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应当是文化大师和教育家：他们若无才无识无德，比省长市长们腐化堕落，更加要命
大学曾是动员、引导、组织现代文化力量的中心，在全社会享有崇高威望，它独立的文化使命本身就是一面旗帜。中国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他们不是官僚体制的产物，而是思想权威、智慧象征、学术大师，是良知倡导者和文化战略家。
人们经常提到大学地位下降的事实：国民党派到大学主持校政的政客，常常被师生们拒之于校门外。直到解放后的多年里，大学校长可以直接见到最高领导人。而以后大学校长作为一个厅局级干部，连见一个厅局级官员也要排队。
腐败的旧中国，尚有一批顶天立地的大学校长，为衰弱的民族培养文化生机。然而，今天校长们人格、品德、思想的整体素养难以与过去相比，也无法与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相适应。他们多是理工科专家，人文学科出身的校长极少，有也是意识形态专业。在教育领域外行居多，缺乏教育家的综合素养。由于长期接受畸形的教育，常常不知不觉地陷入旧的思维模式。
大学很少有卓越的教育家执掌校政，校长也只是行政角色，其使命来自政府的授予。许多人是多年官场上摸滚出来的，即便是业务上冒出来的尖子当上校长。位子的光环，尤其是灿烂的仕途太具诱人力，让人沉迷于晋升的期望里。
一旦如此，他们就只会敷衍面子上的事情，自觉不自觉地把精力投入各种能引起轰动的形式主义应酬里。总在报告，举牌，揭幕，授奖，签字，鼓掌，微笑，寒喧，吃饭，除了上厕所和睡觉，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当然也没有独立的思考。
一位常年在某著名学府替校长、书记做官样文章的朋友，私下透露一个并不新奇的秘密：大学的领导人最真实的状态，是与地位平行的同僚在饭桌上，几乎从不讨论什么学术，而是讨论“哲学”（这个词估计来自众多传记里描述的毛泽东对尼克松“谈哲学”，当然在这里又有了“创造性”的转义），亦即“如何做人”，说穿了就是人际关系。
国家领导人为培养政治接班人殚精竭虑，国务院还掌握五百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人事权，强调企业的命运取决于好的一把手，舆论对企业家大肆吹捧。然而，这些正确思路却很少用到文教事业上，很少有人考虑有没有一位合格的大学校长。
将眼光放在文化教育的百年大计上，天平稍稍向这边倾斜，会更有利于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迫切的问题是要使校长减少形式主义的活动，增加一些与师生的直接对话，尤其要投入心智和精力，形成自己远程的发展思维。
近来，由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大学校长的地位获得了提升，尤其是一批名牌大学领导人的行政级别提到了副省级，这也许是一个乐观的开始。但一方面，大学校长作为全社会的文化灵魂，“副省级”显然是远不足以衡量的。另一方面，这种提升仍只是“官本位”体系里的产物，而大学校长不能等同于一般行政领导，这个职位也不应通向政府官员。
行政领导面对的是国计民生的现实，尽管也要有社会发展的战略胸怀，但他们更多的是解决具体问题。大学的发展是一个更为长远而持续的过程，一个称职的大学校长虽然也要应付当下的行政事务，要具有应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但他最根本使命在引导社会的未来。因此，大学校长更重要的是要有宽广的胸怀，有丰富的想象，有浪漫的情怀，能够展望未来。
大学校长也不能成天在市场行情、经济需要、实用价值里打小算盘。因为他所领导的大学应当能够高居于世俗生活之上，以自己的创造引导生产与生活，而不应被现实潮流所裹挟。这种力量来自内心深厚的文化、科学底蕴和丰富的创造力。
