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民主化与漠视的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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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蒂芬·吉尔著 梁展译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俄国活着的最富盛名的作家和反共象征，近来对俄国的政治领导突发义愤，指控其漠视苦难、无能、叛国以及巨大的腐败。民众，他说，"丧失了良心…他们不相信政府推行的改革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俄国并非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寡头政治。"底层的民众实际上被排除于公共生活之外。"[人们]只有一个悲惨的选择--要么维持一种低下而卑贱的生存，要么去欺骗国家和彼此欺骗。"他说，出卖士地如同是"出卖俄罗斯"。谈到私有化，他说，这一过程给了七千万人民一个非常严厉的教训--"永远不再相信国家，永远不再诚实地工作"。[1]
漠视实质上是历史的后果。不过是在负面意义之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每一个人遭受到的恶，或者由一件普通的义举带来的善，并非缘于少数积极人士的发动，而更多地是缘于多数人的漠视、心不在焉。发生的事情之所以会如此，并非因为相当多的人们想要这样，而更多地是由于大多数民众放弃了他们的责任，听任事态的发展…仿佛支配历史命运的正是这种漠视和心不在焉的幻影般的显现。（葛兰西，1977：17）
全球化问题引发了谁的全球化以及全球化何为的课题。在本章中，我尝试对当今全球化基本形式的品质、界限和矛盾做一番考察：前者由跨国资本及与之相系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力量所驾驭--一种倾向于扩大社会不平等且以牺牲弱者为代价来巩固强者的全球化形式。我怀疑于各种进步的吁求，并对上述全球化形式缺乏远见和经济至上的逻辑提出批评。我主张一场来势较强的全球政治策反运动，它将在地方和全球两个层面上包含一种--政府与政治生活的--"双重民主化"。我们付出的努力须得到加强，以使更为国际化的国家形式和一个初步的全球市民社会走向切实的民主化。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倾向将在政治上持续得到抵消--它既非不可避免，亦非"历史的终结"，就像其某些倡导者和辩护者们试图宣称的那样。
世界秩序与"双重运动"
人们越来越普遍地发现，战后世界秩序的结构和随之而来的冷战超稳定性开始崩溃并得到转换。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框架（但与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时代不同）来看，或许世界正在经历着标志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大部分时期的一场深刻文明危机的另一阶段。在当前的危机中，资本的权势和全球市场力量的范围与深度切实得到了重新肯定。构成这场危机的不仅仅是不断增加的物质产量、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战争的效应与后果、核武器的潜在使用、猛烈社会冲突的扩散，对许多人而言，在此之外还有一种政治漠视感、政府的无能及公私责任与义务的没落。
各国政府看来不能有效应对种种时代挑战。在缺乏可供选择的策略以处理金融危机的复现与激烈化的经济竞争的情况下，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即由国际贸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拉美和非洲实行的结构性调整计划）不予反思和不负社会责任的应用造成了根本性的不安和社会的错位。
与19世纪30年代的某种程度相似，20世纪90年代，复古风、宿命论、虚无主义和暴力行为浮现在许许多多人类关系当中，人们如往常一样越来越不满于政治并远离了它。这一现象不仅显现于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和波兰，而且也在诸如意大利、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富足国家里暴露出来。尤其是在意大利和程度稍轻一些的日本，陈旧而腐败的秩序正面临着挑战，或者遭到扫荡，而一种后冷战时期的新政治形式正在生成。以上种种发展是一场广泛而普遍的政治转变、重组和构成性改良进程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显然相互矛盾的潮流在世界政治中展开了。许多相对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向内转（即统一后的德国和日本、美国），而其经济和治理则越来越向一种触及全球范围的经济调整。对于这个星球上许多地方而言，这些发展得以进行的一个比较宽泛的经济语境，便是全球市场整合扩张与深化之际产生的20世纪第二次大萧条（在此，中国和东亚的部分地区是显著的例外）。
