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乾：哲学史的层累与哲学史的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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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哲学史的层累与分析
黑格尔说，在哲学里，过去的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的愈大”。（《哲学史讲演录》，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五六年四月版，第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顾颉刚先生说：“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北京，朴社民国十五年版，第52页）中国古代经、传、论、说的次序本身就蕴涵着时间的推演过程。但是历史，包括哲学史的“膨胀”和“层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种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概括起来，思想史的“膨胀”和“层累”略有以下数端：
A、分析、割裂。历史的“膨胀”总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在“层累”之前，总要在已有的思想体系和已发生的历史事实面前“分”出一个切入点来。对于老子，人们最熟悉他的“无为”之说，提到秦始皇，大家首先会想到“焚书坑儒”。“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也”（《淮南子·缪称》）历史人物的思想和事迹一旦为世人所知，首先就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命运，其次才是膨胀和层累的过程。“百家争鸣”的前提是“道术将为天下裂”。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语境”里，对于某一思想、某一历史事件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一千个人的心里，会有一万个老子。后人对于前辈思想家的关注点不同，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所谓“整钢一块”是一相情愿式的假设。
B、注、解、阐、释。中国古代的学术，以注经为第一要务，微言大义、考订训诂，或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继而发展成为一种“经学模式”。也有人认为整个西方传统哲学，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
C、修、正、改、编。孔子定六经、刘向校秘书、二戴定《礼记》、清人修四库，“笔则笔、削则削”，种种“本义”、“正义”、“本原”之举，名为“正本清源”，实为“淆乱视听”。
D、嫁、接、采、取。“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援佛入儒”、“援道入儒”、“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等。吸收别派思想，嫁接外来文化是传统不断壮大、思想不断更新的必由之路。
E、概括、总结。阴阳、五行、六艺、八卦、三纲五常、三纲领八条目、十三经等等“范式”或者“缩略语”，都是后人对前人和历史的 概括和总结。每出现一个“范式”或者“缩略语”，就说明于之相对应的内容已经“膨胀”或“层累”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同时，这些内容又通过它的“范式”或者“缩略语”向更深层次、更广的范围传播。有“布道”意识的思想家总是以“喜闻乐见”的“范式”或“缩略语”来进行思想的传播和渗透。
F、拒斥、批判。前人的思想和主张在后代总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怀疑和否定。“力辟杨墨”、“非十二子”、“罢黜百家”、“拒斥形而上学”、“打倒孔家店”等等。被拒斥和批判的，其“恶名”在“层累”，被褒扬与鼓吹的，其地位在“膨胀”。当某一个思想家被当成“死狗”的时候，另一些新的思想就会应运而生，而当这个思想家“死而复生”时候，思想界同样会别开生面。
如果能够充分注意到历史的膨胀和层累不仅是从多种角度出发、在多个层面上展开，也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演进，而且有着无限多的可能性，我们就会更多一些历史主义的眼光，而不会把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文献孤悬起来。比如，郭店楚简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诸多学者强调它们是“前所未视的文献”，得出了一些颇为大胆的结论，实际上《太一生水》中的“太一”、“神明”都是大家一直熟视无睹的范畴，《老子》的流传也是同样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多种可能性而不能匆忙作出推论。
就文化建设的方向而言，虽然“西化派”和“国粹派”各有偏颇，但是他们在各自选择的方向上都走得很远、开掘得很深。返本与开新固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宁失之于狂狷，不可耽于乡愿，“西化派”大大地促进了对外开放，“国粹派”大大地推动了继承传统，他们对于“综合创新”，功不可没。“综合”须以“分析”为基础，“创新”须以“继承”为前提，“综合创新”有赖于有志之士在不同层面上的奋力开掘，而不能成为充饥之画饼。
哲学史的特性
