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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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认为，在当代中国人的意识里，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着紧张和不安。但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是和追求个人自主同时起步的，民族主义与民主是一对双胞胎。民主或民权的概念在十九世纪末叶已传到中国。最早宣扬这一价值的主要是受儒家文化熏陶但同时又主张改革的知识人，像王韬、郭嵩焘、薛福成等初到欧洲，亲见西方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之后，几乎都异口同声把它和“三代之治”相提并论。在整个二十世纪中，民族独立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两者相较，民族独立的要求却比民主的向往也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经历了三次政权的变更：１９１２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１９２７至１９２８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国民党政权；１９４９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稍一追究这三次政权移转的历史，便不难发现，其原动力无不来自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与尚不成熟的民主主义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二十世纪初的民族民主主义，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当然，由于梁启超思想的博杂与多变，论及其他民主主义思想的源头时，也必然会谈到他。一、觉悟与迷茫
相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是民主主义在中国谱系中的老大哥。民族民主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在民族与民主问题上的两大觉悟。但这种觉悟只是初步的觉悟，一遇到挫折很容易陷入新的迷茫。因此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又要大声疾呼“伦理的觉悟”。
民族与民主的自觉
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经过五十年的进化，有了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论概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文集之三十九，４６～４７页）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主流地位的是（扩大的）个人中心主义（家族主义）和（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天下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观念比较淡漠。因此，鲜卑人、蒙古人、满族人来管“中国”（中原）汉族人的事，后者也不是特别在乎。梁启超根据上个世纪之交流行的一种单线进化论，认为中国当下必须强调民族主义。
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根据欧洲学者的国家理论，将过去、现在、将来划分为六个时代。过去是从家族主义时代到酋长主义时代到帝国主义时代（包括神权帝国和非神权帝国），现在是从民族主义时代到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未来是万国大同主义时代。用孟子的语言来概括国家思想的变迁，帝国主义时代是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民族主义时代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是社稷为贵，民次之，君为轻。“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法国大革命，开前古以来未有之伟业，其《人权宣言书》曰：‘凡以己意欲栖息于同一法律之下之国民，不得由外国人管辖之；又其国之全体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于外国。盖国民者，独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１８～２２页）
梁启超已经认识到近代民族主义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没有民主主义的勃兴，民族主义就缺乏道义上的合法性。他曾批评中国人缺乏“公德”，但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人同样缺乏“公德”。在“私天下”、“家天下”的“帝国主义时代”，人们不会萌发爱国主义之类的公德心，只有在公共领域向平民敞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密切关联的“民族主义时代”，爱国主义才具有真正的感召力。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在精神上是贯通的和相互包容的，因而梁启超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内生型”和“外激型”民主化
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救亡压倒启蒙”一说，认为中国“救亡的局势……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３７、３３页）此说在１９８０年代曾好评如潮，在随后的十年中则受到许多的批评。笔者以为，这一理论还是有值得发掘的闪光点的。
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可以分为“内生型”和“外激型”的。英国是典型的“内生型”民主化，法国民主化以“内生型”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民主化的刺激，法国大革命后期受到欧洲各君主国的围攻，救亡的局势使其日益激进化。中国的民主化要求则主要是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内生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启蒙”，是哲人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探求，是普通民众和各种社群对自身权益的不懈追求。“外激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救亡”，其主导者试图通过引进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摆脱国家面临的危机和险境，进而赶超先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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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激型”民主化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不是从基本人权和普世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自由、民主、宪政，而是从“实际功用”和“进化规律”的角度来阐释它们。
依据对伦理道德、社会正义的虔诚信念追求民主，才能具有稳固和坚实的思想基础；期待它能够立竿见影地发挥“救国”、“强国”的“实际功用”，则一遇挫折就很容易悲观失望，动摇对民主的信念。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人充分表现了这种“五分钟热情”，他们甚至连一部宪法还没有制定出来，就丧失了对宪政主义的信仰。