大学校长应当沉浸在深层的文化见识与思考里，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而不是被时尚所裹挟，更不被功名所诱惑，为权力所支配，被人云亦云所蒙蔽。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学术同行的典范，是青年学生的表率，是社会文化的旗帜。
如果能淘洗出100位卓越的大学校长，21世纪中国定会辉煌无比。一个民族直接面临经济崩溃，政治动乱，固然是极大的危机。但精英集团的腐败，精英文化的堕落，会断送未来精英的成长，那将是根子深处万劫不复的危机。
市长、省长、部长们无能和腐败固然是社会的祸患，但只在此时；而一个国家没有真正的教育家做大学校长，它的学术文化没有支撑，整个民族将没有精英，社会将没有智慧和良知，它造成十年、几十年以后整个民族的腐败和萎缩，这才是致命之患。
西方大学校长通常是在遴选委员会主持下，在公开竞争中遴选出来的。这个委员会充分体现作为学校主体的学者意志，还包括本校学生、毕业校友及社会人士。进入遴选范围的人，公开发表自己的治校思路，展现自己的气质与才能，能够实现各方面的沟通。这样遴选出来的校长无需显赫的权势，他们对学校本身负责，与选举者保持着先天的沟通，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中国大学领导人产生过程，也有所谓的民意调查。但这是在不公开、不知情的黑箱里操作的，人们没有办法对候选人形成全面、真切的了解，只有凭借片面的外部印象，甚至捕风捉影的传闻来下结论，特别是自觉不自觉地掺进当事人及其小集团的利益考虑。在这种功利主义角逐中选出来的人，往往无法体现全面的发展需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审慎的校长遴选，需要经过三个环节：
外在的指标——外在于学术文化的尺度——年龄、性别、出身、风度、性格、资历、论文数、项目多少、是否出国、人缘、知名度等都常常成为衡量人的要素，并影响其升降的命运。然而，人内在的素养真正决定人的作为，而这却是难以直接用外在的指标衡量的。现行的大学校长遴选体制难以考量一个人内在的能力，便只能在这些外在的指标上作文章。
内在的素养——合格的校长不仅要学有专长，而且要知识全面、视野宽阔，还要懂得教育。这就需要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学者群体对人选进行专门审查、讨论，给予综合评价，作为选择的基本参照。
综合的实力——合格的校长作为整个学校的学术门面，必须有充分的信心和实力面对社会，自如地施展自己的才华。要有相当的风度应对师生，表述自己的主张。以实际表现赢得人们的支持，建立校长与教授、学生之间的对话关系，也形成师生的监督与压力。公开的竞选，能避免利益关系网和世俗舆论的支配。因此，最后的环节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表决。
释迦牟尼在走向伽耶山途中，经过一座树林时他坐下来休息，这时他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拿着一个很大的包裹从他面前匆匆走过。不久，树林中走出来30个精壮的男人。看这些人的举止和所佩带的．刀剑，都是些王公大臣和富豪的子弟。他们看见在树下休息的佛陀，就询问佛陀见到一个拿包袱的女子没有。佛陀问为何找这女子，这些男人说女子是他们找来的妓女，这妓女哄骗了他们，把他们的衣物都偷走了。佛陀说：找东西重要还是找回你们自己重要?快找回你们自己的身心吧!佛陀的这一句话，使这些公子哥猛醒。佛陀又为他们讲解四圣谛的苦集灭道，使他们都皈依了佛陀，成为比丘。
释迦牟尼离开树林，来到他曾经修道的伽耶山尼连河边。他的目的是化度在这里修行的，拜火教的首领优楼频罗迦叶。佛陀指出：不去觉悟人生的真谛，抱着追求某种欲望和私念去一味地拜火，是不能解除一切苦恼的，更达不到涅磐寂静的崇高境界。使优楼频罗迦叶真正见到了真理的火光，带领拜火教500弟子皈依佛陀。后来优楼频罗迦叶又说服了他的两个也是拜火教的弟弟那迦叶和伽耶迦叶，各带领自己的250名教徒皈依佛陀。这时，佛陀的弟子已有千余人。释迦牟尼的佛法，从此向更广泛的地域传播。
