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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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西方前近代城市之差异为切入点进行的新思考
内容提要：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是学术界长期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以中西方前近代城市之差异为切入点，提供了一个新的考察视角。前近代中西方城市在起源、地位、性质、成员等方面有着实质性的差别，这些差别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特定的城市，乃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发祥地，而传统中国的城市则无法充当其温床。这一角度的思考对当代中国而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韦伯 传统中国 现代资本主义 前近代 城市
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是学术界长期探讨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事实上，研究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迁，很难避开对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学术讨论中，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可以是一个价值无涉的问题，这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一个社会历史的问题，对其解释不涉及道义上的判断，至少在本文做如此设定。因为资本主义在其最狭义的内涵上，首先是指一种以资本生产运转为核心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讨论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乃是对此种经济组织形式在中西方不同命运的历史思考和解析。
对这一问题，目前学界的解释颇多，但概括起来，较有影响的观点和角度主要包括如下几种：（1）、从经济的角度进行的解释：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自然倾向于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在传统中国未能展开，最深刻的原因是生产力的落后，其中最核心的则是生产工具的变革没有出现。当然，对于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亦有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这便考虑到了东西方前近代社会的差异性。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还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是决定性的。[1]（2）、从儒家文化的特性进行的解释：此种观点认为，儒家文化作为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对现代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排斥的；儒家文化总体而言是重义而轻利，统治者也由此而采取重农抑工商的政策，认为工商是末，农业是本。而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则与基督教文化尤其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有密切的关联[2]。（3）、从政治法律制度的层面，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的一元的皇权专制社会政治排斥了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产生。持这一观点者如李强，他以对马克斯·韦伯的制度主义理解[3]表述了这一看法。此外，还有外族入侵、内陆地理环境、治水社会等多种层次的解释。这些观点所提供的视角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思考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
本文尝试以中西方城市的差异为切入点来思考这一问题，这种尝试严格说来只是对上述诸种观点的一个注释性、补充性的说明，只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新的考察视角，而不是试图批评已有的解释。论文以韦伯的城市观的分析为中心，试图说明如下命题：特定的城市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载体。仅从中西方城市的差别，便可反映出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必定要走一条迥异于西方的道路。传统中国的城市，是透视传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一个棱镜。
一、前近代中西方城市的差异
本文所讨论的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更主要地，它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城市本身便包含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多层次多方面的内涵。对前近代中西方城市差异进行对比研究的最杰出者，当数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4]。韦伯采用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构建这一"理解社会学"的方法，在考察西方古代、中世纪，东方中国、印度、俄罗斯、日本等世界诸城的基础上，提出了东方城市与西方城市两大理想类型，而东方城市则以传统中国的城市为典型。根据韦伯的论述，我们看到，前近代中西方城市的差异主要可以从如下几点进行透视：
1、城市起源的差异：
韦伯指出，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帝国行政管理理性化的结果。即当秦帝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时，由于皇家统辖的需要，遂导致了官僚制的发达，并依此维系大一统的局面，这就是先于统一的市场而形成的"政治的早熟"[5]。这种政治的早熟，部分来源于治水农业的需要，也与中国地处内陆有关。如此，传统中国的城市，不过是帝国皇家权力在地方的代理，城市是诸侯的官邸所在地，是中央权力在地方的代表。因此，一些城市并不是随市场交换的发展而产生，而是行政的区划设计，历史上就常有记载强制人民迁入城市的事例。韦伯写道："中国城市的兴起，主要并不是靠城市居民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冒险精神，而是有赖于皇室统辖的功能，特别是治河的行政管理。"[6]而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却是商业尤其是海外贸易发达的产物。故中西方城市在起源上，即有重大差别。