欧洲人追求自由和民主，可以凭借由来已久的自然法思想传统；严复、梁启超以来的中国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由于缺乏深厚的本土思想资源，只好引进最时髦的“进化律”。这很容易成为用强权代替正义，用国家自由压制个人自由的借口。正是依据“进化律”，梁启超才认为用“社稷为贵，民次之”的民族帝国主义取代“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晚年孙中山更是说：“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将行动自由，便是强盛国家。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三讲；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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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呼吁“伦理的觉悟”的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把“人权说”列在“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之首位，并提出了“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的大原则。（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１３６、１７２页）在他之前，已经有谭嗣同鼓吹“个人之自主”、梁启超“权利必自个人始”和章太炎“个体为真，团体为幻”的观点，但是，“人权说”在中国思想界只是一股潺潺细流，到五四以后，便被恣肆中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和唯物主义掩盖了。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转变表明，如果没有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浸润，民族民主主义（或者二民主义、三民主义），很容易演变为民族专制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二、内联与外竞
在梁启超之后，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的正宗传人是中国青年党人。从《醒狮》周报、“大江学会”、“孤军社”，到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再到中国青年党，这一派人自己举的旗帜是国家主义，但与我们所说的民族民主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由于国共两党长期占据海峡两岸中国的历史正统，国人尤其是大陆的民众对于中国青年党的意识形态和内外政策缺乏最起码的了解。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早在余英时发表前引言论之前七十年，胡适便在一篇日记中提出了类似观点，他将民族主义视为１９２３年以后中国主流思想的基调之一。（转引自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载《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３３～５０页）如果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审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可以发现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大潮流。
世界主义包括左右两翼。胡适、陈序经倡导“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西化”，主张融入以英美为代表的世界主流文明，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右翼。瞿秋白、王明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标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中国积极推行“苏维埃化”，代表了世界主义思潮的左翼。但是历史表明，在面临民族危亡之秋，左右翼的世界主义都比不上民族主义在中国民众中的感召力。
我们把民族主义分为左中右三个分支：民族共产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民族传统主义。陈独秀、毛泽东是民族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前者断然拒绝在中东路事件中表态支持苏联红军入侵东北，后者软磨硬抗，拒不执行斯大林要求八路军加强对日作战以减缓日军对苏联边境威胁的指令，均是出于民族共产主义的立场。
戴季陶、蒋介石是民族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戴季陶在孙中山挽联中称其“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从而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诠释成一种传统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面作战，称它们同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今后国民的心理建设，应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讲求科学真实的智识。”“培养国民救国道德，即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条目，则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
抗战初期，右翼民族主义居于正统地位，但是到１９４３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不佳，再加上美国在华记者、官员和军人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抨击和对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好评，左翼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了上风。
作为中间派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既没有政权和武力的支持，也没有国外的直接奥援，他们的声音便显得很微弱。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民族共产主义者在抗战期间转变了一种话语方式，让人们乍一看很像是民族民主主义者，从而挤占了后者原本就很狭窄的话语空间。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了解正宗民族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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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革命与全民革命
中国青年党的纲领称：“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１０页）这是对于五四运动“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口号的直接继承。
