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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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代表作。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即西方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
自2000年《大分流》出版以来，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围绕它展开的激烈争论不仅在美国的中国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而且对中国的史学界的震动不小。该书被公认为是“对西欧中心论的新颠覆”。“中国经济史论坛”曾专门邀请国内史学界的专家讨论如何评价彭慕兰及其加州学派。学界虽说好评如潮，针锋相对者却也不乏其人。弗兰克在《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评论说，它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最重要的贡献。《美国历史评论》认为，这本书“每一页都新见迭出”。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黄宗智，他在美国《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61卷第2期）发表长篇书评《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回应彭著观点并阐述自己观点，彭亦予长篇回应。同期发表的还有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与艾仁民从中国与西欧比较角度对彭书的评论，以及李中清（James Lee）、王丰、康文林等人对他们人口史某些观点的解释。（发表的文章与下述讨论会上的发言基本相同）2002年6月3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研究中心就此组织了一次争论双方参与的讨论会，与会者达百余人。参加者包括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武雅士（Arth Wolf）、艾仁民、彭慕兰、李中清、王丰、康文林及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讨论会激起剧烈论战。黄宗智的发言有《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 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中译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有《超越东西二元论：重新定位十八世纪的世界发展途径》（中译文发表于《史林》2003年第2期）；黄宗智又有《回到实质性问题：对彭慕兰就我的评论所作的回应的反驳》；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有《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岔：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彭慕兰又有《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杰克·戈德斯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黄宗智还有《十八世纪长江三角洲有农业革命而英格兰没有？》；武雅士有《晚期中华帝国存在生育控制的证据吗？》；李中清、康文林、王丰有《现实性抑制还是中国式抑制？》。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张家炎先生现场观察，此次论争双方并未形成多少共识，反而是更加强化了各自的观点，也就是各自观点的分歧更鲜明、对立。[i]
一、学术界关于《大分流》的整体研究状况
虽然有《白银资本》在前，《大分流》的出现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这一前一后解构“欧洲中心论”的著作，在欧美有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则刮起了学术飓风。[ii]或许，正如周武所言：“围绕《大分岔》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已成为世纪之初美国的中国学界和欧洲史学界的重大学术事件”[iii]。尤其是在彭慕兰和黄宗智[iv]之间关于“大分流”与“内卷化”的论战使得有关《大分流》的讨论进入白炽化的程度。[v]在中国大陆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vi]主要有：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信息沙龙上的演讲 》（《近代中国研究》网2004年6月17日）；《〈大分流〉带来的启示》（《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7月2日）；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另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vii]（《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彭慕兰《对于围绕〈大分流〉之争论的补正》（《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吴承明《〈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王家范《〈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文汇报?学林》2003年2月9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学林》2004年5月16日），《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日）；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清史译丛》（第一辑））；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子余《〈大分流〉与“分水岭”》（《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7期）；仲伟民《“大分流”与“内卷化”：欧美学界对前近代中国评价的分歧》（《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3年9月30日）；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马开伦《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莱斯利?豪纳[viii]《关于〈大分流〉的争论》（《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陈昆亭《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东省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论文）；黄祥春《彭慕兰新作引起中国学界关注》（《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2月14日）；郭慧英《评〈大分岔〉》（《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1月28日）；龙登高《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年2月18日）；陈君静《全球范式与欧洲中心范式——评彭慕兰〈大分流〉及西方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会议（中国史学第二届国际会议））；《彭慕兰〈大分流〉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环球时报》2004年1月12日）。与《白银资本》一样，关于《大分流》的研究和评价也是见仁见智。本文从缺陷和贡献两方面来介绍学术界对《大分流》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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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从缺陷方面进行的研究
