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信息哲学？（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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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哲学的定义 一个新的哲学研究领域一旦由正统哲学和某种外部力量的互动而浮出水面之后，它便演变为一个定义明确的领域，它可能是交叉科学的但依然是自主的，仅当(i)它不仅能够对正统哲学的主题(Rorty 1982, chap. 2)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而且还要对经典的“ti esti”做出同样的交待，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哲学”(philosophy of)；(ii)恰当的解释成为可以使新领域的研究成果有效的收敛吸引子；(iii)该吸引子要证明有足够的影响力，以便抵御企图将新领域的力量削弱并使之引向其他已经建立的研究领域离心力；以及(iv)新领域内容要很丰富，能够组织起清晰的子领域来可以满足专业化的需求。 像“什么是存在的本质？”“什么是知识的本质？”“什么是正确与错误的本质？”“什么是意义的本质”之类的问题，构成该领域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满足先前的各种条件，所以它们便保证了该相应学科的稳定生存。其他问题诸如“什么是心的本质？”“什么是美和味的本质？”或者“什么是逻辑上有效的推理？”则受到基础性再解释的制约，这些问题导致心智哲学、美学和逻辑学定义的深刻变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诸如“什么是复杂性的本质？”“什么是生命的本质？”“什么是符号的本质？”“什么是控制系统的本质？”则属于跨学科的，而非交叉科学的。由于无法满足以上四个条件中的至少一个，它们要为自己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奋斗。现在，问题在于信息哲学是否满足(i)-(iv)。要想得到肯定回答首先需要做进一步的澄清。 哲学基本上以两种方式介入“ti esti”问题，一种是现象学方式，一种是元理论方式。语言哲学和认识论是“现象学”或现象的哲学的两个例子。它们的主题是意义和知识，不是语言学理论或认知科学。另一方面，物理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则明显是“元理论”的例子。它们研究的问题来自有组织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同样也研究自然或社会现象。然而，某些其他的哲学分支则在这两极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常常把现象学和元理论的兴趣结合起来。数学哲学和逻辑哲学便是例子。像信息哲学，它的主题是古老的，但是在思想史上，它们获得显著特征并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是非常晚近的事。这种哲学倾向于研究特定种类的一阶现象，但是它们也考察透过方法和理论的那些现象，考察始于有关同类现象的特定种类的二阶理论陈述的元理论兴趣。张力将每种特殊的哲学分支拉向这一极或那一极。根据前面的例子，逻辑哲学偏向于元理论。它所表现的不变趋势主要集中在逻辑学——有关形式上有效推理的特殊数学理论——中的概念问题，而几乎不去关注作为自然现象的逻辑问题，人们称之为合理性的东西，缺乏更好的描述。反之亦然，信息哲学像数学哲学一样，偏向现象学。它首先关心信息世界、计算和信息社会所呈现出的一阶现象的整个领域，尽管它由信息与计算科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给出的有利角度来切入问题，而且可以看出，在之于其自身资源的方法论批判方面，它更倾向于一种元理论方法。 下面的定义试图录下所引入的说明： D)信息哲学(PI)＝定义哲学领域，涉及(a)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其动力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b)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 说明是有顺序的。 定义的前半部分涉及到作为一个新领域的信息哲学。信息哲学对“ti esti”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即“信息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新领域的首要标志。当然，与任何其他领域问题一样，这也仅仅是为一个领域划出界限，而不是详尽勾勒出它的特殊问题(Floridi 2001)。信息哲学提供了不同于数据通信的定量理论(信息论)的批判性研究。从整体上看，它的任务不是要发展一种关于信息的统一理论，而是一个整合的理论体系，目的是分析、评价和解释信息的各种原理和概念，信息的动力学和利用，它所特别关注的是来自不同应用背景和与其他主要哲学概念，诸如存在、知识、真理、生命或意义相关的系统问题。最近的考察已经表明，信息尚无一个达成一致的单一统一的定义。[10]这并不值得惊诧。信息是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概念，作为一个有待阐释的术语，它与数个解释相关联，这要看理论定向的需求和迫切程度(Bar-Hillel and Carnap 1953, Szaniawski 1984)。例如，香农曾说过： ‘信息’这个词在信息论的一般领域已经由各位作者赋予不同的意义。至少，这些意义很可能在某些应用领域充分证明是有用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做出永久性的承认。几乎不能指望一个单一的关于信息的概念能够令人满意地对一般领域的各种可能的应用负责。(自“The Lattice Theory of Information”, in Shannon 1993, p. 180)像信息这样的多义概念只有在特别规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富有成效的研究。 