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鲁迅谈起：文艺、道德与中国现代国民精神的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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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论鲁迅对中国旧道德的批判》Ⅶ部分，标题另加）
一
“预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1]
鲁迅，的确是一座“丰碑”，但他之为“丰碑”，并不是一座“神圣”而不容质疑的“神碑”，一座压抑人于不能抬头的“圣碑”；他的战斗，他的抗击，他的丰富，他的多彩，在他所生存的时代，已经构成他所在社会的一座岿然丰碑，也构成他去世后，在他后来的社会里依然岿然的一座丰碑……
鲁迅一生否定对事物的“神圣”化，并恰恰在否定“神圣”的精神线索里展开对中国旧道德的批判与抗击。显然，绝然否定鲁迅的思想和言行都是徒劳的；而“神圣” 鲁迅的想法和言行，按照鲁迅自己生前的“预言”，也无疑又是荒诞而可笑的。因而，“用鲁迅来替代他和他的同道打碎了的‘至圣先师’的偶像，这本身就是对鲁迅和他的思想艺术的历史性讽刺。”[2]
本文无意要语言上为鲁迅这座丰碑增添让人刺眼的“光芒”，也无意要语言上为鲁迅这座丰碑垫抬另一的“高度”；本文，只是想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在本学科的视野内，展开对“鲁迅对中国旧道德的批判”的分析与论述。虽然本文的分析与论述可能常常越过“对中国旧道德的批判”这一界限，但因为“中国旧道德”与中国的其他社会黑暗是不可分割的，并且鲁迅批判中国旧道德与鲁迅批判旧道德之外的其他社会黑暗也不是决然剥离的，所以本文的论述往往是旧道德与旧政治、旧文化等结合在一起。
总之，社会中伦理道德与其他社会要素的混生共存，鲁迅批判旧道德与鲁迅批判其他社会黑暗的混生共存，让本文只能在鲁迅批判旧文明的总体框架里，结合鲁迅对其他社会要素或其他社会现象的批判，尽可能地在本学科的视野内，集中阐述鲁迅批判中国旧道德的内容、依据、特点以及意义等。
二
如前所述，是出于对中国旧道德的腐朽与黑暗的沉痛心理体验，是出于民族危难、民族救亡的社会历史大背景，是出于崇高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的救世愿望，是出于抗争与反叛的个性品格，鲁迅才“窃火煮肉”，鲁迅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才尖刻、勇猛、不留情面地攻击社会黑暗，攻击社会时弊，以及攻击和批判中国旧道德。尽管鲁迅批判中国旧道德有片面化、偏激化的倾向，甚至是有夸大化和歪曲化的谬误，但鲁迅批判中国旧道德的等级制度、国民性格和儒家学说，其总体的愿望，却显然是善意的、真诚的和坦率的。所谓“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3]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4]鲁迅批判中国旧道德以及其他社会黑暗时出现片面化、偏激化、夸大化、歪曲化的倾向，这些都并不妨碍鲁迅批判中国旧道德的特定时代意义与历史价值。
“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5]鲁迅为了后人的宽阔光明和后人做人度日的幸福，“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阐门”，“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6]，甚至“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7]，甚至“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8]鲁迅虽然总体上来说是“不相信文艺的施乾转坤的力量”，[9]并认为“空手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10]但他还是相信“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1]鲁迅做到了是“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12]但鲁迅又“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13]而留给后人的，是一座丰碑，是一条路迹，是一串思考……
三
如论者所言，鲁迅所关注和奋斗的改造国民精神的事业，并没有在鲁迅之后的时间里发扬光大。中国政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以农村农民为主的人民大众，并没有与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精神传统真正彻底决裂。“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并不能仅仅归咎于当时某些决策人物以及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格局，倘若从鲁迅剖析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和中国大众的角度——文化心理领域的国民精神或国民劣根性——我们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文化大革命”时期少年、成年、老年们狂迷的偶像崇拜和潮涌的“万岁”欢呼，不是恰恰反映了中国大众不蜕的专制主义奴性心理或个性自我的不“自觉”吗？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看看现今充斥影视书籍，充斥思想文化的，那些充满“皇恩浩荡”意识和“圣贤”意识以及“清官”意识的文艺作品，加上那皇宫王苑、跪拜叩谢等画面，有谁不相信这是在潜然地为封建主义招魂，在为鲁迅所批判的等级尊卑和国民劣根性招魂？而观众对这类文艺题材和画面的大加赞赏与欢迎，不又正反映了他们骨子里的这些意识至今的尚未洗释和脱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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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健康的、进步的文艺作品，把人导向健康的、进步的社会前途。文艺反映了道德现实，道德现实也反映了文艺；文艺需要新的、健康的道德精神，新的、健康的道德精神也需要新的、健康的文艺。鲁迅所提出的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或国民精神的事业以及批判中国旧道德的事业，依然任重而道远，不仅于道德，而且也于文艺，于整个思想文化。——“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4] 社会上有良知、有远识、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又对此负有作为“先驱者”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四
