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选举后的党支部：困惑、斗争与与权力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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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正林 1998年底，村民选举后的一天，大岭村党支部一屋子的焖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支部会议开得很沉闷。一位支委望着村支书说到：“陈书记，村委会的办公室都快装修好了，要与我们分家呢，以后我们怎么办？”一提到村民选举，50多岁的村支书就满脸的疑惑和怨气。想到新当选的村主任要从他手中接管象征权力的大印，村支书就一脸愤然：这不是想夺权了么？[1]
类似大岭村党支部的困惑，在全国各地农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值得思考的是，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是加强还是削弱党的权力？[2]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究竟出现了哪些冲突和斗争？这些斗争及其结局，说明了什么问题？更进一步地说，在评估村民选举效应的时候，我们能对这种有限民主(limited democracy)的前景作出什么样的判断？这些问题浓缩到一点就是，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对党在农村的权力基础究竟提出了什么挑战？本文主要根据第一手资料，试图对这些焦点问题进行学术探讨。
1999年2至9月，笔者连续跑了中山、新会、南海、龙岗等市（区）。同市委政研室、理顺办、[3]农委、民政局等有关人员进行了座谈，访问部分村干部和普通农民。是年9月，笔者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调查了广东新会市的三个镇，并在每个镇走访了一个村。笔者的调查主题是，紧密结合广东省撤区设村、实施村民自治的农村体制改革实践，就“村民选举”、“村支两委关系”以及“农民负担”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察。[4]
一、困惑：党支部权力面临挑战
村委会选举前的大岭村，是Z市火炬镇下属的一个管理区。在这种体制下，管理区办事处是镇政府的派出机构，管理区办事处的主要干部，包括管区书记、办事处主任均由镇政府委派。这种“任官制”使得农村管理区权力格局与其上级组织保持一致，实行的也是“书记挂帅、分兵把口”的一元化领导体制。[5]然而，当广东省自上而下地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后，大岭村原有的权力格局面临打破，村支书由此而陷入了困惑与不安之中，经受着权力被瓜分与接管的痛苦。大岭村新当选的村主任（非党员）原是村公司里的一个厂长，当然一切都得服从村支书的调遣。村委会选举产生之后，村主任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接管了村集体的财权，一直由村支书掌管的行政公章也被迫打了移交。这位被上级封为“领导核心”的村支书，手中只剩下把“斧头镰刀”。[6]尽管村支书的职责仍然是“抓大事”，名义上仍然是“第一把手”，但总觉得少了经济大权，其他权力就被架空了。
这天，大岭村支书召集支委开“烟会”。支书说：“现在都在讲依法办事，《村委会组织法》不也规定我们党支部是领导核心吗？你们说说，这个‘核心领导’究竟是什么意思呀？”一支委插话：“我想是不是村里大事最后还得由党支部拍板定案。”另一位搭腔：“就是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嘛。除了村民选的，其余的还得支部任命，是吗？”村支书接着说：“《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核心领导作用就那么一句话，我总觉得把不准；而规定村委会的职责有七八条之多，都实打实的。你说村里大事最后得由支部决定，那村民会议和村代会干什么用？你说还有党管干部的原则，那还要选举干什么？村里就那么几个管事的人，重要的要村民选举，剩下的你就是任命，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干呐。”这位支书所讲的“不愿意干”的干部，包括有名无实的团支书、费力不讨好的计生专干以及经营困难的小厂长等等。
带着困惑，大岭村支书来镇里参加党委扩大会议，正好也想弄明白他这个村支书今后究竟怎样才能当下去。会议由镇委书记主持，市委组织部的一位科长也到场。
大岭村支书先陈述了他们村支部与村委会的紧张关系。另一位村支书感到愤愤不平，他补充到：“我们村更麻烦。村委会都停发了团支书、民兵营长的补贴，说你们党支部任命的人，找支书要工资去。我们村的财务开支现在是村主任‘一支笔’，支部都要从村委会出粮，要团支书找我们要钱，不是存心要我们难堪吗？”
沙边村的村支书开始发言了，尽管他们村的事早就向市委做了专门汇报，但一有机会他就要诉一诉他的苦恼。这位支书在村支部干了40多年，是“土改根子”那一辈的乡土干部。他认为他为村民勤勤恳恳干了这么多年，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村集体经济搞上去了，村民也富裕起来了，他这个村支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村民没有理由反对他。但是，村民代表为查帐而与支委干部闹翻了脸，老支书埋怨村民不知恩图报，尽管他是一个廉洁奉公的“村官”。他说：
