寃問的入與出：鍃賓四先生與理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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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無錫錢賓四先生一生篤行理學家言，而又能針對大時代的學術議題，客觀地研究理學。錢先生一方面強調研習理學必須本於學者自身的實踐，一方面也重視對於理學的歷史背景與特質之客觀分析。他認為做學問要先能入而後能出，不融入無法真正瞭解，不跳出則無法知道它的特質乃至限制，然而學者首先要能深入，卻不宜急切求出。理學之於錢先生，從作為人生的教訓與昭示人生的理想境界始，亦以回歸做人與為學合一的學問終。理學的道理，是錢先生的真生命而不僅是研究的對象；理學家的詩文，則是他日常相伴，造次不離的精神資糧。然而因為時代的不同，錢先生一生的學術工作，畢竟與理學家頗為相異。面對中西文化的交會與衝突，錢先生一生致力於發明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真相與意義，以為民族文化保留其可大可久的生命。宋人闢佛而爭道統，錢先生則轉而以整個歷史文化的傳承為道統。宋人一心要完成代表最高道理的宇宙與心性論的體系，錢先生則用學術思想史的眼光重新說明理學的各個層面，並進而分析其得失。這都是錢先生不囿於理學傳統的地方。
錢先生認為中國學術從明末之後，本來便應走向一個新的道路。由理學而史學，是從陽明學到浙東史學的發展。上接此傳統，下承時代的挑戰，錢先生之學所重在於認識歷史文化的傳統，而非抽象的宇宙人生之根本義理。然而他並非不講義理，只是承續浙東之學的「不離事而言理」，刻就具體的歷史文化中發掘事理與意義，因此對學者有極深的感發。錢先生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及其民族與文化精神說，均與此有密切的關係。錢先生的學問，從為人之學始，深入中國學術的千門萬戶，且旁治佛學與西學，其內容早非理學所限。然而錢先生之學終究歸本於為人之學，自孔子以至於宋明儒，源遠流長，薪火相傳。
關鍵詞：錢穆 理學 實踐 做人之學 史學 道統 現代學術
一、從入之端
二、一生之浸潤涵泳
三、回應大時代的學術課題
四、結論
理學的核心是生命的學問，自古以來的理學大師都強調，學者必須秉持「切問近思」的態度，透過自家生活的真切體驗來了解理學。若僅憑藉客觀解析與語言文字的論說，則永遠無法深入理學的堂奧。理學在中國現代學術及思想史中，依然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然而現代學者往往偏從西方或所謂現代學術的立場來研究理學，卻不甚重視踐履的工夫。這種研究固然也有助於我們客觀地瞭解理學的一些特質與問題，然而其學說若缺乏真實體驗的基礎，不僅難以深入理學的精髓，且容易發生根本性的錯誤。無錫錢賓四先生一生篤行理學家言，而又能針對大時代的學術議題，客觀地研究理學。錢先生一方面強調研習理學必須本於學者自身的實踐，一方面也重視對於理學的歷史背景與特質之客觀分析。他認為作學問要先能入而後能出，不融入無法真正瞭解，不跳出則無法知道它的特質乃至限制，而且學者首先要能深入，卻不宜急切求出。[1]這種學術態度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獨樹一格，非常值得我們研究。
錢先生一生的學行與理學有極深切的關係。他早年便深好理學家言，生平為人行事則深受理學家的影響。他有關理學的著述甚為豐富，而可以代表其晚年定論的大著作則為《朱子新學案》。其一生學思所受理學多方面的影響及其有關理學的研究之成就為何，所牽涉均極深廣，非本文所能處理。然而錢先生之於理學從何處入與何處出──即其以何種方式接受理學的影響，又從何種角度對理學加以研究反思，當為瞭解錢先生與理學之關係的關鍵。本文謹著眼於此，並本此對理學與錢先生學術的根本異同加以探討。
一、從入之端
（一）作為人生教訓
錢先生早年讀書從人生教訓入門。他在十五歲那年，在音樂課中偶然讀到了《曾文正公家訓》一書，「不禁發生了甚大的興趣」，當下悄悄離開教室，一直讀到深夜，第二天一早還跑去書店買這本書。[2]他在四十六年之後回憶此事時說：
或許是我個人的性之所近吧！我從小識字讀書，便愛看關於人生教訓那一類話。[3]
《曾文正公家訓》與《家書》中，多為孔孟程朱的道理。曾文正論修養以「主敬」為主，更從宋人「居敬」的說法來。錢先生少年時對此書發生如此大的興趣，已可見出他對義理之學的特殊愛好。錢先生對於他自己早年所讀之書，又特別指出：
凡屬那些有關人生教訓的話，我總感到親切有味，時時盤旋在心中。我二十四五歲以前讀書，大半從此為入門。以後讀書漸多，但總不忘那些事。[4]
