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腓特力大帝 (Friedrich der Grosse)是普鲁士德国近世的开明君主，而巴哈 (J.S. Bach) 则是德国音乐史上的巨擘。在巴哈次子C.P.E. Bach的引见下，巴哈于一七四七年获腓特力大帝接见。据说二人晤面时前者第一句话是问「你说不说法文？」三年后，法国文人伏尔泰(Voltaire)到稔熟的腓特力王庭上作客。大概是宾至如归吧，据云伏尔泰曾有以下一段家书：「我简直就像在法国一样，这里的人只讲我们的话，德语只是用来对士兵和对马匹说的！」
对心仪现代德国在文学、音乐和哲学上都有卓越成就的学者而言，上述情景，真匪夷所思。此中缘由，应自「三十年战争」说起。所谓三十年战争，是指1618至1648年间欧洲多国的宗教、政治、军事、经济等力量的一场总角力。德国由于地理和战略上处于利害的要冲，成为三十年战争中最被蹂躏的地区。经年战祸除令德国的经济重创外，最严重的后遗症是文化上长久地失去活力，包括对德语母语的自尊和自信。当时欧洲列强中的法国，成为三十年战争的最后胜利者，法语便成为德意志民众趋之若鹜的高贵语言。
2. 莱布尼兹论「语文作育」与「德语思维社会」
德国民族十七世纪间形成的对母语轻视的风气，引起了学界的反省。其中，以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的见解最深刻。莱布尼兹是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一位「文艺复兴人」。莱氏等身的著作中九成以上是以拉丁文或法文写的，以德文写的著作甚少，但其中却有两篇论文是分析德语的特点和讨论德语的前途的，分别是：
1.〈关于德语运用与改善的一些未合时宜的思想〉(1697)
2.〈向德意志国民劝诫，着其更妥善地运用其理解和语言，并附带提出缔建一德语思维社会的建议〉(1682)
这两篇文章主题统一而内容呼应，充分反映了莱氏对德语母语现况的忧虑及其前途的关怀。其中酝酿了「语文作育」(Sprachpflege, language care)和「德语思维社会」(deutschgesinnte Gesellschaft) 这两个极重要的概念。
语文作育这概念无论从语言、文化、教育、甚至哲学等角度观察，都有深刻意义。这概念和今日所谓「语文规划」(Sprachplanung, language planning) 颇相近。因二者都意谓一民族应对所用的语言文字作某些施为，使该民族的语文朝向其意欲的方向发展。所不同者，是语文规划主要是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入手，而语文作育则主要就语言群体中每一使用该民族语言的同侪所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去考虑。
至于「德语思维社会」的建立，正是从语文作育角度设想，其目的是要让一众德意志国民，借着各种语言活动的积极参与，使德语和德语文化的活力得以长久维系。从历史上看，「德语思维社会」这名目并非莱首创。事缘1642/43年间，德国汉堡便曾有名为「德语思维互助合作社」和类似组织的建立。这些语言互助组织都抱同一宗旨，就是要力拒外来词侵入德语领域，以保存德语的纯粹。然而，莱布尼兹「德语思维社会」的构思只坚持不应忽视德语，而不强调保持其「纯粹」，更不同意排拒外来语言元素，以达至所谓的纯粹性。莱布尼兹不同流俗处，是于重视母语之余，表现了包容外语的胸襟。这份胸襟，百年后的歌德以下一语最能相契：「一种语言之力量，不在乎能把外来元素排拒，而在乎能吞噬之。」