黄宗智[ix]从“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没有认真对待西方主要学术成就”、“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等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美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彭著的证据基础很难评估。该书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写成。要对这本书做系统的评估尤其困难，因为它跨度极大：不仅讨论中国，而且涉及印度、日本以至东南亚；不仅利用了有关英国（或者西北欧）的研究，而且论及法国、德国乃至东欧。此外，该书还囊括了覆盖面很广的许多论题。乍看起来，彭慕兰展示的证据似乎颇值得赞赏。他跨越了两大不同学术体的边界。对中国专家而言，该书显示了作者对欧洲研究令人敬畏的熟悉。那些认为彭著有关中国的观点有误的中国研究学者，对他使用的欧洲文献可能会感到不知所措；而认为彭著有关欧洲的论述不确的欧洲专家，则可能原谅该书在有关欧洲方面证据的薄弱，因为该书毕竟不是出自欧洲专家而是一位中国研究学者之手，而这位学者似乎充分掌握了中国研究那个仍然相当孤立领域的十分困难的语言和材料。如此一来，这本书很可能既得不到欧洲专家也不得不到中国研究学者的严格评估。[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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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文章《英格兰与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分流：财产关系、微观经济学与发展型式》[xi]主要从理解经济体的结构方面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英格兰与江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两者面临完全不同的限制与机会，因而各自采取不同的经济策略或经济再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发展型式。英格兰经历的是斯密式经济演化[xii]。而同期江南经历的是马尔萨斯式经济演化[xiii]。他们认为在1500—1750年间，两个经济体的发展途径已经分流。1750年至1850年则是此前发展道路的延续。按世界史标准衡量，18世纪后期英格兰已是发达国家（1800年时英国已不再是农业国），而长江三角洲变得更穷。同时英国可以从欧洲大陆获得其所需要的原材料，而国内也不存在燃料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彭的观点。[xiv]
葛以嘉从研究框架（“中心——边缘框架”）方面提出批评。他认为，彭慕兰关于中心及边缘关系的简明、精妙的论述，虽然对倾向于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中心论是个很有价值的矫正，但它并非无可挑剔。中心——边缘框架，从总体上来说，低估了国家、军队、以及由经济和政治精英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和制度。彭慕兰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着重论述这些论题的第四章，他经常提及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差异存在。例如，中华帝国，当时非常热衷于发展海外及远程贸易，但绝不会支持，至少不会推动殖民地的建立。那些愿意选择永远定居在远离国土的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方的帝国子民，被视为不忠与背叛，而不是对帝国的延伸与扩张。在中国很难找到例如欧洲海盗商人、东印度公司这样受国家允可，混合了军事及商业活动的组织团体。总的来说，在李鸿章之前，中国军队一直不能实现经济上的充分自足，更不用说获取利润了。因此，彭慕兰虽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欧洲的海外贸易商永远不可能预测到他们所霸占的这些外围地区在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同时有一点也很明显，即没有特定的国家制度及政策，这个所谓的“大分流”则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xv]
张家炎主要从学风（“标新立异”）和史料（“依赖二手文献”）方面进行批评。他认为，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激发学者们去寻找其根源，而东亚研究又与其经济发展有微妙的关系，上世纪中后期当日本经济已走向世界前列时，有学者开始认为日本19世纪甚至更早就与西方一样了，所以它能成为非西方社会中唯一成功西化的国家。现在中国经济地位日益强大，也有人开始认为中国与西方原来其实也没有大差别。而标新立异、以提出新的理论为胜更是典型的美国学风，正是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至少在解释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方面）新人辈出、新说纷呈，从冲击说到内卷化到分岔论代表了不同的阶段，然而越来越偏向理论的趋势却未能与重视生产条件更好地结合，所以引发大量对基本史实及由此派生出的解释的质疑。就学术发展而言，质疑、争论是好事。这也是保持学术活力的重要前提。彭慕兰对江南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因而出现被黄宗智认为属于无稽的硬伤，这些错误本不该出现。不过，彭慕兰其实是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视野中进行考察，进行这种欧亚大陆的大跨度比较也许只能主要依赖二手文献，或者因为研究者的某些个人原因而难以进行必要的一手调查而不得不选择依赖二手文献。[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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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建云[xvii]主要从论证方式方面进行了批评。她认为，尽管我没有看到能全面驳倒彭慕兰观点的批评，但并不等于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彭慕兰的逻辑，在我看来是存在问题的。他论证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颇有道理。他把西欧中心论的种种因素拿出来进行比较，凡是其他地方也有的，就不能算是西欧独有的内生优势，因而不是西欧能够独自优先现代化的原因。他的逻辑是，如果你具备的条件我也具备，这个条件就不是你独有，你成功了我失败了，这个条件就不是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假如英格兰的所有优势，江南也都具备，这种逻辑自然可以成立。但问题在于，他的比较并不限于英格兰和江南。他的比较方法是，首先拿江南与英格兰比较，假如英格兰的某个先进因素江南不具备，就与日本比较，日本也不具备，就去看印度、东南亚甚至非洲。拿英格兰与全世界这样比较的结果，英格兰就一项内生优势也没有了。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18世纪的英国具备了最多的优势、最多的促进现代化的条件，江南略次于英国，日本更少，印度，非洲等只具备一两项。即使英国一个自己独有的内生的因素都没有，它的现代化仍然是顺理成章的。江南所不具备的那些优势很可能并不重要，单独看没有什么决定性可言，但与其他因素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英格兰的真正的优势。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英国具备了最多的条件这件事本身，视为英国独有的内生优势。当然，煤矿和新大陆的确是江南不具备的因素，把它们当作大分流的主要原因（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原因）也有道理，就这一点来说，彭慕兰的观点目前尚不能动摇。但它们能够起重大作用，是与其他因素（包括江南同样具备的那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分不开的。最后要说一点，这本书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经济史著作，彭慕兰的比较不仅是经济方面的，里面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文化背景、社会观念等。[xviii]