村里总有那么几个“评弹高手”，[7]对谁当干部都不满意，千方百计找寻各种籍口对干部的工作指指点点，明知没有事实根据，就是喜欢写信上访，对干部打击很大。拿我们村来说，一些村民代表就是专找茬子的“评弹高手”。撤区设村，清理帐目，[8]我们没意见。但在我们村，村民自行选出18名清帐代表，把我们当作敌人一样对待。清帐代表气势汹汹，要副支书交出经联社帐目。副支书说等书记回来，当时我正在镇里办事，村民找不到帐册，就打烂了支部的门窗玻璃，还把副支书胁持起来，象揪斗地主一样要他交代问题。我和镇公安开车火速赶到，镇里还特地带了一部摄相机来，但是我们被村民团团围住，困在车里长达9个小时。这些“评弹高手”就是爱起哄，难道有了个《村委会组织法》，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就可以不理睬党的领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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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到清帐，沙平村的村支书也急于倾诉满腹牢骚。他说他们村，村民选出来的查帐代表把村里所有的帐册资料集中起来，派3名保安看护，每天有10人左右查帐。领头的还将资料复印，在村里粘贴，并寄到市反贪局，告村干部贪污。市里领导明确答复这种查帐方式不恰当，这些村民拿着《村委会组织法》说，村里的帐该不该查，要由村代会决定。村代会投票结果，要求继续查帐。这位村支书抱怨说：“我真不明白，现在到底是村民说了算，还是上级说了算？象我们村查帐这件事情，连上级领导说话都过不得硬，难道今后我们支部的事情还得要村民投票决定不成？”
上述村支书们的种种抱怨，表明村民选举在挑战党的核心领导原则，而这个原则正是村支书维护自身权威的“法宝”。
听了村支书们的困惑和抱怨，镇委书记让市里的人先讲话，传达一下上级的精神。上级的人望着自己的“嫡系部队”说到：
市委领导交代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不动摇，二是村民自治必须搞。在新形势下怎么个坚持党的领导？你们第一线的党员干部有疑惑，上面也在琢磨。在Z市，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管搞村民选举，还是搞村民自治，你们村支书都是村里的“一哥”。[9]不坚持党的领导，就会出现无政府主义。刚才介绍的情况，就有无政府主义的苗头。大涌镇有个村，搞了村民选举后，支书和副支书三个月都不上班了，村里失去了领导核心。我还看过一个汇报材料，一些村支书讲村民选举没有什么用，搞不好就是‘共产党走向垮台的第一步’。话虽重了点，表明村民选举的冲击力不小，但不能因噎废食，村民选举不能不搞。在座的支书们对村民选举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我的感觉是抱怨多了一点。报纸上登了那么多村民选举的好处，难处你们就没有体会到一丝一毫？是不是压力大了，失落感强了，就觉得天都快塌下来了？大家要坚信一点，共产党的天塌不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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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镇党政班子一把手的镇委书记30来岁，他的讲话单刀直入：
村经济合作社的法人代表是村主任，这个权力你们不要争了。村委会总不能没有一点实权。党支部要抓大事，不要过多地抓具体事情。村支书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支部自身建设上面，要赶紧把优秀人才吸纳进来。党是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问题是你们如何发挥核心作用。既然上级现在强调抓村民自治，这就是你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党支部领导村民自治，照我的理解，就是要领导和支持村民依法选举，保证村委会落实党的政策，遵守国家法律。不管党支部的人有没有选入村委会，都要积极参与村委会的工作，对于村里的重大决策，更要争取主动。最后，你们所关心的待遇问题，镇里已经定下来了，村支书的待遇保持不变，原则上高村主任一个档次，还是一把手嘛。[11]
镇委领导要求村支书交出经济大权，又以“待遇不变”来弥补村支书的挫折感，同时要求村支书抓好支部自身建设，因为他强烈意识到村党支部年轻化的重要性。这位镇书记说到，全镇800多名党员，60岁以上就有400多人，党员队伍老化严重，再不年轻化就没有朝气了。[12]市委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农村优秀人才（社会精英）要求入党的减少，削弱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动摇党对农村的领导。而且，雪上加霜的是腐败在从根本上损害党的形象，导致村民不投党员的票。
那么，村支书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究竟如何呢？“农民讲村支书戴的是‘红帽’，村主任戴的是‘黄帽’。”广东省民政厅的一位官员继续说：“是村支书大，还是村主任大，农民的说法是‘红帽子大，黄帽子小’。许多农民说戴‘红帽子’的有权搞腐败，而且腐败得越严重，就越是高唱共产党领导。”这位官员还披露，Z市有个村的农民到民政厅集体上访，说他们村党支部卖土地卖了1个亿，而村民只见到90万元，其余不知哪里去了。[13]上访农民留下了一句硬话：“为什么上级总爱把‘红帽子’戴在这些‘吸血鬼’的头上？我们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呀，就这样给毁了。”毫无疑问，农民不可能容忍也不可能认同这样的村支书，如果让村民自由公开地选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些“剥削者”赶下台。
确实，村民选举就像一把开启困惑之门的钥匙。过去垄断权力的村支书们在抱怨，在困惑：既然村里有了党支部这个领导核心，还要由村民选一个村长干什么？村主任们也有苦恼：如果一定要服从村支书的领导，那又何必兴师动众耗费精力搞选举？不如上级一纸任命就行了。地方官员们也有一系列的担忧：民选的村委会会不会象任命的村干部那样不折不扣地落实乡镇下达的任务？如果村民更加信任或者认同选举的村长，那么党支部的核心地位又如何维持？实行村民选择后的乡村，类似的困惑、苦恼和担忧实在不胜枚举。[14]
无论从那种意义来解释民主，治者的权力均需被治者的同意或认可，投票选举就是表达这种政治认可的一种制度化渠道。如果说村民选举是村委会治权经由村民认可的合法渠道，那么党支部的权力还缺乏这样的制度机制，因此，许多村庄的农民认为上千人选出的村主任当然比几十人选出的村支书更有权威。也许，这就是村民选举后党支部权力面临挑战、陷入困惑的根源。 根于权力认同的困惑终将会以各种政治斗争表现出来，在村民自治的制度背景下，这种政治斗争不再是阶级斗争或群众运动，而是权与法的交错与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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