2、城市地位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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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述的中国城市的源起，导致了中国城市的地位的从属性，即城市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居民团体，而是一个帝国中央行政管理的分支机构。西方城市则具有明显的独立性，他们拥有自己的海军和武装力量，而在中国，驻军或者是归中央管辖的武装，或者就根本付之阙如。纵然可能存在不受中央调度的地方性割据军队，但他们决不是为某个城市而存在，而是为某个将领而存在。而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与海外贸易相伴的则是城市的武装，他们不仅为城市的经济贸易活动保驾护航，有时还和城市的封建领主开战，以争取城市的自主权。这种情况在中国则被视为叛乱，为道义所不能容忍，脱离中央统辖的地方武装永远是不合法的，因为对早熟的大帝国来说，对军事武装力量的垄断乃是应有之义。不仅如此，在传统中国 ，城市的政治权力也为大帝国所垄断，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韦伯指出，"中国的城市缺乏西方城市所特有的政治力量：领事、参议会、按照拥有军事独立权的商人行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商人与工匠的政治组织。"[7]换言之，前近代中国的城市里，没有代表市民的机构，只有自上而下地执行中央政策的机构，地方官纵然也要不停地向中央报告地方的重大事件，但市民没有自主权却是存在于帝国的上下几千年的事实。传统中国的城市缺乏市民自己的武装力量，在韦伯看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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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性质的差异：
韦伯指出："西方的城市是个"政区"（Gemeinde），在古希腊罗马同时是祭祀的团体（Kultverband）,在中世纪则为誓约兄弟会（Schwurbruderschaft）。"[9]这里所谓的"政区"，实质上是指政治自治的共同体（community），这是西方城市的独特之处，也就是说，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本身就具有法人的性质；而中国古代的城市则不然，它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共同体，而只是不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富裕人口的生活区域，是帝国行政的地方管理机构所在地。韦伯所讲的西方城市的共同体的性质，实质是指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独立行动的能力，这与城市在中西方的不同地位当然有关。西方城市既然是一个共同体，他们便拥有自己"团体的神"[10]，而中国的城市则没有"团体的神"，只有地方的守护神，并且往往是一个被尊封为神的城市官员。根据韦伯的理论路向，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的城市共同体，实际上是现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前身。而古代城市共同体与现代市民社会的最大差异，则在于前者具有独立的政治性，而后者则将政治功能交由国家体现，这就是说，市民社会不过是剔除了政治性的城市共同体，这与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完全一致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则是要通过这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与配合，完成普遍性与特殊性既对立又统一的完美结合，将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予以有机的调和，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11]中国古代的城市，则大异其趣。韦伯明确地指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是，中国以及所有东方的城市，缺乏政治上的特殊性。"[12]城市的商人会社、行会力量，虽然可能左右该地区的经济活动，政府在诸多情况下也往往要与其商量行事，但他们既缺乏独立的武装，缺乏固定的法律给予的权益保障，便势必处于被动的角色，永远不能成为城市的主人。如此，就严重地阻碍了独立的市民团体的发育，其后果则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资本主义的新式生产关系的孕育和顺利发展。
4、城市成员的差异：
并非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就是真正的市民。在中国古代的城市里，居民本身也不同于西方。西方城市，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都是以自由民为主要的成员，他们往往以商业与海外贸易为生，城市就是他们的家园，中世纪的城关市民，与农奴的区别在于他们拥有相当的人身自由，一旦来到城市，就受到城市法的保护，而不再与原来所在的乡村发生实质性的关联，他们作为个人进入市民阶层，作为个人宣誓市民的效忠，个人隶属于城市共同体，而不是由宗族或部落来保障他作为市民个人的法律地位[13]。而传统中国则不然，城市里居住的确实是富人，他们中包括地主、官员、商人、手工业者，等等。然而，无论其职业如何，他们"与其宗族、祖产、祠堂所在的故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4]。韦伯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城市之所以难以获得西方城市所获得的那种自由，原因在于宗族的纽带从未断绝。"[15]按照韦伯的理解，则中国的城市，不过是发迹的农民的居住地，他们虽然可能已经具有大量的财富，或者身列高官，但与土地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为什么如此稳固而未能切断，韦伯没有明言。在笔者看来，我们至少可以同时从经济与精神两个方面找原因。就经济的原因来说，可以大致从财富向土地资本回流得到说明，因为在缺乏对私产的可以预期的法律保障制度之下，无论是豪商大贾，还是权贵显要，都愿意在一定的时候将财富用于购买土地以留给子孙后代，这是因为土地具有清人张英在《恒产琐言》中所说的"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自然属性，在传统中国政府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土地经营是一项风险最低而收效较好的投资。在精神的方面，则与以祖先崇拜为要义的传统主义密切相关，落叶归根，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传统中国发达人士的典型心态。"中国的城市居民在法律上属于他的宗族，并且经由宗族属于他的原籍村庄，在祖籍村庄里有祖先的祠庙，他有义务细心维护祠庙。"[16]所以，韦伯十分精辟地概括道：""城市"对于大多数的居民而言，从来就不是"家乡"，而毋宁是个典型的"异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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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传统中国的城市与西方那种最终生发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城市，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区别有着根本的社会学意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与前途，在一定意义上讲亦可以从这里窥见其中的奥秘。然则，城市之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到底如何呢？这正是下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二、城市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内涵及其兴起的条件
1、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内涵
一般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生活的现象，首先是在13至14世纪之间出现于意大利半岛。然而，"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词汇的出现，要比今日普通所说的作为一种经济生活现象的资本主义事件本身落后数百年。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考证，最早使用"资本主义"一词的，可能是在19世纪中期的布兰（Louis Blanc）、普鲁东（Proudhon）等人，而马克思本人则从未用过该词，将"资本主义"一词引入学术界中心的是德国学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著作《现代资本主义》。[18]当然，虽然马克思的英文著作中无Capitalism一词，德文著作中无Kapitalismus 字样，但马克思对后人所称的资本主义这种组织与体系不可能不存在概念[19]。