讀書從「人生教訓」入門，這決定了錢先生學問的一大基本特色。錢先生一生論學首重做人，與此有極大的關係。
錢先生於年輕時又特好古文，發憤讀唐宋八大家全集，自韓、柳、歐陽以至於王安石，並由王安石論議之文，轉而治理學家言：
讀《臨川集》論議諸卷，大好之，而凡余所喜，姚、曾選錄皆弗及。遂悟姚、曾古文義法，並非學術止境。韓文公所謂「因文見道」者，其道別有在。於是轉治晦翁、陽明。因其文，漸入其說，遂看《傳習錄》、《近思錄》及黃、全兩《學案》。又因是上溯，治《五經》，治先秦諸子，遂又下迨清儒之考訂訓詁。宋明之語錄，清代之考據，為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所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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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錢先生治理學實在治經學、先秦諸子、考據學與史學之前。古文家講究文以載道，錢先生因古文學而喜好以明道為任的理學，本屬自然。而由錢先生之自述，可見他的學術個性，本來頗近於義理之學，並由此而深入學問的天地。錢先生對此曾說：
顧余自念，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阨，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雖或毀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矱，時切其嚮慕。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雖數十年光陰浪擲，已如白駒之過隙，而幼年童真，猶往來於我心，知天良之未泯。自問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賜。[6]
可見錢先生的學術不僅由義理之學入門，並於此「得力最深」，終生奉行理學家有關人生的教訓，而成其充實而有光輝的人格與學問。錢先生之於理學，從一開始便特重實踐與體驗，亦由此可知。
（二）追求文學與義理合一的美善境界
錢先生早年所好既在古文，他治理學便不能不受文章之學的影響：
余之自幼為學，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韓歐，下迄姚曾，寢饋夢寐，盡在是。其次則治乾嘉考據訓詁，藉是以輔攻讀古書之用。所謂辭章、考據、訓詁，余之能盡力者止是矣。至於義理之深潛，經濟之宏艱，自慚愚陋，亦知重視，而未敢妄以自任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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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家致力於昌明義理，對於辭章之學，大多鄙薄不為。錢先生此處所謂能盡力者止於「辭章、考據、訓詁」而不敢自任以「義理之深潛」，其學術態度已與多數理學家有所不同。錢先生又曾追記他的小學國文老師所教文章中選有陽明〈拔本塞源〉論與朱子〈大學章句序〉，此事有助於使他：「此後由治文學轉入理學，極少存文學與理學之門戶分別。」[8]錢先生一生為學不僅沒有文學與理學之門戶，也不存程朱與陸王的壁壘。[9]然而理學家之所以有門戶，實緣於其辨明至道的熱誠。錢先生則合理學於文學，使得理學之於他從開始便主要是一種學習做人，不斷提高人生情境與意境的學問。因此對於錢先生而言，各家所長可以兼採，不必歸於一是：
理學者，所以學為人。為人之道，端在平常日用之間。而平常日用，則必以胸懷灑落、情意恬淡為能事。惟其能此，始可體道悟真，日臻精微。而要其極，亦必以日常人生之灑落恬淡為歸宿。[10]
錢先生認定理學的宗旨在於「陶鑄性情，扢揚風雅」，並特別提倡透過理學家的詩文去瞭解其內心。[11]「吃緊為人」本來是理學的核心要旨，錢先生此說自然深得理學的精神。然而不直接從事於最高義理的辨明以及本體、宇宙、人性論的體系與根源之講求，亦使錢先生的學術，自始便與傳統理學家有所不同。對於錢先生而言，為學首重在於學為人，先賢之典型具在且各有所長，後人實不必多事理論的辯論，而應於生活中實踐體驗以求自得之。同時代與稍後學者，如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牟宗三等，因受西方科哲學與佛教唯識學之影響，偏從理性與思想語言以辨明「至道之所由出」，其學術路徑與錢先生頗為相異。[12]