释迦牟尼曾答应摩竭陀国王频婆娑罗，自己成道，必先去度他。为不失约，佛陀就带领千名弟子去摩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
摩竭陀国的国王频婆娑罗听到悉达多太子修道成为佛陀，亲领千名弟子光临他的国土，并有言在前，太子证悟之后就来救度他，所以非常高兴，带领群臣和眷属，恭迎到首都王舍城城外。请佛陀向全国臣民说法，佛陀在王舍城系统地讲解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磐寂静”三法印。频婆娑罗王和一切听众听从佛法的感召，顿开愚痴，内心清凉。从此，摩竭陀全国奉行佛教，许多人皈依佛陀。
为了报答佛陀的教化，频婆娑罗王在王舍城的迦兰陀竹林内建了一座花园式的别墅，起名“竹林精舍”，供佛陀安居、说法。这就是佛教的第一座寺院的形成。
在王舍城南面，有一座雄伟的山峰耸入云霄，这就是著名的灵鹭山。山上有许多天然石窟，十分幽静。释迦牟尼更喜欢居住在灵鹭山中的石窟里，与弟子们在此修行说法。频婆娑罗王也曾多次来到灵鹭山向佛陀请教。
在当时的古印度，除了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之外，还有六个较为有影响的宗教派别，在佛经中将这六个教派称为“六师外道”或“沙门六师”。这些教派之间壁垒分明，互不服气。佛教在传播中，时有与外道冲突之事。六师外道之一的诡辩派的两位著名学者舍利弗和目犍连，就是十分傲气，自认为世上无任何教派能胜过他们。有一天舍利弗偶然在路上听到阿说示向他说了两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之后，立即体会了佛陀这根本教义的伟大真谛，于是立刻转告他的知友目犍连，各率弟子共250人皈依佛陀。这证明了佛陀的教义与当时各教派的理论相比，是合理得多，是更有说服力的。
离王舍城不远的摩诃沙罗陀村里，有一位大富豪名叫大迦叶(又名摩诃迦叶、迦叶尊者)，他聪明博学，是婆罗门种姓中最受人尊敬的杰出人物。佛陀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说法，声名威震，皈依者如云。起初，大迦叶对佛陀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为探明究竟，每次都去听佛陀说法。佛陀的德慧和佛法的感召渐渐地打动了大迦叶的心。有一天，大迦叶听完佛陀讲法后，在归家的路上经过多子塔时，看见佛陀正静坐在塔边的大树下。佛陀的肃静和威严，使大迦叶肃然起敬，他终于拜倒在佛陀面前，请求收他为佛弟子。佛陀对大迦叶说：我知道你会成为我的弟子的，你跟我来吧，未来佛法的流传，很需要你啊!大迦叶重视苦行，少欲知足，因此有“头陀(苦行)第一”的称号。
释迦牟尼彻底觉悟成为佛陀以来，首先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收乔陈如等5人为弟子后，大约在4年的时间里，相继皈依佛陀成为比丘的，已形成2250人的庞大的教团组织。佛经中常见的“干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罗汉”就是指的这时僧团的规模。
阿罗汉简称罗汉，是上座部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达到阿罗汉果位有三个要求：①杀贼(以烦恼为贼)；②无生(不受生死轮回)；③应供(应受人天供奉)。所以罗汉的意思又为“应供”。
佛教传说，十六罗汉是释迦牟尼的弟子，他们受了佛的嘱咐，不入涅磐，常住世间，受世人供养而为众生作福田。