3. 莱布尼兹论德语的长短—就德语的两项「欠缺」与莱布尼兹商榷
《未合时宜的思想》一文中，莱布尼兹对发展到当时的德语作了简略的总结，以揭示德语的长处和短处。就长处而言，莱认为德语长于「以感官能力去掌握……特别是涉及物质世界、和技术及手工艺方面的事物。」相对而言，莱却认为德语于精神文化方面显得短缺。而短处主要有二：第一是欠缺「心灵搏动的一些表达方式」；第二是欠缺「抽象而多变的认知表述，包括逻辑和形而上学等术语」。前者可引申至文学的情意领域，而后者则直指哲学的观念世界。莱布尼兹的反省固语重心长，但如对德语的历史看得仔细一点，则必须指出，其关于德语语言资源两项「短缺」的判断，并不完全属实。
先就情意领域的用语而言，德国其实自十二、三世纪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起，便有抒情诗的传统，这传统于十五世纪的Paracelsus达到了哲学和诗意融合的境界。再往后一两世纪的巴洛克传统中，Paul Gerhardt的诗句，以浓厚的宗教感衬托出广大而细致的胸怀，其许多诗句被巴哈编成辞曲双绝的歌曲，几百年后的今天仍教听者动容。至于 Angelus Silesius的诗句，其静谧而深邃的存在感，到二十世纪还博得海德格等哲学家的青睐。其次就所谓「抽象哲学用语」的欠缺问题，我们应指出，十、十一世纪的Notker von St. Gallen早已透过古学的翻译为哲学德语奠定基础。一世纪后，Hildegard von Bingen 开德国密契论的先河，到了十三、四世纪，终于出了埃克哈特大师 (Meister Eckhart)。学者Eucken《哲学术语简史》一书即指出，从埃克哈特的著述所见，大量「以人类精神心境的内容为对象」的德文词汇已被缔造出来了，其中不乏日后康德和海德格惯用的语汇。埃克哈特死后，Seuse 和 Tauler承继其香火，到了十六、七世纪，密契论另一巨擘贝美 (B?hme)再把德国哲学语言推至另一高峰。
由是观之，十七、八世纪之间，德语与其像莱布尼兹所说一般缺乏，不如说是德意志民族于三十年战争后对母语失去了自信，并因媚外和疏于作育，以至德语在民间和在学院的力量非但没有寸进，反而连一些重要的古老元素也遗忘了。换言之，莱布尼兹委实低估了他以前的德语传统。但其对「时弊」的刻划毕竟重要，因为如果连有心人如莱布尼兹也会把德语固有的优点忘记，则当时德语所受伤害之深之剧，实比莱所设想者尤甚。
莱布尼兹虽然低估了德语的固有传统，不过，现代德语如欲再展光芒，文学与哲学确是关键。历史结果没有辜负莱氏所托：因为莱身后百年之内，德国文学界英才辈出，包括足可与英国莎士比亚媲美的歌德和席勒；而哲学界人才更不遑多让，其中当以康德和黑格尔最为杰出。这新一代的文化巨人一改前代对德语轻忽的态度，转而活跃地使用德语。他们切实履行了莱布尼兹要求的「语文作育」的义务。结果，在他们的学术思想不断获得崭新成就的同时，现代德语蛰伏已久的潜力在他们「笔下」不断被推向高峰。
4. 从莱布尼兹的「劝诫」到近年德国学界的联署事件
莱布尼兹当年面对的处境，印之于今日德国，几乎历史重演。莱的世代正值神圣罗马帝国（实即未统一的德国）战败后的几十年，这和今日德国仍未完全摆脱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阴霾雷同。而莱布尼兹当年经历的「西风」，今日德国同样要去面对；所不同者，是今日的西风不来自法国，而从更远的美国吹来。
二零零一年六月间，德国一群大学教授发动联署，就英语锐不可当的压力下德语作为学术文化语言的前途问题向德国十六邦的文化部、科学部及教育部发出公开信。该信由三十七人联署，包括文、理、社会、技术等学科之教授。公开信促请德国政府正视德国大学界语文运用上的几项发展趋势：其一是愈来愈多大型国际会议只以英语进行，甚至在一些以德国人为主要对象的情况下也不把德语列为法定语文。其二是德国许多学术发表园地只接受英语。其三和最严重的是一些大学的基本课程的教学语言竟然舍德语用英语。
