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山庄，某会议厅内高挂“中国电影编剧论坛——2008编剧维权”横幅。
国内近80名影视编剧到场，代表官方组织的北京海淀区法院知识产权厅厅长，以及著作权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相关人士等也有出席，而被论坛邀请的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广电总局电影局领导，未参加。
在这次论坛上，众编剧对外界发表了“维权联合声明”，其中着重强调：
我们要求，遵照《著作权法》转让剧本影视拍摄权时，要依法维护作品的完整权和修改权。维护作品著作权使用支付报酬及合同的公平权；维护剧本的改编权；维护编剧的荣誉权和不受歧视的权利；
我们要求，遵照广电总局的相关规定，切实执行影视作品字幕署名排列规定(注，1996年，由广电总局规定，其排列顺序为：编导摄录美)；
我们要求，在出现严重侵犯编剧权益的情况时，在制作方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拖欠、拒付剧本稿酬时,停止侵权作品的出版、发行和播映；
我们要求，大众电影百花奖增设编剧奖，金鸡奖、华表奖、飞天奖等重要影视评奖，除设有最佳原创编剧奖外，应增加一项改编剧本奖，以尊重原始文学作者的权益；……
除了“维权声明”，他们还发布了“编剧自律公约”：尊重法律法规，反对违规操作；尊重深入生活，反对闭门造车 ……
“编剧自律公约”被同行从业人员喻为编剧界的“八荣八耻”。当天，一份92名编剧联合签名的名单，出现在互联网上。
这次国内编剧界“维权大会”的召开，正好是在美国编剧大罢工结束(2月12日)后不久。
三件事触动众编剧神经
“我们的这次行动，应该比美国要早。从04年起，我们就开始了。”
2月26日晚，北京亮马桥大厦旁，金多宝茶餐厅内，“编剧维权活动”组织者之一汪海林振振有辞。
一头长发的汪海林，早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中国电影文学会理事，现为自由编剧，创作过影视作品《都是天使惹的祸》、《大电影2》等。据他说，每到年末，广电总局都会举办春节联欢会，“这是剧作家聚集最多的一个场合。”从2004年起，作为电影文学会负责人的王兴东，就在会上给每个编剧分发一份由他亲自起草的“维权声明”。
2005年，王兴东依然如故，依然反响平平。
但在2006年，发生了三件事，触动了编剧们的神经。
“第一件就是，我们几个得知，制片人在某次行内会议上，对编剧们进行指责，把中国影视的粗制滥造全都归罪于编剧。”
身为维权活动组织者，汪的表达不愠不火，条理清晰。
“我不否认现在编剧界良莠不齐。但一部影视作品的诞生是综合艺术元素的体现，编剧写出好剧本是第一位，但这只是整个制作流程中的一环。”
在汪的记忆中，“‘文革’前，每张电影海报上，编剧都标在首位。自80年代末，编剧景况一步步发生变化。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文学渐渐边缘化，影视领域出现了出品人、策划人，导演与制片人地位渐渐突显，荣誉、利益一点点向他们倾斜，编剧的心理难免不平。”
到了汪这一代中青年编剧，面对的已是“导演中心制”，接着又是“制片人中心制”，“这就不是虚无的自尊问题，而是实打实的：艺术创作上，到底谁听谁的？”
剧本的工作，被编剧们比作“母亲孕育的过程”，“特别是那些不想混钱，真心想搞创作的编剧。”
“辛辛苦苦将‘孩子’生下后，交出去了，就由不得‘娘’了。编剧没有话语权了。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某些导演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进行诠释、分割，或者在制片人的指令下，改得支离破碎。”
“我宁肯亲手把我的‘孩子’毁了，也不愿看到他被‘轮奸’。”某编剧曾在业内发出激烈的抗议。
最后，这名编剧改行做了导演。“很多人都是这样，还有一批沦为‘职业’编剧，为了钱，让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被一些朋友称为全金属战士，因为我每年都在狂写，已经10年了。随便什么戏我都写，只要给我钱。”汪海林在博客中，慨叹自己不再有学生时代那种纯粹的艺术激情。