不管谁创造了历史，历史所留下来的甚至不是“承前启后”的人或事，而是空前绝后的人或事。但是，哲学史又是一种特殊的历史。黑格尔说：“哲学史所昭示给我们的，是一系列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思维的英雄们的展览”，（p7）他们之所以是思维的英雄，是因为他们以“刨根问底”、“打破沙锅”为己任，在苦难中寻求理想，在安乐处忧患未来（特别是寻求“安身立命”的东方哲学）；“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并且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p7）”（特别是“为自然立法”的西方哲学）
黑格尔强调说：“归功于自由的思想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格愈多，这种没有特异性的思想本身愈是创造的主体，则哲学史就写得愈好。”（p7）在哲学史上留下的或者说应该写入哲学史的，就是那些自由的思想或者说作为“创造的主体”的思想。自由的、有创造性的思想从哪里来？“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但是我们面对的哲学家有很多“不真”的状态或者说“不真”的言行。所以“培根现象”、“冯友兰现象”、“海德格尔现象”才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如何在哲学史里处理他们的思想？就要抓住那些“自由的思想”或者说作为“创造的主体”的思想。自由从何而来？还是用庄子的话，“无待”之后才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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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生活上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人们才开始有哲学思想”，（p53引亚里士多德的话）“颜回乐处”就是一种满足的状态、“无待”的状态。然而“斩名关、破利索”，惟有“思维的英雄”才能做得到，有很多人生活上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思想却停滞不前了，“人为物役”是最大的不自由。
“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p54），现实世界“没落”了，各种条条框框土崩瓦解，自由的思想就诞生了；同时人们变得“无所适从”、“没有指望”，不由自主的进入了一个“无待”的状态，在“礼崩乐坏”、“改朝换代”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往往是思想最有原创力的时期。
新的哲学诞生以后，“那被推翻了的并不是这个哲学的原则，而只不过是这个原则的绝对性、究竟至上性”（p40）。换言之，一种哲学，不管是舶来的，还是祖传的，只有它的“绝对性、究竟至上性”被打破之后，才会有新思想的自由，一部哲学史，如果信奉某种“绝对性、究竟至上性”，如黑格尔把理性放在“上帝”的位置，就难免带有偏见，如黑格尔对于东方哲学的偏见和对于“非理性”的排斥。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言：“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史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写出来得哲学史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1页）
在“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状态下的思想才真正是“创造的主体”。所以说，培根如何追名逐利、冯友兰如何为毛泽东写诗、海德格尔如何支持纳粹等等都不应该是哲学史里的内容，从“经济基础”或“阶级出生”乃至“个人隐私”去探询哲学家的思想来源无疑是背离了哲学史的特性（这样的哲学史的确也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哲学史是有边界的，其他的学科往往关注于结构、功能等等具体的眼下的对象，而哲学史的对象应该是那些“追根问底”的思想，“当整个世界观皆据此唯一原则来解释时——这就叫做哲学系统。”（p41）各种哲学系统的区别就是他们各自的“绝对根据”的区别；另一方面，当其他学科要进行“飞跃”，开始寻求新的“绝对根据”时，这些学科就从不同的方向向哲学靠拢，“这样一来，则哲学史就没有边界”（p57），因为种种哲学都是缘起而生、缘散而灭。所以，不能像黑格尔那样，认为“全部哲学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p40）。
如果从“自由的思想”看去，神话、宗教中的思想无疑有不自由的方面，但是，其中都包含了人们对于“自由”或“无待”的向往，而在诗歌、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形式之中则包含了自由或无待的体验或抒发，艺术的革命往往是哲学革命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哲学是艺术的灵魂。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思想的特性就是贯穿在“民族精神一切其他历史方面的同一特性”（p55）。所以在哲学史里如果更多地关注于神话、宗教、艺术或者整个社会生活，我们会发现更多“活着的”哲学思想。但是，在哲学史里，必须从“哲学”的观点去观去看整个社会历史，而不是相反。“哲学里的绝对必是思想”（p89），所以说，哲学史的绝对使命就是展现哲学自身——这是哲学史最大的特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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