王家范主要从缺乏制度分析进行批评，他认为，很多人都疏忽了一点：彭慕兰不仅是“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半截子“革命家”，而且还是个“假革命家”。他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时限只断到18世纪，19世纪后的中国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标准下停滞不前的“落后者”。此其一。其二，19世纪的中国，据说才是亚当·斯密式道地的“过密化经济”典型。因此他与黄宗智的争论，只是在时段的选定上，而从来没有放弃亚当公式和“过密化”是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铁定“范式”。从对19世纪后中国世界地位的评价方法和结论来说，彭慕兰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彻底坚持者。该书再明显不过的弱点，也是致命的软肋，就是完全排斥制度分析的重要。无论是对西欧、还是中国，坚持的是纯经济学的分析，大量使用计量分析的手段（尽管对中国，那种计量分析的数据大成问题），却把经济内外环境的制度背景视之为可有可无的“因素”，声称它们并非是必要的条件。由此，我对同行忽视这一点特别感到不解。[xix]假若“反欧洲中心主义”变成了否定中西历史比较的必要，就是矫枉过正。中西比较是必要的，而且不仅仅是经济的比较，还必须进行整体历史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比较。以谁为“中心”这话本来就不妥，但相对的强弱优劣，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是随时而变。我对《大分流》不满意的地方，也在这里。[xx]
陈昆亭分析了在英国和中国的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十分类似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英国爆发。在建立的农业和工业两部门模型中，将文化制度的影响体现在对资本和劳动的影响上，从而改变了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通过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文化制度是导致“大分流”的原因之一。[xxi]
三、主要从贡献方面进行的研究
黄宗智主要从增进不同领域学术对话的角度对《大分流》作了一定的认可。他认为，彭慕兰做出了有用的贡献。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颇为艰巨的目标，要与两大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对话，不把英国——欧洲或中国化约为一个理论抽象。他这样做有助于提出迄今为止尚被忽视的问题，而且也促使了欧洲专家关注中国经济、中国研究学者关注欧洲经验。此外，中国研究学者绝不会否定他“去中心化”欧洲、“中心化”中国的努力。我们都会认可这些很好的目标，也能体会到充分掌握两个领域的困难。他的书中的许多错误和弱点都可以因此谅解。至于将来的研究，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依赖跨领域的合作，并同时要严谨地对待经验研究。[xxii]
葛以嘉从学术旨趣、学术视野、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肯定。他认为，在一本只有300页的薄薄的小册子里，彭慕兰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简直是属于赫拉克勒斯[xxiii]的任务。彭慕兰努力阐释了——大约是正确的——欧洲及亚洲的（主要是中国的）两条经济发展道路什么时候及怎样开始分道扬镳的。如此艰巨的任务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彭慕兰似乎早已做好充足的准备，先饱飨了一顿大餐，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史都成了他餐桌上量大惊人的大菜，而印度与日本经济史则是两道份量也相当大的小菜。毫无疑问，彭慕兰对这个领域的一个巨大贡献是用视野广阔的知识将欧洲与亚洲的经济史联系到了一起，使那些典型的持欧洲中心论的经济史家也开始关注于此。《大分流》一书充满了对比，其中许多都相当精巧，它们都得自对略微细小的数据的处理。但是这些特定的对比本身的严谨性可能不如把它们组织起来的大框架那样恰当、充分。这是彭慕兰的最大贡献，可能也正是他的某种缺点。当绝大多历史学家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攻击工业资本主义的问题时（为什么英国成功了而丹麦或中国失败了？）或是在总体上讨论各洲及区域之间区别时（为什么欧洲式的制度会胜过亚洲的？），彭慕兰却把分析集中于差异，进而比较各中心地带及其外围地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引导他得出了他的核心假设：即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也不在于国家的特殊政策或那些原生国家(proto-nations)的文化特征，而是在于“新世界”的殖民地化过程中中心地带与外围地区之间极其偶然的一种关联。美洲所提供的额外土地资源，以及此区域由于疾病所带来的人口减少和通过奴隶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再生都为英国的中心地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外围地带。通常来说，“旧世界”外围地带经济的发展经常会夹杂着一个逐渐从土地集约型生产向类似中心地带的、增值生产的行业（譬如手工业）转变的过程。这种劳动集约型的道路意味着随着边缘地区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们开始用一些他们自己的原材料进行增值生产并且减少从中心地区进口加工好的成品。但这并不是工业资本主义那种或是有利可图或是可能带来发展的情况。工业资本主义总是依靠一个具备如下条件的外围地带：1、能提供充足的土地集约型投资(如美国南部的棉花为英国兰开夏地区的工厂提供原料)；2、一个规模庞大、依赖性强的能消费中心地带生产成品的市场（如种植园制统治下的美国南部及十九世纪中晚期的印度）。美洲，或多或少有点偶然性的，结束了给欧洲中心地区充当这种标准的外围区域时，反而推动了这种体制从土地的限制中摆脱出来。这转而使英国中心地带能充分利用它的第二个具有偶然性的优势条件，不易自燃但易富含水份并且位置临近的煤矿的存在，推动了对打破能源限制起着关键作用的蒸汽机的发明。当然，以上的这种论述可能对彭慕兰的关于煤与殖民地之间关系的精彩论述作了非常蹩脚的、过分简单化的浓缩。彭慕兰在恰如其分地评价他所处理的一系列历史学家的著作时也是非常出色的。此外，他还充分地意识到了在亚洲与欧洲经济之间的一种历史性的互动作用，指出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通过提供大量的奢侈商品及刺激白银需求的市场，在许多方面深深地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轨道。