二、一生之浸潤涵泳
（一）真生命的泉源
錢先生的理學，從開始便與生活結合，致力於實踐古人有關人生的教訓，以不斷提高生命境界。這個態度，既影響了他一生的立身行事，也影響了他對於中國學術與文化傳統的整體詮釋：
我常想，中國學問與西洋學問最大的不同，在於學者的本身，比他在學術上的表現更為重要。……回想我這一生的為人、生活，受到好些古人的影響。我雖然極少寫詩，但愛讀詩，最佩服二位詩人：陶淵明和陸游。……我所受到的影響，可以在我做人及生活中表現出來。由這二個例子（案：陶淵明和陸游對錢先生的影響），我可以更進一步回答你們的問題：中國學問，就是學做人。[13]
中國學問以學做人為核心，錢先生的學問也以學做人為核心。一方面極重視義理與文學合一的人生境界，一方面則以完成此種理想人格為第一義：
知識只是生命使用的工具，權力也是生命使用的工具。為了要求生命滿足，才使用知識和權力。生命所使用的，都只是外物，不是生命之本身。生命不能拿知識權力來衡量，只有人的行為和品格，道德精神，才是真生命。[14]
此種人格既是文學的，更是為所當為的，所以錢先生終究以「道德精神」代表人的真生命。
這種追求理想人格的道德精神，誠如錢先生所經常強調，乃是「足乎己無待於外」，不需要任何外在條件，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完全為自己所掌握，所以它才是人的真生命。[15]錢先生之於此真生命可以說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五十年代初，錢先生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情況極其困難。當年還是學生的余英時先生記道：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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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淪陷，錢先生的家人全都不及逃出，錢先生孤身在港，面對國破家亡、天崩地裂、個人一切難料的情形，他最想讀的就是王陽明的文集。其真生命之所在，由此可知。理學諸先生所創造的光輝人格，既為錢先生真生命與情感之所繫，每當國家遭遇巨變，現實世界一切難憑時，這種超越性的文化生命，便自然顯露：
余撰《朱子新學案》，又曾隨手選鈔朱子詩愛誦者為一編。及日本承認大陸共黨政權，繼以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桴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余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學家中，愛誦之詩尚不少，惟以此六家為主。竊謂理學家主要喫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樂也。儻余有暇，能增寫一部「理學詩鈔」，寧不快懷。竟此罷手，亦一憾也。又有朱子文鈔，因擬加註語，迄未付印。[17]
文學與理學在錢先生的心中融合為一，而其本源則是一個個理想的人格，與他們所共同創造的人生境界。現實世界的一切種種，終究難料也難憑，唯有此境界超越古今，既是永恆的文化生命，也是錢先生的真生命。
（二）優遊饜飫而自得之
理學家論學與論修養，主張於日用常行中時時下工夫，體之於心而驗之於事，長期涵泳而使本心本性自然發露，是即所謂優遊饜飫而自得之。[18]錢先生之於理學，以提昇人生境界與完成理想人格為學習目標。他早年研讀理學又特別得力於王陽明，認為：「陽明講學，偏重實行，事上磨練，是其著精神處。」[19]這話既點出陽明學的精神，也指出他自己學習理學的主要方向。錢先生處事明快妥貼又能堅持原則，對人情義兼重，且能使人自尋向上。他的人無論在何處，都呈現出深湛的修養工夫：
錢先生是一個很懂得生活的人，當他任新亞書院院長時，新亞正在艱苦中發展，錢先生除了每天應付紛煩的行政事務外，還要從事著述和教學，可是我從來不覺得錢先生是個忙人，在處理煩劇的工作中，錢先生總是不徐不疾，從容有度，顯出一種敬業與樂業的精神。工作對他而言是一種生活，他永不感到厭煩，更不會視為一種無可奈何的責任。[20]
永遠從容有度、敬業樂業，這是極難得的修養工夫。不僅如此，錢先生給人的感覺，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言，還總是「那麼自然，那麼率真，那麼充滿感情，但也依然帶著那股令人起敬的尊嚴。」[21]因此與錢先生相處越久，便越會感到真與善，情與理、以及人性的光明與莊嚴，都自然體現在他的人格中。
