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独秀前期民众观的二重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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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最终是否完成这个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呢？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其前期的民众观，看他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同志曾说，看一个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1]。本文就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民众观，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两段来分析。
一
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基本上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他虽然去初步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但从根本上看，他还是对人民群众持漠视的态度。
当时的中国，内受封建压迫，外遭列强侵略，黑暗腐朽，民不聊生。作为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革命者，如果不去关心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点上，陈独秀的态度是矛盾的、双重的。
一方面，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人民”的概念，认为“国家是人民建立的，虽有土地，若无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国家呢”[2]？这里，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国家应以人民为主，“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也”[3]。这种民本思想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此时对“人民”的概念还是模糊的，认为是指全体国民，当然也包括部分剥削者在内，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人民”应该是指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
在初步认识到“人民”概念的同时，陈独秀也开始注意人民群众的要求，去关心他们的疾苦，对他们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表示同情。他曾为平民无故被杀而愤愤不平，曾指出，“中国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政党；或者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取人民的膏血”[4]。这种反对“乱杀平民”、“吸取人民的膏血”的思想要求，无疑是陈独秀一种朴素爱民思想的体现。随后，他又进一步对人民群众遭受苛捐杂税的痛苦表示同情，指出，“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5]。显然，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的处境是关注、同情的。关注和同情之余，陈独秀又揭露了造成平民“哭声”的根源：“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用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小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6]怎样改变贫穷呢？陈独秀认为，只有“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7]，明确号召穷苦人民起来进行社会革命。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仅能够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能够为民着想，并指出一条救民之路，尽管不是一条正确之路，但在当时也不可能提出一条正确的救民之路，但是，不管怎样，陈独秀毕竟已在探索，这点应该值得肯定。
另一方面，陈独秀却又鄙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称为“草野愚民”，“全国中乡鄙农民皆是也”，认为人民群众“沉梦不醒”，素质太低，“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8]，甚至把亡国的原因也归之于“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9]，这些都是极为错误的思想认识。
此外，陈独秀还把义和团运动称为“拳匪之祸”，大骂义和团运动，说八国联军的入侵“是义和拳闹出来的”，“因为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可见“义和团何等可恶”。所以，陈独秀主张在中国彻底根绝义和团这样的群众运动，他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10]陈独秀不仅否定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而且把列强的入侵归罪于义和团，这是不合情理的。显然，陈独秀是用主观的、片面的唯心观来看待广大人民群众的，夸大了人民群众落后的一面。基于此，广大人民群众在他的眼里自然就不会是一个光辉的形象，他笔下的人民群众形象都被描绘成“委靡”、“苟偷”、“庸懦”、“污秽”、“无耻”、“愚昧无知”、“合污远祸”、“毁节求容”的一群“游民盗匪”、“草野愚民”。这种歪曲表明，陈独秀对人民群众是持蔑视态度的，根本瞧不起他们的伟大作用。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上是矛盾的。
二
五四运动暴发以后，马列主义广泛传播，受其影响，陈独秀的民众观也随之发展。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给陈独秀以深刻的印象，他开始重新认识广大人民群众，重新评价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11]。陈独秀还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我们常说“劳动神圣”，就是因为天地乃劳动者开辟出来的。陈独秀把人民群众的作用上升到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明确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这无疑是陈独秀民众观的一大进步。
有此认识，决定了陈独秀能进一步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为他们的境遇鼓与呼，他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12]这表明陈独秀对劳动阶级的深切同情，不仅表示同情，而且还对其造成的原因进行揭露，认为劳动阶级的生活牛马不如，是因为他们处在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地位造成的，“诸君的困苦是从诸君都是一个被雇的劳动而来的”[13]。劳动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14]，结果“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15]，“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16]。因此，陈独秀主张人民群众应居于治人的地位，并公然倒转古训，喊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17]的口号，这不能不说是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给予充分肯定的一种表示态度，也体现了陈独秀在某种意义上已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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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独秀重新认识人民群众的同时，仍然遗留着轻视人民群众的思想，他咒骂“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又说：“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18]从这种蔑视群众的观点出发，陈独秀认为，“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19]，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少数人压服多数人的运动。因此，陈独秀反对把国家的重任放在人民群众的肩上，认为若将国家重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20]！可见，陈独秀尽管在五四运动之后，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有所提高，看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作用，但从本质上来看，陈独秀还是蔑视人民群众的，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了解人民群众，特别是不了解工人阶级遭受的深重的剥削和压迫，因而要求解放的愿望也是最强烈的，是一个革命最彻底的阶级。
