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论衡》第三辑编辑预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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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论衡》第三辑正在编辑之中。
从接手第二辑的执行主编以来，我一直在考虑它作为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的会刊，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新形象？
首先考虑的是：作为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的会刊，它似乎需要包容更多的方面，而不仅仅是儒学的大端。
其次考虑的是：作为21世纪的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的会刊，它似乎需要直面西学，而不仅仅是单纯论衡国学。
再者，正如《第二辑》中《宗旨》所说：它还将“特别注意相关于风俗层面之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作用、价值、功能的研究。”
为此，《第三辑》的编辑，拟开设以下几个栏目：
一、 道家与道理
二、 儒学与儒教
三、 释法与释宗
四、 新体与新用
五、 文象与文脉
六、 生命与生存
对这几个栏目的开设，我有如下的预想：
一、
以往，除了少数先知先觉者领悟道家著述的精深道理之外，多数国人不过把它当作一种人生哲理，而注重其尊重自然、超越事功、享受人生、避祸全身的方面。
其实，道家的道本论、天本论或者说自然本体论，和儒学的人本论不同，更加着重于对天地人间万事万物之行运机制即“道理”的参悟。此，与希腊古典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所谓φυδικη(Physics)“物理”的探询，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这个方面，才成为促进后世儒学前进的挑战因素，才成为儒学分支宋明理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缘之一。也正是这个方面，才成为当代新儒家（如熊十力）、当代新道家（如卡普拉）以及西方科学、哲学注目的重点所在。
因此，我们要积极升华道家的研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道家著述中天地人间万事万物运行机制即道理的探索和发展。
就此而言，西方当代科学、哲学，也是我们一个不可忽视的参照坐标。
这，正是开设《道家与道理》栏目的用意所在。
二、
中国儒学，是一个关注现实人生的学派。它的一整套理念，和道教一起，成为中国人灵魂的安顿之处。中国之所以始终没有产生真正成为国教的宗教，正是因为儒学和道教一起，已经安顿了国人的灵魂。即使是风靡一时如佛教，也不得不采取禅宗这种道教化、儒学化的中国化形式。
人是需要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人，是灵魂的漂泊者。尤其是和其他有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海外华人，对此有更加深切的体会。印度尼西亚华人、马来西亚华人之所以组织儒教，不过是出于和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们争取自己人权的目的。
就此而言，无论是科学、哲学、民主、法制，都不足以安顿国人特别是大多数老百姓的灵魂。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不能不关注目前学术界关于“儒学与儒教”的论辩，不能不关切《儒藏》编纂工程启动的深层意蕴，不能不关心大多数老百姓安顿自己灵魂的迫切需要，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也许，科学如此昌明的今天，反而将是儒学真正发挥其准宗教本质的时机？
也许，大中华经济、文化圈的形成，已经使儒教的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当然，大陆中国人、香港中国人、台湾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还有日本人、韩国人等等，究竟谁能完成这个历史的使命，那会有极多的变数，而只能听凭因缘的和合。
不过，诸多因缘之中，我们自己的努力，也是其中一因，也是其中一缘。我们将在此因缘和合的历史进程中，投入我们微薄的力量。
也许，这个小小的扰动，将在系统中放大，从而使整个系统发生实质的进化。
这，正是开设《儒学与儒教》栏目的用意所在。
三、
自东汉以来，释法逐渐深入中国。
但是，中国释教，并不是印度释教的本来面目。钱穆曾说：“佛教来中国，并不是直接向中国下层民众散播，中间却先经一转手，经过中国知识分子之一番沙滤作用。如是则佛教东来，自始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之理性的淘炼中，移步换形，而使其走上中国化。”（《国史新论·中国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释教之法在中国“急速的知识化与理论化。换言之，则是宗教而哲学化。”（同上）当然，需要补充的是，释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其世俗化的过程。