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包含着全球化与民主化之间的一个矛盾，鉴于本世纪所发生的广阔的无产阶级化与政治解放过程，如今这一矛盾比1900年或许显得更为剧烈。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之所以被"国际化"，部分地缘于平衡权力的机制和国际黄金标准，以及既为宪政主义亦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大金融集团（haute finance）作用。90年代，我们正在目睹着一个相似但又有些不同的过程，后者既包含着国家的内部重建，又包含着国家的全球化；这些因素与全球政治经济的改造相关，又是对后者的反应。当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经济开始取代规模经济、金融资本在市场自由化时代更趋流动之时，国家与资本均得到了新自由主义改造形式的重新组合。国家形式不是受到削弱，便是濒临崩溃；由再分配形式到更具国际竞争性的形式，期间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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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过程，Van der Pijl（1989）主张，"洛克式"的国家-市民社会形式开始得到传播并取代了更具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集权的、以及实施调节的，或者说是"霍布斯式"的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当全球政治经济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被重建之时，政治集权化的资本积累形式为间接的经济形式所超越。一个遵循英美洛克式自我调节原则组织起来的全球市民社会，愈来愈形成了基于全球范围的竞争模式。换个角度来看，正如刚才所指，洛克式的国家-市民社会形式之范围的扩张，意味着全球范围内一个向波兰尼（Polanyi，1957b）称之为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市场形式的转换。
如波兰尼指出的，在19世纪英国这一个案当中，市场社会的创制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革命性的发展，只要它暗示着将一切其余的社会和政治过程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创制和维护之中的话。它也具体地以能够实行并使创建市场社会的诸多措施得以巩固的一个强大国家为前提："自由放任本身得到了国家的加强[并包含]国家管理功能的一个大幅度增长，国家如今被赋予了一个能够完成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们所规定之任务的中央科层制"（Polanyi，1957b：139）。目前，这一潮流（或至少是自由主义政策宣称的目标）倾向于缩减科层制的规模，并使它的运作更"经济"或更有效，且浸透着市场价值（Mather 1993）。事实上，国家的作用得以如此的扩张，以致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极力地阻止其运行规模的进一步增长。同样，国家机器在内部亦被重组，以便使其能对市场社会的扩张做出更为灵活的反映。[2]
这可能，或不可能暗示着一种相应的、以分权、私人财产之神圣与宗教宽容为前提的宪法形式（参阅，Locke 1965）。17和18世纪的社会大部分由宗教形而上学、独断专制、重商主义和合乎道德的经济所构成。如今的日常秩序则包含着一种市场形而上学及其微观机制、消费主义的物质主义和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此外，在近来的历史当中，财神的神化--圣经寓言，即财富或物质富足能够对恶与不道德造成某种影响--越来越取代了其它的神灵。"自我调节"的市场社会及其伴随的商品化进程，倾向于波及世界人口中较大的部分。
以我看来，这一倾向将不会毫无阻拦地持续下去。如上所述，我们参照波兰尼的《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或许能够从中抽出历史上相似的例证。波兰尼论及了历史的"双重运动"。18世纪90年代以降的英格兰（或者在程度稍弱的欧洲大陆）一方面是服务于创建自由放任的"市场社会"而后扩展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是既反对土地又反对劳动商品化的力量；这些力量从早期的商会延续到了欧文这样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俾斯麦、Disraeli这样的保守改革者，以及寻求保护以免遭跨国竞争之严酷性侵害的企业。
以波兰尼看来，后一股力量的发展并不均衡，它凝聚在20世纪30年代应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新国家形式的创造当中。撇开两个时期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不管，与30年代相同，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矛盾激发了对看似自然和永恒的经济力量施以社会控制的行为予以重新肯定的策反运动。20世纪20年代，人们在恢复1914年之前的旧秩序方面做出了种种尝试，那时，枪船外交、帝国的傲慢、金融家的资本主义国际主义占取了上峰。全世界的工人们尚未联合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的确在某些地方实现了联合，但只是聚集在拒绝旧秩序的旗下，后者为食利者的资本代表的世界主义所支配。反抗的动员采取了多种政治形式--从美国的新法案到德国的纳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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