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命运的三个命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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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南方讲话》
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改革的始点，也是他进行过最艰苦、最深入思索的一个问题。像他那样从革命中走来，作为新中国政权第一代领导的核心成员、第二代主要领导人物，是无法不面对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继往，而且关系着中国社会的开来，是不可能越过或回避的。对此，他曾经毫不掩饰地说：没有搞清楚。
为什么没有搞清楚?因为迄今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没有能够给出足够令人信服、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迄今以来的社会主义没有解放出千百万人的积极性，因为迄今以来的社会主义是被某种力量紧紧束缚着的社会主义。显然，这种社会主义同理想的社会主义有着巨大差距。
对这种苍白无力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显然早有怀疑。他开始对现存的社会主义重新评价，对社会主义理论重新审视。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形成明确的概念，但他很快就认识到，并以证伪的形式提出一个反命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今天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再简单不过的观点了。可是，不说在20多年前，即使现在，要足够估量它的难度，远非易事。须知这个论断的得出必须采用一套全新观念、标准、理论，宣判以往的迷误，指明正确的前程，融入人们的心灵，需要足够智慧。然而，邓小平以他惯有的风格，举重若轻，一下子就把当时复杂的局面扭转了。他用最通俗然而也是最精确的尺子——贫穷，来丈量社会主义的实际高度，人们一下子全都明白了。他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一下子扭转到经济上来了。正是这个反命题，翻过了社会主义的前一页，翻开了社会主义的新一页。实际上这是做社会主义政治文章的结束，做社会主义经济文章的开始。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是否就是社会主义?这个反命题是个逻辑陷阱。假如承认它的正确，那就掉进了“富裕的社会主义”的陷阱。那就等于承认只要富裕，就是社会主义。就等于承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搞的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当然没有掉进去。在这个问题上，他在《南方讲话》中作了这样的表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认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应该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正命题。
由“仇富”、“憎富”、“怕富”，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转变到不讳言“发财致富”、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主义；再由“一部分人先富”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观的大变革，更是社会主义财富观的新突破。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基督教新的财富观创造了资本主义，那么，邓小平的财富观也必将创造社会主义。两者的共同之处是，一个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必须建立在人们对自身物质利益、对财富的积极追求上。这是一个社会充满活力、不断进取的原始动力。根本区别是，新教财富观无视经济平等，认可和赞美贫富对立；而邓小平却反对两极分化，主张共同富裕。
回顾1／4世纪的改革历程，比较25年前后人们对待财富的心态，看看今天的中国巨变，难道我们不认为这得益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财富新论吗?
二、一百年经济建设是工业化的普遍规律
1992年，邓小平面对特区高速发展的形势，十分欣慰，说了这样一段话：“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得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但是究竟如何领会其深刻意义，如何领会“不发展经济”，“只能是死路一条”的严重性，现在看许多理解仍嫌不足，有继续加深的余地。
迄今以来人们常常从社会主义的目的性、解放生产力的必然性、发展经济的必要性等方面论证这个命题的意义。这种论述当然不错。可是，为什么邓小平把发展经济提到如此尖锐的程度?为什么不发展经济，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上述解释就显得非常间接，非常勉强。因为前邓小平路线恰恰认为不抓政治、不搞阶级斗争、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能是死路一条。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有人用近现代中国经济不发展而受列强侵略，几近亡国的历史为鉴；有人用斯大林“落后就要挨打”的命题为据，更有人以前苏东国家的解体作参照，说明不重视经济发展的严重后果。虽然有—定说服力，但都是经验的、外在的解答，没有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没有从社会发展的共同趋势、一般规律要求方面来考察。
近读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1965)，他在《工业社会的若干基本特征》一节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工业社会同以前所有的社会都不同，它有时候必须强调经济发展，因而经济观点是或者曾经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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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的这种说法过分持重。其实，“工业社会”不是“有时必须强调经济发展”，不是“经济观点…曾经是至高无上的”。其实，“工业社会”一直“强调经济发展”，“经济观点”一直是“至高无上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各发达国家的历史，看一看他们工业化以来的经济事件在重大事件中的比重，看一看经济学科在各类学科中的位置，看一看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者对“新工业国”的判断就十分清楚了。可以说，无论老牌的英国、法国、美国，还是后起的德国、日本，他们无一不是中心主义者，经济无一不是把经济发展放在中心位置而强大起来。
为什么工业社会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经济建设能长期成为工业社会的主题?看来，这类问题的答案是同工业社会的一般特征、一般要求密切相关的。
1．传统社会主题失去鲜亮色彩
同以前社会相比，在工业社会，文化的(比如宗教)、民族的(比如政治)主题已不是全社会关注的主题。是的，工业社会不仅消解神圣，同时也消解英雄。工业社会的世俗化、平民化的确使文化和政治的主题淡化和隐退下来，但是，这只是造成经济主题突出的条件，而不是主因。
2．物质追求成为普遍取向
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力的应用，工业革命的开展，人类社会开始了新的纪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发现(包括从事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人)，他们的福祉是可以自已创造的。这种福祉来自财富、来自于自我经营，一句话就是经济。这样，工业社会在目光聚集的时段上，更关注“现世”而不是“来世”和“往世”；在具体追求上更关注“物质条件的改善”而不是“精神的安慰和寄托”；在对象的依赖上更崇拜市场(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不是崇拜自然和崇拜国王。因此，工业革命同时也就启动了经济革命，打开了经济建设为主题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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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发展的结构性特征要求人们集中全力于经济发展