定义中“信息的动力学”指的是(i)信息环境的构成和模式，包括其系统的性质、交互的形式，内部的发展等；(ii)信息的生命周期，即各阶段信息通过的形式和功能的活动，从信息发生的初始到它最后的利用和可能的消失；[11]以及(iii)计算，一方面指图灵机意义下的算法处理，一方面指更广意义下的信息处理。这是关键性的规定。信息之所以最终取得源初现象的性质要归功于计算科学和技术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陈旧的概念。因此，计算机的计算近年来吸引了许多哲学的注意力。尽管如此，作为新领域的中心话题，信息哲学还是更偏爱“信息”而不是“计算”，这是因为对后者的分析要以前者为前提。信息哲学把“计算” 仅仅处理为与信息相关的过程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因此，该领域应被解释为信息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计算的哲学，同理，认识论是知识的哲学而不仅仅是认识的哲学。 从环境的角度出发，信息哲学对什么可以算作信息做出规定和立法，以及信息应如何适当地生成、处理、管理和利用。[12]然而，信息哲学的现象学取向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提供批判性的反馈。相反，信息与计算科学中的方法论和理论的选择也深深地受到研究者或多或少有意识采用哪种信息哲学的影响。因此，根本在于强调信息哲学批判性地评价、塑造以及突出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概念、方法论和理论的基础，简言之，它也提供了一种信息与计算科学的哲学，因为这自人工智能哲学领域的早期工作以来早就清楚了(Colburn 2000)。 值得强调一下，在此对信息哲学元理论方面的过度关注会导致人们忽略这样的重要事实，生活在信息革命之前数世纪的作者在论及信息哲学时也完全合法，因此发展一套历史的方法并追溯信息哲学的历时演化将是极富成果的，只要信息与计算科学技术的和概念的框架的应用不犯时代错误，只要这个概念框架过去曾经提供过概念方法以及具有优势的视角，以完全反思的方式评价数字革命之前有关信息的本质、动力学和利用(例如，想一下柏拉图的《菲德罗篇》(Phaedrus)、笛卡儿的《沉思》(Meditations)、尼采的《论生命历史的利用和损害》(On the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或波普尔世界3的概念)。这明显地可以与其他哲学领域，如语言哲学、生物哲学或数学哲学的发展进行比较。 定义的第二部分表明信息哲学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论。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及其动力学和利用的研究由信息与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所提供的方法论和理论得以继续(例如见Grim, Mar and St Denis 1998)。这一视角也同样影响了其他哲学话题。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目的是扩展对人和动物的认知和语言能力以及智能的人工形式可能性的理解(人工智能哲学、信息理论语义学、信息理论认识论、动态语义学)；是分析推理和计算过程(计算哲学、计算科学哲学、信息流逻辑、情景逻辑)；是解释生命和代理的组织原则(人工生命哲学、控制论和自动机哲学、决策与博弈论)；是发明新的方法来为物理和概念体系建模(形式存在论、信息系统理论、虚拟实在哲学)；是阐释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以模型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计算方法论)；是研究伦理学问题(计算机和信息伦理学、人工伦理学)；美学问题(数字多媒体/超媒体理论、超文本理论以及文学批评)还有体现信息社会以及在数字环境下(赛伯哲学)关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现象。的确，这些分支的存在证明信息哲学满足了定义中的标准(iv)。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它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收敛的理论框架，它可以满足进一步专业化的要求。 信息哲学拥有哲学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概念语汇之一。这是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法对某系列事件达到完整理解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就可以依靠信息的概念。在哲学上，这意味着任何问题实际上均可由信息的术语重新表述。这种语义学的力量是信息哲学作为方法论的一个巨大优势(见定义的第二部分)。这表明我们在与一种有影响的范式打交道，该范式可以按照关于信息的哲学来描述。但是，这也可能是个问题，因为在隐喻上，泛信息方法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含糊其辞，由于x(在隐喻上或多或少)可以以信息的术语得到描述，那么任何x便果真具有信息性质。这种含混不清模糊了信息哲学作为具有自己主题的哲学领域的特殊性。避免这种丧失身份的最好方式便是集中在定义的前半部分。信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仅仅是依据问题是关于什么的(或能够还原为什么的)，而不是问题的阐述方式。尽管许多哲学问题表面上极大受惠于信息的分析，但在信息哲学中，信息论提供了一种实际的基础而不只是一种隐喻的上层建筑。信息哲学预先设定一个问题或一种解释可以被合法地和真正地还原为一种信息的问题或解释。所以对x的信息分析的测试标准的完备性并非核查x能否按信息术语测试来阐述，而是要问x根本没有信息的性质它会是什么样。根据这一标准，我已经提供了某些有意义问题的例子(Floridi 2001)。 