联署显出，德国知识界对德语的命运已产生了极大忧虑，这忧虑除涉及学制外，还直接关乎莱所谓的「德语思维社会」的存废问题。联署信直言：「〔我们〕目睹德语将要被英语摒之于德国各州的学术事业之外这一危机。现特函请阁下正视有关问题。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一项危机，就是我们学术上赖以思维和社会上赖以传播知识的那一原始的语言基础将于五至十年内丧失。」面对这些危机，联署者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1.德国各州文化部应作政治动员，仿效法国人的做法，在英语之外确定德语作为一切德国境内的学术会议的法定语文地位；2.运用公帑把各种研究成果整理后译成德文，俾一般民众得以接触和分享；3.必须确保德国大学中以德语讲授的基础课程不会因为对英语的偏好而被草率地排挤。」
联署者提出的控诉，用莱的口吻讲，就是德国学界正在放弃「语文作育」的责任。联署者提出几项救亡措施时，以悲凉的语调把目标订出：「并不指望重振德语，使再度成为一种学术世界的国际共同语」，只「但求德语作为学术语言于国内不被忽略，和受到应有的保护和得以继续发展」。回想德语自康德、歌德之世的光芒，到今日这一境遇，实教人低回。如果连这番努力也放弃，则德国高等教育最后只能造就一群与国民社会割断了关系的，再不能以德语母语从事学术书写、讲论、甚至思考的「孤立的精英」(eine isolierte Elite)。情况如一至于此，则德语在学术思想领域将再无翻身之日。
5. 从「语文作育」的观点看今日汉语面对的挑战
有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莱布尼兹的劝诫，乃至近年德国学界的公开联署，与今日中国亦有某一程度的关系。枢要就在于英语已成为难以匹敌的世界语言这一事实。此外，在中国全面迈向国际化的要求下，各种生活面（特别是高等教育）愈来愈多运用英语将是大势所趋。当然，以汉语几千年的深厚传统，其面对的挑战或许没那么严峻。但所谓未雨筹谋，我们看到莱布尼兹当日和今日德国面对的困境，便应及早反省、研究，甚至辩论种种有关问题，俾能拟定对策。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以下只提出几点意见，以期拋砖引玉。
a.在国际化的风潮下，英语无争议地已成为世界语言，在此条件下全国加强英语作为第一外语是很自然的。从教育的观点看，学习外语除了让国人掌握多一种渠道以获取新知识外，最重要是有利吾人心智的开发。因为透过语言的对比，世人会认识到事物和事态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切入方式，从而更容易跳出狭窄的视野，并因而对自身的语言文化加深理解—包括其真正优点和其限制。歌德曾说：「一个人不懂外语，便也不懂其母语」。这话虽稍夸大，但意义还是很深远的。换言之，在语言政策上，我们首先不应采一「排外」的态度。
b.我们重视英语，却不能以汉语的忽略和荒废为代价。新中国重视英语固然好，但必须正视国人以汉语为母语这一语言现实，清楚地把英语教育朝向「优质外语」，而非「仿真母语」的方向定位。所谓优质外语是指在坚持母语不被忽略的条件下，尽一切资源加强英语作为外语的地位。所谓仿真母语是指在汉语本土办教育时罔顾语言现实，以为只要把种种本应以母语运作的语言平台都以英语替换，国人的英语便可「形同」母语一般云云。总言之，母语作育加优质外语才是国人走向世界的不二法门；相反地，仿真母语根本是舍本逐末，弄不好很容易像当年莱布尼兹看书展后所说：「许多人没学好法语之余，竟连德语也生疏了」。换言之，我们重视外语时，不应采一「媚外」的态度。