禅宗正是这一释教中国化、知识化、理论化、哲学化以及世俗化的产物。
研究释法与释宗，不可不注意释教之中国化、知识化、理论化、哲学化以及世俗化的过程及其经验。
借用钱穆的话来说：其中的经验，“更重要的，在能加以彻底消化，接上中国传统文化，使逐渐转为我有，使在老根上发新葩。”（同上）
如今西学时髦，但真正能够“彻底消化”西学者，则仍属凤毛麟角。而能使西学“接上中国传统文化，使逐渐转为我有，使在老根上发新葩”者，则不能不寄希望于将来。
这，正是开设《释法与释宗》栏目的用意所在。
四、
《国学论衡》第三辑编辑预想 来自: 免费论文网www.paper800.com
近代以来，西学滔滔东渐，国学与之比较、参照、抗衡、交融。总的形势是，农业文明时代产生的国学，不敌挟工业文明强势而来的西学特别是其科技，一时几有全盘西化之虞。
在直线进化论的影响之下，许多人的观念之中，都有优胜劣汰的潜在意识。
因此，“发扬国粹”，不过是一个应激的反应。
因此，“全盘西化”，不过是一个时尚的潮流。
其实，所谓进化论者，不仅论其纵向的进化，而且论其横向的进化。而所谓横向的进化，正是不同物种的共生。
当今蔚然大观的世界，是一个无量数之异质性存在共生的超巨系统。
任何一个纵向进化的“先锋”，都不可能彻底消灭其它“落伍”的物种，而只能与它们共生。
而其它在纵向进化中似乎“落伍”的物种，仍然在与“先锋”物种的共生之中，持续不断地进化。农业文明时代产生的国学，将在与西学特别是科学共生的当代生态环境中，创造自己的现代形态，从而在中体与中用、西体与西用的耦合共生之中，产生迥然不同的新体与新用。
何况，对于科学进化论而言，这里所谓的“先锋”和“落伍”，并没有价值评判意义的褒贬，而只有历史进程的描述。
因此，我们特别需要认识国学与西学在近代、当代以至将来的反馈互动，并了解它们之间的反馈互动，以及在此反馈互动过程中所产生之新体与新用可能对于我们命运的影响。
这，正是开设《新体与新用》栏目的用意所在。
五、
基于物理进化、化学进化、生物进化、（动物）社群进化基础之上的人文进化，其文化的进程，不断创造大量的文明成果，我把它们称之为“文象”。这些“文象”，在创造的当时，有其实用的价值；在以后的时代，有其信息传承的作用。换言之，以往的文象，贮存了当时文化的信息，并成为后世文象创造的参照。历代创造的文象，其中贮存的文化信息，形成了延绵不绝的文明信息之脉。我把它们称之为“文脉”。
文脉其中，教育正是侧重于揭示、阐明、传承、延续文化信息的领域。韩愈《师说》所谓“传道”，正是传人文进化之道。
无论是国学、西学的传播、渗透，都离不开教育。
欲使文脉不绝如缕，必须深切关注教育，以及文脉传承的草根形式 —— 各个时代、各个地区迥然不同的风俗。
文象其中，历代遗存和考古出土，是为之文物。
中国文明，有古有今，历史文物极其丰富。位于中国西部的甘肃又是文物大省，历代出土，珍品闻名于世。对于这些文物，我们需要以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真正揭示其文化、精神的内涵。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器物的描述、排比，历史背景的分析、介绍，更不能仅仅着眼于旅游、经济的实用、经营。
这，正是开设《文象与文脉》栏目的用意所在。
六、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郭店楚简《性自命出》）
性命是人生的根本，天地是性命的家园。
中哲有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论就个人或者族类的层面而言，人若不为自己的生命或者生存打算，必然要遭遇“天将诛之，地将灭之”的命运。当然就族类的层面而言，人之为己的卫生目的，最终必须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一个利己和利他的良性反馈循环来实现完成。
西谚有云：得到世界，失去性命，又有何用？
生命与生存，因之成为人生的根本。
当代世界，家园问题除灵魂的安顿之外，大端有二：一是污染、二是战乱。
绿色与和平，因之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
需要特别强调，污染的深层病因，是知识的发展，是科技的进步。
需要特别强调：战乱的深层病因，是资源的匮乏，是人口的激增。
而资源的匮乏和人口的激增，又和知识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相关。
因此，要推进绿色和平运动，不仅需要热诚，更加需要理性。
因此，认识人类当前困境的由来和根源，就成为我们的现实课题。每一个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者，都不能不思考这个性命攸关的问题。
这，正是开设《生命与生存》栏目的用意所在。
《国学论衡》是学会的会刊。办好会刊，需要所有会员和所有关心它的人的努力。
我的预想，尽管已经和部分常务理事交换了意见，仍不过是个人的浅见，希望得到全体会员的批评建议，和所有关心这个刊物的同人的批评建议。
《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国学论衡》期待着知音的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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