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道德的政治——蒋庆先生致《政治的罪恶》一书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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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八五年至南开大学参与筹建法学研究所，于天津劝业场旧书店觅得英文版《政治的罪恶》一书，携回展读，为之震撼，书中对马基雅维利主义之批评深得吾心，与儒家道德立场不期而合。后读马一浮先生传记，知马先生读此书之日文译本而归宗儒学也。十四年后，李柏光先生促译出此书飨读者，遂由余与李柏光、王天成二先生合作译出，由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嗟呼，余所译书，可谓不少，然自认最有价值者，唯此书耳！）
政治需不需要道德指引？权力需不需要伦理约束？目的能不能证明手段正当？有用能不能超越正义？强权是不是大于公理？国家理由是不是治国的根本依据？公共安全是不是统治的最高法律？权谋欺诈是不是从政的必要手段？暴力恐怖是不是施政的合法理由？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着的问题，也是人类迄今未能解决而仍在困扰人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就没有真理之光的照耀与指引，人类的政治行为就会纯任权力欲的支配而得不到净化与超拔。夫如是，影响人类至深至广的政治就会永无休止地陷入邪恶的泥坑长劫沉沦，本来应该是实现人类美好价值的政治就会蜕变为人间鬼窟。就算人类通过努力进入了其所自诩的富裕时代、高科技时代、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时代以及自由化、民主化、法治化时代，只要政治离开了道德，政治就不会有根本的进步。正如一位西方现代智者所言：当我们骄傲地登上月球进军火星的时候，我们在政治上却生活在石器时代!鉴于此，古往今来人类伟大的思想家们都没有不对政治脱离道德的状况痛心疾首，纷纷著书立说，希望用道德来指引政治，用伦理来约束权力，把政治从权力欲的支配中超拔出来，从邪恶的泥坑中拯救出来，用价值理想来改善政治，提升政治，使政治能走上真理之光朗照的光明之路，从而使政治还原为真正是人的政治而不再是狐与狼的政治。这就是本书作者写作《政治的罪恶》一书的目的。
本书从批评乃至控诉抗议马基雅维利主义开始。我们知道，从人类政治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马基雅维利主义。但是，在古代，人类的道德良知不承认马基雅维利主义，不接受马基雅维利主义，而是把马基雅维利主义视为政治上的邪恶，攻之而不遗余力。然而，到了近代，意大利出了这位被今天西方政治学家尊为现代政治思想奠基人的乖戾人物，政治理论家们把马基雅维利主义作为政治中的正面价值加以宣扬，美其名曰马基雅维利的出现使政治摆脱了道德的束缚获得了自身的价值。结果在文艺复兴后几百年的人类历史中，马基雅维利主义加深了西方以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犯罪，使人类至今的政治生活仍未能摆脱不道德政治行为的影响。那么，什么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呢? 简言之，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是在政治生活中将人类道德分为“私德”与“公德”，认为“私德”只适应于个人领域而不适应于政治领域(所谓公共领域)，作为公共所有的政治领域有其独立的道德——“公德”。这种对人类道德的划分从表面上看似乎言之有理，但只要深入其内核就会发现其似是而非。这里所说的“私德”，实际上是指人类的普遍道德，如正直、诚实、公正、信义、谦让、廉洁、仁慈、无私等，而所谓“公德”，就只能是与之相反的狡诈、欺骗、伪善、偏私、背信弃义、残暴、贪婪等恶行以及马氏信奉的“目的证明手段正当”、“强权大于公理”、“公共安全是最高法律”、“需要与有用是最高正义”等信条。这里的要害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把并非是人类的道德而是人类的恶行乔装打扮变成了一种所谓政治道德，即所谓“公德”，从而为在政治领域中公然行恶找到了冠冕堂皇的借口与理由。其次，在把不道德变为道德后，实际上就是在政治领域中逐出了真正的道德。职是之故，在政治领域中划分“公德”“私德”，就是在政治中用不道德去驱除人类道德。在现实政治中，因为不再存在道德，用所谓“公德”去取代“私德”带来的恶果就可想而知了。《政治的罪恶》一书所描绘的政治欺骗、政治伪善、政治贪婪、政治仇恨、政治残暴、政治阴谋、政治暗杀、政治腐败、政治不义等就是把政治分为“公德”与“私德”的直接结果。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在政治上不道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居然会被当今许多政治学家奉为现代政治思想的奠基者，而把人类道德分为“公德”“私德”的不道德做法竟被看作是人类政治的巨大进步!然而只要人类的良知还没有泯灭，得出的看法必然与此相反：这是道德的乖廖，价值的颠倒，理性黑暗，良知的堕落!在近百年来的人类政治史中，这种不道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畅通无阻，大行其道，其政治犯罪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可谓罄竹难书。所幸天道往还，现在是清算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时候了!而《政治的罪恶》一书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本揭发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罪恶的控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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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主义所推崇的不道德政治行为并非只出现于西方与现代，中国古亦有之。中国古代的法家、术家、纵横家、阴谋家、韬略家所推崇的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推崇的政治行为。在西方，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批判来自基督教的道德思想，本书作者正是站在基督教道德的立场上来批判马基雅维利主义。然而，在中国，对不道德政治行为的批判则是来自于儒家，儒家正是站在人类普遍道德的立场上来批判法家、术家、纵横家、阴谋家和韬略家。儒家不是不知道政治需要策略，需要方法，需要手段，需要计谋，儒家甚至在政治操作的层面提出了“儒术”的思想。但是，儒家非常清楚，策略、方法、手段、计谋必须在一个根本前提下使用才是正当的，即不能违背基本的人类道德。是故儒家进而提出了“经权”的思想，即认为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任何政治行为的变通都不能违背“经”——人类的基本道德。这些人类的基本道德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德目“仁”、“义”、“礼”、“智”、“信”、“诚”、“正”、“忠”、“廉”、“节”、等。吾人须知，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是主张用人类的普遍道德来治理国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现人类追求善良德行的理想。