“宁愿做平庸的导演，不愿做痛苦的编剧。”稍后，“维权活动”的另一组织者，《漂亮妈妈》的编剧邵晓黎也来到金多宝。
邵是汪的同行，浓重的黑眼圈是在这个行当里长期熬夜的结果。他是“编剧维权之路”的DV制作者。
“导演将好剧本拍成烂片的，有；也有导演将烂剧本拍成好片的，不能一概而论。”邵晓黎正筹拍一部喜剧，打算自己当导演。
第二件是《沙家浜》原著者被侵权案。2006年，这部由“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改编的电视剧在国内播出。
《沙家浜》原名《芦荡火种》，1950年代由上海市沪剧团的文牧先生执笔。
2006年5月，文牧家属给播放《沙家浜》的某电视台发去律师函，称该剧改编未获得著作权人授权许可，并表示，将追究播出机构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文牧健在的时候，曾有一个作家发表了一篇荒诞小说，解构《沙家浜》，结果，文牧大为愤怒。他临死前留下遗言，今后不许人再改编他的作品。
“《沙家浜》的投资方找到文牧家属，提出购买其版权，遭到拒绝。据文牧家人表示，为了杜绝对方死缠烂打，他们出了一个相当高的价格。结果，投资方却以原著者家人开价太高为由，强行开拍电视剧。你说这个逻辑是否可笑？
“中间，《沙》剧投资方曾找到编剧阎刚，请他改编剧本。阎刚让他们出示该剧原始版权的授权证明，他们拿不出来，被阎刚拒绝了。
“投资方在完全没有支付费用，或没付完费用的情况下，是没有权利拥有版权的。可是《沙》剧还是侵权拍摄，并在诉讼期间违法开播，这实际上是给编剧们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惯例一旦形成，就打破了编剧界的底线，以后就没人在乎原著权了。”
邵晓黎录制的DV中，年近七旬的老编剧李树型面对镜头，谈的是2006年年末大片《墨攻》。这是第三件事。
《墨攻》原是日本漫画，后由香港导演张之亮拍成电影。
2006年11月，《墨攻》在重庆上映，李树型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墨攻》剧本是自己所著，为此，导演张之亮还付给他18000港元稿费，却未在影片上署名，侵犯了他的署名权。
张之亮方面当时回应媒体，确实请过李树型作改编，但李改编的剧本达不到拍片要求，还说，“一句台词都没采用他的，故事全部重写。”
“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事实上张之亮的名字挂到了最前面，导演、监制、编剧全是他，只在片尾字幕第43行，才出现‘李树型’的名字。这件事给编剧的自尊心造成了很大伤害。
“我们通过李树型的诉讼律师，得知张之亮当初来内地，就住在李树型家里。李树型为他写了一年多剧本。最初的剧本上面，署名是导演张之亮，编剧李树型。张之亮可能对剧本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但把李树型放在片尾还是不对。就算在好莱坞，也是原创者最重要，其次才是修改者。”
汪海林一一辨析来龙去脉。
北京小西天某处，《施琅大将军》编剧高大勇的家，是汪海林等编剧经常聚会的地方。
2007年1月5日，几个编剧同行聊天时，高又提及制片人在会上责难编剧的事情，“你们知道这事么？我们应该回击他们。”
“对啊，我们应该开个会。”
香山宾馆会议
3天后，香山宾馆，30位国内影视编剧在汪海林召集下，正式开始“维权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半路夫妻》的作者彭三源、电影《东京审判》的编剧胡坤等人。《天下无贼》的编剧林黎胜通过电子邮件看到声明内容后，表示同意支持。
上次会议的声明内容，一是声援文牧原创被侵权案；二是支持李树型诉讼张之亮。“我们30个人联合签名，不再和《沙》剧制片公司以及张之亮合作。”
会上，大家商定，“编剧维权会议”以后每年年初召开一次，“将一年来同行所遇到的侵权事件做个统计，制定对策。”
葛晓鹰，北京市著作权法律委员会主任，电影文学会聘请律师，已受理李树型状告张之亮一案。葛在接受采访时一再强调，近两次“维权活动”，都把握了一个前提，即“依法”。
这法指的是《著作权法》。他要求记者熟悉其第二章第一节内容：著作权人及其权利。
