的民主政党，那是不至于会灭亡的。仅以书中所说的“十二项可以”之中的“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为例，我认为这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一项制度创新。通常在党的决策会议上的副报告，人们都以为这是对正报告的补充。可是俄国党却开创了一种新举措，即副报告是作为正报告的对立面提出来的。这样有两种决策供与会者互相比较，展开自由争论，最后民主表决，岂不是能够做到集思广益、避免专断、减少失误吗?也许有人认为，作为副报告提出，这只不过是点缀和陪衬，终究是副不压正。不见得是这样。书中曾经举出1918年俄共(布)莫斯科区域局代表会议为例，说明在这次会议上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洛莫夫作正报告，列宁作副报告，两种观点经过激烈争论，结果以42∶9通过了以列宁副报告为基础的决议。可见关键不在于正副，而在于谁掌握真理并且能够争取到多数赞同。尤其是在一党制的情况下，如果每次重大决策都能有意识地安排一个副报告，就等于允许党内存在不是反对派的反对派，等于允许国内存在不是反对党的反对党。这样岂不是非常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吗?岂不是可以防止党内一言堂、个人专断，可以防止一党专制的党天下吗?可惜苏共后来未能把“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作为一项党内民主制度坚持下来。翻阅旧日笔记本，查到1992年7月间我应邀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和宣传工作座谈会”时，7月4日我在大会发言，题目是“吸取苏联解体教训，加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其中评价了列宁时期在党政大会上分正副报告，副报告提出与正报告不同看法。与会者不少人认为这真是奇闻轶事，大开眼界。记得我讲完之后，有一位从兰州来的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的同志特地对我讲：“如果我们能够早知道列宁时期采用过这种办法，早采用这个办法，不是就可以防止或者及早纠正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那些错误决策吗?”总之，我认为这是一条引人深思的重要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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