国家主义者并不一概反对革命。“因为不将国内恶势力打倒，国外的恶势力驱逐，国家的一切建设都无从做起，因此中国的恶势力一天不消灭，中国青年党是一天不放弃革命手段的。”（《中国青年党》，１０～１１页）但是，他们主张“全民革命”而非阶级革命，也就是说，他们不主张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也不主张只把某一或某些社会阶级作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而当时的国共两党都是主张阶级革命的。共产党就不必说了。蒋介石在１９２４年２月１７日的演讲中说：“现在世界只有两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蒋介石言论集》，第一卷，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未刊稿，１９７～２００页；转引自杨奎松：《走向“三二○”之路》，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６期）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改组派人士在１９２９年２月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表示：“本党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奋斗，决然的要联合这条革命的坚强战线，奋斗到底。”（查建瑜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７７、１３６页）
鼓吹阶级革命，必然要背离了本来意义上的民权主义。联俄联共后的国民党称：“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８５～８８页）这里所谓“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与毛泽东后来所谓民主权利只能给予“人民内部”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全民革命”中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义。“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实力去与恶势力相拼，以求最终的胜利。而其实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则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败者。况且在国内革命而简直去依赖外人之力！”“因此我们的革命军是能爱国救国的革命群众，不是做临时买卖的土匪军阀；是重纪律保乡邦而能自动的民团，商团，农团，而不是受外人国贼豢养愚弄的军队。”（《中国青年党》，１００～１０２页）事实上，国家主义者所谓的“全民革命”就是梁启超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市民的群众运动。”（《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２２～２３页）
梁启超说：“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外交与内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５０页）国家主义者接受了梁的这一思想，反对国民党“（一）欲拥戴军阀以求武力统一；（二）欲依赖外人以图包办国事”。“今次国民军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军阀，而尤集中于以北洋正统自命的军阀吴佩孚，我们对此，本无不赞成之理。但出师之初，国民军首领蒋介石便宣称‘中国革命应受第三国际指挥’，且主要军队尚未出发，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铭……等等素与国民军乏缘，而其殃民行为又素著者便纷纷以国民军军长称，而齐集于革命北伐的旗帜下。于是北伐的成功与否，我们便不敢抱乐观。”（《中国青年党》，１０２页）
１９２６年８月１日通过的《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时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号：“我们既相信全国民众团结的力量足以消灭一切军阀官僚的恶势力而有余，我们既一心一意从团结全国民众上做功夫，故我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官僚的主张——内不妥协！我们在历史上事实上既明明的看见勾结外人以谋国是足以亡国，又在今日现象上深深的感觉着依赖外力以言革命绝不成功，故我们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的主张——外不亲善！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少数军阀官僚，奸商……等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在革命救国途径当中，爱国者都有合作的需要与可能。便在这种需要与可能上，奠定了我们的——全民革命！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切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因此我们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中国青年党》，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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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善主义与自强主义
中国青年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璜指出，“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在排斥含依赖性的亲善主义而主张自强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力量”。（《中国青年党》，４０页）
亲善主义与反帝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精英，已经比前一时期具有了更多的自信和更开阔的眼界。他们不再把中国看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再被动地防范外国干涉，而是把中国视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员，把中国的变革视为世界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孙中山曾对鲍罗廷表示，希望在世界上筹组中、德、俄联盟，挑战凡尔赛和约以后的世界秩序。（转引自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３５页）孙中山逝世后，在鲍罗廷指导下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其内容更与第三国际的文献如出一辙。《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４４２～４４７页）在国共两党看来，亲善或曰联合（主要是联俄），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必要之手段”。
国家主义者则指出：以为打倒全世界帝国主义才是国民革命最终目的的人，不知帝国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其本来性质就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缚，只有利用这种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式，从中分别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自行断送独立的生命；尤不应甘心受苏俄的卵翼，盲目前驱，代人受祸。（《中国青年党》，１１５页）国家主义之所以反对与苏俄亲善，是因为它“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中国青年党》，９６页）
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政坛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亲俄（后来是亲苏）、亲日、亲德、亲英美的势力，其另外的一面则是鼓吹反日、反英美、反苏以及反帝。国家主义者则反对依赖任何外力，投靠任何外强；同时反对主动对外树敌，更反对“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他们主张自强不息，集中力量发展自身，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冲突，以利于应付对本国威胁最大的外来侵略势力。