錢先生的著述，依照杜正勝先生的估計，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豐富的一位，[22]錢先生在教學與學術行政上的工作又一直極為繁重，可是他的生活，卻頗為優遊自得。常相隨於錢先生身邊的錢夫人感到他雖然工作極認真，生活卻「充滿了情趣」：
他的生活卻並不枯燥，充滿了情趣。只這些情趣，也需在長時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漸去體會。最使我受影響的，是他永遠保持著樂觀心情，使家庭中朝氣充沛。他喜歡接近大自然，我們在香港時，先後兩個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觀海，得了空閒，他喜歡自香港山頂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龍鄉村漫遊。他對於一年四季陰晴冷暖的變化，都覺得意味無窮。[23]
這種朝氣充沛與四時佳興常在的心境，正是程子所謂「鳶飛魚躍，海闊天空，活潑潑地」氣象。
錢先生生活有節，既熱情奔赴人生的理想，又重視生活的調適與品味：
他的每日工作總是適可而止，從不過勞，但也沒有一日間斷。身體好時，工作時間較長，身體差時，工作縮短。除了臥病在床，從無一日不讀書或寫作，就在養病時也愛吟詩。出外旅行，更是他吟詩作詩自遣的最好時機，但隨作隨棄，很少留底。[24]
他不僅好吟詩，更好讀古人詩集。而他所讀的詩則多本於性情之所好與所宜，兼具怡情與養性的作用：
穆不常作詩，但好讀古人詩集。以為「吟前人詩，如出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樂趣」。其於前代詩家，特重淵明，自謂「性偏剛進，陶詩閒適，高明柔克，實於自己偏處求補」。而此詩鈔，亦皆取心境恬淡胸懷洒落之作，示學者以「進窺理學一新門徑」。[25]
錢先生又喜好遊歷、音樂、棋藝與大自然，生活多采多姿，而人生一以理想為依歸：
終其一生雖一介書生，但治學之暇，喜遊歷，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寧中，得人生至趣；又於棋管遊藝無所不愛；交遊頗廣，論議敏健，先後辦學，一以理想為依歸，兼此諸端，可謂多采多姿，亦可謂學林一異人！。[26]
以一代之大學者，生活卻如此文學、藝術化而又富有最高之理想性，於古人中與朱子實最為接近。
錢先生著述雖極豐富，然而他更看重的是讀書。他認為著述只是讀書有得的副產品，讀書才是本源。錢先生的日常生活以讀書為主體，而其讀書態度，則表現出最高的修養。在這一方面，錢先生深受「朱子讀書法」的啟發，強調「虛心」、「靜心」、「寬心」、「精心」、「反覆不厭」、「白直曉會」、「去己見」、「去成見」、「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不要鑽研立說」、「寧詳勿略、寧下勿高、寧拙勿巧、寧近勿遠」。[27]讀書即修養，修養不夠，無法讀書。錢先生以此方法讀書，並以此方法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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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四師對學生，除了日常解答疑難問題之外，總是反復強調要從從容容地讀書，要有耐心，要細心體味，不能只顧翻書，只為查找需要的材料而讀書。賓四師常諄諄教導根基要扎實，要能讀常見書，而又從常見書中見人之所未見。[28]
讀書態度也就是做人做事的態度。學術即見心術，心術不正，追求速效，我執我欲，必然影響學術，尤其是人文學術。學者的本分在讀書，是為追求道理與真理而讀書，志向必須遠大，腳步必須踏實，心思尤其必須專注，其過程有如登山：
賓四師也常常談到如何讀書，反復強調讀書時要能一心用在書上，心無旁涉。而觀賞風景時，也要一心用在山水之間，要能乘興之所至。……賓四師還說過讀書如登山，拾級而上，每登臨一山峰，俯視山下，必有不同，殆至頂峰，然後方能領略一個全新的境界，方能"一覽眾山小"。[29]
拾級而上，步步落實，一心在書本裏的風光。一書或一家之學研讀完畢，則有如登臨一山峰；要一路攀至群峰之頂，而後能「一覽眾山小」。如此讀書，心胸開闊遠大，又能虛、靜、踏實，實在是最好的修養工夫。錢先生一生學問之博大精深，平正篤實，正是其心地工夫之展現。
（三）行止坐臥皆敬定
錢先生自年輕時便力行理學與儒、釋、道三家有關修養的人生教訓。長年的工夫，加之以讀書即修養的鍛鍊，使他的人生達到了行止坐臥皆敬定的境界：