“我们国家真正兴起电视剧热，不过二十多年。影视制作的产业链，与西方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两次‘维权’，我个人认为不仅仅是编剧需要懂法，整条产业链从上至下都需要合理合法。”
在2007年的会议上，编剧彭三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瘦弱的彭三源“具有强于他人的法律意识”，“她根据切身经验，在与影视制作方打交道、签合同的过程中，练就了一套完整的方法。”
在与制作方合作过程中，她会事先请教专业律师，了解《著作权法》的相关条文；编剧有时很难收回稿酬尾款，她提议“在合同中注明，全部款项没有付清前，对方没有拍摄权。强行开拍，处以尾款5到10倍罚款”；编剧创作剧本最终被否定，要求重改，或拒不付款，她会在合同中注明，“剧本最终审定权，要由编剧行业中的两位权威人士裁定”。
彭三源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上次会议后，很多同行向她索要合同样本。
“维权会议”变成“诉苦大会”
2008年“编剧维权”活动的组织者，除了汪海林、邵晓黎两人，还有电影《我的兄弟姐妹》的编剧刘毅，《说好不分手》的编剧阎刚，最早具有维权意识的王兴东和他的夫人——《芬妮的微笑》的编剧王浙滨。
“王兴东本应向广电总局领导事先呈报这次活动。但他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先斩后奏’。我们是自由职业者，他和我们不同，他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汪海林由衷地说。
参加会议的编剧们以邮件、短信、口信的方式接到通知，“有的人不能来，发短信告诉我，代为签名。不带一丝勉强，是我们的原则。”
会场上，邵晓黎接到一个哥们的电话，“那是一个来自安徽的朋友，说看到我们拍的DV了，特激动。我们曾在非典时期合作写剧本。当时我在珠影，制片方在北京为我们租了一间房子，专为他们写戏。”
剧本快完成时，双方发生严重冲突，“一天，我们外出散步时，他们居然溜进房里，把合同和我俩的身份证一块儿偷走了，然后打电话威胁我们，要求我们退还定金。”
邵找到了律师，律师建议他先报警，“我在导演赵天宇家里与他们电话谈判，并作了录音。等律师拿着录音带找到他们时，他们这才罢休。以后，这家影视公司没见拍过任何戏。”
邵晓黎没透露这家影视公司的名字。
上台发言的有十多位编剧，每人限定10分钟，“结果都超时了。会场气氛有点凄苦，张雅文的《一个被侵权逼到生死边缘的老作家的呐喊》，把这种气氛推向了高潮。”
张雅文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她将发言稿几乎重读了一遍，声音颤抖。
为了创作电影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张雅文自费去德国实地采访。
2000年6月，潇湘电影制片厂看中了《盖》这部剧本，并与我签署了《盖》剧本的拍摄转让，向我支付了第一笔稿费。
我按照他们对剧本提出的修改意见认真改了一稿。之后，潇湘厂与后加盟的央视召开剧本讨论会，专家对剧本提出许多意见。我遵照专家的意见推翻了原剧本，用两月时间又创作了一个全新的剧本，并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于2000年12月24 日，交付了第二稿剧本。
2000年12月4日，我来北京，一直等到2001年3月29日。我多次询问制片人对剧本的意见，制片人让我不要着急，说等导演进入一起谈意见，背地里却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与赵女士签完修改我剧本的合同，然后找我说：‘中央台说你的剧本不行，必须另请他人修改，否则中央台就不立项！’