人类经济发展可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假如把它的发育比作人的成长，假如把前工业社会比作婴幼儿社会，它以解决人们的衣食问题为主要特征；后工业社会是长神经的社会，它以信息产业的集中发展为主要特征；那么工业社会就是长躯体的社会，它以大规模基础设施的修筑、大量机械化工具的建造为特征。同其他两个阶段相比，工业社会物质吞吐量大、能量耗费多、资本积聚要求强，经济建设任务重。换言之，工业社会是投入倍增的社会。也正是这样，人们不得不倾全力于经济发展。
4．“经济起飞”阶段关乎一国工业化的成败，它需要全社会给以保证
工业化分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是工业化的准备期、助跑期；中期是工业化的实现期、起飞期；后期是工业化的完成期、完善期。这三个阶段中，第二阶段尤为关键。为了顺利起飞，必须抓住时机，目不旁鹜，聚精会神，排除干扰，方能实现目标。世界上虽有许多具备条件而“经济起飞”一举成功的案例，但早已具备条件而“起飞”失败，一直徘徊在工业化门外的国家也不乏先例。究其原因，其中重要一条，是起飞阶段被这样那样的干扰打断了。邓小平所谓“死路一条”，不排除也是有鉴于此。
5．经济理性成为构筑社会进步的基础
工业社会既是讲科学、讲技术、讲合理、讲优化的社会，也是高度分工、高度协作的社会。惟有如此，人们才能不断增强开发自然的能力，获得更大的福利。而要得到最大福利，全社会就必须讲产权、讲契约、讲核算、讲效率、讲信用、讲风险……总之，集中力量构筑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是各国工业化过程的共同命题。中国也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论断，建设和发展才走上了现代化的标准路轨。
三、市场经济是可为我用的特快列车
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关于中国工业化的一个一般命题，那么，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则是针对中国工业化道路而下定的一个特殊命题。这个命题同样是他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深入思索的结果。
我们知道全世界曾有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但就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和主导体制看，他们都排斥市场经济。至于这种排斥源自何人，有说源自斯大林的，有说源自列宁的，也有的说就是起源于马克思的。反正传统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货色”。
社会主义排斥市场经济的直接表现，是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对立。的确，如果仔细比较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者的区别非常明显。不仅运行方式，而且经济基础也根本不同。但是，也正是两者对立，使各方能够直接观察对方，吸收对方的优点，补偿本身的缺陷。
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说是最先吸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优点，并持续不断改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关于这一点，只要注意一下二战后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在美英的盛行、国有化在西欧国家的开展、民主管理在德日企业的成功就足够了。
按理说社会主义应该有足够的弹性学习和吸纳资本主义的体制文明。很不幸，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顾虑重重，思想僵化、步履蹒跚。它们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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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独到之处，是他超越他的同志，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发现了社会主义可以接受过来的文明，这就是市场经济。他的独到之处，是他艺术地把以往一直认为有强烈制度属性的东西中性化、工具化。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为不久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以及为此后的改革又一次奠定了基础。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丧失弹性，不能调整自己；一个是为什么邓小平能够做出这样的决断，另辟社会主义发展的蹊径。
作为一种解读，我们不妨认为，第一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消亡国家误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而不能超越形式；第二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邓小平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要义而摆脱了形式的羁縻。
其实，逻辑很简单。社会主义是什么?显然消亡国家是把计划经济作为它的本质了。由于它们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故而它们宁可垮台也没有想到触动计划经济，更没有想到同计划经济相分离以保存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相反，在邓小平看来，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本质显然是两回事。它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是可以同社会主义主体相分离的。假如社会主义因实行计划经济而消亡了，那么是计划经济伤害了社会主义，它至少是需要修改以至抛弃的；另一方面，他也不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因为实行市场经济或不实行市场经济，需要把它接过来或者把它丢掉，主动权在我，主体是我，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假如借助市场经济，我们的经济得到发展，我们的国家得以强盛，我们的人民得到了幸福，无疑它巩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假如它影响了我们的发展，损害了我们的利益，限制它、取消它就是了。同样不会改变我们的社会性质。中国社会主义和原苏东社会主义的一存一亡，一蒸蒸向荣一遗恨缕缕，证实了邓小平论断的独到性。
历史地看，市场经济原本也不是无源之水。它在古老的商品交换、市场交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的源头有几千年的历史，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合理的推论是：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高于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它必定也是同市场经济有承续关系的经济，而不可能完全找不到市场经济的血脉。它应该具有更大的活力、更高的效率、更强的弹性和包容性，就像升级了的电脑版本仍能启动低一级版本一样。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经济的许多方面我们还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借鉴、学习、接受它们搞市场经济的经验，用市场经济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相信，市场经济，这辆为资本主义出力的马车，是同样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只要驭手清醒，这辆马车一定能把中国经济迅速地向前拉，拉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拉到小康社会、拉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
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尽管如此，他对中国未来的“驭手”——领导问题依然非常关切。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保持清醒……”对此他也作了具体指示。让我们牢记小平同志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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