[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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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开伦主要从反对“目的论”式的思考的角度对《大分流》作了肯定。他认为，任何人如果目睹某些西方学者的傲慢无知，或者对上个世纪东亚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有所了解，他就会同情那些对旧的“欧洲奇迹”理论的攻击。为什么中国和日本没有、而欧洲的知识系统却能够在1200到1800年这段时期发生革命，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很容易导致各种令人不愉快的解释。它会鼓励“目的论”式的思考，似乎西方是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命中注定要高人一等。它也会鼓励某种准种族主义，好像西方人更能发明、更富独创精神、更加有天份、更具创造性等等。从消极方面，往往又导致人们把中国、日本这么伟大的文明视作是停滞不前、向后看的、压抑型的等等。随着对这些文明了解的增多，我们觉得以上观点都站不住脚。中国和日本几百上千年以来也都是趋于多元、有创造力、向前进的，但却没有发生知识革命。所以，我们怎么能想出一种理论方法论，它既离弃了目的论，又不将我们置于纯然的偶然和机遇的领地；它既承认达·芬奇、伽利略、牛顿是改变了世界，又不将根本原因归为他们比中国或日本的同行更有天赋。如果我们不赞成目的论的解释，看不出有什么设计或目的，那么，是什么情况促成如此重要的事件呢?而且，我们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物质原因，说是世界的某一部分地区具有特殊的经济或生态资源，我们也同样也不能满足于将其归结为某种更高的合理性或者某种更加丰富的文化。[xxv]
杰克·戈德斯通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黄宗智、彭慕兰、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争论的评论》同意加州学派的观点。认为，在18世纪，至迟到1750年，中国经济与欧洲相当或更先进，其核心区领先于英国。针对黄宗智、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所论19世纪以前英国农业生产率高因而导向工业化，而中国农业生产率低导致停滞和内涵化，戈德斯通从人口增长趋势、生活水平与贫困现象、生产率水平与趋势等方面对英国与江南进行了比较。[xxvi]
莱斯利?豪纳（Leislie Horner）认为，《大分流》对历史领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彭慕兰从欧洲和中国的学术成果中综合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并且提出了激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但是，总体而言，彭慕兰的论证确实是有缺陷的，而这些批评[xxvii]也确实对彭慕兰的论据和结论提出了有力的质疑。[xxviii]
吴承明主要从方法论创新的角度对《大分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彭慕兰的最大贡献是在方法论的创新上。他对方法论的贡献有两个：一是对中西研究中比较目标的创新，二是比较方法的创新。通常我们是以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作为比较的目标。由于中西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不同，这种比较难得共同的标准。麦迪森统一用GDP的增速来衡量，而十八世纪的GDP，他自己也说只是guestimate(俚语“瞎猜”)。又，这种比较是一个时间点的静态比较，不能反映某个经济体系的实力和前景，并会因双方所处景气周期的相位不同而失衡。对此，彭慕兰提出了另一种目标。既然十八世纪以前双方都是属于斯密型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那么，哪方据有更完整的自由竞争市场，便更能适应斯密型增长要求。他以极大的力量考察了双方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垄断、行会和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他认为江南略有优势的判断就是从这种比较中得来的。斯密型增长有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因人口增加而土地资源有限，将会破坏生态平衡，造成生产的劳动密集化或内卷化，终致陷入马尔萨斯危机。因而彭慕兰十分重视生态问题。他强调美洲殖民地供给棉、木材、食品等土地生产品的作用，即因这等于是欧洲把劳动密集化生产转移到海外，解除自己的生态瓶颈。而中国江南须从遥远地方取得能源，实际是加重了自身的生态失衡。彭慕兰估计，到十八世纪后期，英国和江南都面临着大体相等的生态制约和走向内卷化的危险。于此，他提出又一个比较的目标，即看哪一方更接近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原则。新古典原则是，最佳经营方式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更接近于这个原则，就意味着更能避免或“跃过”内卷化，走向现代化生产。这主要是在欧洲十七世纪的原始工业化地区和清代江南农民家内纺织业之间进行比较的，彭慕兰还为此作出成本和收益估算。他指出，江南小农并不是在边际收益递减下劳动，江南妇女的纺织劳动也并非是零机会成本。他的结论是：英国和江南都远未达到新古典主义劳动原则，但江南比较更接近一些。以上是方法论中关于比较目标的创新，再看关于比较方法方面。这里，彭慕兰采取了中国与欧洲双向交互比较的方法和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都是王国斌在比较中西政治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彭慕兰将它们用于经济史，并有实质性的发展。历史比较研究是要找出双方发展过程中的“异”，又要找出“同”，对之作出评价。由于没有一个独立于双方的客观标准，一般是以西欧经济发展的道路为标准。这样，凡是偏离于西欧道路的即属异端，而不管双方的同。这样做出的评价必有偏颇。新的双向比较方法则要求：一方面用欧洲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历史，另方面用中国的经验评价欧洲发生的事情，从“交互偏离”中做出比较(不是绝对)客观的评价。彭慕兰用这种方法评价十九世纪欧洲的巨大发展即工业化，认为它并不是根本性的变革，而是历史的一种断裂，因为它并没有解除生态制约，反而加重了生态失衡，产生了日趋严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反观迟到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式的工业化，或许能够。至少是期望能够，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人们对于历史的解释，通常是就已出现的重大事件回溯其所以发生的条件和动力，展现一种因果关系。这种回溯分析是必需的，例如工业革命，只能在它出现以后才能进行研究。但回溯分析是从结果推论原因，很容易陷入决定论或目的论。例如欧洲传统文化优越论，就是在回溯分析欧洲工业化这个巨大成就中形成的。彭慕兰还指出，所谓十八世纪欧洲的“农业革命”，实际是从十九世纪的农业大发展成果中推论出来的。为弥补这个缺点，应当将回溯分析与前瞻分析相结合。前瞻分析是指在重大事件开始的时间点上，设想几种可能发展的情况，是一种开放性思维，承认历史上常有的偶然性。例如十七世纪欧洲的原始工业化，就当时的条件分析，它可能是城市大工业的先驱，而更有可能的是使本地区走向内卷化。这样，在对十九世纪西欧巨大的工业化成果作回溯分析时，就有理由相信它主要是由两个非历史必然的原因造成的，即新大陆的发现和煤与蒸汽机的利用。[x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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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联从重视生态环境和地理因素的学术取向和利用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史料敏感性方面对《大分流》作了认同。