“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15]“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16]“我不敢望他们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17] “……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18]在关于一位车夫的《一件小事》中，他又说：“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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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民众的批判是尖锐的，而他对自身的批判，又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乃至是有些近乎残酷或自虐的。他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20]鲁迅勇于反省自我、解剖自我、批判自我和努力完善自我的人生精神，鲁迅所崇尚和履践的威武、刚健、勇烈、雄桀、坚韧、坚毅、坚定的人生精神，鲁迅忧国忧民、仁爱大众、死而后已的人生精神，鲁迅胸怀天下、积极进取、奋力探索的人生精神，无疑更值得人们尤其是社会上有良知、有远识、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去观照，去反思，去实践……
五
鲁迅说：“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21]鲁迅针砭时弊的文字尚活在人们的心中，写下针砭时弊之文字的鲁迅尚活在人们的心中，则时弊必然依然地存在。善良的人们，固然不愿看到攻击时弊的尖刻之文字的存在，但人们更应不愿看到为文字所攻击的时弊的存在。虽然时弊有大有小，有重有轻，但仅时弊依然存在这一点，鲁迅的文字的价值与鲁迅的价值，就将与我们同在！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过一影，要别你而沉没以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22]鲁迅深知自己的一切，鲁迅也深知世事的一切，他只把自己，当作倏而忽逝的影子，当作匆匆赶路的人间过客。“忘记我，管自己生活。”[23]他一直希望他人，希望社会，去忘记他，去抹略他，一同他的肉体生命，一同他攻击时弊的文字及文字所攻击的时弊，消失在这个黑暗与光明交织的世界里……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面对他的怨敌，鲁迅是“让他们怨恨去吧，我也一个都不宽恕。”[24]“几个朋友祝我安乐，几个仇敌祝我灭亡。我却总是既不安乐，也不灭亡地不上不下地生活下来，都不能副任何一面的期望。现在又影一般死掉了，连仇敌也不使知道，不肯赠给他们一点惠而不费的欢欣。……”[25]对于章太炎先生，鲁迅曾评价曰：“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事业，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26]这，又岂不是鲁迅自己的人生写照么？——是非恩怨，都留于后人评说，而他自己，只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用战斗的文字，用战斗的生活，“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27]
六
最后，谨录鲁迅研究专家林菲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部分正统儒家学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专制主义主导精神线索，整个说来不能不带有独断、封闭、保守和僵化的素质，从而制约和影响了在整个民族中间出现一种盲从、单调和训服的思想氛围，却扼制了开拓、独立思考和追求丰富多彩的文化性格；因而在思考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时候，就决不应该继续固守这样的传统文化，而必须严肃认真地澄清这种肇源于正统儒学严格区分尊卑与贵贱原则的专制主义主导精神线索，冲破它束缚与禁锢人性的严重锢弊，克服其中散发出来的盲目与驯服的奴性精神，确立“人”的自主意识与独立精神，确立“人”固有的价值和尊严，从而真正出现在法律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局面，这才说得上是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康庄大道。”[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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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
[2]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3] 《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 》。
[4]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5] 《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
[6]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7] 《呐喊·自序》。
[8] 《热风·随感录四十》。
[9] 《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10] 《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十》。
[11] 《坟·论睁了眼看》。
[12] 《坟·论睁了眼看》。
[13] 《野草·这样的战士》。
[14] 《论语·泰伯》。
[15] 《热风·随感录之六十二》。
[16] 《坟·写在〈坟〉后面》。
[17] 《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18]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19] 《呐喊·一件小事》。
[20] 《致李秉中》，1924年9月24日。
[21] 《热风·题记》。
[22] 《野草·影的告别》。
[23] 《附集·死》。
[24] 《附集·死》。
[25] 《野草·死后》。
[26] 《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27] 《野草·复仇（其一）》。
[28] 林菲：《鲁迅和中国文化》，P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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