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幕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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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还算是一个学派的话，那么，从1923年2月3日到现在，在跨度长达81年的漫长岁月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已经历了整整四代人的交替。
当我们从学术层面打开它的“家谱”仔细观察时，我们看到了霍克海默、波洛克、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洛文塔尔、基希海默、格罗斯曼、古兰德、施密特、哈贝马斯、内格特、韦尔默尔、奥菲、霍耐特等人的名字，然而，无论我们怎么搜寻，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弗里克斯.韦尔（felix weil）的身影。甚至，在权威的、广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人物的辞典编纂者罗伯特.戈尔曼那里，在已经将福柯、费耶阿本德等人都归入广义上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他的踪迹。
然而，弗里克斯.韦尔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的历史上，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甚至重要到这样的程度：没有他，社会研究所有可能不会诞生。而且他的活动和支持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研究所早期的命运。没有他在1922年与霍克海默、波洛克对创建一个独立于任何“政党――政治”的、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从经济基础到制度和观念的上层建筑进行全方位的社会性研究的机构的倡导及活动，并提供至关重要的资金支持，社会研究所就不会在当时充满了战后的耻辱，各种激进、保守思潮异常活跃，并且法西斯主义已开始初露端倪的德国建立起来，并在法兰克福大学找到它的栖身之地。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绝大多数成员一样，弗里克斯.韦尔也出生于富人家庭。他是独生子，其父叫海尔曼.韦尔（hermann weil），是一位德国富裕的谷物商，而其母则出生名门。海尔曼于19世纪晚期曾经到南美的阿根廷等地做谷物生意，将谷物运回欧洲贩卖，由此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弗里克斯.韦尔1898年出生在阿根廷，在那里度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1907年他被送回欧洲，先是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预科学校学习，后来进法兰克福大学继续深造。1918年――1919年，他在杜宾根大学参加了左翼运动，由此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政治学博士论文就是论述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实际问题的，后来被收进了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之一卡尔.柯尔施所编辑的一套丛书里。由于是独子，以及父母的富有、宽容和支持，弗里克斯.韦尔从父母那儿获得了可观的财富，并将这些资金投放在支持各种左翼运动的“激进冒险”中。
20世纪初期的德国僵化的大学体制对一些左翼学者的独立研究实际上形成了一定的桎梏。随着现实的左翼运动的失败，建立一个独立的、自己给自己规定研究目标和计划的永久性研究机构逐渐在弗里克斯.韦尔的脑海里明朗起来。在当时的反犹主义和左翼运动失败的情况下，进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难以得到大学的体制内提供的种种保证，而这些研究恰恰是这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犹太人最感兴趣的论题之一。这样，由韦尔独立捐资建立社会研究所的设想，成为在当时的条件下通往独立的学术研究目的的唯一途径。弗里克斯.韦尔与霍克海默、波洛克走到了一起。在他们的努力下，社会研究所与当时的德国教育部签署了一项协议，在1923年2月3日正式成立了。
社会研究所虽然依附于法兰克福大学，但它实际上是独立的。而这缘于它的财政独立。这一切全有赖于弗里克斯.韦尔，以及他父亲海尔曼.韦尔的资金支持。按理，霍克海默、波洛克，以及后来的马尔库塞、本雅明、弗洛姆等人都是富人子弟，他们的父亲不支持儿子的学术事业应该说是很令人遗憾的。不过情况确实如此。在当时的德国犹太人内部，一个资产阶级的父亲，是很难接受一个“革命者”的儿子的。霍克海默、波洛克、本雅明都分别和他们的父亲发生过冲突，而马尔库塞、弗洛姆同样也以温和的方式，告别了他们父亲的时代。虽然以后也许他们差不多都和自己的双亲实现了和解，但我们确实还没有获得新的资料让我们修正：这些父亲不用金钱支持儿子的学术事业却似乎作为一种习惯保持了下来。