苦苦等了三个多月，没等到一条意见，最后等来这样一个要挟性的条件。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我和制片人谈了一夜，最后我提出4项条款，即：我独立署名编剧，不得另加他人；按合同全额支付我的稿费；我有权参加修改本的讨论；制片方对外宣传要公平待我。制片人立刻同意我提出的4项条款，并同意签一份补充协议。这是我活到57岁做得最痛苦、最违心的一件事，捧着这份不情愿的《补充协议》，就像捧着一张卖身契。我握着笔，心在哆嗦，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签完字，制片人急忙将补充协议收起来，说要拿回潇湘电影制片厂盖完公章再寄给我，但他们根本没寄，后来拒不承认签署过这份补充协议。其实这是他们精心设计的、迫使我同意他人加盟的一个圈套。因为制片人早在找我谈话之前，与赵女士已经签署完修改我剧本的合同了。
“呕心沥血的剧本，被制片人的朋友赵女士改得面目全非。这部电视剧因为极多硬伤，备受质疑。”
更可悲的是，2002年除夕夜，她看到宣传该剧的广告上，编剧一栏，赫然印着赵女士的名字,而她，什么都不是了。
“2002年7月，我同时打着三起官司：诉赵女士侵权案；诉VCD、DVD侵权案；诉潇湘厂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一个小小的侵权案足足折腾了6年，全国人大批示“重新调查此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做出批复；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介入；两次判决，两次裁定；我十余次从黑龙江、北京跑到长沙，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花掉七八万元，最后竟然像踢皮球似的被踢回起点，至今仍在等待开庭……
其间，她还做过一次6条线搭桥的心脏大手术，险些家破人亡。
“2007年3月10日，我接到了湖南高法的裁定：本案发回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欲哭无泪”，张雅文在文中重重地打了一个感叹号。
追要拖欠稿费，反遭威胁
“那天在场的很多人，听到张雅文的自述，都偷偷地抹泪。”汪海林等人说，尽管制片方可恶，但张雅文还是有幼稚之处,“缺少和这帮人的实战经验”。
正说着，汪的手机铃声响了。他打开看了看，递给记者，短信是一个叫李辉的人发来的。
“他是电视剧《七剑下天山》的编剧。他去找某导演收稿酬，那人后来在电话里骂道：黑道白道，我都要找人收拾你。他害怕了，去了澳门。我发短信问他，能否曝光这事，他说可以。”
3月2日，北京皇家粮仓某咖啡厅内，王伊皱着眉头，蜷在沙发中。
王伊曾在湖南电视台做过主持人，为了当编剧，做起了北漂，写过《母仪天下》。
2月24日，她在会上透露，去年7月，她与北京水柔风影视公司合作，在临时救急情况下，创作了剧本《牟氏山庄》。
后来，水柔风公司又与山东栖霞市文化局合作，共同投资拍摄这部电视剧。
“开机后，他们又找到紫禁城影视公司，这次是三方联合投资。”
王伊的工作也由编剧上升为统筹，为了拍这部戏，耗尽心力。
2007年10月8日，我向水柔风公司总裁叶 提出付尾款，却被告以“等我们审稿合格后”。第二天，我被告知“稿子阅完，不符合开拍要求”。我试图耐心跟叶 就合同约定沟通时，对方的态度变成“请认真看好合同再说话，我不是你的对话方”等等。到10月9日晚，我试图告诉对方，根据国家相关法律和我们之间的合同，没有付清全款，拍摄成品将有版权纠纷。我得到的答复竟然是“那不是我的事，签约方自会料理”。从此叶 不再接我电话，不回复短信。
事情完全出于我意料之外。因为长达3个月的透支工作，我病倒了。半个月后，我通过咨询同行前辈以及律师，决定在剧本拍摄完毕时向合同甲方，也就是出品方之一——山东省栖霞市文化局，合同签约人宋 沟通相关事宜。
2008年1月10日，在长达26分钟的电话交流中，对方首先肯定了我们之间的合约关系，以及承认我的工作。接下来讲述了很多投资方之间的矛盾。对于付款问题却一直推脱，含糊其辞。无奈，我只得告知，如果得不到明确答复，我只能诉诸法律。
万没料到，一介文化局局长的答复竟是：“你一个女孩子多大本事？你说这话。我告诉你，你找死！是不是？欠你6万块钱……回头花10万块钱找人把你做了！你敢吗？说这话没意思……现在打官司……你懂不懂打官司啊你？尽管签名字的是我，但我们政府有法治办，我们有委托机构，他就专门给你打去，带着你出去玩去……”
这段对话被王伊全部录下，目前正在网上播放，点击率上万。
“通完电话，我瘫在书房里，气愤，难过，沮丧，形容不出来，一个小时缓不过来。”王伊苦笑着。当初，她相信这部电视剧有政府部门联合拍摄，“更上了一层保险”。