在释迦牟尼成佛后的第五年，拘萨罗国首都舍卫城的一位富商，名叫须达多(由于他乐意救济贫穷孤独的人，人称“给孤独”)，他来到王舍城的竹林精舍拜访佛陀，请求赐教。佛陀对须达多讲解道：救济贫苦孤独者是可贵的德行。但布施只是祈求人天福报，那还是追求“我所有”的欲念，是不会久常的。施财是一种善行，法施(以佛法劝人行善)更是大善，还有无畏施，就是不顾自己安危去解救他人，才是伟大的德行。同时又进一步讲解了宇宙间没有什么天神控制世界，一切善恶都是因缘而生，是自己的行为所致的道理。须达多听完佛陀教诲，深受启发，下决心要在舍卫城建造一座精舍，请佛陀到拘萨罗国去为众生说法。
须达多在舍卫城为佛陀选择精舍的地方，最后，他认为只有波斯匿国王的太子祗陀所拥有的一座花园，才是最适合建造精舍的圣地。于是须达多请求祗陀太子将自己的花园出卖给他，为佛陀建说法的精舍。太子对佛陀没有认识，不愿出卖心爱的花园，就难为须达多，让他用黄金布满园林来作价购买。如此昂贵的价钱也没有吓倒须达多，他果然用黄金铺太子花园的土地。这使祗陀太子十分感动。于是太子与须达多共同将花园赠送给佛陀，并建造了规模比竹林精舍更大精舍，佛陀命名为“祗树给孤独园”(又名祗园精舍)。当佛陀到达舍卫城时，受到全城人民的盛大欢迎。从此，祗园精舍与竹林精舍都成为佛陀经常居住说法的重要场所。
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修行成佛陀，在邻国舍卫城祗园精舍说法，就派使者请佛陀回国一行，一是想念儿子，二是请佛陀为迦毗罗城的民众说法。佛陀应父亲的召唤回祖国省亲。当他见到离别1O多年的父亲时说，我给父亲带来的礼物只有佛法，我就以佛法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佛陀在迦毗罗城说法，王亲贵族和平民都来聆听，受到佛法的启迪，许多人皈依了佛门，佛教在佛陀的故乡风行。
释迦牟尼到后宫去看望妻子耶输陀罗和儿子罗侯罗。当佛陀走到花园时，耶输陀罗让儿子罗侯罗向自己的父亲要继承权。佛说：我没有财产给你继承，再说有再多的财富也有用尽的时候，我让你继承的只有佛法，这是最伟大的最永久的事业啊!耶输陀罗公主很愿意儿子继承佛陀的事业，于是佛陀收罗侯罗为佛弟子。这是僧团中有沙弥(不满20岁的出家男子，当时罗侯罗只有15岁)的开始，佛陀亲自为罗侯罗制定了沙弥十戒。佛陀这次在家还化度了同父异母的弟弟(姨母摩诃婆舍波提所生)难陀为佛弟子。
佛陀这次回故乡只住了7天，便辞别父亲返回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宣传佛法。
释迦牟尼这次回故乡虽然只住了7天，但由于他宣讲佛法，感召了许多王族的子弟。不久，许多子弟追踪佛陀到了王舍城的竹林精舍，要求出家修行。其中著名的有4位堂兄弟阿难陀、提婆达多、阿那律和金毗罗。与这些王子一同赶到竹林精舍请求出家的人中，有一位是给王子们理发的贱民(种姓首陀罗)，名叫优婆离。优婆离自觉血统卑下，很怕佛陀不收自己为弟子。佛陀不但收优婆离为弟子，并让他出家受戒在诸位王子之先。这是为了表明佛法对任何种姓的人都是平等的，同时也抑制自以为血统高贵的诸王子的骄傲习气。奴隶出身的比丘优婆离，由于他“奉持戒律，无所触犯”，因此拥有“持律第一”的称号。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
释迦牟尼的父亲在93岁的高龄时逝世了。佛陀亲自抬棺把父亲火葬了。净饭王逝世后，曾经抚育过佛陀的姨母摩诃波舍波提夫人，带领500释迦族中的妇女，要求佛陀给她们受具足戒，依照正法出家修行。按照当时各沙门的惯例，妇女只允许在家学道，所以佛陀也不收女弟子。但摩诃波舍波提夫人自己把头发剃去，披起袈裟，跪在精舍门外不起。佛陀提出，妇女参加僧团出家，除了遵守一般戒律外，又增加了八条更加严厉的戒规。摩诃波舍波提夫人都欣然接受了。于是波舍波提夫人成为第一个出家的女弟子——比丘尼。“尼”是梵语中的女声。因 此汉语俗称比丘尼为“尼姑”。不久，佛陀的妻子耶输陀罗妃子也加入波舍波提夫人的比丘尼僧团出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