１９４９年以后，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始终徘徊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之间，一会儿搞亲苏“一边倒”，一会儿孤家寡人地“打倒帝（美英日澳及北约各国等）修（苏联及华约各国、古巴等）反（印度、印尼及东南亚各国等）”，在全世界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一个同志，一会儿又搞联美“一条线”。这种颠三倒四的外交方针不可能真正把握国际复杂形势，有效运用国际资源，发展自身国力，在“外竞”中取得最佳成绩。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以后，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开始实行全方位外交；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国家利益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终于得到发扬光大。
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在政治路线上很少有合拍的地方。戴季陶曾说：“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世界主义也”。（天仇：《无道国》，１９１１年２月２日《天报》）又说：“俄国的革命是在世界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固有的范围为起点的革命，并不是在国家主义的下面，以一国家为单位的革命。”（《国家主义之破产与社会的革命》，《星期评论》第４７号，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５日）国家主义主张“内联”，实行以“全民政治”为目的的“全民革命”、“政治革命”；社会主义主张“内竞”，实行以“消灭资产阶级”为目的的“阶级革命”、“社会革命”。国家主义主张“外竞”，集中全力于发展“自家的力量”，自强不息以实现大国梦、强国梦；社会主义主张“外联”，“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现在有人主张集“内竞”、“外竞”于一身的“新国家主义”，其实这种主义并不“新”，也就是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德国纳粹主义首先把矛头指向国内的犹太人（尤其是犹太金融家），反犹主义得逞后再实行对外侵略扩张，妄图在全欧范围内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军国主义（皇道主义）对内鼓吹“底层的革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财阀政权”，“彻底贯彻以天皇为中心的大家族主义”、“纯正日本主义”、“绝对主义”和“全能政治”，对外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以圆其“大东亚共荣圈”、“大亚细亚主义”的美梦。导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２·２６兵变”的策划者北一辉就同时鼓吹阶级论、民族论与战争论。“攘外必先安内”，“内竞”（内斗、内战、对内镇压）压倒“外竞”，“打不过鬼子就杀汉奸”，这是新老“民族社会主义”的必然逻辑。三、进步与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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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情感是人与生俱来、自然天成的一种情感。只要民族存在一天，就必然会有政客和政党利用人们的民族情感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对于被压迫的民族来说，朴素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某种积极的政治作用，一旦民族主义成为强权者的工具，就会变成邪恶的力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强烈的民族主义表现为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而在当代，政治民族主义必须具有或多或少的民主主义色彩，才能成为一种合法的意识形态。这可以说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历史的一种进步。
当代民族民主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如果说社会主义政党是左翼政党，自由主义政党是右翼政党，那么民族主义政党就是极右翼（或激进右翼）政党。但是，把现在的极右翼政党称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并不是很恰当的。欧洲舆论界认为，这些政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能够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形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周荣耀：《极右翼势力辨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可以称为“新法西斯主义”的，只是一小撮从事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小团体和个人。
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以及程度不同的强国家（强政府）主义是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党的共同特征。但是，与历史上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相比，当代极右翼政党的排外主义有以下的不同点。
第一，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极右翼政党将自己视为现实受害者的代表，所谓现实受害者，是指欧洲社会上比率始终居高不下的失业大军，以及日益感到不公正、贫困、犯罪威胁的普通群众。极右翼政党认为，加害于他们的，是伴随各种犯罪一起来到欧洲的２０００万外籍移民。于是，针对外籍移民的排外主张，就赢得了相当的社会同情，特别是在本土的弱势群体中。据统计，法国国民阵线勒庞的选票，４０％来自失业人员，３０％来自工人，有不少法国共产党的传统选民将选票改投给了勒庞。（《欧洲向右转？》，《经济观察报》，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３日消息）极右翼政党的现实政治诉求是严守国门，防止外籍移民拥入，而不是对外扩张和侵略。
第二，以民主方式扩大政治影响，以选举方式争取执政。极右翼政党并不以成立独裁专制政权为目标，也不借助于“冲锋队”之类的准军事组织，更没有“啤酒馆政变”之类的冒险主义举动。
第三，通过立法途径实现比较温和与有限的目标。现在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并不鼓励法制外的群众性排外行动，例如当年德国希特勒政权煽动的“碎玻璃之夜”，或者印尼苏哈托政权垮台前煽动的针对华人特别是华人妇女的暴行。他们主张未来要加强对偷渡行为的防范和严格对合法移民的审批，而不是驱逐已有的外籍移民。他们要求严厉整治一部分移民中的犯罪行为，不放任极少数人挑战东道国宪政传统的举动（如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女学生带头巾上学，挑战法国政教分离的传统），而不是对所有的移民实行歧视政策。
总而言之，鼓吹民族主义的欧洲极右翼政党是当代世界民主政党的一分子，而不是法西斯主义政党或者极权主义政党。
在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势头异常强劲的民族主义思潮，到世纪之交的时候也开始出现一些民主主义的色彩。这可以王小东作为一个代表。