王伊不停地拨弄手机，把以前叶某发给她的短信，向记者一一展示，“我都存着呢。你看，还有她过生日时，对我能力的肯定。”
这些在合作中培养的感情都是假的吗？王伊问记者。
“会议结束后，大伙劝她把录音曝光。她还挺犹豫，担心报复。我们对她说，这样做反而安全了。你这时出了什么事，天下人都知道是谁干的。”汪海林说。
“很长一段时间，不想写稿。当编剧的信念动摇了，人也迅速消瘦下去，我真想回到家乡。”
声音
慈文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中骏：别说80个，800个也没用
3月1日，记者拨通了慈文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中骏的手机，请他就“编剧维权”发表看法。马中骏是电视剧《神雕侠侣》出品人，早年写过一部《街上流行红裙子》
大牌的应该好点吧，主要还是年轻编剧，刚刚出道，权益维护不太好，没办法，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编剧一罢工，立刻就会对业界产生威胁。在中国你产生不了(威胁)，不要说80个，800个也没用。你不编，自然会有人编。
回过头来，我们冷静想想，既然是甲乙双方的诉求，就会出现屁股指挥脑袋的问题，你站在甲方立场上，一定会对编剧挑毛病的。编剧自身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我就知道一些所谓大牌编剧揽了许多活，然后分给枪手去做。我也曾在某些场合说过，编剧现在关起门来编的东西太多，真正有感而发的佳作太少。
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副处长陆亮：我是个人意见，不代表官方看法
3月4日，直到记者截稿日期，国家广电总局对于编剧维权的公开联合声明，还未有正式答复。
为此，记者采访了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副处长陆亮。
我是个人意见，不代表官方看法。
我觉得这事情本身就是形式大于内容。局里都知道，好剧本是成功的一半，排在首位的还是编剧的能力，现在编剧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品牌了，比如刘恒。所以，还是要看你编剧水平的高低。
编剧觉得很委屈。说起来，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委屈，无论导演还是制片人。只能等整个行业发展得更完备，在此之前，有些委屈在所难免。
现在怎么办呢？一方面编剧要提高自身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允许编剧犯错，其实编剧这个行业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行业，我们要建立一个机制或机构，保护他们。电影局似乎不适合做这个机构，我觉得还是应由社会机构承担吧，电影局不能去直接裁判，只能说法律上判定一方侵权，我们才用不给侵权方许可证或其他方式，来为编剧维权。（记者 彭苏 安库雷）
相关背景：全美编剧大罢工
2007年11月5日，美国编剧协会与美国电视电影制片人联盟就提高编剧版税和收入进行的最后一轮谈判破裂，当天，美国编剧大罢工开始，各电视台脱口秀节目立刻停工；11月7日，《24小时》宣布本季播出取消，《绝望的主妇》等其他美剧随后也宣布停播。此后数日，好莱坞众多一线演员加入罢工队伍；11月17日，《达 芬奇密码》续集《天使和魔鬼》拍摄推迟；在谈判重开并再度破裂后，编剧协会和演员工会先后宣布抵制金球奖。2008年1月7日，金球奖颁奖礼取消。
2008年1月18日，美国导演协会和影视制作人协会达成协议，协议增加了编剧佣金并提高了网络下载的利润分成；1月22日，编剧协会宣布给格莱美放行。次日，编剧和制片人双方重开“非正式谈判”；2月8月，双方领导人达成临时协议，制片方同意向编剧支付通过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发行的影视节目的销售分成。
2月12日，大罢工结束，近20年来好莱坞最大规模劳资纠纷宣告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