他年輕時為求身體健康，對靜坐曾下過很大功夫，以後把靜坐中的「息念」功夫應用到日常生活來，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不僅如此，最得益的是白天在學校應付一件件接踵而來的人與事，只要有幾分鐘空閒，就能使腦子裡「息念」。
賓四常對我說：做學問的人，最重要的須能專心一志，心中不能有一絲雜念。他說：息念是一門很大功夫，靜坐當然是幫助人息念的好辦法，只是靜坐很花時間，又要有個安靜的環境。他自從到香港，時間環境都不許可，無法靜坐，自己只好變通改為靜臥，五分十分鐘全身放鬆，腦中無雜念就是最好休息。他又利用打拳、散步、乘巴士、走路，隨時隨處訓練自己去雜念，所以每一坐下，就可以立刻用功。
這種專心一志的功夫，對他的誦讀寫作幫助很大。他又盡量避免同時把心作兩用。如果他正在寫一本書，而另要寫一篇短文，他也一定要把書中一節寫成一段落，才另寫短文。[30]
錢先生當時在新亞，環境艱困，人事紛拏，然而他「每一坐下，就可以立刻用功」，雜念盡去。凡作學問的人，都明白這種境界有多麼困難。本於涵養與敬定之功，錢先生的寫作亦呈現特殊的風貌：
賓四說他自己寫書或文章，有的常是存在腦中二三十年以上的題材。到他決定動筆，又總有一段心理準備的時期，提起筆來綱目有序。就是平時應人請寫的小文也如此。所以他寫稿，不論一篇文章或是一本書，總是從頭到尾，整整齊齊一筆寫下，從不需別人代抄。[31]
不僅小著作如是，連印成六大冊的《朱子新學案》亦如此。這一方面是「厚積薄發」的工夫，一方面也是心靈極度明澈與天機活潑的表現。學界一般都認為錢先生的學問為不可學，所謂有其志趣者，無其學識，有其學識者，無其才情。[32]然而錢先生之學固然植基於高卓的天賦，其志趣、學識、才情亦與他的修養工夫不可分。醇篤精湛的修養加之以遠過常人的努力與天份，才能完成他的學問。
錢先生的修養工夫不僅見之於讀書與寫作，且見之於生活全體。程兆熊先生對錢先生的走路曾有一節生動的描寫，他說：
我們對錢先生有一個大大的發現：就是不論在如何樣的車水馬龍的香港或九龍的馬路上，錢先生橫過著馬路，總是若無其事地一步一步地走著。有時汽車衝過來的喇叭之聲大作，我們為他急煞，他仍是若無其事地一步一步的走著，汽車衝來，見之未見，喇叭之聲，充耳不聞。……梁先生（漱溟）在和你談話用思想時，那一種想得透頂，想得深湛的情態，也是誠不可及。只不過他走起路來，卻總令人感到不免急促，竟像是遑遑如不可終日，衰世之意，亂離之情，在他的步法裡，更是急急地呈現出來。至於錢先生的走相，則全是太平相，盛世相，和行得通的相。為了這個緣故，我們有時會對他說，他必將走入廊廟，必將得其高位，必將獲其高壽。[33]
錢先生流亡於香港，國破家喪，然而他的走相，竟然「全是太平相，盛世相，和行得通的相」。此所謂睟面盎背，達於四體，他的敬定之功與莊嚴厚重的內心，由此可見。
錢先生的身體自幼不佳，父、祖皆早逝，然而經過長期的修養鍛鍊，他反較一般人更為健康而有精神[34]：
也許是善於攝生的緣故，錢先生的身體一向都非常好，在一九五四年以前，雖常有胃病發作，但此後便痊癒。在嘉林邊道時期的錢先生，聲調鏗鏘，顧盼煒然，連眉毛也是挺秀有光澤的，真使人有精神煥發，元氣淋漓之感。如今錢先生是七十六歲了，還是精神奕奕，光采照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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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精神奕奕，光采照人」的狀態，一直延續到八十多歲，而後因目疾發作，雙目雖無光彩，然而講課時依然精神矍鑠，精氣神具足，一連三小時不中斷。筆者於錢先生九十初度時，曾因先生頭髮仍為黑色而請問先生是否修習道家靜坐，先生回答：「我時時皆定，不需要練靜坐。」此所以錢先生終如程兆熊先生所言，得享高壽。
錢先生行止坐臥皆敬定的修養，並不偏於內斂自守、安靜闃寂，反而表現為熱烈的情感與光明四達的人格，震動著他人的靈魂：
錢先生是個地道的中國人，錢先生的心靈是熱愛中華民族的心靈，因而在我們讀他的著作或聽他的講演時，他的話都有雷霆萬鈞之勢，震動我們的靈魂，使我們在知識之上，還接觸到一個人格，一個熱愛著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偉大心靈。在這樣心靈的照耀下，人是可以有「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錢先生寫的新亞校歌歌詞）的境界的。這種境界雖然不是歷史判斷，卻是一個偉大心靈的寫照。這些地方，錢先生實已超越了歷史，而觸及一個無古無今的天道了。人必須有這樣偉大的心靈，才能照察出歷史的意義與價值，因而所獲得的歷史知識，才對我們親切。[36]