由以上不难看出，陈独秀一方面同情人民群众的疾苦，肯定他们的作用，鼓励他们起来改变现状，使自己居于治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谩骂人民群众，看不起他们的作用，因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矛盾境地，明显地体现出其民众观的二重性。
三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也往往呈现出矛盾的状况，陈独秀也不例外。以上我们看到，陈独秀前期的民众观是二重性的，究其根源，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
第一，从阶级根源看，陈独秀出身于封建剥削阶级家庭，从小接受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教育，青年时代又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和进化论观点，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在他的脑海里刻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他积极主张走资产阶级共和道路。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一片黑暗，民众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此，陈独秀多少能看到一点，特别是在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之后，更能意识到这点。因此，他能够表现出对民众受压迫和受剥削境遇的同情，并且去关心他们的疾苦，体现出他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但是，他的剥削阶级思想并未消除，更由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在思想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在生活上他是远离人民群众的，不可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不可能懂得他们的切身需要，更不了解他们中间蕴藏着的巨大的革命潜力，他只看到封建官僚、军阀、政客等一群统治者的昏庸腐朽、贪婪无耻、残暴成性和奢侈浪费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苟且偷安和软弱无能。“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21]，以为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而广大人民群众也都如此，并把原本属于封建上层社会寄生阶级的恶德丑行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丑陋秉性、顽劣固疾都当成是全体国民，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通病。“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22]？可见，陈独秀的认识是错误的、片面的和主观的，这就决定了他的民众观是双重的。
第二，从思想政治根源来看，这一时期，陈独秀的脑海里明显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部分观点，又具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内容。两种世界观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同时并存，造成其民众观的双重性。
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对陈独秀的影响极为深刻，他满脑子都是英雄伟人的观点，因而片面强调伟人圣贤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认为“近代贤豪，当时耆宿，其感化社会之力，至为强大”；“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23]。还说，“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浊流，惰力甚大”，所以，“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24]。“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也”[25]。在陈独秀看来，近代中国日益贫弱，国不堪国，民不聊生，是由于缺乏“为之中枢，为之模范”的英雄伟人之缘故。很显然，陈独秀对英雄伟人是顶礼膜拜的，他不懂得改革社会单靠少数几个英雄伟人是行不通的，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伟大作用，才有力量同旧势力进行斗争，如果英雄伟人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失去其基础，就没有力量。对英雄伟人的崇拜，势必会造成对人民群众的轻视，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陈独秀脑海里充斥着英雄史观的同时，他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些观点，从而使他的世界观有了某些改变，才会使他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有所改变，有所提高，他才会懂得改革社会单靠少数伟人是不行的。他说：“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于个人甚远，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26]。世界观的某些改变，决定着陈独秀民众观正确的一面，但是，必须特别强调的是，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是不彻底的，因为在他正确认识和肯定人民群众作用的同时，还在谩骂人民群众，认为“中国人欠诚实”[27]，像“一盘散沙，一堆蠢物”，这充分说明了陈独秀轻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并未消除，英雄史观也并未克服，否则不会如此对待人民群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陈独秀前期民众观中存在着严重矛盾对立的两面，其正确认识民众的一面，虽然没有达到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但已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特别是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是非常可贵的。陈独秀轻视、谩骂民众的一面，则表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好，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他后来陷入右倾投降主义泥潭并主张取消主义观点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甚至也是他后期反对全民抗战的根源之一。当然，处在一个变革动荡的历史时代，任何人都难免会出现矛盾的思想，我们不应该苟求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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