6、结语：信息哲学是第一哲学 哲学家已经开始应对来自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新的智力挑战。信息哲学试图拓展哲学研究的疆界，这次不是通过罗列业已存在的话题将哲学的情景重新规整，而是为哲学探究圈定一些新的领地——这些领域一直在为得到承认而奋争，它们在传统的哲学庙堂依然没有地位——通过提供创新的方法论从新的视角介入传统问题。将信息哲学确立为一门成熟的领域的时机成熟了吗？我们已经看到，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哲学史以及调节哲学体系发展的动力机制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我们期待发展什么样的信息哲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假定信息哲学在思想史中地位需要更加清晰一些，但是这大概只能是后验的。在此我们可以大致猜一下未来的情景。 我们已经看到哲学通过自身的贫困而成长。这只是一种表面的悖论：世界及其对世界的科学描述越是复杂，第一哲学的哲学话语水平也就必须变得越基本，将其自身从本不该属于概念建模的规范性活动的无保证假定和误导的探究中解脱出来。反思的辨证力量以及因此人们对它的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觉悟，在于这种先验性回归，其目的是追求现有叙事越来越抽象和更加流畅的可能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对叙事的解释，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的变异和创新。那么，这种回归是如何展开的？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的知识关系，因此从形而上学转移到认识论。随后而来的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现在数百万人打发他们时间的语义环境——的出现，已经使当代哲学转向对特权的批判性反思，首先是对有组织的知识的记忆和语言所代表的领域，管理信息圈的工具——因此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和逻辑(Dummett 1993)——其次是对它的组织和要素的本质以及信息本身。因此，信息已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生命”、“智能”、“意义”或“善与恶”同等重要——所以同样值得进行独立的研究。信息若没有定义是个贫乏的概念，因为其他概念不能据此得到表达和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埃文思(Evans)是正确的： 埃文思认为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对此哲学家已经花费了不少气力，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我认为这个观念值得探讨。在我读到埃文思的著作之前，我从未有过这个想法，或许这个想法是有结果的。这项工作与传统的认识论也截然不同。(Dummett 1993, p. 136) 这便是引入信息哲学作为即将到来的第一哲学的原因所在，一方面是亚力士多德意义下的物体第一性，信息哲学主张信息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中都是基本要素，另一方面是笛卡儿－康德意义下的方法论和问题第一性，因为信息哲学希望为哲学研究提供最具价值的综合方法。 作为基础性的信息哲学设计，信息哲学可以解释和指导知识环境有目的的建构，并可以为当代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性处理。它可以使人类理解世界并负责任地建构这个世界，这是存在的语义化的新阶段。显而易见，信息哲学大有希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激动和富有成果的哲学研究领域。如果本文的论证正确，那么它当前的发展就会被耽搁，但这是无法避免的，它将影响到我们处理新老哲学问题的整个方式，引起哲学体系的实质性创新。这将代表哲学的信息转向。[13] 参考文献 Adler, M. 1979, “Has Philosophy Lost Contact With People?” Long Island Newsday, Novemb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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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64年，安德森出版了很有影响的论文集，他写道人工智能哲学领域己经有一千多篇文章（Anderson 1964, p. 1）。毫无疑问，这是编辑计划造成的繁荣景象（尽管有重叠）。在可得到的题目中，或许会让人记住以下两篇：Ringle 1979和Boden 1990，它们又导致两部进一步的文集，而Haugeland 1981，它明显地意味着是Anderson 1964的续集，于1997年得到进一步修订Haugeland 1997。 [5] “计算机革命”使哲学家受到影响，即便将他们的注意力作为解释者吸引过来之前，他们已经成为“职业知识工作者”了。APA委员会的责任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以实用为主。委员会“收集和传播这个职业中有关计算机使用的信息，包括在教学、研究、写作和出版等方面的计算机使用的情况，并推荐协会（PAC）理事会或程序委员会认为是恰当的行动。”这里要注意，计算机常常被描述为实验室用来从事科学研究、经验模拟、信息结构的开发和运用的工具。当时，说“哲学和计算机”就像是说“哲学和信息实验室”似的。信息哲学如果没有计算机，就好比生物学没有显微镜，天文学没有望远镜一样，然而真正要紧的是信息结构（微观实体、行星）而非研究它们所使用的工具。 [6] 例如，见Burkholder 1992, 这是一部由28位作者撰写的16篇文章，曾在前六次CAP年会上宣读，其中大多数文章来自第四次年会。 [7] 对从计算机的角度来讨论哲学史的有趣尝试，见Glymour 1992。 [8] 富有启发意义的关于当代正统哲学的讨论，见Rorty 1982, 第2, 4尤其是12章。 [9] 不要把这个规范性空间与塞拉斯（Sellars）著名的“推理空间”搞混了：“在描绘一个像认知那样的片断或状态，我们并非在呈现那个片断或状态的经验描述；我们是在将它置入一个辩护的或能够为一个人所说的进行辩护的逻辑推理空间。”（Sellars 1963, 169）。我们的规范性空间是一个设计的空间，在这里合理性的和经验的数据，限制条件，需求以及评价标准在知识的建构和评价过程中均起相同重要的作用。它仅仅与塞拉斯的推理空间有部分重合，其中后者有的包括得多一些（例如，数学演算算是辩护，而在塞拉斯的空间中我们发现有本质上确凿的问题）有的少一些，因为在设计得空间中，我们发现与创造性和自由相关得问题明显包括在塞拉斯得空间中。有关塞拉斯“推理空间”得讨论，见Floridi 1996, 尤其是第4章，以及McDowell 1994, 尤其是新的导言。 [10] 各种意义得述评以及相应的不同的理论立场，见Braman 1989, Losee 1997, Machlup 1983, NATO 1974, 1975, 1983, Schrader 1984, Wellisch 1972, Wersig以及Neveling 1975. 我已经为语义信息作为有意义的数据的定义的修正版本做了辩护，Floridi(待发表)。 [11] 一个典型的生命周期包括以下阶段：发生（发现、设计、编写等），处理和管理（收集、确认、修改、组织、标引、分类、过滤、更新、分级、储存、联网、分发、读取、检索、发送等）以及应用（监视、建模、分析、解释、计划、预测、决策、指令、训练，学习等）。 [12] 在这项研究之后，有人将图书馆学定义为应用信息哲学并提出：“图书馆学作为应用信息哲学似乎是所有学科中最后一个跨越学术史和领悟其范式的学科（Herold 2001）。 [13] 这篇文章先前的各个版本曾在多个场合讨论过：在1996－7学术年我应Bari大学之邀就“认识论与信息技术”这个题目作了系列讲演；然后是1999-2000年，我作为认识论的访问教授在罗马第三大学教授信息哲学；在应用逻辑学术报告会（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和威斯特学院，1999年11月26日）；在计算与哲学——计算及其应用以及对哲学研究的影响的哲学含义一日学术报告会（伦敦大学国王学院，1999年2月19日）；在1999年APA东区会议由APA委员会安排的关于哲学与计算机的特别会议（波士顿，1999年12月28日）；在第四届世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多主题年会（佛罗里达奥兰多，2000年7月23－26日）。我非常感谢这些会议的组织者以及与会者的反馈信息。艾斯（Charles Ess）、菲泽尔（Jim Fetzer）、哈罗德（Ken Herold）和摩尔（Jim Moor）审读了最后的版本并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意见。余下的所有错误都是我的。这项研究获得两项部分资助，一项来自Pavia大学的Coimbra小组，一项来自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作者简介：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当代信息哲学创始人。1991年意大利罗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前往英国瓦维克大学任讲师。1990年开始在牛津大学任教，1990-4在沃尔夫森学院哲学系任初级研究员，1994-5在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所任研究员，1995-01年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哲学系研究员。目前他正在参与牛津大学的《比较媒体法与政策项目》并出任信息政策的高级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信息哲学、信息伦理学、认识论以及怀疑论哲学史等。在国际学术领域，他是UNESCO的信息与计算机伦理学专家。还被选入美国哲学会哲学与计算机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INSEIT（国际伦理学与信息技术学会）和IACAP（国际计算与哲学协会）的创始人等。有多种著述问世。 译者简介：刘钢，河北唐山人，哲学博士。1969-1979年在河北、山东、湖北等地务农、做工、教书。1978年经考试获得武汉大学英语系同等学力证明。1980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武汉数学物理研究所从事学术翻译和编辑工作。1990年代以来转向信息技术的社会影响的研究。1995-1998年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科技哲学专业学习。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科学技术哲学室主持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哲学、网络与社会、科技政策与管理创新，发表著述多种。原文出处：Luciano Floridi: "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Metaphilosophy, special issue edited by T. W. Bynum and J. H. Moor with the title CyberPhilosophy: The Intersection of Philosophy and Computing, volume 33, issues 1/2, January 2002, pp. 123-145.译文出处：弗洛里迪著/刘钢译：什么是信息哲学？《世界哲学》(北京)2002年第4期，第72-80页。《世界哲学》发表的是本文的正文部分，没有参考文献和注释，在此一并补齐。有问题可与刘钢联系：galiu@public3.bta.net.cn（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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