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现象作为其学术思考的中心对象，他特地对政治资本主义与经济资本主义、古代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根据韦伯的理解，古代资本主义的核心内涵是政治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本身具有冒险性和投机性，在根本上受制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这种状况典型地存在于传统中国社会，并且在世界的古代时期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他写道："对古代西方（一直到罗马皇帝时代）、东方与中世纪而言，政治资本主义是共同的现象。"[20]而现代资本主义则是经济资本主义，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向外拓展。韦伯首先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不等于对金钱的贪欲，"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21]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古已有之，且遍布世界各地，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则是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类型，其核心含义则是将自由劳动以理性的方式进行组织，换言之，即现代资本主义乃是一种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乃在于把公司事务与家庭私人生活分开，采用理性的会计制度。[22]可见，在韦伯看来，理性化地组织经济生活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要义。
2、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
理性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固然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工具的革新引起的结果，这正如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那样，生产力发展本身乃是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内在源动力；然而，光有源动力，而缺乏外部条件，资本主义亦不能全面展开。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同时又强烈地依赖于特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必须要到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之外去寻找。这种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宗教的条件，二是政治法律的条件；前者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条件，所谓的"宗教"，毋宁说是一种文化，而后者则是有形的制度条件。这两种条件，都可以从韦伯那里找到精彩而详尽的论述[23]。
韦伯作为一个对人文精神具有深切关怀的思想家，他十分注重精神因素、文化因素、宗教因素对现代资本主义发生之重要影响。众所周知，他曾鲜明地揭示了理性化程度较高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间的某种密切的联系，在论及中国问题时，他也曾指出中国的儒教是一种提倡适应此世的巫术，儒教徒的内心缺乏与彼岸世界间的必要张力，理性化能力较弱，由此阻碍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24]。然而，促进或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并不等于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黄仁宇在论及韦伯的观点时指出："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威尼斯时并无新教渗入。以后相继推及于法国及比利时，这些国家至今皈依天主教。荷兰独立战争之领导者"威廉寡言"原奉天主教，在革命过程中先入路德教派，后又改信加尔文派，所以到底是新教伦理发生了领导的力量？抑或它不过是革命战争中被利用而为一种工具？这种种问题，就使韦伯的理论发生了罅隙。"[25]然而，在笔者看来，黄仁宇的上述观点与其说是对韦伯的批评，不如说是对韦伯的补充。黄仁宇的观点提醒人们注意不可将韦伯简单地视为一个文化决定论者。[26]事实上，在韦伯那里，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乃是国家法律与政治制度，韦伯有时甚至认为制度因素比精神因素还要来得重要，他曾经写道："心态--在这里是指对世界的实际态度--的基本特征，是深受政治与经济的命运的共同制约的"[27]。韦伯在其博士论文《中世纪商贸公司史》对中世纪商贸公司的研究中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与法律间的内在关联。[28]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兴起，一定意义上讲，乃是一个"政治的问题"[29]。西方资本主义是从它特定的社会结构大背景中衍生出来的，其中促进其生长的因素固然很多，而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则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韦伯指出："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没有它，……决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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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特定的城市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祥地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31]资本主义文明，在本质上是城市文明，是商业文明，也是海上文明，城市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本质的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逻辑上的推演，同时也是历史上的事实。
如前所述，当韦伯对照东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已经给予城市及其相关问题以足够的重视。东西方城市的巨大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资本主义在东西方的不同命运。韦伯写道："西方的城市，我们首先想单独研究的、特殊意义上的中世纪的城市，不仅在经济上是商业和手工行业的所在地，政治上（一般情况下）是要塞和可能是卫戍地，行政上是法院区域，而且是一种誓约共同体的结义。在古代，共同选举城市首脑制度被视为城市的象征。在中世纪，城市是一个盟誓的"城市社区"，并且被视为法律意义上的"法人团体"。"[32]韦伯在考察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城市的基础上，指出了适合于资本主义兴起的城市必须具备的5个特征："1、要塞；2、市场；3、有自己的法院和至少部分有自己的法；4、团体的性质，以及与此相关的；5、至少部分的自治和自主，也就是说，也通过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市民本身以某种方式参与行政机关的任命。"[33]上述五个方面，若以一个概括性的词汇来指陈，则是理想类型的"城市共同体"。这种理想类型的共同体乃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韦伯指出，西方中世纪的城市、18世纪的城市或多或少都是这种"城市共同体"。在西方，古代与中世纪的城市比农村具有更大的自治权，城市居民要参与市政的决策与管理。通过赎买获得自由，提高了不自由的小私有者的劳动效率，财富便逐渐积聚到他们的手里，"西方的城市是通过货币经济赢利的手段从不自由上升到自由的地方。"[34]由此，城市市民逐渐地获得权利，并有城市市民自己的法律，韦伯称之为"中世纪西方城市的一种伟大的、本质上是革命的革新。"[35]在中世纪的城市里，流行着一句名言，即"城市空气使人自由。"这可谓对当时情况生动的写照。