他认为，《大分流》在对比中国和欧洲（主要指西北欧）经济发展道路时，特别重视生态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以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不大注意到的。[xxx]另外，彭慕兰相当重视地理因素，譬如英国的工业发展地区恰好与煤矿所在地邻近，而中国的煤矿则远离核心地区，运输困难，因而造成严重的生态不平衡。另一个例子是殖民地的金银，如果西欧国家没有从拉美获得这两种宝藏，它们能拿什么与东方贸易，来购买中国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呢？因此，棉花、木料、蔗糖、煤、金银等等促进了西欧工业商业的发展，于是出现了金融垄断机构和贸易公司（各国东印度公司），加上民族国家的支持（虽然彭氏对这方面写得不多），使西欧，特别是英国、荷兰，从１８世纪与１９世纪之交起，大踏步向前迈进。所谓“大分流”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西方逐渐走上一条迅速发展的道路，把东方甩在后面。在彭氏看来，殖民地对西欧来说是关键因素，其他（如煤矿的地理位置）则带有偶然性。彭著所列参考书目是相当惊人的，虽然没有多少第一手史料，但确实利用了近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无力判断他所举的关于中国人民衣食住行及生活消费的数字的准确性，只能感叹当代经济史研究的巨大发展。但无论如何，这些数字用来说明直至１７５０年或更晚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甚至在有些方面超过西欧最发达地区，则是绰绰有余的。[xxxi]
王家范虽然并不认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打破了欧洲中心论，但还是肯定了他们在解构欧洲中心论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他认为，《白银资本》和《大分流》认为，世界史学一直被一种叫做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占据着。我也认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是从欧洲历史的归纳中抽象出来的。在这种抽象的过程中，欧洲历史的因果关系变成了一切国家都必须这样而不那样发展的普遍公式。这种多少有点霸权主义色彩的理论，致命的弱点便是舍弃了历史的多样性和多元发展的复杂性。现在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历史，有许多就是跟那些教条不符合的。历史上，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从来不缺乏经济理性的考量[xxxii]，也没有停止过它自身的上升运动，所谓“长期停滞”是一种成见；但这种经济发展在制度环境方面受到的制约也是明显的，因此虽不断有发展，但发展是有限度，而且充满隐患的。[xxxiii]
史建云主要从比较研究方法和创新性思维方面进行肯定。她认为，在我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最经常的一种感觉就是震惊：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研究的，原来东西方是可以这样比较的，原来问题是可以这样提出的，原来事物是可以这样解释的……从来没有一本书如此刺激我的评论欲望，借用吴承明先生的话：《大分流》是“近代史上中西比较研究的新贡献”，是“研究中西比较史最值得通读的一本书”。[xxxiv]《大分流》的结论固然惊世骇俗，但最有价值的却是对东西方的各种比较，在一系列因素的比较过程中，作者对中国和西欧历史上很多经济及政治现象提出了与学术界(不仅是中国学术界，也包括国际学术界)传统观念不同的看法，极具启发性，一些比较方法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xxxv]
崔之元主要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对《大分流》坚持的“生态缓解”(ecological relief)理论作了充分的肯定，对《大分流》的研究方法也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大分流》一书是西方史学界继弗兰克《白银资本》之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部力作。针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学说的困境，肯尼斯·波梅兰兹（即彭慕兰）别辟新径，指出“生态缓解”而非原始积累，才是英国从海外奴隶贸易中获得的最大收益。英国从海外殖民地中得到的“生态缓解”，要比“原始积累”更为重要。因此，“原始积累”对英国工业化的资本形式的数量贡献不大的事实，并不能否定海外殖民地对英国工业化的关键作用。为了更充分地讨论这一点，波梅兰兹考察了技术革新对于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化的作用，发现在没有“生态缓解”的情况下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美洲新大陆提供的“生态缓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xxxvi]波梅兰茨进一步考察了“生态缓解”的制度基础－－奴隶制。他注意到，中国江南也从东北等地输入粗棉，大豆等有“生态缓解”作用的产品，并对它们输出纺织品。但由于中国劳动制度不是奴隶制，东北等地在自身人口压力下可以进行进口替代，发展本地的纺织业。徐光启已经注意到江南纺织品对直隶的输出因后者的进口替代而减少。而美洲新大陆的棉花和糖的生产完全以奴隶制为基础，进口替代无从谈起，因而“核心”（英国）和“边缘”（美洲殖民地）的分工得以固定。一方面，英国需要棉花和糖的进口以缓解生态压力，另一方面，奴隶没有自给自足的生产，必需依靠进口英国的制成品。这也些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奴隶制（而不是农奴制）才成为美洲殖民地的制度形式——因为在东欧农奴制下，农奴仍有一部分自给自足的生产，不完全依靠进口制成品。至此，我们看到，波梅兰茨关于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内在联系的论述，比弗兰克深入、有趣的多。[xxxvii]在今日史学分工日益精细的时代，波梅兰茨发挥了综合文献的作用，提出大胆新设想，是难能可贵的。[xxxviii]
周武主要从《大分流》对“欧洲中心史观”的强烈批判性（强烈的“去中心化”的倾向）方面进行了肯定。他认为，彭慕兰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他对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的西方流行思路很不以为然，在他的书中以大量的史实批驳了琼斯所谓的欧洲在政治制度、生产力、生态等方面全面优于亚洲的看法，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去中心化”的倾向。他认为，我们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内卷的趋向。当然，他的许多具体论证也并不都十分有力，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是很有启发性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xxxix]
乔新华主要深化历史研究的角度进行肯定。他认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所展开的有关中西历史比较研究的争论，无疑也会深化中国史的研究。该书不是把中国作为欧洲假定的对立面，而是把所有的比较对象（英国、西欧、日本、印度）都进行互相对照。[xl]