弗里克斯.韦尔似乎是一个例外。作为家中的独子，他受到了父母的宠爱。他也极少与父母发生冲突，甚至我们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冲突的。对于他的选择和志向，父母都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尊重。这种支持不仅是精神上的，而且是金钱上的。当霍克海默的父亲因儿子不追随自己的制造业事业而大发雷霆时，海尔曼.韦尔对儿子宁愿去当一个“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商人却是认同的。当然作为一个商人，他的兴趣完全是在利益上面，不过通过血缘的联系，儿子的事业已经等同于是他的事业，他愿意慷慨解囊去支持那些“革命者”。还就在弗里克斯.韦尔与霍克海默、波洛克等人准备关于工人运动史和反犹主义的研究计划时，海尔曼.韦尔就接受了这个计划，同意每年赞助120000马克。1927年他去世后，弗里克斯.韦尔继承了双亲的遗产，使社会研究所得到的经费支持从未间断。当20世纪30年代社会研究所遭受纳粹迫害，辗转欧洲最后到美国，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继续批判理论的事业时，弗里克斯.韦尔又来到美国，再度提供100000美元，使社会研究所在思想和财政的可贵独立中捱过了艰难的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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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弗里克斯.韦尔不能在学术方面像其他成员一样有所成就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但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如此。在他的活动下，1923年夏天，在杜宾根的伊尔梅瑙举行了一个叫做“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人中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柯尔施、法兰克福的重要成员波洛克，以及其他一些当时在德国非常有影响的左翼人士。这次会议讨论了后来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并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经典”的柯尔施未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手稿。仅仅从这次聚会的讨论内容上看，弗里克斯.韦尔在学术上的潜力是无可怀疑的。不过他放弃了。吸引他的与其说是理论问题，倒不如说是实际工作方面。因此，1923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立后，他远离了学术创造的中心。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有着明显的犹太教救世情结。而在欧洲长期的反犹主义下犹太人的处境更使这种理论具有了充分的批判性。在一个由“利润和贫困、饥饿和优裕、无辜的痛苦和偶然的幸福”所支配的世界里，穷人、弱者的悲惨遭遇给他们以锥心的疼痛。无论是霍克海默目睹一位女工后的心灵震颤，还是马尔库塞在柏林的大街上看到的乞丐使他彻夜难眠，并脱离背叛了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最终在政治观点上与他的老师海德格尔闹翻，都是这种良知的一种折射。我们甚至可以说，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这种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弗里克斯.韦尔和他们一样，也是在极度的社会不平等的刺激下投入现实的左翼运动之中，并与学生、工人站在一起。即使是在他父亲去世后他接管了家庭的商务，这种似乎是天然的良知也通过他不太愿意这样经商而体现出来。
令人尊敬的是，弗里克斯.韦尔全力支持社会研究所，却从未从社会研究所获取任何东西。早在给社会研究所取名“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因觉得太刺激而放弃的时候，他崇高的人格就已经表露无遗。当时教育部建议称为“弗里克斯.韦尔研究所”，因为研究所是主要由他活动、他父亲捐资支持建立的，按照惯例，这么叫似乎天经地义。但他拒绝了。他认为，他确实希望这个研究所广为人知，或许还是著名的，但这是靠他作为一个科学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而不是靠创建者的金钱。他还拒绝自己的授课资格或成为编外讲师，也拒绝考虑学术进展后成为研究所董事的可能性，因为这将直接带来这么一个结果：许多人肯定以为是他用钱买了授课权或主席的职位。自始至终，弗里克斯.韦尔都没有干涉过研究所的具体学术规划和所长的权力。他提供财政支持，但他无意于希望研究所按自己的意志运转，虽然他与霍克海默的分歧是不大的。他一直没能成为所长，事实上他本身对此也毫无兴趣。
这是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幕后人。无论怎样他都算是社会研究所的一员，但是，这样的一个成员，却是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谱系上找不到名字的。他与其他批判理论家的不同是：在前台凸显还是隐身幕后，与其说是自愿的，倒不如说更是兴趣使然。即使是在弗里克斯.韦尔逝世之时，他也是带着微笑而去的。批判理论家们从事的事业所针对的事情，同时也是他希望实现的前景。这是一种共同的希望，不同的只是在于谁为希望冲锋，而谁在为冲锋提供一个可能的基础。甚至这不仅仅是一种群体的希望，它还在一种普遍性的意义上将整个人类联系起来。我相信，当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即使在构想一个世界的图景时仍遥遥无期，却已在漫长的批判旅程中改变了一些人的精神结构，并使人类的希望不致像本雅明所讲的“正因为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了我们”那样晦暗不明时，他一定会感到莫大的慰籍。这同样是一种“灵魂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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