當時多數流亡港台的人士，都已灰心喪志，錢先生卻於逆境中展現他的真生命與真精神，照見「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若非內心有一盞長光長明燈，又豈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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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錢穆，〈學問之入與出〉，《學籥》（本文所引用錢先生之著作，皆收於《錢賓四先生全集》[台北：聯經，1994~1998]，以下不再一一注出），171~192。
[2] 錢穆，《人生十論》，3。
[3] 錢穆，《人生十論?自序》，3。
[4] 錢穆，《人生十論?自序》，5~6。
[5]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序》，7~8。
[6]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序》，8。
[7]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385。
[8]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41~42。
[9] 錢先生第一本有關理學的專著是《陽明學述要》，至晚年雖推尊朱子，卻仍看重陸王之學。
[10] 錢穆，《理學六家詩鈔?自序》，3~4。
[11] 錢穆，《理學六家詩鈔?自序》，3。
[12] 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牟宗三等人都強調科學與認知理性的限制，並提出直觀、直感、實踐理性等說法，以重新詮釋儒學與理學的認識觀及心性論之核心要旨。其理論之得失及個人實踐工夫之深淺固不宜一概而論，然其學術路徑已顯然與錢先生不同。
[13] 邱秀文，〈富貴白頭皆作身外看──坦蕩淡泊的錢賓四先生〉，《中國時報》，1977年10月。
[14] 錢穆，《中國歷史精神》，154。
[15] 錢先生一生經常強調，充分操之在我的才是人的真生命，此真生命必須求之於人的德行、人格與內心，而不為外境所轉移。有關此義，可參見《人生十論》，88~99、115~127。
[16]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見李振聲編，《錢穆印象》（上海：學林，1997），106~107。
[17]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376。
[18] 朱熹，〈答汪尚書〉：「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朱文公文集》〔台北：商務，1980年四部叢刊本〕，卷三十，頁14）
[19] 錢穆，《陽明學述要?序》，3。
[20] 唐端正，〈我所懷念的錢賓四先生〉，《中國學人》2期（1970，香港），147。
[21]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見李振聲編，《錢穆印象》，108。
[22] 杜正勝，〈錢賓四與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學〉，《當代》111期（1995，臺北），81。
[23] 胡美琦，〈錢穆夫人談錢穆先生〉，《大成》38期（1976，香港），25。
[24] 胡美琦，〈錢穆夫人談錢穆先生〉，《大成》38期，25。
[25] 嚴耕望，〈錢穆傳〉，《國史館館刊》復刊17期（1994，臺北縣新店市），206。
[26] 嚴耕望，〈錢穆傳〉，《國史館館刊》復刊17期，207。
[27] 錢穆，〈朱子讀書法〉，《學籥》，5~33。
[28] 酈家駒，〈追憶錢賓四師往事數則〉，見李振聲編，《錢穆印象》，91~92。
[29] 酈家駒，〈追憶錢賓四師往事數則〉，94。
[30] 胡美琦，〈錢穆夫人談錢穆先生〉，《大成》38期，24。錢先生之於靜坐，初習天台小止觀，而後亦習道家。
[31] 胡美琦，〈錢穆夫人談錢穆先生〉，《大成》38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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