c.今日习外语者奉英（美）语为圭臬乃大势所趋。但高等教育的策划者，必须能跳得出此一窠臼，才是上算。至于具体作为，大底可有两点：一、是于英语以外，重点开发其它重要语言资源（即所谓「他语」），为国家培植另类语言人才。此中，一些具丰厚文化传统而今日仍有一定地位的语言可列为首选。二、未来的大学教育应鼓励学生，特别是研究生以掌握「三语」为目标。所谓「三语」就是一种母语加两种外语。三语于教育上的最大优势，是让吾人从事比较时能跳出「两极对立」观点。更有进者，今日之全球化(globalization) 其实已成了美国化 (Americanization)，他语和三语的推行，撇开教育上的好处不谈，在长久考虑下，其文化战略意义亦不言可喻。
d.回到语文作育问题上去。德国学界的联署中关于德语被轻视的几项事态中，大学基础课程之「重英轻德」其实是所有问题中最为严重的。要知，大学讲堂乃一民族之语言最重要的「作育」场所，往往也是老师的学术思想最能发挥原创性和得以凝聚的场合；更重要者，大学讲堂是一民族的学术文化和知识价值跨代传承的最重要机制。所以，在以本国学生为主的情况下，舍母语而全面英语授课从教育上看固违背语言现实，而从文化政策上看更是「自毁长城」。香港多所大学一直以来强制要求老师以英语授课，是从未充分考虑语文作育的文化使命，其经验不足师法之余，反更显出像香港中文大学般一直坚持的文化角色的重要。可惜近日香港中大为了国际化的目的，正有诱探各系来年能否提供足额英语课程以收取外地学生为主修生的措举，加上近年全国重点学府如北京大学也曾对师生作类似要求等，这些发展都是令人忧虑的。
e.赫尔德 (Herder) 认为，一语言要健康发展，有赖一高质素的语言群众。大学师生乃国之栋梁，都负有把各领域的知识研习、反省、乃至批判、开拓的职责。与此同时，大学师生对于国族语言的作育，显然也责无旁贷。我们须知，把各领域的尖端知识自全球的学术平台汲取回来后，能否把这些知识真的留住，并尽快回哺到中学、小学，乃至广大的国民大众去，全视乎大学的一群师生能否以母语把这些尖端知识重温、思量、讲论、争议和应用。因为只有这样，外来知识才能内在化到民族的语言中，慢慢成为民族的共同思想资源。因此，大学师生，特别所谓「海归」一族，他们于以外语发表著作之余，亦绝不应放弃以汉语就其所识履行语文作育的责任。
f.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世上各民族语言一一向英语让步将无可避免。在英语的强势下，各种语言能坚持到哪一地步和能坚持多久，全是一文化动力学的问题。其中涉及许多因素，而最主要者有二：一、一语言的群体的大小；二、一语言的历史文化沉积的厚度。〔除此二者外，其它重要因素包括：一语言被其它民族倾慕的程度、一语言携带新知识的多寡、一语言群体整体教育程度的高低等，但这些因素本文暂不予分析。〕由此观之，我们或可预见德语和汉语未来可能的命运。先看德语：就语言群体而言，德语比欧洲其它如荷兰、瑞典、挪威等语言强大，也因此一直较为稳定。但今日德语面对的压力是来自比当年的法语「块头」大得多的英语，情况便较不乐观了。幸好今日德语的历史文化沉积比莱布尼兹时代要厚实，因此德语面对英语或许还有一点角力的余地，但大概只能像联署者所说一般，但求勉力自保而已；最后如守不住，德语于学术上大概只能保持作为一种「对象语言」，而终于丧失作为「操作语言」的地位，而德语未来将失去活力，更遑论创新。再看汉语：以中国地域之广与人口之众，单就语言群体的能量而言，已不容低估。再就历史文化沉积而言，中国数仟年文化各方面累积的成果，将使汉语长久保持强大的竞争力。不少学者认为，当许多语言会相继被英语压倒之际，汉语将是为数极少的终于能与英语抗衡的语言。所谓抗衡，是指汉语可持续作为「对象语言」与「操作语言」的双重地位，并于文化显出现承先启后的活力。