仲伟民[xli]主要从“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和“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两方面作了肯定。他认为，彭慕兰从欧洲和中国的学术成果中综合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并且提出了激发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会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大分流》一书中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传统的比较研究大多比较笼统，尤其在涉及东西方比较的时候更是如此，学者多采用“中国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等表达方式，仔细推敲，这样的比较都是很成问题的。《大分流》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尽管英格兰与中国江南的比较是本书的重点，但作者强调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因为英格兰与中国江南这两个区域的命运之所以大异其趣，是由于各自与它们息息相关的大区域有着密切的关系。[xlii]
综上所述，学术界主要从“解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反对‘目的论’式的思考”、“促使对以往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成果的再评估”）、“创造性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目标和比较方法的创新”）、深化历史研究（“重视生态环境和地理因素”、“增进不同领域学术对话”）等方面对《大分流》作了充分的肯定。但对它“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忽视制度分析与文化分析”、“依赖二手的学术文献”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的基本看法是：《大分流》是实证的经济史著作，更应该看作经济发展理论著作。因此，既要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研究它，更应该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认识它。伴随着西方现代化向更高一层次的发展和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进展，尤其是东亚地区现代化的提速，发展理论将会向更复杂更深刻的方向迈进。《大分流》（《白银资本》也一样）可以视为其中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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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以上信息综合参考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近代中国研究》网2004年6月17日；黄祥春：《彭慕兰新作引起中国学界关注》，《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3年2月14日；《彭慕兰〈大分流〉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环球时报》2004年1月12日。
[ii] 马克垚指出，近年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频出，但他们“更关注的是我们的资料，却不接受我们的理论。”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差异使中国的历史研究与国外的学者并不能真正地对话。如以中西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比研究为例，美国加洲大学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出版后，在国外史学界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讨论。而在中国，虽然学界也对这一争论有所关注，但是直到现在并没有真正的回应和讨论出现。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需要跨越的障碍，中国史如此，世界史亦然。参考2004年10月21日全国博士学术论坛秘书组对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垚的访谈《平实谦和 博学高识——访著名世界史学家马克垚先生》。
[iii] 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iv] 黄宗智（Philip Huang），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学教授。
[v] 彭慕兰认为，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限制，且在根本上迥异于欧洲的各家理论中，最有名的是黄宗智的“内卷化”（赵冈及Jack Goldstone曾提出不同但相关的理论）。大致说来，黄宗智认为中国人口极度稠密，以致当人们试图在其日渐缩小的农场上维持固定的消费目标时，他们便需进行自我剥削的生产方式，即延长工作时间以获得微薄的报酬。但由于稻米的亩产量比小麦为高，18世纪中国的土地需求并不会比大部分的欧洲严重。黄宗智的理论比较可能成立的部分则是，中国社会并不鼓励妇女出外工作，因此她们无法在市场上出售她们的劳动力；无论如何，她们都必需赖家庭维生，故一般农村家庭便迫使她们延长工作时间，从事家庭内报酬率低的生产（大部分是纺织品），面无需购买物品以减少家计负担。因此，这里所说的劳力密集并不是为了回应市场需求（或专业化）所作有意义的时间重分配，没有产生手工业制品的大众市场。结果，这导致了经济内卷，而非发展。黄宗智的理论很有争议性。不过从我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再加上去讨论黄宗智的看法。第一、上述的消费估计使我们怀疑在175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仅仅是维持基本生存的程度。第二、黄宗智所估计的纺织所得是根据1690年代的资料，此时棉布价格是1450至1850年间的最低点，而原棉价格达到同时期的高点。如果把黄氏所估计的实际生产力与18世纪一般的价格水准相比，则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参考彭慕兰：《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联》，《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关于彭慕兰和黄宗智之间的论战参见美国《亚洲研究杂志》2002年5月号（61卷第2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85——100页。
[vi] 关于《大分流》，有较集中讨论的学术期刊和学术网站有《中国学术》、《清史译丛》（第一辑）、《近代中国研究》网、《中国经济史论坛》网等。
[vii] 该文最早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年5月号，是对二十年来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统的评述。
[viii] 作者系美国康乃狄克州立大学研究人员。
[ix] 彭慕兰在回应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一文时强调，我特别希望读者能够知道，在对黄宗智的回应中，我广泛引证了相关的著述，表明他的好几处批评都源于对我和别人的论点的错误表述(《亚洲研究杂志》61卷第2期2002年5月号第552-553，562-567页)。我还表明了，黄宗智自己所使用的数据，并不能够支持他关于江南和英格兰的相对生产力的论点(第543-551页)。我也表明，他关于布匹消费——这是他的论证中的关键问题——的论断，所依赖的数据是由假定十八世纪的农民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才得出来的，而没有使用清代的任何确凿材料；他以此种方式得出的估计，与其他学者的论著直接冲突，而那一论著被他在别的地方称作是“广阔趋向的一幅有说服力的画卷”。(第567-571页)再就是，李中清(James Lee)、坎贝尔(Cameron Campbell)和王丰已经就黄宗智对他们著作中的历史人口统计(那是我自己在人口统计方面的论点的依据)所进行的批评，作出了详尽的回应。撇开别的不论，他们表明，按黄宗智对人口统计数量的假定，假如1700年中国人口约为2亿，那么，到1900年，人口总量就会到100亿了(第603页)。最后的然而并非最不重要的是， 如同豪纳女士所注意到的，黄宗智教授在计算织布一天的收入时，犯了出入10倍的错误，这个错误比之人们从豪纳女士的概述中所能得到的印象更具根本意义。这一错误(见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50-1988年》［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990：第84-86页，我的文章中第560-561页对此进行了讨论)出现在关键之处：这是黄宗智所唯一作过的估算，意在从经验上证明，纺织业的劳动回报比之农业要低得多。一经认识到这一估算基于运算错误，黄宗智就没有什么经验证据来证明“内卷化”的存在了。这些以及别的一些错误，是对豪纳女士所提到的黄宗智的批评中存在问题的补充。参考彭慕兰：《对于围绕〈大分流〉之争论的补正》，《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