王小东先是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分为两个思想阵营，一派是民主主义者，或曰人权主义者；一派是民族主义者，或曰族权主义者；二者是针锋相对的。后来，他又表达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对民主的某种期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的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恰恰是他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的动机比其他人更为强烈。”这正是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功能性、工具性的民主观。
在２０００年秋发表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中，王小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主义”，“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的大方向应当是民主制”。这样，王小东就在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
在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０日的香山演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学习》中，王小东表达得更加清楚了：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向西方学习。不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华民族会在不太远的将来——当然讲民族衰亡总是几百年——可能就没了。我说的这种“没”不光是像有些人说的文化没了，而是连人种都存不下来多少。我这人是很自私、狭隘的，我对这种前景感到难受。我们要想一个办法，把我们的种留下来，把文化中的好东西留下来，而且是由我们自己留下来，而不仅仅是由外国人把我们文化中的一些残简断片作为文物，作为“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留下来。要想这样，就一定要向西方学习。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中国文明中比较缺乏的。这三样东西，根据我自己理解的重要性排列，先后为：第一是西方在战争中的军事效能；第二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第三是科学技术。民主制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世界强国几乎都是民主国家。在随后发表的一篇网文中，王小东断言，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沦落到反对民主的道路上去，那么，其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它为公众所唾弃，最后变的无人理睬；一个是把中国带向灾难的深渊。我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反对民主，它几乎肯定会被公众所唾弃，连同它的其他一切好的东西，如它的维护民族利益、爱国、尚武精神等；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很难长久地唤起它的国民热爱它的感情，更不用说为它浴血奋战了。如果这样，我们这个曾经伟大过的民族就真要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王小东从“保国”、“保种”、“保教”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入手，呼唤国人学习西方的军事效能、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又回到了十九世纪末的康有为、梁启超时代，甚至更早的王韬、郭嵩焘、薛福成时代。对于在民主价值观方面经历过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两次启蒙运动和“伦理觉悟”的中国思想界来说，这种初级阶段的民族民主主义再次浮出水面，究竟是九十年代的一种思想进步，还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一种思想退步的表现呢？
无论是西方的民族民主主义还是东方的民族民主主义，在当今的“全球化”和“地球村”时代，都是一种落伍的思想。它们都体现出一种狭隘性（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恐惧症（欧洲极右翼是恐惧国内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库尔德人等夺我工作，灭我传统，最终在人口上占据多数；王小东式的中国民族主义是恐惧美国、日本等国外的强敌“亡我之心不死”，整个民族和文化“可能就没了”）。
有限民主论
现在有人主张中国只能实行基层民主、社区民主，或者只能实行“党内民主”、“精英民主”，可以把这些主张都归入“有限民主论”的范畴。王小东向往民族共同体范围内的中国（而非汉族）民主，而对人类共同体范围内的全球民主嗤之以鼻，也可以算是一种“有限民主论”。
笔者认为，建立全球民主制度，将是一个艰巨和漫长的历史任务，需要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但是，首先要确立普世民主价值观和世界公民的意识。王小东则止步于“负责任的中国公民”，而没有意愿进一步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王小东不是像有些“新儒家”或“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基于文化的理由反对普世价值观和全球民主，他是基于利益的理由。民主必然蕴含着平等，全球民主则蕴含着全球平等。在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上实现全球平等，世界的资源就会枯竭。“捅破”了“争夺自然资源”、“争夺生存空间”“这层窗户纸”，就必须抛弃马克思“解放全人类”、毛泽东照顾“第三世界”小兄弟的理想主义情结，一心一意地追求本国的民主、平等和富庶，因为诺亚方舟承载不了六七十亿上帝的子民。中国人如果不想和别人一起过平等而贫穷的生活，就要通过在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使中国早日成为“强国”、“富国”。“生存空间的问题……不解决，所谓‘人权’、‘自由’、‘环境保护’、‘和平’难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还是人类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头硬的人消灭另一群拳头软的人，以谋取自己的利益。”显然，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这里，笔者不准备从理论上驳斥社会达尔文主义，我们只想用二十世纪下半叶（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２年）的事实来说话。就人均ｇｄｐ而言，１２个西欧国家共计增长３．４倍，４个西方衍生国（美、加、澳、新）增长２．３倍，１１个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增长４．５倍（如果统计到２０００年，亚洲国家的人均ｇｄｐ增长率应当比西方国家高出更多）。就人口而言，１６个西欧国家和西方衍生国共计增长１．５倍，１１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增长３．５倍。作为以上两个因数综合的结果，１６个西欧国家和西方衍生国的ｇｄｐ增长４．１倍，１１个亚洲主要国家增长１０．２倍。（参见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根据１４６～１４８页表ｅ－１、ｅ－２、ｅ－３计算）另一个因素也必须考虑进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从亚洲国家移民到西方国家的人口多达上千万，他们的ｇｄｐ是被统计到后者中的。虽然迄今为止，亚洲人还没有西方白种人的“拳头硬”，但他们的人口数量、生活质量和所占据“生存空间”的比重都大大地增加和提升了。人们看不出全球化带来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人类和平的趋势有任何的削弱，相反，中国和印度在二十一世纪的崛起，只会进一步证明全球化的好处。如果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特权者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全球民主和全球治理肯定是利多弊少，因此我们应当积极主动地争取而不是像欧洲极右翼那样避之惟恐不及。王小东曾有力地驳斥过美国“硬塞给我们民主制”的论调，他也应当明白，美国更不会“硬塞给我们”一个全球民主。民主——不论是一国民主还是全球民主，从来都是“负责人的公民”（为大家）和弱势群体（为自己）争取的结果。