g.诚然，或有一些大学为了达成国际化的办学目标，矢志推行英语授课，甚至于大学基本课程也以英语取代汉语。坦言之，从大学本位上看，这未尝不予人富于进取的感觉，但从更宏观的国族本位上看，问题却并不如此。总的而言：在今日中国对外日益开放的环境下，国人对英语的兴趣与需求愈益殷切之同时，世界对汉语的兴趣与需求亦会同步加强。尽管今日汉语要面对英语的压力，但由于汉语的雄厚实力，只要国人不放弃母语作育，汉语势力迟早会强力反弹，而其未来基本上是光明的。因此，为求国际化而加强英语虽无可厚非，但绝不能以搪塞母语作育为代价。大学基础课程乃母语作育绝不可弃守的壁垒，舍汉语取英语一措施，对一般科技学科而言尚应作检讨，对传统人文学科而言，实有如文化的自戕。基础课程以英语取代汉语的策略不应鼓励之余更绝不可争相追效。不然，轻则令今日过份激进的高等院校自己将来进退失据，重则可令汉语本来光明的前途因而蒙上阴影。
h.全球化的结果促使英语成为世界语言，但如果英语的globalization终于发展成为monopolization的话，则从各方面看也绝非全人类之福祉。因此，除了从国族的本位看我们应致力于汉语母语的「语言作育」外，从世界人的观点看，我们亦不应低估汉语文化对全人类的可能贡献。现代语言学之父洪堡特 (W. von Humboldt) 对汉语高度评价，甚至说汉语和梵语是人类语言中两种形态迥异，但都把语言精神发挥至完美境界的例子；洪堡特还说「汉字的种种形构，本即显示了哲学工夫在其中」，其嘉许之深可见。对汉语的价值，我们不必沾沾自喜，但也绝不应妄自菲薄。由于汉语在全球的影响势将慢慢增长，我们在英语强大的压力下，不应只像德国的联署者一般但求自保；我们应持更广阔的胸襟，在坚守母语作育的大原则下，稳步学好英语，再放眼于「他语」和「三语」。一方面把多种外语和多元文化引入母语，另一方面把母语带出世界。如是者，有朝一日，说不定许多外国学生都要来华以汉语学习？但在这时机未来临之前，我们可先别把自己的语言糟蹋掉﹗
6. 结语
诚如上述，语文作育与语文规划虽属不同层面，但都是民族语言前途之所系。一民族语言之命运，端看二者之实践是否成功。这一问题必须对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社会各层面的语言事务全盘考虑，其中千头万绪，绝非本文所能覆盖。今日论列的，只是问题的一鳞半爪。我们从莱布尼兹对当时德语困境的反省出发，看到了今日德国乃至今日中国（包括香港）所面临类似的处境。我们当知莱布尼兹并非一眼光狭隘的语言纯粹主义者，他本人精通多种外语，其对母语命运的关注，全是据于事理和发自良知的。同样地，我们要检讨中国乃至香港的语言教育政策，包括在大学里应否全面以英语授课等问题，绝非要排拒外语元素。我们只在强调，外语的全面吸纳，固然是未来教育之要务，但外语及其所携带的知识的吸纳，最后必须透过母语作育的内在化途径才能妥善地落实完成。我们最关心的是，如果于高校全面推行英语授课的措施一旦成为全国争相仿效的对象的话，则表面风光过后，在长久的考虑下，可能要付出语言文化上的高昂代价。
〔节自〈莱布尼兹与现代德语之沧桑—兼论「语文作育」与民族语言命运问题〉,原文将于2005年2月于上海《同济大学学报》刊登。此外，本文第五节的部份内容曾于2005年2月2日于《星岛日报》(页A19)经该报编者删节后以〈借德经验，勿舍汉取英〉为题首度发表。〕