[x]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xi] 对于罗伯特·布伦纳与艾仁民的批评，彭慕兰《对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的批评的回应》几乎予以全面否认，首先，他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有关英格兰与江南经济体差别的某些陈述，如他否认英国有市场竞争的租佃市场，否认英格兰低生育率与社会产权系统之间的联系，否认英国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必然联系等。他认为是总人口的增长而不是农业中分流出的人口为新工业提供了人力，而且这种“释放”量也比江南强不了多少；英格兰地主从农业中获得的利润并没有都投资在工业上；江南也有非常活跃的土地市场；1500—1750年间英国土地所有权比江南更集中；等等。其次，彭也反对江南在人多地少压力下为糊口而投入劳力更集约的纺织业生产的说法，他认为即使那些要把稻谷收成的1/2交租的佃农，其剩余仍超过最低生存所需；且纺织业所得不比农业所得低。江南纺织扩展的原因与几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比较优势使得江南能进口长江上中游的米而生产其它东西。第三、彭从根本上否认罗伯特·布伦纳、艾仁民以农业产权关系解释江南、英格兰经济1750年时巨大差别的观点。他反复强调以人均农业产出与单位劳动产出而言，18世纪的英国农业无多大优势，不少方面反而是江南占先。总之，彭认为迟至1750年，英格兰尚不如江南。真正的大分流始于1750年，更多的是在1800年后，且来自于农业之外。参考《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ii] 英格兰农民作出生产决定时要考虑竞争租佃权，由此而迫使利润最大化。农民被迫寻找能在增加总产量的同时降低劳动投入的途径。农民认为大农场更有效，不愿由于使用更多的劳力而降低利润。农民经济条件差时晚婚、独身多；田块日益集中，劳动生产率提高；英格兰农村农工结合是为谋利，等等。
[xiii] 江南农民往往拥有部分或全部的产权（永佃权、田面权等），缺乏真正的租佃市场，地租率不是由市场竞争决定。地主攫走约30—40％的收成却无意投资农业。佃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农民为续香火而早婚、求多子，但田产多子均分。人口压力日增而田产日小，结果只有投入更多的劳动以求最大的毛收入，劳力集约。每日劳动力产出下降，剩余积累少。长江三角洲农工结合是为了生存，等等。
[xiv]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v] 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徐兰君译，《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
[xvi] 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xvii] 史建云对《大分流》的系统批评可以参考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xviii]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ix] 王家范：《“西学东渐”还是“西学东变”——彭慕兰的〈大分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了吗？》，《文汇报·学林》2004年5月16日。
[xx] 王家范：《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 日。
[xxi] 陈昆亭：《文化制度与经济增长——“大分流”模型化解析》，2004山东省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论文。
[xxii]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xxiii] 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据说神勇无敌。然而，鉴于他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分析，所以这里恰当的神话人物可能应是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以肩顶天的巨神——原编者注。
[xxiv] 葛以嘉：《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徐兰君译，《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
[xxv] 马开伦力图运用一种新方法来克服困难，从而对老问题提供全新的洞察力。他认为，我们一方面消除了文艺复兴跟科学革命之间的界限，把它们都看作是朝着更可靠的知识迈进的这样一个运动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把从物质着眼的和从思想着眼的解释联系起来，探索一种三角形的或环形的观念，以把生活中思想、物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整合起来。采取这样的探讨方式，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宏观的历史问题，而不至于心中不安。我们承认差异，在欧亚两端的歧异比彭慕兰等人提出的两百年更深刻。我们承认从技术上讲一些制度比其他一些更高出一筹，但这并不表示种族或其它方面的优越性。我们承认历史上偶然事件的作用，但不把整个历史进程看作是机遇的结果。我们也考察思想与审美的领域，而不是将其完全化约为经济和社会的因素。我们可以指出在差异背后隐藏着的漫长的因果链条，但同时世界历史上很多最重要的事件都是人们不曾图谋过的事件序列所产生的结果。这是一个巨大的偶然事件，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又能找出其发生的原因。参考马开伦：《对〈大分流〉的思考：关于世界的可靠知识》，王湘云译，《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xxvi] 史建云：《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在中外学术界的反响 》，《近代中国研究》2004年6月17日。
[xxvii] 指黄宗智、罗伯特?伯伦纳(Robert Brenner)和克里斯多弗?依赛特(Christopher Isett) 提出他们的证据以表明欧洲在诸如农业、人口、资源、市场结构，以及生态这些方面都更适合于工业化，并批评彭慕兰对他的证据的运用。当然，莱斯利?豪纳认为，这些评论并未全面怀疑彭慕兰的重要著作，而且他也能对他们的某些意见做出反驳。参考莱斯利?豪纳《关于〈大分流〉的争论》，田嵩燕译，《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xxviii] [美]莱斯利?豪纳《关于〈大分流〉的争论》，田嵩燕译，《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xxix] 吴承明：《〈大分流〉对比较研究方法的贡献》，《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