强权民主论
有限民主论、一国民主论的进一步演绎就是强权民主论、强国民主论。一方面，实行内部民主制有利于实现强国梦，进而对外实行强权和霸权；另一方面，只有实行军备竞赛、对外扩张，才能为实行内部民主制“保驾护航”。
王小东揭示了“民主奴隶制”的“秘密”：“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种族奴役其他种族，在居统治地位的种族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在奴隶主种族内部实行君主制不利于其长期稳定，实行民主制则使一个种族全体成为最高统治群，有利于对奴隶种族的集团镇压。“现在有很多人说民主国家在军事上软弱，我觉得这是站不住脚的：罗马和美国的例子都是对此最为明确的反驳。”“假想当年华夏族征服别的种族后废其为奴，而不是把后者容纳入华夏之列，则很可能在华夏族内产生民主制，以便齐心协力地奴役他族”，但我们的祖先不想奴役其他民族，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民主制。王小东反对“弘扬”祖宗传下来的“主和哲学”和“阉者文化”。中国人“真要向美国学习，引进民主，就得领会人家的内涵，学习那股子霸气”——“我们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我们的利益就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一个风云历史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
张文木把强权民主论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海权民主论。他写道：“现实迫使中国目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走马汉提出的制海权的道路，冲出霸权的封锁，……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要么，中国就可能被迫面临因经济发展受阻而经历上世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样经历过的乱局。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１９９９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对外战争，一条路通向对内战争，既然两条路上都有风险，想来多数中国人宁肯要前者而不是后者。张文木认为：“市场经济是集权政治进入民主政治的第一战。但纵观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大国，都是实现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强力（有时是暴力）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海外高额利润大量向本国回流的国家。”“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中国必须“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通过强力最终挤进世界霸权行列”。（参见王思睿：《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与张文木先生商榷》，载《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９年第６期）于是形成了以下的逻辑链条：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民主政治，没有海外经济（市场和资源）就没有市场经济，没有海上军事力量（和海权）就没有海外经济；因此，中国如果不大力发展海军、“强力打散”环岛锁链，就不可能真正赢得并保障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
王小东说：“强权即公理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人类过去数千年以来，数万年以来，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在这里，他完全否定了人类在思想观念上的进步。“强权即公理”与“天赋人权”是两种截然对立的理念，前者是不负责任的强者的蛮横逻辑，后者是不甘堕落的弱者（及其同情者）的正义吁求。“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软权力，当中国身为弱者时，自我放弃这种软权力是愚蠢之举；“政治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对他人是一种攻击口实，对自己则是一种精神鸦片，当中国从弱者向强者转化之际，要切忌“强权民主论”、“海权民主论”之类具有致幻乃至致命危险的毒品。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多读一点德国和日本的现代史将会是特别有教益的。例如盛邦和最近发表的《浮出水面的北一辉——有关“底层”主义的历史分析》就很值得一读。
笔者历来认为：大众不拒绝理性，但更受情感支配。民族主义便是依托于大众自发的强烈民族情感。如果自由主义者过于洁身自好，不肯屈尊俯就，与民族主义联姻，便很容易成为一种远离民众的“阳春白雪”，曲高而和寡。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当吸取胡适等前辈们的经验教训，既要坚守自由主义的学理并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进行“启蒙”，更要做一个正视民间苦难、勇于挑战国内外不公正状况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王思睿：《人权与国权的觉悟——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同异论》，《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９年第３期）我们主张的是“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参见喻希来：《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战略与管理》，２００３年第２期）“中国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国人的情感，维护中国人的利益，基于中国人的特殊境遇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所谓“世界公民主义”，首先是一种普世价值观，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其次是一种与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民主宪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迄今为止，这种制度只是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适用，世界公民主义则意味着要把它推广到全球范围。中国人不仅要做掌握本国命运的中国公民，也要做决定全球走向的“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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