故在中国，不可能像《政治的罪恶》一书的作者那样用基督教道德来对抗马基雅维利主义，因为中国不是也不可能是基督教国家，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儒教国家，在中国只有用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才能同马基雅维利主义相抗衡。职是之故，如果我们今天要想在中国清算危害近代中国政治甚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话，要想使中国的政治摆脱邪恶走向道德的话，我们就只能依靠儒家“以德治国”的道德理想，而不是那些时下流行的五花八门的新奇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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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出版于1898年，至今已一百余年。作者LOUIS PROAL是一位法国的基督徒，一位法官，一位历史学家，一位道德学家。作为一位基督徒，他信仰来自神圣世界的超验价值，勇敢地用这种超验价值来批判世俗权力的堕落与邪恶；作为一位法官，他洞悉现实政治的黑暗与污浊，冷静地站在正义的审判席上来审视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是非善恶与清浊曲直；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具有丰富的西方历史知识，客观地用西方两千年来政治史上的实例证明马基雅维利主义犯下的种种政治罪行；作为一位道德学家，他怀有拯救世道人心的古道热肠，反复地告诫人们人类政治的希望不在知识不在科技不在强力不在各种主义而在人类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古老道德。同时，作者又是法国人，他亲身感受到了法国自大革命以来因政治道德败坏引起了百年政局动荡，深刻反省并彻底揭露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种种政治暴行和政治罪恶，使我们知道任何人类的美好理想——诸如自由、平等、博爱之类——都不可能通过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来获得。此外，作者还是一位灵验的预言家，一位充满圣哲智慧的先知，他预言人类未来的政治如果仍然遵循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道路，仍然离开人类传统道德的提升与指引，那就必然会导致政治犯罪，从而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与灾难。非常贵憾，在本书出版后的一百年中，作者的预言不幸言中!作者没有看到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波尔布特的种族灭绝以及一战、二战、冷战给无数无辜者带来的死亡与痛苦，如果作者能活着看到这些政治犯罪，不知会何等的痛心疾首!因为这些政治犯罪比起作者所看到的政治犯罪不知严重多少倍，其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可以说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之极!然而我们在读此书时，亦不能不敬佩作者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与大无畏的道德勇气。因为在近百年来政治上各种流行思潮和时髦主义风行宇内迷乱天下的时候，只有作者坚定地站在人类良知的立场上发海潮音，作狮子吼，旗帜鲜明地用传统道德来批判马基雅维利主义，来提升人类的政治行为，来为人类未来的政治前途指引方向。就我阅读西方典籍所知，如此系统地、全面地、深刻地、彻底地用人类古老道德来批判政治犯罪的书除此之外还未发现第二本!我相信，读者读完此书后，一定也会有同感。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在遥远的东方古国，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到这本书描绘的就像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解决的就像是我们今天出现的政治困惑，指出的就像是我们今天所期望的政治前途和方向。这无疑证明了中国古圣人所说的一个真理：天下人心同理同，人类的良知是不受时间国界限制的，LOUIS PROAL先得吾心之同然。
现代大儒马一浮先生早年留美留日，崇尚西学，最早在中国用德文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对无政府主义与法国大革命推崇备至，但在1905年读到日文翻译的《政治罪恶论》一书后，对人类不道德的政治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反省与极度的厌恶，最后毅然放弃时髦的西学，回归中国古老的儒家传统，遂成为一代儒宗。马先生当时阅读的日译本《政治罪恶论》，我推想就是现在读者手中的这本《政治的罪恶》。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生命信仰，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生命历程，这在人类历史上并非罕见之事。如果读者读完这本书后对自己的心灵有所触动，甚至能够改变自己的生命信念，那不仅是本书作者的遗愿，也是本书译者的厚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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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虽然是法国人，但却用英文写成此书。我1985年到天津南开大学工作时，在劝业场旧书店的灰堆中发现了此书，购回阅读，不禁被作者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与道德勇气打动，本想译出以飨国人，但因身体欠佳，译出少许而作罢。14年后的今天，北都李柏光先生关心世道人心，希望将全书译出，遂召集同道，分工完成，使如此之好书不致永久沉寂。在人类即将走向21世纪之际，我们通过阅读此书可以深刻反省人类两千年来的政治史，因而可以揽古观今，鉴往知来，避免人类在今后的政治中再犯错误，再作罪恶，故柏光先生决定出此书之功岂小补哉!
中国近百年来翻译出版之西方政治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国人至今仍勤译不辍，丛书迭出。然多为论述政治之知识、方法、策略、理论、主义、思想之著作，很少有涉及政治道德者。这些著作读后只可增长国人的政治知识与学术见解，而不能增进国人的政治道德与学术良知。故本书之出，不仅可以补中国近百年来译介西学之缺，也有利于唤醒国人的学术良知，改进中国的政治道德。昔者，孔子作《春秋》，以为治理天下国家的道德法典而使乱臣贼子惧，故司马迁说：“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董仲舒亦说：“有国有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同理，现在中国立志从政的人，不希望陷入政治犯罪身被恶名的人，不愿在21世纪成为历史罪人的人，不可不读这本《政治的罪恶》!我们要感谢本书作者将不道德的政治行为也列入犯罪之列，使我们知道从政必须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恪守道德，否则，我们就会与罪犯同列。职是之故，这本《政治的罪恶》一本无疑是中国从政者必读的历史殷鉴书。最后，让我们用本书作者所引的一句名言来结束本文吧!
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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