[xxx] 张芝联认为，18世纪中、欧都感受资源匮乏之苦，这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西欧在美洲的殖民地不仅提供大量金银，而且利用奴隶劳动向宗主国输送木料、棉花、蔗糖，反过来殖民地又大量吸收西欧的制成品。这样的双向运动不仅解决了西欧的原料来源，又省出了本来应用于种植棉花的土地。据彭氏计算，英国约省出2300万英亩土地从而化解了生态危机；而当时中国的核心地区（江南）则因内地人口增多的需要，不能像以前那样容易得到所需的棉花和粮食，反而加重了生态危机。参考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
[xxxi] 张芝联：《彭慕兰、王国斌对中、欧发展道路的看法》，《清史译丛》（第一辑）。
[xxxii] 王家范先生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体验，深有感触地说，历史上许多实例无一不在说明，亚当·斯密说的“利益最大化”倾向，马克斯·韦伯说的“经济人”理性，在中国古人身上并不缺乏。太史公对经济的认识，诸如“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特别是认为人追求物质利益是任何大道理都不能改变的，最好的办法是因势利导，其次是教育、规范和管理，最差的就是与民争利。假若隐去其名，用新式“话语”修饰得更难读些，简直完全可以冒充某某“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由此可知，对市场需求的感受，对价格波动的认识，对赢利的机智追求，欧洲人并不是先天性地就一定独占“花魁”，古代中国人的智慧一点也不落后（明清的商人书籍可以继续证明这一点）。参考王家范：《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 日。
[xxxiii] 王家范：《明清史再认识——王家范教授在“中国历史文化高层论坛”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8 日。
[xxxiv] 史建云：《重新审视中西比较史：〈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xxxv] 史建云：《彭慕兰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或史建云：《〈大分流〉带来的启示》，《近代中国研究》 2004年7月2日。
[xxxvi] 为什么呢？彭慕兰强调，马尔萨斯的四项必需品——食品，燃料，纤维和建筑材料——均要占用土地来生产。当纺织机械的革命新增加了对于棉花纤维的需求后，必相应减少了食品，燃料和建筑材料所能占用的土地（假定棉花由英国本土生产），从而提高了食品和燃料的价格。当食品和燃料的价格高于工资后（这的确在18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发生了），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也无法使工业革命持续下去。可见，孤立的技术革新无法形成持续的工业革命。
[xxxvii] 崔之元并不肯定彭慕兰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他认为彭的观点未能回答下述两个关键问题。（1）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是比“生态缓解”更重要的促进英国工业革命的因素？（2）英国军事力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制度基础的是什么？（他倾向于用天花等疾病被欧洲人带入美洲来解释美洲原住民的大部分灭亡）。
[xxxviii] 崔之元：《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清史译丛》（第一辑）。
[xxxix] 周武：《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 ——关于〈大分岔〉的争论及其背景》，《文汇报?学林》2003年1月26日；或《清史译丛》（第一辑）。
[xl] 乔新华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一是从“西方中心主义”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二是从“中国中心观”到“时空双向交叉比较史观”的转变。前者以柯文为代表，探讨了中国史研究中以何者为参照系的问题；后者以加州学派王国斌、彭慕兰等为代表，探讨了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如何比较的问题。“中国中心观”蕴涵的方法论意义即是要摆脱中国史研究中被动、片面而绝对地以西欧经验为参照系的束缚，强调从中国内部探索中国历史的真相，进而探讨隐藏其后的历史观——传统与现代性问题，意欲重新检讨中国史研究始终为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进程提供一个地区性注脚的依附局面，它推动了中国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但“中国中心观”因过分注重内在因素而对外在影响重视不够而遭遇尴尬，且在本质上未能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羁绊。王国斌等人的“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对称性观点”、“前瞻性分析”、“回顾性分析”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李伯重把它归纳为“空间与时间的双向交叉比较”研究方法。具体地说：“在空间方面，不仅从欧洲的立场出发看中国，而且也从中国的立场看欧洲；而在时间方面，则不仅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过去，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点看后来。”简言之，“从西看中”与“自中视西”相结合，同时“从今察古”和“由前思后”相并行。较之以往那种时空分离和单向性的比较，这种比较当然更为全面和科学。）则彻底抛弃了中心和边缘的观念，有助于学界走出不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中国中心观”在某种程度上所导致的尴尬局面，从而为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打开了另一扇透视中国的新视窗，标志着世纪之交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又一新转向。参考乔新华：《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光明日报》2004年11月3日。
[xli] 仲伟民认为，彭慕兰的一些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例如，为了反驳黄以工业需求的缺乏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有可用的煤炭却未用于长江三角洲这一观点，彭慕兰引证中国的煤矿与长江三角洲之间的遥远距离。他还指出英国有另一个转向煤炭的优势：蒸汽机。然而，仔细推敲，彭慕兰的观点令人怀疑。在他著作的前面，当论证“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有可能在欧洲以外发展起来”之时，彭慕兰解释说，中国人已经非常接近于发展出蒸汽机所需的技术——但是他们没有发展出来。他承认，“我们永远无法说清为什么这种技术事实上首先在欧洲发展了出来。”那么，蒸汽机的缺乏真的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为什么缺乏煤炭开发吗？如果交通运输和没有蒸汽机对中国人是不利的——而蒸汽机又是有可能发展出来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发展呢？也许，正如黄所说，是由于缺乏工业需求，而这正说明英国更适宜于工业化。参考仲伟民：《“大分流”与“内卷化”：欧美学界对前近代中国评价的分歧》，《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9月30日。
[xlii] 仲伟民：《“大分流”与“内卷化”：欧美学界对前近代中国评价的分歧》，《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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