然而，城市共同体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它有独特的产生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做如下概括：在封建制下，王室为解决财政的危机，应付军事开支的需要，于是采取颁发特许状的方式，使某个城市获得自治的特权，其条件则是承担定期定额的赋税，形成一个包税团体，如此，固定的总税额或高额贡税代替了随心所欲的横征暴敛，而城市市民则通过盟誓的结义，制定自己的城市宪法，居民必须宣誓效忠城市共同体，履行纳税和军事等义务，才可以享有贸易、安全等权利，谁没有宣誓，就必须离开。此种城市共同体的产生，即属于原生型；而另一种情况则属于引申型，即通过城市的创建者或其接班人提出一定程度的以自治和自主为主要内容的契约，从而完成城市共同体的构造[36]。为解决城市市民间的争端，城市共同体建立起城市诉讼程序，废除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特别是废除决斗，而采用一种特殊的理性的法律。如此，城市便从最初的为具体事务缔结的盟誓团体，变为一种持久的政治共同体，旧的封建采邑制度内部，遂产生了新的政治力量--他们就是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变的资产阶级，这种城市共同体的产生，日后势必引起整个封建制的土崩瓦解。为了向城市的领主们夺取权力，市民阶层团结起来，组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市民团体，如城市协会、同业公会、宗教协会、产业协会等等，这不仅出于政治考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补偿中世纪早期城市里人们特别缺乏的保障，此种保障原先由宗族提供，现在则由这些团体来提供，韦伯写道："正如宗族给本宗族人提供帮助一样，它们也在人身受到伤害和威胁之时，而且也往往在经济上困顿之际，给他们提供帮助，排除结义者之间的争执和械斗，把和平解决争端作为己任，为成员们承当防御费用的义务（在英国的情况下），并且通过操办还是产生于异教时代的定期大摆宴席（原先是迷信崇拜活动），关心成员的社交需要，此外，在参加结义的情况下，关心成员的葬礼，通过慈善行为使他的灵魂得到救赎，花费公款为他赦罪，为他争取有势力的圣人的恩宠，而且必要的话，当然也试图代表共同的利益，包括经济的利益。"[37]
由此观之，则城市乃是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发祥地，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承担者"[38]，资产者从事商业和工业，城市是他们生存的最合适、最理想的空间，由此，这种文明也就必然与农业文明划出清晰的界限，至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特有的城市的兴起，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乃是同一过程。[39]
（三）、前近代中国的城市不能充当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温床。
与西方前近代城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方的城市，除个别例外以外，根本不是真正的"城市共同体"。尤其关键的是，"亚洲城市中没有一种特别的、城市市民本身所独有的、实质的法或诉讼法"。[40]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农村的自治程度相当之高，而城市则毋宁说是一个帝国权力的分支机构。在古代东方国家，职业团体（行会）具有"自治"的性质，而城市则没有自治。在亚洲和东方地区的城市里，以团体行动的，只有宗族，此外还有职业团体，却不可能是城市市民本身。传统中国的"城市特权"授予地方诸侯或官僚王公个人，是为封地，而不是象西方那样，以一纸特许状，将城市的治理权授予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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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近代中国的城市的特性，如前文所述，它起源于统一帝国的行政管理，而不是商品交换和贸易；它居于从属的地位，而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它是帝国皇权的代表，而不是城市市民的代表；它的成员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而不是与宗族彻底决裂的城市市民。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地表明：前近代中国的城市不能充当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温床。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从前近代中西方城市的差异可以得到一个颇有启迪意义的解释。
三、小结
从中西方城市之差异来考察现代资本主义之兴起，是一个颇有新意的视角，它不能完全说明所有问题，却能在一定意义上很好地说明某些问题。这一角度的解析，对于思考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来说，也有着相当的启迪意义。特定的城市与市场社会之展开的内在联系提醒人们：现代社会不是建立在农民自治的基础上的，现代经济关系与制度在本质上与城市相联系；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而这种城市，不单单是一个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对地方的统治机构驻地，必须是一个具有团体性质的城市共同体。城市共同体不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作为城市一部分的社区，而是整个市民结成的自治团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41]
注释：
[1] 例如，毛泽东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6页。毛泽东的观点包含两个基本的含义：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因素，故生产力的发展如果顺其自然，便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第二，帝国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社会，从而改变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
[2] 将新教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在一起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并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虽然他十分重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的联系。可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陈维刚、于晓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兼容，韦伯持否定的态度；而另一些学者，如余英时便认为儒教文化与资本主义也有相通之处，他们还以韩国、台湾等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为例证驳斥韦伯的观点。可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奶奶。
[3] 参见李强：《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与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制度主义解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4] 马克斯·韦伯所构建的东西方两种城市的理想类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美国著名城市社会学研究专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论及有关城市研究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学观点和方法时，列举了沃思（Wirth）、雷德菲尔德（Redfield）、肖伯格（Sjoberg）和韦伯四个人的名字。他对其他三人的研究皆有严厉的批评，惟独对韦伯予以高度的评价，他对韦伯城市研究的评价是："韦伯的构想虽则在史实上并非总是确切无误，但在社会学上却是无瑕可指的。在他更大的开拓性计划中，西方型城市的特殊职能又赋予他的构想以高度的洞察力。"参见（美）施坚雅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页。施坚雅这里所说的韦伯"更大的开拓性计划"，就是指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研究。
[5]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页；（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8页。
[6]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7]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8]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19页。
[9]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10]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11] 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
[12]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13]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02页。
[14]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15]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16]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84页。
[17]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
[18]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19] （美）黄仁宇：《关于"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载于《读书》，1997年第6期，第17页。
[20]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8页。
[21]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8页。
[22]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9-13页。
[23] 实际上，对韦伯思想也存在着两个侧重点不同的理解，或偏重有于文化、宗教，或偏重于国家、制度，韦伯实际上兼而有之，而且，韦伯比他同时代的马克思和杜尔凯姆更注重国家的重要性。参见金耀基：《中国发展成现代型国家的困境：韦伯学说的另一面》，香港：《二十一世纪》，1990年，第1期。
[24] 关于韦伯对清教与儒教的比较，可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6--278页。
[25]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8页。
[26] 国内学人以前往往过多地关注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而对《儒教与道教》及其他著作未能予以重视，但近年来，人们对韦伯的研究开始深入，比如李强先生就曾发表论文专门论述了韦伯是如何用制度主义的方法来理解传统中国社会政治的。这种研究无疑有助于清除人们把韦伯当作纯粹的文化决定论者而导致的对韦伯思想的误解。可参见李强：《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与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制度主义解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27]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8页。
[28] （德）迪尔克·克斯勒：《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郭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2页。韦伯在这篇论文中从两个方面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问题。首先从内容实质方面，描述中世纪晚期商贸公司的兴起，特别关注的是其中企业与家庭的分离。其二是从法律形式方面，探求究竟是日耳曼法还是罗马法在中世纪商贸公司史上影响更大。他的核心观点是，"个人本位"的罗马法这时已经被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些假定取代，这些假定源于日耳曼法律。
[29]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30]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14页。
[31]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2页。
[32]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04页。
[33]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83页。
[34]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93页。
[35]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94页。
[36]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06页。
[37]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13页。
[38] （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39]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西方，也并不是所有的城市共同体都发展出了强大的资本主义，我们知道，现代资本主义最早还是在英国发生的，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曾经为现代资本主义举行过奠基礼，然而后来则衰落了，地理大发现后，那里的市民又返回到农村经营起园艺式小农业来。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等北欧商业城市组成的汉撒同盟和西班牙的诸城市，亦是如此。可见在城市共同体形成之外尚有其他若干因素做后盾。这实际上也就是说，有了自治的城市共同体，有了市民阶级，亦并不必然导致强大的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乃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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